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issions of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主要矛盾在事物的发展中占主导和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影响着新时代教育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集中体现着国家发展的时代诉求，体现着特定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关系着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那么该如何解读“新时代”？有学者指出：“要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一看人民的总体需要状况，二看整个社会的供给状况，三看整个社会供给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2]

从人民的总体需要状况来看，美好生活需要已经取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成为新时代人民的主要需要。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更加注重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日前，我国的温饱问题已基本全面解决，即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序列，这从侧面表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然得到满足。马斯洛需求理论指出，较低层次需要的满足是激发人们追求高一级层次需要的前提条件。因此，当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文明需要得到满足后，追求人类精神与物质共同富足的新需要就会随之产生。

从整个社会的供给状况来看，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被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所取代。迄今，我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已显著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1]。种种发展成果都表明，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与新时代我国社会供给能力不相匹配，而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要则是新时代对社会供给提出的新要求。

从整个社会供给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来看，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尽管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80万亿元，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以下^[1]。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如城乡发展的二元化、区域发展差距悬殊、经济发展方式相对落后、民生领域存在诸多短板与难题等。这些都提示我们，目前我国社会供给还难以满足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我国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次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就整个社会系统而言，教育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影响着我国教育主要矛盾的变化。

从人民对教育的总体需求来看，“读好书”已经代替“有书读”而成为新时代人民对教育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致力于集中力量扩大教育规模、创办教育大国的办学方向，如今，我国教育在规模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3]。2016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普九”义务教育的巩固率达到93.4%，其普及程度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鉴于此，新时代人民对教育的总体需要已由追求受教育机会的“有书读”逐渐变为追求教育品质的“读好书”。“读好书”意味着人民渴望获得更加优质、更加充分、更加均衡、更加公平的教育资源。具体表现为：追求学前教育的普及化、多样化，追求将高中阶段的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追求高等教育入学比例的进一步扩大化，等等。

从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来看，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新时代我国教育供给能力不足的反映。截止到2016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到3.1万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连续5年超过4%，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提升至94%，多媒体教室的配置比例提升至80%，全国6.4万个教学点实现了数字教育资源的全覆盖，截至2017年6月，我国已在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12所孔子学院^[4]。但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阻碍着我国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如教育发展的“四大差异”(城乡差异、地域差异、群体差异、校际差异)^[5-7]以及“择校热”“入园难、入园贵”“大班额”“学区房贵”“课外补习班热”“大学生就业难”等各种因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引发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使人民对教育发展的参与感、公平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不强烈。概言之，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方向是在继续优化教育“硬件”的同时，更加重视教育公平、教育均衡所体现的“软件”建设。

从整个社会供给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来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教育现状不符合新时代人民对教育的期待。

首先，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四大差异”问题突出。其一，就城乡教育“二元化”而言，现阶段城市地区的教育投入、办学条件、师资力量都远远高于农村地区，如优质学校、高水平教师、精密化的教学仪器、完善的教育管理体系等都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偏僻的农村地区出现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校舍老化、师资配给不足、教师留不住等各类教育问题。其二，就区域教育差距而言，我国地域间的教育状况存在东、中、西三个差异带。就2016年各级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情况(见表 1)来看，呈“东部领先、中部陷塌、西部突起”之状；就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总投入来看，2014年、2015年、2016年投入最高的省份(广东省)分别是投入最低省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14.89倍、14.68倍、14.99倍^[8-10]。其三，就群体间的教育差距而言，我国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的机会及受教育的成本等方面差异显著^[11]。例如：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入学，只能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民办学校或私立学校；留守儿童所在学校校舍条件差、课程开设不齐全、教师“无证上岗”、教学人员老化等问题严重；特殊儿童群体受教育的权利不被重视；落后地区女性儿童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低于男性儿童。其四，就校际间的教育差异来说，优质学校、公办学校、城市学校教育发展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要远远优于普通学校、民办学校和农村学校。

① 该表基于《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的数据并经由相关公式计算得出。东、中、西部地区各级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各个地区的教育生均公共财政数目之和÷地区的个数。

其次，教育发展的不充分是新时代办人民更加满意教育的“绊脚石”。教育发展的不充分主要表现在教育体制机制、发展活力和教育效益3个方面。其一，就教育体制机制发展不充分而言：(1)教育管理权责需进一步明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纲要》)强调要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但对“谁来管”“管什么”“如何管”等问题的界定仍不够清晰，致使在教育管理的过程中出现“无人管”“管不了”“无权管”等尴尬情况；(2)教师队伍建设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对师德师风建设不到位、教师资格和准入制度不完备、教师发展培训管理机制不健全、教师考核评价制度不科学、乡村教师流动无序性及逆向流动等教师管理问题的改革还需加大力度；(3)教育法治建设相对滞后，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校园欺凌事件不绝于耳，纵观我国已有的教育法律和政策，不仅许多规定过于原则化、抽象化、笼统化，而且不可管控的“盲区”“死角”甚多。其二，就教育发展活力不充分而言，教育的多样化、个性化不足，“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其原因在于办学主体单一，未充分融入社会办学力量。其三，就教育效益发展的不充分而言，一方面表现为我国教育的创新能力不足，培养出来的创新人才在我国受教育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并且在世界舞台中心“发声”的机会不多；另一方面表现为我国教育知识生产力转换为经济生产力的速度缓慢。

基于新时代我国教育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教育发展将呈现以下4个主要特点：

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马克思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角度出发所阐述的第二个阶段——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社会。该阶段的突出表现是人的素质和能力大大提高，形成了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12]。过去几十年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显著发展的阶段，该阶段教育表现为一种生存性教育。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是生存性教育呢？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常生龙将其概括为“以批量生产为主要方式，以竞争为主要手段，以升学为主要目的，以不惜学生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的教育”^[13]。这种生存性教育的价值观是一种相对静止的教育发展观，注重的是教育“物化的”“即刻的”“工具性的”功能。这种生存性教育价值观容易使受教育者在教育的过程中被异化，正如存在主义教育者批评工业化、城市化对教育产生的消极影响所言：这种教育对人的培养采用工厂加工的手段，把人当作没有生命、没有主观能动性的产品，造成教育的“非人性化”“非个性化”^[14]。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临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价值观将突显更加重要的作用。换言之，新时代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已由生存性教育向发展性教育转变。这既是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之为”，也是教育彰显其育人功能的“应有之义”。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主体地位，既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目的，也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手段。教育的根本职责在于育人。与生存性教育相比，发展性教育是一种动态的育人价值观，它注重的是教育“发展的”“多元的”“全面的”功能。不管是从“时代之为”的角度还是从“应有之义”的角度，发展性教育的落脚点都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体。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站在新时代起点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既需要深化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也需要教育系统外部力量的扶持与驱动。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迈入新时代，意味着我国教育的目标、内容、特点及使命都会有新的变化，新变化意味着要有新的调整、新的举措。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内涵式发展”才是持久有效的发展方式，其以事物内部因素为动力，以实现各要素的优化、整合为目标，从而有利于整体实力的增强和质量、效益的提升。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各主体、各区域在发展速度、质量上失调，从而引发教育资源占有不均、教育发展差距悬殊、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等各种问题。因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建设教育智库等都将成为深化教育系统内部改革的主要方向。

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接下来的几十年是我国“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1]。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对人才和教育的渴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我们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科技创新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的伟大作用，因此对构建中国教育话语体系的期待更加迫切。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和阶段，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现代化、实现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变，需要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引导和重视，需要以十九大报告中的“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为方向和依托，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教育系统外部各方力量的支持和驱动。

新时代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体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要与教育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15]。我国教育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既有历史原因，又有政策的“引导”，更有各地发展水平不同、地理位置复杂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新时代下，均衡和充分将作为新时代教育发展的着力点。

教育均衡发展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着一种公平公正的教育理念^[7]，这既是顺应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也是我国新时代实现教育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要实现我国教育的均衡发展，首先要意识到均衡不是绝对的平均，不是绝对意义的平等^[16]。“城乡二元化”“地区差异显著”已是我国教育发展不可否认的“特征”，我国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平等。生态主义取向下的均衡强调整个国家教育系统的发展要以不打破整个教育生态圈的平衡为前提，允许区域间、校际间、群体间的教育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但不允许差异的继续扩大，而是尽量缩小差距以求各地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与整个教育系统的发展速度相一致。

生态系统的自我组织、自我调适的特征启示我们系统有维持其自身平衡发展的能力。回顾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历程，“结构-功能观”理论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根深蒂固，这种科层制的教育发展模式有其无可辩驳的优点，但“结构-功能观”所暴露出的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国家也越发明显地感到促进教育充分发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浙江大学刘同舫称“不充分的发展是指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发展尚未达到预计期望，未能完全兑现发展潜力”^[17]。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减少中国管理体制对教育发展的制约作用，为教育“管理过死、管理过细”松绑，为充分发挥教育潜力提供适宜的“土壤”，这将会是新时代解决教育主要矛盾的着力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新的历史方位要求新时代我国教育的发展也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格局——全面、全方位、全人。

从宏观上来讲，全面的教育格局是指新时代我国教育的发展要兼顾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新时代要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全面发展，贯彻落实教育发展的全面格局，实现“学有所教”的教育目标，需“答”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如何解决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入学率不高的问题，实现新时代“幼有所育”的目标；第二，如何做好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工作，解决好“大班额”的教学问题；第三，如何将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内，建立中国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体系；第四，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阶段迈进，加快建设“双一流”大学的步伐；第五，如何丰富和完善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教育体系。从微观上来看，全面的教育格局是指每一所学校的发展都应有内涵、有特色。自《纲要》实施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但学校“内涵式发展”任务艰巨^[18]，如何打破“千校一面”的单一办学形式，实现学校办学形式由标准化向特色化、定制化方向发展是落实全面的教育格局所应积极思考的重要问题。

全方位的教育格局就是：既要发展好国内的各级各类教育，使其全面协调发展，又要促进国际教育的发展，把引进优质国际教育资源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推动中外人文交流；既要办好符合新时代发展规律又兼顾传统文化的学校教育，又要重视社会“大教育”中网络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发展，以加快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步伐；既要促进城市教育、东部地区教育、优势群体教育和优质学校教育的稳步向前发展，又要加快农村教育、中西部地区教育、弱势群体教育和薄弱学校教育的发展步伐。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体功能不一定等于部分之和，只有当部分以有序、合理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时，由部分之和构成的整体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全方位的教育发展格局是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是贯彻协调、开放、共享、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是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意识。

全人的教育格局是指教育发展的立足点是全人的全面发展。全人的教育格局有两层内涵，一是指新时代教育的发展要兼顾每一个个体的发展，“使其一个都不能少”，其强调的是教育的广度；二是指新时代教育要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包括自然生命的教育、精神生命的教育和社会生命的教育^[19]，其强调的是教育的深度。全面、全方位的教育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人的发展，人是处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出发点和最后落脚点，因此，新时代教育的发展要更加立足于其根本——人。新时代教育如何解民众教育之所忧、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如何增强民众对教育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如何使教育在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其主体性、个性化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极大丰富，这些都将成为落实全人教育的重要议题^[20]。

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自1985年邓小平提出“发展是时代主题之一”以来，我国逐渐由不发达状态发展到即将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教育任务也由实现教育的普及化向实现教育的现代化、优质化、多样化、个性化过渡，并以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作为当下教育发展的目标。

北京师范大学褚宏启教授在谈及教育现代化时指出，教育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人及社会的现代性，教育现代化所强调的并不是教育在时间维度的现代性，而是教育在性质维度的现代性，即教育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与时代发展相呼应的新特点和新属性，如教育的人道性、民主性、现代性、生产性、多样性、法治性和自主性等^[21]。在现代化特征日益凸显的新时代，加快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步伐不得不重视受教育对象(人)本身的发展特性，也不得不重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载体(社会)的时代需求。一方面，受教育对象(人)本身有与新时代社会发展特征相一致的本质属性，如注重发挥人的主体性，促进人的自由、理性、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等，都是将构建终身教育体系落到实处的理论基础，是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内驱力；另一方面，教育现代化的载体(社会)有与新时代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时代需求，如提高生产性、智能性、专业性、多样性、法治水平等，都是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外驱力，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突破点。

永恒主义所坚信的“人民获得真正的幸福和真正美好的社会来源于人民通过教育对真、善、美的追求”^[14]92，与新时代“解民众教育之所忧，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增强民众对教育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教育发展使命不谋而合。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教育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事业。“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一直是民众所期待的美好生活的表现之一。如何使民众的期望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全面深化教育系统内的综合体制与机制改革，以“强弱项，补短板”作为突破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实践“缺口”，以此来实现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二是借教育系统外的国家及市场之“手”，将动态的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市场发展规律相结合，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创设良好的环境，激发国家、企业、社会人士办教育的热情，增加人民获得优质教育、公平教育的机会；三是探究教育系统自身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统筹教育系统自身与外部因素的合力，为新时代创办人民更加满意、更加向往的教育提供发展的新动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复“古”封建王朝，亦不是复制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之路，而是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强国需要强教，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建教育强国更是新时代赋予我国教育发展的重大使命。

创办教育强国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22]。理论和实践是创办教育强国的两个方面。首先，有深度、有内涵、有特色的理论根基是实践行动之源。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23]，要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髓”和党的领导智慧之“光”结合起来，挖掘我国本土教育的“土壤”、探究我国语境下的教育理论思想、创新中国特色的教育研究路径、构建中国教育话语权，这都是我国新时代创办教育强国的前提条件。其次，开展立足于事实、符合规律、扩大交流的活动是践行理论之举。坚持以习近平教育新思想——“五进”(进学术、进学科、进课程、进培训、进读本)来武装广大师生干部头脑，开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模式^[24]，扩大与世界各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借鉴“他山”思想以求“识其软肋而超越之”，进一步增强中国教育在国际教育中心的影响力与生命力^[25]。与此同时，只有当我国的教育自信及文化自信进一步增强时，才能为世界教育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