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Rational Thinki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eaching Materials

回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与发展历程，有助于更为精准地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的切入点。“中华传统文化是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16]近百年中华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经历了曲折坎坷的发展历程，从“沉寂”到“复兴”，表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1.中华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的沉寂阶段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革故鼎新思潮引发了传统教材出版的革新，使中华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历经“跌宕的百年”。1912年民国肇始，中华书局为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大潮而推出“中华教科书”与“新制中华教科书”系列教材，商务印书馆则推出全新的“共和国教科书”系列教材。这些教材均以白话文编写而成。自此，“四书五经”等经典教材被新式教材所取代。抗战爆发后，中国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也改变了教材的价值导向。解放区与国统区重点强化教材的政治动员和宣传功能，而沦陷区的日伪殖民统治者则将中华传统文化扭曲为“奴化教育”的工具。中华传统文化教材建设陷入了“畸形化”与“边缘化”的发展困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沉寂阶段。

2.中华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的复兴阶段

21世纪，中华传统文化在涤荡与冲刷中历经百年的轮回与超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途径。作为“固本工程”与“铸魂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覆盖教育的各个阶段，融入相关教学科目，形成一套完整的教材体系。2017年1月，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修订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课程教材。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2]。2021年1月，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充分发挥中小学课程教材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功能，指导中小学课程教材全面落实革命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育部制定并印发了《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4]。自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进入新时代，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迈向全面复兴阶段。

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但是新时代教材建设的应有之义，而且更是新时代文化强国的基本之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知识建构与协同发展两个维度。

1.知识建构：注重文化传承与精神引领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是一种注重文化传承与精神引领的知识建构。它既是注重教育职能的文化选择，又是体现文化寻根的知识建构。首先，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应体现“道德教化”向“精神引领”转换的价值取向。自汉代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成为主流文化并与专制集权统治结下了不解之缘。经过数百年的扬弃、筛选与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引领者”的新姿态走进教材，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再造中凸显精神引领的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其次，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体现“寻根取向”。教育是推动文化选择、文化发展与文化创新的主要途径。“教材建设也是一种文化选择，是一种知识建构，并且这一建构过程需要以特定的文化作为依托。”^[18]新时代教材建设应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智慧、气度与神韵有机地融入教材知识体系，以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教材体系。

2.协同发展：凝聚文化教育合力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是一种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合力的协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体现文化传承与教材发展“互惠互助”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教材凭借其广泛的文化认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具备对中华文化起码的认知和温情的敬意，否则‘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便无从谈起。”^[19]教材通过对经典文献的解读，在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育人功能的同时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提升学生文化品质。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以其厚重的历史底蕴为教材提供“精神滋养”。文化是教材的深厚沃土，倘若离开了文化的滋养，教材便会失去“育人”的基本价值，变成无源之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与相对稳定性，并通过其知识体系的影响和价值观念的浸润来助力教材发展，使教材的教化意义与传承价值得以深度契合。由此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教材在“互惠”中“互助”，在合作中共生，从而形成课程改革、教材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铸魂的文化教育合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教材建设协同发展。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20]203，注重从理念、内容、表达、形式等各层面促进其现代转型^[21]。“教材建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质是引导中华文化身份意识觉醒和确立国家文化自信”^[9]，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

首先，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导向，避免“伦理倒退”的错误走向。教材建设需适时摒弃与时代发展不相契合的落后内容，积极传承“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其次，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基于课程标准、教材功能、出版主体等因素确立符合实际的教材编审程序，在内容筛选中不断生成指向现实的评判标准与践行要求，积极传递正能量，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以面向未来、多元发展为宗旨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者应树立“面向未来、多元发展”的教材观。一是通过整理丰厚的教材文本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例如2005年安徽省教科所主编的教材《中华传统文化启蒙读本》，综合融汇文学创作、科技发明、艺术创作、民俗风情等内容，推动教材内容多样化。二是通过开发多元教材形式改造传统文化形式。如：孙传文主编的教材《国学启蒙》由经典作品节选组合而成，旨在通过引领多文本阅读实现学生的国学启蒙；普颖华主编的《国学启蒙教材》则倡导学生在经典诵读活动中理解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注重本土化，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20]203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结合新形势新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材，加强教材的本土化编写，增强教材的思想性、创新性、时代性、适切性，塑造中华优秀文化形象，不断增强其国际国内影响力。

1.准确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的切入点

新时代教材建设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价值和不同的育人职能为切入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针对地走进各学科教材。新时代教材建设还应以课程标准为指导，以课程知识为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念、精神、智慧与技能有侧重地融入各科教材。通过内容设计、素材甄选和习题设置等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材中渗透，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传统文化修养，增强文化自信。

2. 竭力塑造与宣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形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与灵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教材是国家意志与社会主流意识的集中反映，是中华儿女千百年来积累、沉淀的文化精华的集中呈现。在全球化语境下，教材既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文本载体，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文化名片”。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理念相结合，在包容与接纳多元文化的同时，积极输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观念，努力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出版的国际化发展途径，积极拓宽教材的海外发行渠道，将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本土教材体系推向世界，依托教材竭力塑造与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形象。

3. 积极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教材资源

数字技术推动了教材由纸质形态向电子形态变换。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对数字教材资源开发的积极响应，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载体形态的拓展。2014年，“中华经典资源库”项目遴选了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佳作，邀请当代名家通过诵读、讲解、书写等方式制作成视频资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注重开发数字教材资源，在出版纸质教材的同时，强化“互联网思维”，加强数字出版，积极寻求新媒体、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生态环境”，通过开发数字教材资源、拓展多元化出版形态，永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

中国传统文化饱含着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文关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门关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其最根本的特质。”^[22]中华传统文化以人为本，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万物的尺度”。这种传统文化观念蕴含着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真切关怀，具体表现为对个体生命、人生幸福、品格修为和精神自由的关怀，如“养浩然之气”的人生理想、“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生态度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格局等。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教育领域“效益最大化”和“用数据说话”的功利风气滋生蔓延。这种功利风气在教材中的症候即是“向分数看齐”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而忽略对“人”的关怀。为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重视人文关怀，尤其要注重克服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首先，要注重克服形式主义倾向。随着党中央相关政策文件的接连颁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潮，出版机构与教材编写者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更要坚持“立德树人”的价值取向，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与“立德树人”相互促进的关系，避免“为了回归而回归”的形式主义倾向。其次，要注重克服功利主义倾向。出版机构与教材编写者要增强人文关怀意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怀有敬畏之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要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借助故事讲述、音乐欣赏、短片视听、案例分享等方式，切实将人文关怀渗透于教材建设的方方面面，避免内容口号化、解读肤浅化的弊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学科教学内容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语文学科，由于其教材的“文选型”特点，传统经典文学作品、中国古代诗词歌赋等选文占据了教材的“半壁江山”。然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实践陷入了学科固化的认识误区。当前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的学术研究中基于语文学科视角的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而数学、物理等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①。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体现的正是学科发展的轨迹——理论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从各学科自身特点出发，注重发挥各自优势，彼此协调配合，形成有机整体。《指南》提出具体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以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三科为主，艺术(音乐、美术等)、体育与健康有重点地纳入，其他学科有机渗透，最终实现“3+2+N”的全科覆盖”^[4]。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并非某一门学科教材能够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既不是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单粗暴地拼贴进入“某一本”或“某一学科”教材，也不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盲目、无序、零散地渗透于教材，而是应该在遵循文化逻辑和育人逻辑的前提下，科学地构建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人文精神、传统美德等主题内容的框架体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全学科、全学段的教材体系。实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体现在文学经典作品中，而且还显性或隐性地反映在经济、数学、医药、体育等学科教材内容中，诸如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国古代艺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国古代哲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围绕不同学科的课程目标，通过典故呈现、榜样展示、分析比较、图画故事等形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教材。

①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中华传统文化教材”为主题词进行高级精确检索，结果显示：2013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有相关研究文献290篇，其中与学科教材相关的文献数量排名前四位的分别是语文教材(37篇)、英语教材(23篇)、思想品德教材(12篇)、艺术教材(4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德育存在育人功能上的契合。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哲理，能够给人以启迪，是现代社会宝贵的德育资源。不仅如此，诚如上文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饱含着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文关怀。教材不仅应具有“育德”功能，还应具有“育智”“育体”“育美”和“育劳”的育人价值。因此，教材建设过度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难免导致教材的“泛德育化”问题，即教材内容口号化与德育内容形式化。若要更好地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德育功能，就要在教材建设过程中坚守教材的基本属性，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尺度。第一，摆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的教育立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是为了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发挥德育职能”。诚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是其准入教材的“通行证”，但这并不代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材中只有道德教化的功能。第二，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育人价值。除了德育之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智育、美育、体育和劳动教育方面同样存在极大的育人价值，有待教材编写者与出版工作者的深度开发。譬如，不同学科不仅有着独特的德育模式，而且同样还存在着独有的学科美育思想、美育范式以及美育文化^[23]。又如中国绘画追求一种“和谐之美”，即通过色彩与线条的整体布局达至姿态各异又收放自如的理想境界，这种“和为贵”的价值观念在滋养心灵、培育气质、提升品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对育人内涵的客观认知与整体把控，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整体功能和综合育人价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不仅是教材编写与出版实践活动，而且更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理应遵循教育逻辑。“教育逻辑，是融客观规律与主观认识于一体的教育创造、教育实践智慧。”^[2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内容丰富。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而言，其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学技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饱含智慧的哲学思想以及道德伦理等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如何将内容庞杂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转化成为既贴合时代要求又符合教育逻辑的教材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在实践中应该同时符合学科的知识结构与学生的认知规律，明确教材建设过程中的“有所不为”。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不能改变学科原本的知识结构。这就要求我们在教材建设过程中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科知识结构的协同性，优化出版队伍结构，组建由课程专家、学科专家、技术人才等共同组成的复合型教材建设队伍。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不能违背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学生认知发展具有顺序性和阶段性的特征。要使学生真正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遵循学生认知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就是说，既要基于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有梯度地拟定教材出版目标，又要基于学生的认知发展顺序有层次地编排教材内容。由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要通盘考虑，统筹兼顾，突破传统教材的不足和局限，与时俱进，“开发有梯度、进阶式的教材”^[25]，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合理有序地进入教材。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工作已经步入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的关键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者应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浸润与涵养中化育健全人格，在固本与创新中讲述中国故事，在坚守与超越中彰显民族精神，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实践中增强责任之心，勇于担当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肩负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