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ling the Stories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Education: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ang Minxuan fro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访谈者：张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采访。您领导并创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经历了很多曲折。请您介绍一下“联教中心”的筹建历程。

张民选： “联教中心”的建立，是贯彻联合国教育可持续发展理念、响应国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倡议，以及推动上海全球城市建设计划实施的一项举措^[3]。我们生逢其时，有责任为国家和世界的教育发展作出贡献。

2015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仁川举办了世界教育论坛，邀请了世界各国教育部长参加。会议通过了《仁川宣言暨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以下简称《宣言暨框架》)(Education 2030：Incheon Declaration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宣言暨框架》代表了各国政府和全球教育界对2030年教育议程——确保每个人都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的坚定承诺。由挪威首相、马拉维总统、印度尼西亚总统和智利总统以及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共同成立的教育委员会(The Education Commission)在2015年发布的文件中指出，要在2030年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需要招聘6 900万名合格教师，教师缺口中76%以上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地区 ^[4]。因此，只有调动包括国际合作在内的一切手段，才有可能培养数量充足且专业合格的教师。没有足够多的合格中小学教师，将难以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全球普及目标也将无法达成，终身学习型社会也无法真正建立。

2015年9月，联合国在其纽约总部举行了联合国成立70周年庆典，同时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2015)(以下简称“峰会”)。各成员国在峰会上正式采纳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17个优先发展领域，也被称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其中，SDG4，是联合国提出的2015年至2030年间要实现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4项内容，即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优质教育。SDG4致力于在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和职业技术培训等各个层面实现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强调所有人都应该并且可以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5]。为进一步推动教育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细分出教育发展的7个子目标和3个条件性目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7个子目标分别用SDG4.1、SDG4.2、SDG4.3……SDG4.7来表述，以突出2030年所要达成的核心目标，即确保实现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另外，3个条件性目标被表述为SDG4.a、SDG4.b、SDG4.c，它们被认为是实现7个子目标的前提条件。如果这3个条件性目标未能达成，那么7个子目标也将难以实现。其中，SDG4.c指出，教师在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到2030年，社会还将需要超过830万名合格的中小学教师，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开展师资培训方面的国际合作，成为实现教育发展目标的举措之一^[6]。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与世界教育论坛的主旨紧密契合，都强调了解决合格教师缺口问题的紧迫性。

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发表了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同各国一道为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作出努力；中国郑重承诺，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团结协作，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前^[7]。2015年10月12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此次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等^[8]。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正是为国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增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提供了一个平台。

当时，上海已经提出了“全球城市”的建设方案。为此，我写了一份报告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韩正同志。报告提出，“全球城市”或“国际大都市”不仅应该是经济发展中心，还应该是道德与文化高地和国际组织入驻地。例如：美国纽约有联合国总部(United Nations)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英国伦敦有英联邦总部(Commonwealth of Nations)、世界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法国巴黎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日本东京有联合国大学(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德国法兰克福有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等等。上海要建设成一个国际大都市，不仅要加强港口建设，吸引各国公司和银行，提升经济辐射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还要成为国际组织的重要驻地，为其他城市开展文化教育、价值引导和文明交流等树立榜样。韩正同志一个星期后回信，明确表示支持上海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同时提请上海市政府和教育部抓紧时机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在促进联合国SDG4.c目标实现的同时，推动教师教育发展和全球教育发展，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另外，上海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也有助于上海成为世界和区域文化中心，成为全球对话的重要平台。

2015年11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正式来函，要求我们负责启动申办筹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等各项工作。经过长达7年的艰苦努力，我们成功完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的筹建工作。这期间，我们遭遇了各种挑战与困难，但是从未放弃，一直在积极探索和创新。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高端平台，用以分享中国教育经验、促进中国教育故事的传播、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访谈者：您带领的团队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服务人类教育发展等方面，都有非常扎实的理论研究基础和非常丰富的实践探索。您撰写的《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选送》等专著，开辟了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新领域。另外，您在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以及坦桑尼亚数学教师研修项目等实践探索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请您分享一下，您的团队在传播中国教育故事和服务全球教育发展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张民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议中，“联教中心”被赋予了“四大使命”和“四大职能”。所谓“四大使命”，是指“联教中心”要成为全球教师教育领域的服务提供者、标准制定者、研究中心和资源管理中心。为了实现这“四大使命”，“联教中心”又被赋予了“四大职能”。所谓“四大职能”：首先是“知识生产”职能，即“联教中心”要进行教师教育领域的知识创造和研究工作；其次是“能力建设”职能，即“联教中心”要为各国教育者提供培训和研修，提升他们的能力素养；再次是“信息共享”职能，即“联教中心”要向世界各国传达教师教育的知识经验并制订教师教育最新方案；最后是“技术服务”职能，即“联教中心”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人员和物资支持。坚守“四大使命”和发挥“四大职能”，是“联教中心”正常运作的基础。

一方面，“联教中心”坚持远程国际服务，为英国的数学教师、苏丹的教育部和大学工作者、哈萨克斯坦等中亚4国以及东盟10国的各类教育工作者，提供“云端教研”“教师教育现代化”“高阶思维”“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中的运用”等主题研修；另一方面，“联教中心”也继续加强线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例如：2023年3月，“联教中心”的机构领导率领团队前往坦桑尼亚进行交流与研讨；同年，坦桑尼亚的教育官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代表一起来到“联教中心”进行交流与合作；还有一批坦桑尼亚的数学教师教育者和课程开发人员在“联教中心”学习了20余天；“联教中心”与坦桑尼亚国家教育科学研究院合作建立了“联合教育研训中心”，为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等等。此外，“联教中心”还积极参与全球教育峰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进行合作与研讨。例如：2023年4月，我随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全球教师专业发展峰会；同年5月底，东盟国家驻华教育官员集体访问“联教中心”，双方共同商讨“联教中心”与东盟10国的教育合作与交流事宜；同年6月“联教中心”还召开了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10余名国际组织代表和教师教育专家参会。

访谈者：您带领的团队的确作了大量的工作。您认为当前应如何更好地讲述中国教育故事？可以分享给世界的中国教育经验有哪些？

张民选：要讲好中国教育故事，需要进行更多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刘宝存教授等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一篇文章，借鉴了外国学者的5W理论，阐释了如何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等相关问题^[9]。我先前也在《教育发展研究》一文中，结合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论述了“为什么要讲好故事”“如何吸引别人来听故事”“讲什么故事”“怎么讲故事”和“谁来讲故事”等5个问题^[10]。实际上，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在许多方面都有共识，这些共识可以作为建构我国国际教育传播理论的基石。

首先，“为什么要讲好故事”，即思考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意义是什么。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可以向世界展现一个更加全面、真实和进步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主动权，改变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逆差”“反差”和“落差”等问题^[11]。同时，通过讲述中国教育故事，能更加深刻地了解他人和世界，也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促进中外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发展。

其次，“如何吸引别人来听故事”，即思考为什么别人要听故事。讲故事者不能自吹自擂，也不能抱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执念。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大型国际教育活动，通过在国际事务中的交流，以及在国际教育测评中的表现来展示教育成就。同时，中国还要积极向其他国家学习，以弥补自身不足。中国要自信地展现教育优势，用事实和行动吸引其他国家来听中国故事并研究中国经验。

再次，“讲什么故事”，即对故事内容部分进行详细分析和筛选。对“讲什么故事”，我们有时并不清楚，误以为我们的成就、经验就是故事。每个行业都需要挖掘“自身的故事是什么”，其中就蕴含着经验。中国成就和中国故事是不同的。成就是已经取得且显而易见的成绩，如在2009年和2012年的两届PISA测试中，上海学生都取得了阅读、数学、科学三大领域的第一，2012年上海学生的数学素养的平均成绩为613分。如果只是单纯地讲述“上海学生取得了613分”这个结果，那么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成就。如果经验仅仅是笼统的“上海学生作了大量的功课”，那么显然也没有总结出故事的核心所在。因此，在国际测评和国际活动中显示出中国教育成就后，必须研究出实践经验是什么，这才是故事的核心。

在上海，有很多人讲中国教师的优秀经验，但外国代表团来了又很难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教育经验。为此，我提出了一个教师教育与培训三角互动机制模型(Triangle Interactive Mechanism for Teac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具体见图 1。从图 1可以看到，在教师动机和政府机制的基础上，教师职业发展阶梯、在职培训与发展以及绩效评价与表彰之间形成了稳定的三角互动关系，这清楚表征了我国教师群体专业发展的基本特征^[12]。

从图 1中可知，最上面的三角形代表了中小学教师职业发展阶梯，即从初级、中级、高级到特级的教师职业发展路径。如今，我国中小学已经有了正高级教师，相当于教授级教师。有些国家也有类似的制度，有些国家则反对这种制度。2016年1月，我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促进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召开的“教师专业发展论坛”，并作了题目为《上海教师政策：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的演讲，提到了教师教育与培训三角互动机制。会上，美国教育者认为美国中小学教师非常专业，不需要职称制度。我反问，既然大学教师和中小学教师一样都是专业人员，为什么大学教师可以评职称而中小学教师不行？美国大部分教师进修需要自己承担费用，因此很多教师不愿意参加进修。中国的职称制度是鼓励教师进修的，通过每年的评估，教师可以晋升职称，这便形成了一个连续循环，即教师职业发展阶梯、在职培训与发展以及绩效评价与表彰三个部分相互关联。中国会组织许多教师竞赛，如中青年教师教学大奖赛、制作教学课件比赛等。在中国，教师如果想晋升职称，就要每年接受评估和参加竞赛，并表现出色。教师如果想提升能力，就可以参加免费的进修。教师职业发展阶梯、在职培训与发展以及绩效评价与表彰之间形成的这个三角互动机制得到了广泛认可。某些国家可能有评价体系，但没有职称体系，或者评价过程并未得到统一。当然，这还涉及教师地位等其他问题。因此，我国要认真总结自己在教师教育与培训方面的经验和积累相关知识，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当向他人讲中国故事时，就不会仅仅停留在一般的成就上，而是可以告诉他们在取得成就的背后，中国是如何做到的。

从次，“怎么讲故事”，即既要讲外国人渴望听、喜欢听的教育故事，又要讲外国人听得懂的教育故事。中国教育工作者讲述故事不能是为了让大家鼓掌喝彩，更不能让他人感到恐惧和威胁。我曾经对坦桑尼亚教育官员和教师说过，坦桑尼亚也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本国教育的迅速发展。这就是他们爱听的内容，并在听完后愿意学习与尝试。另外，中国教育工作者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教育工作者仅停留于使用外语进行讲述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心理学和跨文化交际等问题。现在英国人也开始重视教研组的功能，坦桑尼亚也在举办青年教师竞赛。通过教育工作者的讲述，中国教育经验被世界同行认可、借鉴，并且得以推广。

最后，“谁来讲故事”，即要让中国的教育研究者、一线教育工作者，甚至世界同行一起来共同讲述故事。例如，美国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写的《上海的秘密》(The Shanghai Secret)、世界银行的中国籍教育专家和上海师范大学的高校教授一同出版的《上海如何做到》(How Shanghai Does It)等作品，都与我们一起讲述了中国教育故事。英国国家卓越数学教学中心小学部主任黛比·摩根(Debbie Morgan)——一名每年都来上海学习的队长——提升了英国学生的数学成绩。2021年，黛比·摩根也因此获得了英国女王的生日奖项。

访谈者：您认为我国应该如何吸取世界先进的教育经验？

张民选：我认为可以通过“联教中心”这一平台来了解世界各国的优秀教育成果。“联教中心”及时地将世界各地的文化成果传递给中国人民，并与国内教师分享研究进展，从而服务中国教育发展。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1年和2022年举办了多次重要峰会，强调了教师作为知识发现者和生产者的角色，“联教中心”秉持海纳百川理念，汇集了世界各地的优秀研究成果并加以展示；2022年9月，联合国召开世界“教育变革峰会”，提出了对教师的新认知和新期望，即教师应该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知识的发现者与生产者以及危机与变革的驾驭者^[13]，“联教中心”及时发布了这些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动态；等等。了解世界各国的优秀教育成果，可以使中国看到自身教育的不足。正如我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提到的，中国要保持自信、自省和自觉，要相信自身拥有的教育经验具有独特性，辩证地认识到我国教育存在的弱点、盲点和痛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自觉成为教育的发展者和改革者^[14]。总之，中国既要讲述中国教育故事，又要积极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先进的教育经验。

访谈者：您提到教研组和教研体系是我国特有的教育经验，那么在数字时代应如何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教师成长与发展呢？

张民选：教师首先要成为终身学习者。当新的技术出现时，教育工作者应持积极拥抱的态度深入体验和研究，而不能害怕或排斥。历史告诉我们，拒绝适应新技术可能会被淘汰。因此，面对信息技术，教师要能看到技术带来的优势，认识到信息技术为教育提供的便利，如信息技术解决了信息传递等问题。过去，要学习就需走近教师。以孔子为例，他不拘泥于一个地方授课，而是经常在不同国家之间奔波。他的弟子为了求学就必须紧随其后，因为如果离开了孔子，将无法获取学问。后来，我国收集书籍等资源建立了藏书楼，而西方则有了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些资源非常宝贵，不再局限于个体所有。学习者可以前往藏书楼借阅书籍，也可以到博物馆学习。尽管教育成本非常昂贵，但是学习资源有限，学习者仍不得不借助这些设施。现今，信息技术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的大门：我们只需一台能够联网的电子设备，便能在家中获取渴望的学习资源。这就是信息时代带给我们的巨大便利，实现了人人可学、处处可学、时时可学的新模式。

然而，信息时代的学习模式还没有实现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即使学习者可以线上访问哈佛大学的课程，但线上45分钟的课堂可能不如面对面授课有效。这是因为人类是社会性生物，需要互动交流。此外，线上教学很难适应所有人各不相同的认知风格。如果选择回到传统课堂教学，那么信息技术的用武之地又在哪里呢？除了传递信息和远程教育，信息技术还有哪些潜力和优势可以挖掘？这些问题好像尚未被充分解答，但实际上，数字时代已经开始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某种答案。当使用抖音等应用软件时会发现，平台会根据使用者的喜好提供相关内容。每次使用这些产品时，使用者的偏好都会被记录下来，在大数据搜集和算法的支持下，平台会根据使用者记录为使用者快速提供符合其兴趣和认知风格的内容。现在的挑战在于，教师能否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如果不能，教师可能会被淘汰。未来找家教进行学习辅导，实际上是在寻求个性化教育。班级授课制度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其他的解决方案会应运而生。有的家长可能会选择购买科技产品，而不是雇佣家教。例如，家长每月可以购买名为“淘客”的科技产品，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频率，每周或每两周收到一份快递包裹，包裹里有科学小实验所需的材料，学生可以按照说明书独立操作，或在教师和家长的指导下完成操作。如果在完成实验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可以预约一个时间，请线上教师进行辅导，从而实现个性化教育。教师应该成为数学技术的驾驭者，将数字技术适时地应用到教学过程中。

虽然数字技术在许多方面可以助力教师打造优质课堂，但是人类也拥有3个无法被替代的独特优势。首先，教师能够通过观察和判断预测未来，为学生成长提供服务。例如，ChatGPT 3.5版本只能提供截止到2021年的数据，无法进行前瞻性判断。计算机技术目前主要依赖历史经验和数据，而教师可以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为不同个性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和人生发展建议。其次，许多情感和社会性问题无法由机器解决。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为其提供社会和情感方面的支持。最后，尽管数字技术提供了许多资源，但还有很多资源并不仅仅来源于数字技术，这就需要教师进行多种资源的整合。例如，教师可以在互联网开设线上学习课程，同时也可以邀请专业人士作为外部教育资源的补充。除了数字技术，教师可以混合使用多种技术，这是教师应该具备的能力。虚拟学习和传统实体学习各有优势，教师要实现更高的教育目标和取得更有效的课堂教学，就要运用各种混合技术，而不仅仅依赖于数字技术。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创造适宜的学习环境来帮助学生成长。教师要明确未来的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所提供的便利，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应该看到，新技术也会带来新风险。为此，中国必须努力研究如何防范和降低新技术对人类造成的安全、伦理和其他方面的风险。

访谈者：正如您所说的，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应该在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时代背景下作出更大贡献。那么，您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有哪些期望呢？

张民选：对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而言，我有两个方面要强调。

一方面，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在汲取世界各国先进经验时，一定要突破文献研究瓶颈，寻找研究创新点。文献研究是创新的基础。在信息时代，教育研究者可以轻松获取外国文献，并借助工具有效整理文献，这就要求研究者更深入研究文献背后的内涵。信息流通的便利让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常常会有危机感。这就使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自己的学术竞争力何在。因此，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只有深入挖掘文献的来龙去脉，才能超越现状，迈向更高的境界。拥有大量的文献并不等同于深刻地理解这些文献。现在比较教育领域的年轻研究者少有真正阅读和研究这些原始文献的。我对此状况深表担忧。

另一方面，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应该在阅读了广泛的文献研究基础上，对这些文献的背景、形成和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即深入探究文献的来龙去脉。“联教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撰写了《上海是如何做到的？》这一本书。在书中，研究团队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文本，并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采用了数据分析方法，对政策的意图及实施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团队还采用问卷形式，收集和分析了各个国家或地区教育政策和制度的相关数据。例如：提问“某国家或地区的政策是否提出了对教师的明确期望”时，将每个政策的实施情况划分为4个级别：潜在、新兴、成熟和先进。“潜在”级别表示该指标背后的政策尚未到位，或对相关教育政策的开发有限；“新兴”级别表示政策已在实施，一些实践效果好，但政策仍在完善中；“成熟”级别表示计划或政策实施效果良好并达到最低标准，但可能在内容和范围上受限；“先进”级别表示项目或政策实践效果非常好，可与国际标准同等看待。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在50多项文献研究统计分析中都居于成熟和先进级别^[15]。

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要突破文献研究的局限，深入到教育实践中去。如果要研究美国，就亲自到美国去了解；如果要研究英国，就实地考察英国。正如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Edmund J.King)所强调的那样，比较教育研究需要了解文献的背景、概念、操作以及实际运作方式，要弄清楚文献和实际操作之间的联系^[16]。中国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对获取的外国文献，既要深入研究和借鉴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也要评估这些经验和做法是否适用于中国。

外国文献中的理论与实际操作之间常常存在差距。因此，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不能盲目地追随理论而不加思考，对文献研究也不能仅局限于文献本身，而是要进入实际的教育领域进行深入比较和研究。我认为参加国际测试既是引进外部先进经验的渠道，也是走出去展现本国成就的方式。我鼓励年轻的教育工作者去教育部门挂职锻炼，因为挂职可以让教育工作者更深入了解中国当地的教育现状。一个不了解中国的人无法真正地讲好中国故事。比较教育工作者不能简单地将自己小时候的教育经历当作今天中国教育的状况。教育工作者只有了解中国教育现状并可以系统地向其他国家介绍中国教育实际情况，才能真正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此外，比较教育工作者还需要了解如何将这些经验传达给其他国家的途径。在中国相对落后的时候，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都向中国伸出了援手。因此，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不仅是向其他国家学习，也包括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提供服务。在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比较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完成讲好中国故事的任务，还要承担起为全球教育发展作贡献的责任。

访谈者：您的格局和视野非常宏大，感谢您对“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服务人类教育发展”这个命题的详细阐述，这为教育科研工作者以及一线教师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发。再次感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