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Professor Zhang Furo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the Educator Spirit: Selected Speeches from the Academic Seminar on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Zhang Furong's Birth

回顾张敷荣先生的教育事业与学术贡献，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张先生那既博大精深又细腻入微的学术世界，感受着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对家国的深情厚谊，以及那份对后辈无私奉献、启迪智慧的崇高精神。张敷荣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不仅是一场学术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深刻领悟到，真正的教育家精神是理想与现实的交融，是智慧与情感的共鸣，是家国情怀与个人修养的和谐统一。

吴定初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张敷荣先生于1928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1936年以《1885年前美国旧金山市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运动的研究》为题，获教育学博士学位。评价先生的学问与学术，或可“见仁见智”，但他青年时由清华资送留美，深造于斯坦福，是我国“民国”初期出洋研修教育学，且敢于研究留学所在国的教育问题，并在世界顶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的学者，是不争的事实。这或许是先生入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的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先生就多次撰文指出，中国的学者应当紧跟世界文化思想潮流，力争与“世界学者并驾齐驱”，中国的大学也应力求其学生能够“同世界日新月异的学术发展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又多次指出，中国应当更多、更快地培养一批能与国际一流学者“并驾齐驱”的人才。1981年，张先生参加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交了《关于保证学位质量的问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在第2期《学位工作简报》中将其下发，提出以逐步建立“世界上最先进的学位制度”为目标，“使我们国家学位的质量，不亚于世界任何国家的先进水平”，并为此用较大篇幅介绍了斯坦福大学的培养经验。

陆志远

(海南省慈善总会，海南 海口 570105)

张敷荣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是对我教育最深、影响最大的恩师之一。先生出生于1904年贵州省普安县，幼时家教甚严，饱读诗书，10岁入读小学二年级，17岁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先生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三年级学习，先后获得文学学士、教育社会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学位。1936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受邀出任四川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1953年，因院系调整，调任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1981年，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同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张敷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优秀的教育实践家。

人才培养方面，张先生始终以严谨治学和不懈追求感染和指引学生，将个人生命与祖国教育事业融为一体，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深厚学养的人才。教育科学研究方面，张先生始终坚持批判、继承与发展创新相统一。服务社会方面，张先生胸怀天下，奉献社会。无论是创办平民学校、捐资助学还是义务教学，他的生命总是映照着热心教育和服务社会的高尚人格。张先生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影响了无数学生，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还为学界后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形成了专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强大动力。

作为张先生的子弟，对他老人家追念和报答的最好方式，就是要以先生为榜样，不断提高自己的德才学识，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真正正做一个对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有益的人。

姜文静

(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8)

张敷荣先生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其生命历程从个体学者角度实现了对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史叙事的微观表达。

首先，就时间轨迹而言，张敷荣先生的一生历程，恰与20世纪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发展阶段中沿袭—借鉴的特征契合，描绘了个体发展与学科发展间的节点和线索。其次，就空间轨迹而言，张敷荣先生在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的多元共叙中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特征。历经贵阳初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的物理空间轨迹变迁，实现了张敷荣先生作为师范生、本科生、研究生、教育系教授、教育系主任、教科所所长等社会身份的心理空间轨迹演变。在此过程中，张敷荣先生的物理空间轨迹和心理空间轨迹互为表里，确定了张敷荣先生在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化实践中的选择和判断。最后，就事件轨迹而言，经由学科化实践，张敷荣先生作为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人的身份形塑与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合法性融会贯通。他通过翻译著作、编写教材、创办期刊、设置课程、发表论文等学科专业化实践，明晰了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史叙事的结构和要素。

由此，张敷荣先生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化实践在包含学科制度结构、学科边界、学科主题和学科方法论的布展样态中，形成了多学科支撑的学科体系，兼容并包、融贯古今的学术体系，基于中国教育实际的话语体系和以“学生的发展”为逻辑起点的概念体系。在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史叙事中认识和理解张敷荣先生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化实践，旨在通过学者的个体生命叙事，具象呈现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化实践，实现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史叙事中学者实践与学科发展间的印证和互嵌。

和学新

(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天津 300382)

张敷荣先生十分关注德育问题。他身体力行，知行统一，始终把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来，形成了较为深刻的德育思想。他首先关注的是做人问题，认为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学问要先做人。在他看来，人生存在着不同的境界，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穷生命之所限，不断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他提出了道德的“五档次”说、“好人”观与“三求”，主张培养道德的主体性。他认为我国学校教育虽然十分重视德育，并且也付出了诸多努力，却实效不佳，其症结在于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不当。他认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在于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要让儿童从日常生活做起，学会关心、互助、合作，和谐共处，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形成稳定的正确的道德信念。

张敷荣先生的德育思想是其个人人生经历和思想境界的反映。他对德育的关注，就像世界上大多数大师级的学者一样，学问越高，境界越高；越关心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越关心人生的终极问题，越是从较高的视角来思考和审视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或根本性问题。张敷荣先生德育思想具有高境界与高要求的统一、做人与做学问的统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等鲜明特点。

张敷荣先生是时代的大先生，是中国教育家精神生动具体体现的教育大家。作为张先生的弟子，我们要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其思想和精神。

夏海鹰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张敷荣先生的教育思想中，教育公平是一个核心的理念。他认为教育科学无国界，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可以共享。但是，教育学家有国籍，应该爱国。他的这一理念体现在他对教育公平性的重视上。他倡导教育公平，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这在他的学术生涯和教学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张敷荣先生认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机会。他强调，教育公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更是实质上的公正，它要求教育机会的均等和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先生早年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885年以前美国旧金山市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运动的研究》就针对当时美国公共教育对华人的非法歧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从美国宪法及加州各种法规的检查入手，运用大量事实说明华人对美国及加州公共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揭示了华人受歧视的非法性和不公正性。

张敷荣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强调教育的公平性，更是在实践中积极推广这一理念。在对学生的培养上，有教无类，不问出身，因此先生的学生不仅有科班出身的，也有各类专业的。他让每一个有志者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对待保姆上，先生倾囊相助，鼓励保姆攻读自考专科、本科，还从经济上给予资助，甚至在去世前就留下遗嘱，给保姆留下足够的资金，供其继续完成学业。这充分体现了先生教育公平的思想。

张敷荣先生的教育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教育公平性理念。他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为推动我国教育公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仰观高山之巅，心慕景行之远，虽力有不逮，难以企及，然心之所向，矢志不渝。教育者之路，犹如攀登峻岭，需心怀敬畏，步履坚实，虽不能至其极，然行之所往，乃是对理想人格与教育境界的无尽追求。此中哲理，不仅关乎个人修为，更在于对后世学子的深远影响，激励吾等在为人、为师、为学之道上不懈探索，勇攀高峰。

靳玉乐

(深圳大学 教育学部，广东 深圳 518060)

张敷荣先生的教育人生生动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教育家精神。先生从少年时代就树立了教育救国的理想，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求学，并毅然回国执教，彰显出至诚报国的政治追求和“心有大我”的心胸及格局。先生以“常有‘八贤’作我师，终身黾勉能‘九思’，耄耋‘脱毛’功无间，全心全意作‘人梯’”为立身治学的座右铭，体现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人生境界。先生是“人格型”教师的典范，他总是用自己对学术、人生的不懈追求来感染和吸引学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境界，是真正的“教育家”“艺术家”。先生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真正做到了“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在他的教育生涯中，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昂扬姿态。先生淡泊名利，乐教爱生，把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位课程与教学论博士。先生不只是学问家，更是一位有仁爱之心的长者、师者，是一个有浓厚真情的人。他不只是关爱学生，即使对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他也怀着一颗宽厚、仁慈之心。先生是一本“书”，是一本学问之“书”、智慧之“书”、思想之“书”、仁爱之“书”，这本“书”凝结了他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人格魅力。先生早年的成长经历奠定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朴素感情，五四运动使他深刻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留美期间的种种经历更坚定了他的爱国主义信念，其博士论文以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无情揭露了美国教育中种族歧视的历史遗憾，为华侨子女争取平等受教育权利而斗争。先生也是一位胸怀天下的国际主义者，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只有把生命融会在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事业中，才可能得到永生。”他认定教育是为人类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以极大热情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

李臣

(深圳大学 教育学部，广东 深圳 51806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回顾张先生的教育人生，尽管他并没有在其论著中明确阐述过这句话的内涵，但事实上始终践行这一教育信条。先生早年异国求学8年，学成之后原本可以享受境外优越生活，却为改革旧中国教育之需，婉言谢绝导师挽留，放弃美国丰厚待遇，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发展祖国大西南的新教育而奋斗。主动服务与奉献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是先生做“好人”最深刻、最持久的情感的具体体现，这就是心怀国之大者的教育家的浓厚情怀。

先生始终践行“大国小我”，与其正直正义、爱国爱党的坚定信念相关。先生早年留学海外，责请大学校长拆去“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组织旧金山华侨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侵略，如此等等，堪称惊奇之举。尤其是博士论文研究，在美国揭示美国教育种族歧视，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充分显现出心怀国之大者的教育家风骨。先生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30余年漫长考验，立场坚定，终在80岁零25天时实现愿望。先生平常教学，善于引导学生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发展，在《教育研究》发文《一定要重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学习〈决议〉的体会》，集中反映出他对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关系之看法。

张先生是经师，更是人师。先生捐资“希望工程”、捐助贵州普安乡村教育等，堪称“学界宗师，桑梓楷模”。先生甘为人梯，躬耕教坛，从教62年，87岁还翻译出版《学习的基本理论与教学实践》。先生铭记鲁迅的话，“在人生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乐”，常说自己达不到“纯粹利他”，只是在努力争取“为我利他”，实际上，先生追求的是“大国小我”境界与情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李森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陕西 西安 710062)

张敷荣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教学论专家，更是当代教育学人践行教育家精神的典范。先生在长达60多年的教育科学研究与实践中，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众多在政界、学界卓有建树的德才兼备人才，用毕生铸就了独具特色、历久弥新的教育思想。

张先生的教育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与现代相融的文化根脉，推动和影响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暗含着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双重考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个人价值融入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之中；内蕴着中国人内外兼修、知行合一的文化品格，倡导和践行做人应“求实、求是、求效”，做学问应“求正、求严、求信”，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学人形象。

值此张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先生生平事迹、学习先生教育思想，就是要赓续先生精神血脉，以先生心有大我、求是创新、胸怀天下的内在涵养，至诚报国、言为士则、乐教爱生、勤学笃行的外在表现，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等教育理论，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实践要求等鞭策自己，厚植爱国情怀，恪守初心使命，在新的事业上作出更大业绩！

范蔚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1996年，我有幸成为张敷荣先生首次招收的女弟子之一。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总是那么慈祥温和，对我们有高期望、严要求，更有关爱、鼓励和引导。我们入学的时候，先生年事已高，但仍然亲自给我们授课。先生用他个人不凡的求学和人生经历、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教导我们，让我们对如何治学求真、为人求善、做事求实有了真切的认知和体会。晚年的先生常常被病痛困扰，但他总是那样坚韧、乐观、幽默。每次走进先生的寓所，直入眼帘的是简朴整洁的陈设和各种各样的报刊书籍。先生对自己生活上的要求十分简单，却慷慨捐资助学，不仅捐助贵州家乡的教育事业，连身边照顾他的小保姆，都在他的鼓励和资助下读书深造、改写人生。先生始终关心国家的教育事业发展，操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先生用自己平实、丰富、精彩、卓越的人生历程，生动诠释了教育家的大德、大智、大爱、大善。先生的一生是严于律己、不断进取的一生，是敬业爱岗、甘为人梯的一生，更是情系教育、为教育事业努力奋斗的一生！先生于我，是恩师、是榜样、是灯塔……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不负先生的期望，努力践行先生提出的“好人观”，即“好人就是尽自己最大能力、为更多的人谋最长久幸福的人”，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努力做一个对社会负责、对学生负责且深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努力做一个仰天俯地无愧于心的“好人”。从1982年考进西南师范学院，我经历了本科生到博士生、学生到教师、讲师到教授、硕士生导师到博士生导师的若干次“蝶变”，我应该是西南大学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吃水不忘挖井人”，我更加感恩先生给我们开创的事业平台，感恩先生给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也十分庆幸自己的人生能够与教育学、与教书育人工作为伴。

兰英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我于1996年在张敷荣先生的引领和指导下做“教师教育理念形成研究”。对教育家精神现象的合理阐释需要首先建立抽象性、概括性和普适性的认识论基础。西方学者对精神的释义呈现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精神与物质相对，如黑格尔认为精神属于意识范畴；第二，精神是人类心理活动的表现及结果，如爱尔维修认为，精神主要指人的思维、情感和个性特征；第三，精神具有神圣性与宗教性，如格里芬认为精神由主导观念、最高理想、基本信念构成，与灵魂含义相近。

中国文化的认识论源于《易经》的太极思维。它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来阐释宇宙万物的演化现象，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意象”一词即有刻画事物阴阳两面之蕴意。中华文化的“五行”生克观是阐释世间万物生发的机制与状态。据此可较为合理地阐释张先生的治学育人精神的内核与表象。

作为20世纪的大教育学家，张敷荣先生的精神主要透过其治学育人活动得以彰显，具体体现在他对不同时期中国科学化教育学体系的建构中。他在1936年的《近代教育科学之新动向》一文中以“(1)谁教？(2)教谁？(3)为什么教？(4)教什么？(5)如何教？(6)在哪里教？(7)什么时候教？”这“七教问”析出了教学论的基本要素；在1953年的《教育学试教论稿》中，对“教学过程”进行了本质属性探讨，为其要素论的展开与运行建立起了动态的实践机制。他在20世纪80~90年代培养博士生期间提出的“三大支柱”的教学论体系构想：生理学与心理学——帮助了解学生，科学学与社会学——帮助了解教学内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简称“三论”)——帮助设计教学思路和方法，使其教学论学科体系得以完整建立。他在1991年的自述录音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体系的结构：“从当前我们的根本制度出发，我们的教育学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型的；从我国的经济与教育具体特点出发，我们的教育学应该是多元的；从我们所处的世界背景出发，我们的教育学应该是赶超型的。”先生以正己立德、严谨治学、全心育人的教育情怀，以汇融中西文化的方法论，努力探索了不同时期中国特有的教育学科体系的建构样态和实现之路，彰显出他富有强大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教育家精神。

罗生全

(西南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 400715)

张敷荣先生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设的奠基人之一，西南大学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创始人。博士学成归来，先生即为中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建立奔走。他从全国需要和学科发展两个大局来谋划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设，积极推动和鼓励其他大学开展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可谓一生都在为教育诠释道义！值此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相聚于此，深切缅怀先生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作为后继者，第一，要将学科发展视为终身的事业和追求。实现课程与教学论这一学科的繁荣强大，需要我们必须担负起时代使命与责任，积极关注学科前沿动态，推动学科建设与时俱进，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学科。第二，要把加快人才培养作为核心发展任务。一方面，依托师德师风建设、教师育人能力提升、一体化培训体系完善等举措，努力打造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创新教育理念与方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途径，努力培养具有民族担当、家国情怀和世界眼光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三，要让教育家精神成为我们的强大力量。教育家精神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我们要把准其时代价值，将其科学转化为我们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实践品格和精神图谱，以此潜心治学、悉心育人。

未来，我们要继续以先生育人治学的精神为指引，以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为阵地，携手共进，致力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加快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