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gical Proof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Educational Evaluation

教育评价牵引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是贯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职业教育评价是指基于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根本目标，以学习者职业能力发展为核心，对职业教育全过程的教、学、做、评及其成果进行的系统性价值判断活动。以高质量教育评价为抓手，就是要回答好“教育强国建设，职业教育何为”这一关键命题。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优化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以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根本导向，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核心使命，通过系统性优化与创新，实现职业教育适应性、有效性、引领性和可持续性显著增强的优质发展状态。可以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引领职业教育的系统性变革，为高质量教育评价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者的同频变革最终指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2]。人才培养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教育评价要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深入挖掘人才队伍建设的软指标。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与普通教育并驾齐驱，在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中占据重要位置，对于促进就业创业、加速经济社会进步、增进民众福祉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3]。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坚守教育的人民性，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需要教育评价发挥其重要功能。究其根本，“教育强国的功能性目标如果从现代性的视角来表述，就是通过提升教育的现代性来增进社会现代性与人的现代性，而教育服务社会，也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4]。而职业教育评价同样立足人口众多和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客观现实，以着力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诉求为坚定目标。

概言之，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不仅要关注数量庞大的劳动人口，还要注重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差异，力求在教育机会和质量上实现平衡。例如，东部优质职业院校与西部、农村地区职业院校不仅通过联合招生、师资培训、课程共享等方式，将先进的职业教育资源共享至欠发达地区，还致力将自身构建差异化职业教育评价模式的经验输送至西部、农村地区职业院校，协助其构建起符合自身在地化特质的评价体系。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构建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能够保障每个个体都获得符合自身发展的教育机会，从而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平等享受更优质更公平的教育服务的共同愿景。

一方面，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着牵引功能，有条不紊地促进职业教育各领域、各环节、各要素高质量发展。由于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评价牵引要以未来视野、战略眼光、系统思维，实施推进校内评价(包括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与校外评价(包括各级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用人单位评价)的“两步走”计划，为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创造更大空间。与此同时，高质量教育评价应紧密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强化职业教育的强国支撑功能。例如，面向国家对新兴技术人才的实际需求，通过将新技术、新工艺纳入技能考核标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提供坚实保障。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教育评价优化改革提供政策支持与战略保障，从而规避教育评价的指标陷阱。基于国家顶层设计，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可在最大权限内挖掘教育评价“软”指标，包括学生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职业道德素养等，据此最大程度释放评价改革的实践价值。例如，部分职业院校设立“素养学分银行”评价制度，将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项目、技能竞赛、志愿服务等纳入“素养学分”，素养学分与专业学分同等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职业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还能营造健康且积极向上的职业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技能学习热情和职业发展潜力。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教育领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与应有之义，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评价改革作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各个环节的重要抓手，时刻监测与反馈职业教育质量实现系统性变革。面对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一些不确定性，揭示和厘清教育评价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二者间的逻辑向路，是教育大国得以跃升为教育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在此过程中，应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本体逻辑，以推动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设为价值逻辑，以着力消解教育评价异化为实践逻辑，进而为教育强国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职业教育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必须牢牢把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1]。人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个体，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教育的本质是回归人的本真，培养完善的人格，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征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力求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

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服务于人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人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同时，要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根基，优化配置人力资源，理性思考人的发展，始终明确人不仅是生产的手段，而且是其目的^[5]。由于现代社会的职业类别丰富多彩，不同职业对人才的要求各有差异。相应地，职业教育评价不仅是面向完整的人的评价，更要关涉人的个性化发展，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多样化的职业发展路径。同时，每个学生都有独特的兴趣、天赋和职业倾向，通过个性化评价，教师可以发现学生的优势所在，帮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例如，职业院校可通过构建“一人一策”个性化成长档案，基于入学评测定制差异化发展路径。学生在学校时，学校可依据学生个人发展路向动态调整评价指标，同时通过校企协同的动态反馈机制实现评价标准与学生成长、行业需求的精准匹配，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理念。可以说，职业教育评价体系的质量取决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多元化决定了评价方式的多样性。

在职业教育评价过程中，应通过祛除同质化的痛点，驱动评价活动的导向力量，最大化释放职业教育评价精神内核的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动性，实现全面而可持续的实质性发展。因此，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人本导向，将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作为本质要求，将教育评价作为检验职业教育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标准。同样地，职业教育评价也应将人的现代化融入强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真”标准，聚焦于确保每个个体在教育过程中葆有选择未来生活的能力，进而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拔尖创新人才，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提供必要的人才保障。

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人类社会已然构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职业教育评价同样强调关注社会共同利益，主张在创造共同价值的同时，更多地服务于社会共同利益，以构建评价共同体来促进教育强国愿景的实现。职业教育评价共同体是达成强国目标的有效载体和平台，其评价体系的构建是确保共同体高质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和必然需求。

一方面，形成评价共同体有助于职业教育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纵观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实践，评价指标的维度与内容、同行评议的具体方式等都涉及职业教育的公平问题。例如，在制定评价指标时，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实际技能水平、职业素养以及创新能力，而同行评议则应注重学术诚信，避免人情和利益交换，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就亟须通过相关评价体系一体化的功能构建，从而有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评价共同体能够统筹协调各个区域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促使优质资源由散点化与不平衡的分布态势转变为同生化与共享式的共同体生态。具体而言，职业教育评价共同体通过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为不同区域的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提供了客观依据。这些标准和指标体系涵盖了教学质量、师资力量、实训设施、课程设置以及学生就业等多个方面，确保了评估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同时，职业教育评价共同体通过构建统一的评价体系，有利于消解不同主体在资源配置中因个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不仅可以促进各主体间的合作与协调，更有助于保障职业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从而有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高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从本质上看，教育评价是对评价客体满足评价主体需要程度的价值判断，从而实现教育提质增效的过程。“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重视绩效的社会”^[6]，在绩效主义的影响下，表面上看起来经济社会发展空前繁荣，各行各业规范有序且业绩不断增长。然而，在数字繁荣的“虚妄”中，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同时也制约着职业教育向高质量目标迈进。绩效为本的评价理念过度重视结果导向，往往会忽视对职业教育办学中的过程质量的关涉，有悖于人的全面发展理念，从而阻滞新质人才高地建设。就二者的实践逻辑而言，要实现以教育评价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就要求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须嵌套于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层面，以此扭转功利主义倾向并回归育人的本质功能定位，规避数据指标陷阱，从而建立与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评价标准与体系。

一方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须推进“产学研用”四驾马车齐头并进，从而根本性变革职业教育区域资源配置。为此，要建立产教融合的评估与激励机制，通过设立产教融合评估指标体系，对职业教育机构和企业的合作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支持，以激励更多的职业教育机构和企业参与到产教融合中^[7]，以发展性评价助力职业教育跨越式提升。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的拔尖创新人才以实现创新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拔尖创新人才具有时代性、开放性、引领性以及卓越性等本质特征，他们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能够在专业领域中提出独到见解，推动技术技能的发展，并通过有效的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将理论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促进产业的迭代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便要求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应向评价机制灵活化、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标准个性化、评价模式智能化的发展方向不断前行，进而锻造适应拔尖创新人才高地与技术技能创新基地融合共生的现代化评价机制。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性工程，其复杂性意味着教育评价体系须趋于多元化。为避免教育强国建设中教育主体逐渐深陷工具理性的陷阱，教育评价改革须攻克“五唯”的评价枷锁，由结果导向转向发展导向，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先导性以规避现代职业院校走上“唯绩效论”的歧路。职业教育领域的评价改革须打通固化评价壁垒，以凝聚多元主体评价共建合力，结合数字化技术赋能评价的创新模式，最终锚定评价综合体系结构性变革，进而形成有效的共同目标，服务于社会共同利益，以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的美好愿景。

处在世界局势瞬息万变的十字路口，职业教育应发挥其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以多元化主体评价体系促进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多链互通的善治生态是实现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策。据此，应着力推进教育评价链条式改革，建立多层面协同、多平台支撑、多主体参与的教育评价共同体，让教育评价标志性成果转化为职业教育现代化硕果。

主体性价值强调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交互主体间性，竭力打造汇聚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同文化于一体的价值共同体^[8]。教育评价是一项错综复杂的活动，涉及学校、政府、社会市场^[9]等多个层面和维度。学校主体、教育行政主体、行业协会主体以及企业主体共同参与教育评价, 可以使不同主体共享他者的评价经验，进而推动评价标准从僵化的指标束缚转向多元化、特色化与灵活化。不同职业院校通过分类评价牵引各自内部治理的变革，在异质性框架内按照创新技术技能成果转化率、拔尖创新人才贡献率、国际化开放程度等软指标实现分类评价，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在构建针对职业教育机构的评价体系时，应秉持分类指导的核心理念，针对不同类型、地域及发展阶段的职业院校，确立清晰且差异化的评价原则，坚决摒弃“一刀切”的僵化标准。同时在精心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和选择评价方法时，务必深入考量各专业的独特科研范式与成果发表特性，实施差异化处理策略，确保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公正性，以充分激发各类职业院校的发展活力与创新能力。

学生、教师、企业领导者等不同主体对于职业教育的质量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和评价标准，因此应该充分尊重和倾听各方的声音，构建一个嵌套于包容性框架内的评价体系。例如，推动高素质职业教师队伍建设，不仅要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元并重为建设导向，而且要突出考核立德树人实绩，将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人才培养情况作为评价指标。学生评价则由单一变为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建立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的综合评价体系。只有打破评价固化模式，赋予不同主体更多的参与权利，才能够真正实现教育评价的有效性和全面性，为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同时，还应根据职业教育发展阶段和社会需求变化，动态调整各评价主体的权责权限。例如，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评价主体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以确保评估过程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此外，社会对职业技能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评价主体应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适时调整评价标准和方法，以满足不同职业岗位的要求。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职业教育评价体系还需考虑国际标准和跨国合作，确保评价结果具有全球认可度和竞争力。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我国由教育大国跃升为教育强国的关键举措，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演变为实现职业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提供了新动能。数字化驱动是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生长点^[10]，数字赋能已经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新兴技术的崛起^[11]，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可能。数字技术不仅简化了在量化指标方面的数据测量问题，而且协调了评价系统的资源配置，提升了效率。数字化浪潮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评价改革注入新鲜动力，须牢牢把握数字赋能教育评价的全新发展机遇和模式创新，以进一步促进教育评价体系的重塑与再造^[12]。

各类职业院校需改进过去以问卷调查、考试等形式为主的评价体系，借助数字化技术打造更加智能化的评价工具。具体而言，职业院校可借助人工智能的智能评价系统、虚拟仿真实验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精准捕捉学生的学习行为和知识掌握情况，根据学生个性化需求和学习情况进行定制化评价，进而提高评价的灵活性和准确性。例如，在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上，学生可以通过模拟真实的实验环境进行操作，系统会根据他们的操作步骤和结果提供即时反馈和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实验原理。同时，智能评价系统还能生成个性化的学习报告，指出学生的强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为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指导，从而全面提升教学效果。此外，通过综合运用聚类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方法，可以从不同视角挖掘监测数据的特征内涵，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真正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

就数字平台建设而言，通过创设职业院校、科研机构、企业行业、职业协会、领域专家为多元参与主体的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平台，以提供线上课程、讲座、研讨、虚拟实验室等服务。在此基础上，通过聚合职业院校学生日常校园生活数据构建“数字化+”的教育综合评价体系，从而将数字技术与整体评价紧密结合，可为学生进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综合素质画像，推动评价结果从文字描述走向数字画像的呈现^[13]，有效达成职业教育人才拔尖创新能力提升的目标。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数据来源和评价工具，以明晰学生的能力结构。如借助学情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通过实时监测教育过程并对学生的学习偏好、学习轨迹、学习风格等开展个性化评价成为可能^[14]。另一方面，要借助数字化技术采集大规模数据，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细致分析，揭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复杂模式和趋势，并以科学直观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形成更加全面、客观的可视化结果，进而精准预测学生发展走向，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15]。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着发展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优化，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其高灵活性与强适应性两大显著特质，正驱动其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轨道。为实现我国职业教育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的美好愿景，职业教育评价一体化改革应面向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通过评价领域综合性结构性变革，重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善治样态。基于此，要重新审视评价体系的组成结构，以“价值、能力、贡献”三大体系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评价导向，进而实现教育评价资源共享系统的构建。

以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性、发展性评价和探索增值性评价为重点，加快构建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科研投入产出周期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长效机制，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16]。具体而言，教育评价改革应当提前嵌入职业教育变革链条，在职业院校评价指标方面，除了传统的学业成绩外，还应将毕业生就业率、创业率、平均薪酬、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率等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并且采纳与院校合作的企业、行业、第三方机构等多方评价结果，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在增值性评价方面，首先应关注学生通过职业教育所获得的额外发展成果，包括能力性增长、社会性增长和经济性增长。其次要合理设计增值性评价工具，如开发适合职业教育的增值性评价工具，并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连续性的监测和评估。在此基础上，明晰各主体权责边界，给予授课教师和科研人员更多经费使用权，更多创新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营造重实绩、重贡献、重能力、重质量的匹配型用人环境。同时还要突出教育评价改革对教育领域总体改革创新的牵引作用，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重大举措释放改革活力，以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各界的改革共识。此外，广泛吸收第三方专业机构和督导部门、科研机构力量，建立由职业院校导师、教研员、企业行业等多元参与的数字化评价团队，探索科学的评价机制。

过度教育存在的工资惩罚效应与教育不足存在的工资溢价效应都会降低人才工作满意度。要充分发挥人才评价的激励作用，就要着重挖掘社会选人用人评价的软指标，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品德、团队合作能力、创新思维和领导能力等等。通过深入分析和评估这些软指标，可以全面了解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潜在价值。一方面，人才发展潜能评价能实现事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同步提高，应将沟通能力、知识创新能力、技术技能成果转移转化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领导能力五个维度嵌入个人发展潜能评价框架内。在系统性了解学生的能力结构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基于岗位实施的研究型、创新型思维，通过提升科研素养，为其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工作岗位创新奠定基础，使之拥有在职业生涯中应对科学技术变迁的迅捷反应能力^[17]。另一方面，开展人岗相适匹配度评价可同时解决人才就业与岗位设置的资源配置问题。通过搭建校企服务平台，校企联合制定评价方案，共同组建评价团队，建立“双师双向”评价制度，既可以使企业导师与职业院校导师结合人才发展现状做出发展性评价，人才也可对实习企业做出需求度回应，以此为企业与人才搭建双向满意度评价渠道，提高人才利用率。在此基础上，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如项目实战、模拟面试和案例分析等，全面考察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以高质量评价确保学生所学知识技能与企业岗位需求无缝对接，使评价结果更能反映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助力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