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Development of Lu Xun's Critical Narrative of National Character in the New Era——Taking the Rural Novel as an Example

立足于“民主”与“科学”，展示封建专制主义对底层民众的戕害，揭示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核心内容。尽管鲁迅小说在一定范围内考察了贫困与阿Q、闰土等人的委琐人格及精神“沉默”的关联，但作品正面突出的是封建文化对民众的压制、摧残与愚化。在时代发展、语境变化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新时期作家在借用鲁迅的创作思路之际，深入考察了由贫苦生存状况衍生的“贫穷文化”对“国民”的负面影响。

何士光的《苦寒行》^[3]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品中的朱老大与阿Q有相似之处。当朱老大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逃离透风漏雨的家，蜷缩在别人的火塘边，直至深夜也不愿回家，任凭父母朱二爷夫妇的“呼唤”。进入青年期的朱老大正逢“改革开放”的好时光，但慵懒的朱老大对自己的责任田毫无兴趣，整天做着“一跤跌在票子堆里”的美梦。他经常在外面闲逛，等朱二爷夫妇上坡干活之后就躲在家里睡觉，然后再与小孩子们捉迷藏。“我”为了使朱家摆脱贫困，出面贷款让朱家买了马和马车，让朱老大搞运输。干了几天之后，朱老大就嫌累不再出工，而赚到手的一小笔钱全用来买了衣物和手表。最后，马车在风雨中蚀坏，瘦马在风雨之夜被人偷走。朱老大对时代的把握就是赶时髦，如时髦的穿戴、表演流行“动作”等。人们在朱老大身上看到了阿Q的个性：阿Q厚着脸皮到酒店赊酒喝，身无分文的朱老大手腕上带着没有付款的手表，身上穿着赊来的毛领夹克；阿Q从城里回来，摸出满把的钱扔在柜台上，傲慢地叫喊“现钱，打酒来”，朱老大当了烤烟收购员，神气地掏出名牌香烟，熟练而随便地用手指弹开让“我”抽；阿Q经常使用精神胜利法，而朱老大自己读不了女友来信的时候就说对方的字写得太差；等等。在多个方面，朱老大与阿Q两个人物都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阿Q的畸形人格与封建文化有着因果关联，而朱老大的懒散、愚昧、麻木个性却与贫困环境中生成的“苦寒文化”密切相关。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认为：贫穷能产生一种亚文化——“贫穷文化”——一种“相当稳固恒久”的生活模式、生活习惯与文化心理，是“穷人得以生存下去的某些防卫机制”，这种文化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影响人们的思维与行为^[4]。从朱老大的父亲朱老二身上能够看到“贫穷文化”的传承：父亲不断逃离那个用高粱秸秆围成的家，儿子也经常蜷缩在别人的火塘边；父亲口袋里经常装着“花花塌陷塌”的纸牌，儿子口袋中也有一副类似的纸牌；父亲对家人的“呼唤”不管不顾，儿子对父母的“呼唤”也置若罔闻；小卖部夜晚的喧笑中有父亲的声音，长大后的儿子加入了喧笑的队伍；老马被盗对一贫如洗的朱家来说无异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但父亲并不着急，那大宴宾客的场景气氛仿佛是娶媳妇，儿子像客人一样颇有派头地饮酒。也许，朱老二的父亲曾经对朱老二“言传身教”，朱老二父亲的父亲也对后代施加了同样的影响。“苦寒”是生存的艰辛与困窘，“苦寒”冻僵了梨花屯人的灵性，窒息了梨花屯人拼搏或挣扎的雄心与勇气，使他们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他们的灵魂在贫困中麻木，他们的人格在“苦寒”里萎缩。梨花屯乡场上飘荡的“呼唤”从久远的年月里传过来，穿透人的心肠，而“喧笑”则一直藏在梨花屯“古往今来的黑夜之中”，“一个人只有用灵魂才能听出来”。漫长而“苦透了”“没有指望”的日子，造就了梨花屯的“文化”，也造就了朱老大等人共有的病态人格。小说结尾处有这样一段富有深意的议论：“在宾馆和扶梯旁，在高峰负荷的公共汽车上，在大街拐角的地方，我都仿佛看见了朱老大，看见了他那模样。再不就会议将阑、舞会散场，祝酒辞说过了，荧屏播送录像，不经意回过头，老大就在近旁。”在作者眼中，朱老大无处不在，他或他们只不过换上了笔挺的西装，或蓄着齐耳的长发与时髦的小胡子，但其病态人格本质并未改变。同鲁迅一样，何士光对朱老大等悲剧人物的考究也上升到了国民性批判高度，不同的是何士光从深层次探索了“苦寒文化”对国民性的影响。

《苦寒行》发表于1987年，当时出现了一大批主题相似的作品，在鲁迅国民性批判思路的基础上朝着不同方向拓展。王祥夫的《永不回归的姑母》在展示宗法家长制淫威的同时，揭示了饥饿与贫穷对乡民们的人格扭曲。郑义的《远村》、李锐的《厚土》、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等作品，掘开了一块块尘封的“厚土”，挑开了一个个“远村”的面纱，揭示了农民文化的惰性与生存困境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贫穷与苦难，中国农民显现出某种木然与驯顺，“沉默”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80年代末，以田中禾的《枸桃树》(1989) 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发掘了贫贱导致的精神创伤，这一拓展一直延伸到21世纪初。在这批作品中，李佩甫的《败节草》(1998) 和《城的灯》(2003)、宋元的《杀入重围》(1999) 等作品，思考了低贱带来的羞辱和贫穷所致的痛苦记忆，这样的人格变形导致部分农家子弟的畸形都市人生，或不择手段地猎取富贵，或病态地炫耀自己的成就，或疯狂地报复曾经的敌人，等等。这些作品展示了贫贱在农民后代的心灵中烙下的创伤，考察了一代“农裔城籍国民”的精神痼疾与贫穷的内在因果关联。从一定程度上说，上述观照与考察，深入到了鲁迅国民性批判所未触及的地方，是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一种深化与拓展。

汪卫东说：“鲁迅在小说中全方位地展开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5]在鲁迅小说中，封建文化与民众的“劣根性”有直接的因果关联。阿Q的自欺欺人、欺软怕硬、自譬自解等个性特征的形成，就与封建等级观念、正统思想、宗法观念等直接关联；祥林嫂的灵魂“沉默”，源自封建礼教、封建道德、鬼神信仰等封建文化的“精神虐杀”。封建专制的根基是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与政体，但许多“政治问题”在鲁迅小说中转化为“文化问题”。《狂人日记》是一部政治指向鲜明的小说，但作品的批判主要在文化层面进行，作者明确告诉读者，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仁义道德”的“吃人史”，吃人在中国已经民间化、“文化化”。《风波》中的“风波”实质上是政治风波，如“皇帝坐龙廷”、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等，但作品的观照重心却是底层民众的封建正统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对封建专制主义或封建文化的批判主要在文化层面展开，他的国民性批判着重揭示的是封建文化与“国民劣根性”的因果关联。

在新时期，作家们继承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文化思路。农民文化人格审视是新时期国民性批判的主要内容。农民文化人格在此指农民群体或阶层由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所决定的文化共性。80年代初，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对农民文化人格审视都是从文化角度切入的，如《陈奂生上城》(1980)、《西望茅草地》(1981)、《翡翠烟嘴》(1982) 等，这些作品实际上复现了鲁迅的叙事思路；80年代中期，部分作家的农民文化人格审视开始向政治视域拓展；80年代后期，叙事思路普遍转换为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变异；进入90年代之后，从政治角度切入的国民性批判作品不断涌现，出现了不少思想深刻、描写生动的优秀之作。从总体上看，新时期作家从政治角度切入的国民性批判，有两大倾向令人瞩目。

广义的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意识(如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政治思想等)与政治体制两大范畴(如政体结构、行政运作等)。乔典运1987年发表的《冷惊》^[6]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作。作品的主人公是老实木讷的王老五，这位老农引以为傲的韭菜被人偷割了，他在气头上骂了几句。当得知是支书老婆偷割了他的韭菜时，他惶惶不可终日，等待支书的打击报复，但灾祸迟迟不来。没挨批斗，王老五的精神负担日渐加重，最后一病不起。解铃还须系铃人，新上任的李支书在王婆的苦求下，装腔作势地“整”了王老五，王老五如释重负，病情立马好转。作品刻意渲染了王老五的“奴性”以及由“奴性”生发出来的愚昧。例如，得知自己“误骂”支书老婆时，惊恐万分；李支书上门道歉赔钱时，他认为这是在变着花样骂他，因而千方百计地讨好支书，力图“将功补罪”；支书凶狠地“整”了他一顿，他顿觉通体舒泰。王老五的“敬官”“怕官”固然与老一代农民的封建官本位心理有关，但更直接关联的是特定时代的政治淫威所致的恐怖记忆：前任刘支书“整人不眨眼”，“叫你挨整也说不出来……先哄后杀”的事例太多了。阿Q与王老五在形象塑造上有着某种源流关系，但《冷惊》与《阿Q正传》等作品的叙事重心不完全相同：《冷惊》的叙事重心不是批判封建文化，而是观照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作家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是特定的政治文化导致王老五的奴性与愚昧。

继《冷惊》之后，出现了一大批在政治文化层面观照国民性的作品，影响较大的有李佩甫的《羊的门》(1999)、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2002)、胡学文的《命案高悬》(2006)、杨剑龙的《汤汤金牛河》(2007)、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2010) 等。其中，《黑猪毛白猪毛》^[7]的影响最大，这部小说和乔典运的《冷惊》一样思想深邃、构思新奇，受到普遍关注。所不同的是，《黑猪毛白猪毛》展示的背景是“改革开放”的“深化”阶段，探究的主题是政治文化与“国民劣根性”的关系，作品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开车轧死人的镇长放出话来请人“顶包”，人们争着抢着代替镇长“住狱”，找不到媳妇的根宝举全家之力争到了“指标”。“有恩于镇长”的根宝马上成了人们恭维、巴结的对象，“送行”场面“喜庆繁闹”，谁家孩娃参军也没有这么张扬过、排场过。多年直不起腰的根宝爹挺直了腰杆，一脸得意，把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朝人们嘴里塞……然而，就在这时，情况发生了逆转：死者的父母“通情达理”，“压根儿没怪镇长……说只要镇长答应把死人的弟弟认作镇长的干儿子就完啦”。根宝觉得天要塌了，差点瘫软在地上。从表面上看，作品涉及的是“民生问题”，因为所有竞争“顶包”的人都是为了消除当下的生存困境，但落脚点却是“政治权力”问题：镇长掌握各种社会资源，因而他的资源分配方式或施舍决定着底层农民的命运，而底层农民又期待镇长的恩赐来改变命运。显然，掌控公共资源使镇长成为决定他人命运的人，借助公共权力，镇长可以随意支配他人；对于底层农民而言，对资源的渴望使他们成为被人支配、被人奴役的人，尤其是当公共权力或镇长本身演变为政治特权和“稀缺资源”的时候。于是，特权对底层的奴化与愚化就产生了：奴化——对资源的渴望使底层民众敬畏特权、皈依特权，在特权的笼罩中逆来顺受、伏贴驯顺；愚化——特权在践踏既定的社会秩序与价值关系的同时，摧毁了底层正常的价值信仰与价值意识，畸形的社会关系在底层社会网络中应运而生，扭曲的价值换算开始在底层流行。因此，在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农民文化人格的扭曲与畸变成为一种必然。很明显，这一作品承续了《阿Q正传》的批判精神，但批判锋芒直指当下政治文化。《黑猪毛白猪毛》的政治文化批判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其政治文化批判左右开弓，既批判特权的邪恶与非法，又批判底层民众的堕落与退行性畸变；其次，其国民性批判针对的是广大的底层——意欲依托权力而脱胎换骨的根宝、李瘸子，认贼作父的死者一家，为虎作伥、狐假虎威的李屠户等民众都在批判之列。

值得一提的是，胡学文的《命案高悬》^[8]融合了《黑猪毛白猪毛》和《苦寒行》的探索，展示了特定政治文化与贫困对底层农民奴性的双重“催生”作用。胡学文通过小说本身和“创作谈”告诉读者：因贫而生困，而困使底层农民能适应一切或接受一切，因此，“乡村茫然而无序”，邪恶的权利为所欲为，而底层农民则伏贴驯顺，唯唯诺诺^[9]。

所谓主奴根性，在鲁迅看来，就是中国人亦主亦奴的本性。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告诉人们：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早已布置妥帖，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一个男人的地位再低，家中也有妻子可供奴役^[10]215。《华盖集·忽然想到七》进一步指出：国民的双重性主要表现为“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相，遇见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而这种“卑怯的国民”最终是会“完结”的^[10]61。《阿Q正传》虽然展示了阿Q时主时奴、时羊时兽的双重性，但展示主要在文化层面进行，作品的主要指向是阿Q的奴性。鲁迅关于主奴根性的思考启迪了新时期作家的国民性思考，使作家们在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思路上拓展开来：新时期作家从政治角度切入，深化了“主性”视域中的国民性考察——观照被考察对象由奴变主之后的“国民劣根性”。

王兆军《拂晓前的葬礼》^[11]堪称这方面的成功之作。在小说中，贫穷和社会地位的低下使田家祥饱尝痛苦，因而他摆在第一位的奋斗目标和人生理想，就是“非他妈地混成大苇塘村顶厉害的人不可”。农业学大寨的“稻改工作”为他提供了机遇，他挤垮田福申而成为大队支书，在特定政治氛围中登上了政治舞台。由“奴”变“主”之后，农民文化人格缺陷在“主性”层面暴露无遗。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乡亲们的赞颂与恭维，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威，报复曾经给自己带来身心痛苦的人。他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为了报复县委副书记对他的蔑视，他奸污了其下乡插队的女儿。他贪婪地占有集体财物，为自己建造豪华的房舍。他强占婚姻不幸的小石榴，经常殴打社员。在生产“责任制”已成为时代大潮之际，他顽固地阻止大苇塘村分田到户，因为他不能接受权力分散以及书记下地干活的现实。由奴变主之后，田家祥暴戾、专制、偏执、狭隘。最后，在他受到严厉批评时，“他克制了浑身的颤抖，觉得心里有一团火燃起来，全身都燃烧了，金星四射，整个世界在旋转，他受不了这种灭顶之灾”，最后“撞在贴着那张决议的语录壁上”，以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正如作品所说，“他用农民的伟大完成了他的进取，又以农民的渺小完成了他的衰败”。田家祥这一形象，对与“奴性”相对的“主性”进行了展示，表现了国民劣根性的另一层面：农耕大国“卑怯的国民”一旦成为“主人”，其独断、专横、暴戾、保守等个性就会显露出来。作品展示了“主性”得以生成与存在的两大驱动力：一是政治专制语境；二是强烈的政治报复心理与政治补偿欲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拂晓前的葬礼》不是简单地续写阿Q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革命”，而是从政治角度切入，观照了一种特殊的国民性。

继《拂晓前的葬礼》之后，出现了大批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观照“主性”的作品。其中，反映或涉及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国民劣根性，如李锐的《旧址》、格非的《大年》、张炜的《古船》、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在陈狗儿、豹子、赵多多、赵刺猬、癞头、黑娃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既在文化层面观照了他们的蒙昧无知，又在政治层面展示了他们的残忍、专横、暴戾。作家们的思考是深邃的，这些作品拓展了鲁迅小说的文化批判思路。

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文化倾向或文化共性，因而既有其值得肯定、弘扬的一面，又有其应该否定、摒弃的一面，如保守、狭隘、文化视野狭窄等。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以人格重塑和建构现代独立人格为指向，揭示“老中国儿女”因循守旧、狭隘愚昧等人格缺陷。塑造具有独特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人物，以人物个性特征隐射或隐喻整个阶层或群体的文化共性，是鲁迅小说的常用叙事手法。新时期作家继承了这一叙事手法，以典型人物的人格缺陷隐喻“国民”缺陷，已成为一种“叙事模块”镶嵌到不同作品中，并进一步拓展了鲁迅的叙事思路。鲁迅从“立人”“救国保种”等目的出发，关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示其人格缺陷，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其文化人格批判的核心指向是以现代思想理念启迪“老中国儿女”蒙昧的心智，使之挣脱封建思想的奴役，最终成为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人。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形成，将农民“现代转化”的命题提上议事日程。例如，现代经济运作要求农民的生产进入市场经济轨道，要求农民接受新观念、新思想而获得现代生产生活技能和现代人格。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顺应时代诉求，揭示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就成为农民文化人格审视的新内容——形成了一种由鲁迅的批判思路出发，但又有别于鲁迅文化人格批判的叙事套路。这种拓展性的叙事套路有两种基本表现形态。

这一叙事模式始于“改革文学”勃兴之际，从80年代王滋润的《鲁班的子孙》、李贯通的《洞天》、于德才的《焦大轮子》、周克芹的《秋之惑》、周大新的《汉家女》、张石山的《甜苣儿》，到90年代的柳建伟的《都市里的生产队》，再到21世纪初李骏的《我那遥远的故乡小镇》，一直到2011年谈歌的《扩道》、2013年阎连科的《炸裂志》，这一创作流脉连绵不断。

柳建伟的《都市里的生产队》^[12]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作品通过主人公张东升的“崛起”和衰败，考察小农文化心理与农民人格缺陷的内在联系，展示农民文化人格的粗砺、委琐和浅陋。小农意识决定了张东升的狭隘，张东升参军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党票，接过父亲的书记大印，成为白鹤庄的新庄主。由于父亲的政治过错，他退伍后当了片警，他以农民的“直觉”处理治安事件，最后锒铛入狱。出狱后，种种机遇使他成为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生产队”队长，在最后一块土地上“施展才华”。他借机以宽容的姿态恶毒报复与自己有过节的上司：以救济的名义聘用周指导员的女儿，最后占有女孩，致使周指导员愤恨自杀；打着帮助的幌子聘请赵副局长担任门卫，随后使用阴毒的手段施以精神伤害。小农意识还决定了张东升的卑劣与狡黠。他以锁院门收取“过院费”的方式撕毁房租合同，迫使骨科医院接受他的涨价要求，他以推墙、砌墙、堵门、绝食等手段敲诈“生产队”周边的单位，强迫这些单位接纳“生产队”的农民及满足他个人的享乐需求。小农意识的浅陋与无知无畏使他“崛起”，也让他最后轰然倒下：浅陋及其所导致的无知无畏使他狡黠而颟顸地在各界畅通无阻，同时也使他胆敢冲撞道德与法律的底线，最后因私设公堂及严刑逼供而再次入狱。“都市”与“生产队”在作品中具有鲜明的对比意味，二者分别是现代都市社会与传统农耕社会的隐喻。张东升固守“最后的生产队”，凭借一小块土地胡作非为，成为小农意识的化身。作品中的“我”指出张东升之类人物的悲剧在于“文化转型后，他们却按旧的标准在新的参照系中尽可能地圈自己的领地”。张东升是现代经济大潮中的阿Q，作者通过张东升形象的塑造，展示了小农文化心理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冲突，在观照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心理疾患”的同时，否定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

还值得一提的是谈歌的中篇小说《扩道》^[13]。这部小说既有《都市里的生产队》的深刻，又描写了更多的张东升——下洼地村的村民们都是张东升，他们坚守的是“河滩地”。70年前，村民们出于自保而将18个伤员交给日本人。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连蒙带骗把80公顷河滩地卖给知恩图报的客商罗大明，在分光用光1 200万元卖地钱之后，开始瓜分和强抢罗大明的设备和材料。进入21世纪，面对更大的诱惑，见利忘义的村民又强行收回河滩地并将罗大明赶走，但最后还是落入了客商楚昆阳的圈套，此时村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叫嚣将楚昆阳“撕成碎片”。显然，“在社会的全面转型和乡村裂变中，下洼地村远未脱胎换骨适应现代变革，它是身在现代、心却淹留的最后一块‘河滩地’”，下洼地村被“现代”客商所遗弃就成为历史的必然^[14]。

尽管早在80年代中期，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等作品就探讨了乡村文化积淀等问题，表现旧式农民及传统乡村价值观在“改革开放”之际的尴尬；但真正从“国民性”角度考究传统农民文化人格的作品，则萌发于“改革开放”的“深化”阶段，进入21世纪后，这类小说才大量涌现。王梓夫的《管道》、贾平凹的《阿吉》、程军波的《宝儿闯京都》、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陈世旭的《李八碗春秋》等作品，在21世纪初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发表于2003年的《李八碗春秋》^[15]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代表作。在小说中，凭借特殊关系，李八碗利用国家贷款建立起资金雄厚、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农工商联合企业，但带头人殷书记以小自耕农的心态与经营方式看待现代企业。首先，他认为企业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整个企业实行的是家族式管理：侄子殷元中从生产队长一跃而成为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的总经理，统揽公司管理大权；儿子茂生骄横而愚蠢，可以随意介入公司运作。对于公司的发展，殷书记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几年下来，他的一群儿女都有了自己的房产，殷家用来出租的房子占了半条街。人们的恭维与奉承让殷书记得意忘形，他请来省城知名记者撰写歌功颂德的自传。其次，殷书记完全不懂现代企业管理，但又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殷书记头脑中根本不存在“企业形象”“企业文化”等观念，公司的所有建筑设计都是殷书记说了算，他认为，再高的楼房，做法与猪圈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材料扎实一些。建筑的样式完全出于殷书记的喜好，以致“穿西装戴瓜皮帽”成为公司建筑的整体风貌。原计划在总公司办公楼门前修一对石狮，但殷书记为了阐释“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石狮变为一黑一白、爪子按着老鼠的大猫。江南制药厂是公司的经济支柱，但殷书记从不过问药厂的经营状况。聘用的高级技师在进料和药品销售上两头作假，从中谋取私利，最后发现问题的是全国质量万里行记者。小农的简单思维使他重用侄子殷元中。对于侄子的工作汇报，他的口谕永远是“要得，你只管去办”，而对侄子架空公司、转移公司财产、积蓄人脉、另立山头的行为一无所知。在制药厂倒闭和公司架空的双重打击下，联合企业总公司最后关张。公司欠下国家巨额贷款，资不抵债，而在公司财产被拍卖之际，殷元中的中外合资饲料厂在李八碗隆重开张，此时殷书记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打去发泄仇恨的恐吓电话。很明显，作品通过殷书记驾驭现代企业的经历，展示了农民的综合素质与现代市场经济诉求的差距，在凸显传统农民文化人格的偏执、促狭、粗鄙之际，表达了对现代人格的诉求。《阿Q正传》等作品用以烛照阿Q等“老中国儿女”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民主意识和个性解放，《李八碗春秋》用以审视殷书记等现代人的价值标准则是现代经济观念及源自“现代化”的价值观。殷书记的愚昧是对现代经济运作隔膜、缺乏现代市场意识的“现代愚昧”，一种与阿Q的无知、麻木等精神特征有着本质差异的愚昧。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中，作为公司“军师”的平反知识分子老董、被药厂返聘的卫生局副局长、与殷书记气味相投的地区专员、自作聪明的专员夫人、一手遮天的总经理殷元中等人物，与殷书记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市场经济面前显现出来的短视、无知、自以为是、自私等等，作品对传统农民文化人格的观照由此上升到国民性批判层面。

揭示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不适应性，是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路的拓展。新时期乡村小说作家立足于鲁迅的文化批判思路，展示了阿Q式的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阶段的种种表现，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审视置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有三大因素促动了这一经典叙事模式的发展。

廖斌在谈到新时期国民性批判时指出：“国民性从来不是什么绝对本质的东西，不是外在于民族历史的抽象物，而是与时代并轨而驰、互动共生的富有实质内涵的能指。”^[14]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在新时代的新语境中必然有新的发展，文学必然会反映这种“新变”。从80年代的《陈奂生上城》《苦寒行》，到21世纪的《李八碗春秋》《黑猪毛白猪毛》，作家们描写了阿Q、闰土、祥林嫂等人在新时代、新环境中的种种表现，展示了现代化或社会转型在“新式农民”身上留下的印记。《陈奂生上城》《苦寒行》展示的是阿Q在“改革开放”时代的表现，《败节草》《杀入重围》展示的是阿Q或闰土在特殊文化语境中的言行，《宝儿闯京都》《阿吉》描写的是进城务工的阿Q，《都市里的生产队》《李八碗春秋》描写的是得势掌权之后的阿Q。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的发展促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发展、变化。

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主要思想武器是西方人文思想，最关键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即“人道主义成为批判的重要武器，‘人’成为鲁迅对国民性和整个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价值尺度”^[16]。进入新时期之后，国民性批判的思想资源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国民性研究是新时期的“显学”，文化视域中的民族禀赋研究、农村“贫困文化”研究、现代化语境中的农村文化及农民人格研究等，都是不断涌现出来的研究热点与重点。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研究中国国民性与中国农民文化及人格的学术著作多达数百种，如李秋洪的《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17]、李晓翼的《农民及其现代化》^[18]、摩罗的《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19]、黄以明的《国民性》^[20]、张宏杰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21]等，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国知网查询发现，研究国民性与农民文化、小农意识、农民人格的关系的学术论文多达数百篇。这些研究从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切入，为新时期文学的国民性批判提供了新的思想支撑，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深化与发展因此成为必然。作家的学者化、乡村叙事作家定居城市、现代传媒发达等因素，为相关思想资源与乡村叙事相结合提供了契机，而思想资源对乡村叙事的支撑作用日益明显。从80年代的《陈奂生上城》《爸爸爸》《拂晓前的葬礼》《苦寒行》，到90年代的《败节草》《杀入重围》《都市里的生产队》，再到21世纪的《李八碗春秋》《命案高悬》《黑猪毛白猪毛》《扩道》，国民性批判叙事的“理论性”日益明显，某些作品内涵与相关学术理论有着明显的关联。学者化的作家与理论家不谋而合，学者化的作家也同时“消化”了学者的理论。

在此有两点值得格外关注。第一，在时代宽容、文化多元等因素的作用下，许多“老资源”以“新思想”的面目出现，如史密斯的《中国人的个性特征》、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的《中国人》(《吾国吾民》)等，这些思想资源开拓了当代作家的视野，激发了当代作家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思想资源是当代作家“跨越”鲁迅的直接动因。第二，“东方主义”等后殖民批评话语的输入所引发的论争与探索在两个层面促进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深化及其叙事模式的转化。例如刘禾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参阅了史密斯等西方传教士的国民性考察，中了西方新老殖民者的圈套，国民性批判是鲁迅的“虚构”^[22]。这一观点引发了激烈的论争与批评，一直延续至今。在西方学者中，詹明信以《狂人日记》等作品为例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libido)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3]刘禾的言论促使中国学者重新审视鲁迅创作的思想资源，引发的论争与批评一直延续至今。詹明信的鲁迅评价，在促使人们观照詹明信潜在的“白人中心主义”之际，深入考察“第三世界文学”或鲁迅国民性批判与西方“白人话语”的内在关联；其结果是：促使中国学者建构中国版的东方主义批评话语，从而深化了国民性研究，进而为乡村叙事的国民性批判提供了支撑，最终导致传统的经典叙事模式发生嬗变。在西方话语中，赛义德《东方学》中的东方，主要指“中东”地区，包括土耳其、伊朗、巴勒斯坦等国家与地区，而中国的他者化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因此，中国学者意欲补齐这一“理论欠缺”。王寅生、周宁等人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这些学者借鉴东方主义学者的考证方法，立足于相关文献考察国民性的基本特征，纵向梳理本土国民性思想的演变与形成，考察千百年来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想象”，展示了西方学者、艺术家、作家的中国想象史，展示他们对中国人的赞美、偏见、诋毁与无知。这些研究客观上揭示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局限，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视野与资料，进而促进了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深化与发展。同时，刘禾、葛红兵、冯骥才等学者和作家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质疑，客观上也促使当代作家重新审视鲁迅国民性批判，进而导致传统国民性批判叙事模式的“转型”。笔者认为，胡学文、阎连科、毕飞宇等作家的“转型”最为明显，在他们笔下，农民人格扭曲或精神畸变的关键因素不是封建礼教的毒害或农民自身的愚昧，而是种种“乡村权力”作用的后果，显然，这些作家的批判思路与鲁迅的批判思路有着明显不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叙事态度在这些作家的叙事中并无明显体现。

众所周知，表现手法、创作技巧等随着时代演进而不断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些“艺术因子”的演变，必然会推动国民性叙事在艺术层面的发展。张卫中认为，新时期国民性批判“在艺术形式上”创新的主要推动力是西方美学观念与现代派、后现代派表现手法的引入，以及当代作家自身文学素质的不断提高；创新的主要表现是抽象能力大幅提升，作家们“更侧重于对人物心理的开掘”，“更倾向于将人性的缺点与国民性痼疾放在一块思考”^[24]。从整体上看，当代作家“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赋予这一经典叙事范式新的审美特征：立意新颖，意蕴丰富，品味纯正，表现手法新奇，新锐思想与新奇手法能较好结合，引发了文坛与学界的普遍关注，甚至产生“轰动效应”。新时期作家在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平台上创新，是历史的必然，正如王任叔在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时所说：“我们倘不是毫不顾忌地将鲁迅作了踏台，超过了他，进到高的远的地方去，那是我们的错！”^[25]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深化与拓展具有战略意义。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看，深化与拓展阻遏了这一经典叙事的僵化倾向。进入新时期之后，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经典化进程得以延续，但与之相伴的是模式化倾向——有些作家在承袭传统的国民性批判模式之际，使用大致相同的叙事套路来演绎相似的思想理念，在立意与表述两个方面互相抄袭，因而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公式化倾向日趋明显。然而，与之相对，部分作家开始了艺术探索。他们找到了新的思想支撑，引入了新的叙事资源，开辟了新的叙事空间，从而把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导向了新的艺术天地，保持了这一经典叙事的艺术生机与活力。从文学社会功能发挥的角度看，深化与拓展使这一经典叙事得以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发挥新作用，而新作用的发挥对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而言，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转型之际，意义重大——无论是敦促人们根治“痼疾”，还是引导民众审视“新病”，无疑都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