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Territ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Miao Branch of Meng Peopl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苗族本为中国土著居民，^①从传说中的蚩尤九黎部落到三苗国，再到西南山地各个支系的苗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从18世纪开始，少量苗族支系蒙人^②开始迁出中国，去到与中国毗邻的越南、老挝等国的北部山区定居，逐渐发展成为这些国家主要的山居民族。20世纪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结束后，部分老挝蒙人逃亡到泰国，最终以战争难民的身份流散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生息繁衍，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民族。

① 在中国，苗族作为一个民族的总称，包含了五个主要的支系，分别是操苗语东部方言自称为“果雄(Qos Xyoob)”、苗语中部方言自称为“穆(Hmub)”以及苗语西部方言自称为“阿卯(Abmaub)”、“蒙(Hmoob)”以及“嘎(Co)”支系，各主要支系下又有若干小的支系或群体。

② 其自称为“Hmoob”，“蒙”是汉语音译，“Hmoob”是RPA苗文对其自称的书写形式。本文凡涉及苗语的书写形式时，皆采用国际通用的RPA苗文，特此说明。

近年来，美国蒙人社区掀起一股“回归中国”的潮流，他们利用到中国旅游、从事商业贸易以及学术交流的机会，到山东拜谒蚩尤墓，到各个苗族聚居区参观访问以寻找其文化之根。流散到美国的蒙人，在过去几十年中，其传统文化已逐渐被美国主流文化所同化，年轻一代蒙人的文化认同正在或已经发生了变化。^①而那部分特别关心其传统文化传承的美国蒙人，心中都存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来？我们的未来将向何处去？我们在何处才能找到自己的文化源头？而美国蒙人传统丧葬活动中的指路仪式，指路师引领死者灵魂回到其最后归宿地，即祖先的居住地是在遥远的中国。因此，他们视中国为其祖先之国，特别想回到他们的祖源国家——中国，以寻找蒙人的文化之根。

① 参见黄秀蓉《从“苗族”、“美国苗族”到“苗裔美国人”：美国苗族群体文化认同变迁》，《世界民族》2017年第1期。

美国蒙人的“回归之旅”，使笔者对苗族支系蒙人在历史上的迁徙流散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蒙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迁徙流散过程中，从老挝流散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因为年代较近，资料丰富且易于查找，部分西方学者包括蒙人本族学者对其进行过较为详细的叙述。^②相对而言，对于蒙人因何从中国迁徙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研究则较少。^③已有研究给出的原因也较为直接，没有把18世纪蒙人的迁徙流散置于世界历史与近代国家疆域观念转型的背景下分析。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揣冒昧，把18世纪苗族支系蒙人的国际迁徙流散置于清代早期国家疆域建构的大环境中，利用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进行分析，认为近代早期蒙人的国际迁徙流散与清初疆域观念的变化及其随之而来的国家疆域建构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② 参见Jane Hamilton-Merritt, Tragic Mountains: The Hmong, the Americans, and the Secret War for Laos, 1942-199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Thomas S. Vang. A History of the Hmong: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Modern Diaspora. Printed and b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 etc.

③ 参见何平《苗族向东南亚迁徙简述》(《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刘向阳《苗族向东南亚迁徙的过程及原因探析》(《昆明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娄自昌《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迁徙的方式与特点》(《文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苗族从贵州等地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迁徙》(《文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石朝江《世界苗族迁徙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等。

在17-18世纪的清代早期，清朝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疆域，较之其在东北或刚入关之初，已成倍地增长。事实上，现代中国的疆域与实质上的民族国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许多边疆地区以及生活在这些区域的非汉族群，都在这一时期被整合进入清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成为今日中国之固有领土与被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本文所要讨论的苗族支系蒙人也包含其中。

清朝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统治阶层主要是满洲贵族。从生计模式看，满族是一个半农半牧的民族，经济发展程度远低于中原汉民族，人口数量也不能与汉民族相提并论。但是，清王朝却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对汉地前朝疆域的控制。究其原因，一个主要的因素在于清朝统治者通过让自身彻底熟悉汉文化的方式，完成了对汉文化的认同(比如对汉语言的掌握、对汉族习俗的遵从，尤其是对士绅阶层价值观的实践)。同时，清朝统治阶层又通过与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民族缔结婚姻关系、确定藏传佛教为国教而基本控制了清朝的北方与西北疆域。

但在南方尤其是西南区域，清朝对疆域的直接控制遭遇了较大的阻碍。清初大量抗清势力以西南民族地区为根据地，包括南明永历朝廷、李自成与张献忠的农民军余部。更为吊诡的是，当年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军事集团，也在满清入关立国几十年后，联合广东尚可喜、福建耿精忠军事集团以滇黔桂闽粤为基地，发动了“三藩之乱”。这些不同性质的反清势力，虽然最后都被镇压下去，但满清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在战乱频繁的西南地区的多数人心目中并未获得认可。这些地区，大量人口属于族群上的非汉人群或文化上的非汉人群。在前明时期，他们以朝贡的形式与明廷保持着政治隶属关系，但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却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①明廷灭亡，清廷建立，这些非汉族群认为清王朝统治阶层与己身一样，属于非汉民族，是一个由蛮夷建立起来的朝廷，不具有统治合法性。所以，清王朝没有任何优势足以统治这些族群，而清王朝统治阶层在北方施行的族际联姻则很难被南方土著居民所接受，且不同的宗教信仰也不能为这两者建立共同的桥梁。

① 明廷对西南地区非汉土著居民的统治，基本沿袭元代开创的土司制度，即任命非汉土著居民的上层世袭土司土官职位。土司统治区在政治上臣属于中原王朝，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高度的自治。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代早期不得不继续接受前明王朝对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模式——土司制度。在政治层面，继续使用少数民族首领对非汉民族进行自我管理；在文化层面，使用学校教育以及对应的科举制度作为手段，让这些非汉族群与他们的汉族邻居分享汉文化价值体系。但是这种通过汉文化教育而使非汉民族汉化的方式与清政府自身的满洲王朝视野又发生了冲突，因为清朝皇帝特别注意保存满洲的族群与文化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清廷该用什么方法去促进其他非汉民族的中国化并创造统一的国家疆域？

在内部尤其是西南疆域控制受阻的同时，清朝的疆域问题还面临着外部势力的竞争。清代早期的疆域的发展，并不是在东亚内部的真空地带进行，它与欧洲在近代早期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与开发紧密相连。我们可以从几则有关康熙对西方殖民扩张的反应的中外文材料进行分析。

康熙一直对欧洲和俄罗斯的商业扩张以及和他们日益增长的对中亚、南亚、西南亚以及东亚地区殖民扩张保持警觉。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的书信中有关于康熙后期一次御前会议上康熙对俄罗斯、荷兰以及葡萄牙三国的分析，表明清王朝正面临着严重的外部竞争。

俄罗斯过去仅仅是欧洲的一个小国，但是他们正在变得强大，几乎毁灭了好战的瑞典。他们正向东扩张，他们在欧洲、卡尚(法国)、阿斯塔汗(俄罗斯)、里海以及西伯利亚都有港口和船舰。他们有大的军队，有许多不同的人向他们朝贡——他们和我们的敌人卫拉特蒙古结成联盟。俄罗斯人已经隔着几条河流成为我们的邻居(色凌河、土拉河、克伦河、萨哈林乌拉河)，并且在中亚地区有着要塞、城镇以及良好武器装备的鞑靼人也向他们朝贡——他们正想建立要塞和船只以期进入日本、韩国海以及中国的沿海省份。^[1]

荷兰在印度洋海域是非常强大的。他们已打败了葡萄牙，后者仍然在澳门保有残余势力。荷兰人中有很多的中国人。我们能够把他们从台湾赶跑，但是他们在苏门达纳、爪哇、马六甲、婆罗洲、摩鹿加群岛，以及靠近中国云南省的一些地方仍然有着强大的势力。他们有良好的战士、无数的货船以及很多的钱财。^[1]710

吕宋岛上的葡萄牙人包括了很多中国人，他们在临近中国和日本的那些国家里很容易地就变得强大了。他们在欧洲的国王极其富裕，拥有远离欧洲的大片国土。他与好战而强大的法兰西国王属于同一个家族，而法国在当时备受世界各国所尊敬。^[1]710-711

基于对这些国家的深度了解，康熙认为欧洲的扩张将是大清帝国未来的威胁：

俄罗斯、荷兰、葡萄牙，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能够完成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不管事情有多么困难。他们勇敢、机智，知道怎样为自己谋利。只要我还统治着中国，就无需担心。我对他们很好，他们也喜欢我、尊敬我，也尽力取悦于我。法兰西和葡萄牙的国王送给我一些科技产品和艺术品，这对我的王朝很有好处。但是，如果朝廷变得虚弱，如果我们放松对南方省份中国人的警觉，任凭大量的船只离开中国去到吕宋岛、巴达维亚、日本以及其他国家，或者我们满洲以及我的皇子们出现分裂，如果我们的敌人卫拉特蒙古成功地联合了廓尔克的鞑靼人、卡尔梅克人以及蒙古部落，我们的帝国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俄罗斯在北，葡萄牙从吕宋而东，荷兰在南，他们就可以对中国为所欲为。^[1]711

同时期的中国文献也记载下了康熙对西方世界的了解。1693年俄罗斯使节拜见康熙后，《清实录》记载康熙言论如下：

鄂罗斯国，人材颇健，但其性偏执，论理亦多缪滞，从古未通中国，本国距之甚远，然从陆路可直达彼处……至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祸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2]卷160

在1716年关于加强南方的海上防御会议中，同样的焦虑也记录在案：

海外有吕宋、噶喇吧两处地方，噶喇吧乃红毛国泊船之所，吕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不可不预为措置也……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2]卷270

面对国内南方民族区域的控制困境与外部欧洲列强的竞争，清朝的统治者们不得不转变统治策略：一方面，在西南地区，通过改土归流而使原来王权泛化下的边疆朝贡区域成为王朝直接控制的版图。^[3]之后，关于边疆以及居住在边疆土地上的人群的知识被大量产生出来，成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关键性因素。另一方面，清王朝的统治者意识到，历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泛化天下观念，需要转换成新的国家疆域意识，需要清楚标识出自己有效管辖的领土范围，才能有效反对其他国家对其管辖领土的要求。但是，怎样才能对自己的管辖领土有一个清晰的主权标识呢?

一是对西南广大的半独立土司区域进行改流。清廷对西南地区的大规模改流活动，始于雍正年间。雍正四年(1726) 春，巡抚云南兼总督事的鄂尔泰进其著名的“改土归流”疏，认为历朝对西南土司区的间接管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改成流官直接治理。雍正六年(1728)，铸三省总督印，由鄂尔泰任职，兼制广西，西南土司区域改流工作全面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清廷恩威并施，势力较大的土司被一一裁减，湘西、黔东南等化外之生苗区也以武力征服，设新疆六厅，对该区域的苗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雍正末年，西南未改流之土司，较明代已大为减少，即所谓“蛮悉改流，苗亦归化”。根据魏源《圣武记》的统计：四川宣抚使三，安抚使二十一，长官司二十六；云南宣慰使一，宣抚使四，付宣抚使二，安抚使三，副长官司三，土府四，土州四；贵州长官司六十二；广西土州二十六，土县四，长官司三。另有四川青海间土司数十，属于西藏达赖喇嘛管辖。^[4]乾隆年间，清廷继续着西南土司的改流工作。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大小金川被改流，分置阿尔美、美诺直隶厅。留存下的极少部分小土司，其实质已与改流前的土司政治体系大相径庭，完全纳入王朝的版图之中，不再对清廷构成威胁。

二是有关边疆及居住在边疆土地上人群的知识大量产生，有利于维护清朝在新的边疆地区的绝对统治。随着西南半独立土司区域的被改流，清朝国家的势力日渐深入边疆区域，各级政府官员以及王朝知识分子阶层，立即开始了对清朝新增版图的探索，有关边疆以及居住其中的人群知识大量出现，我们以贵州为例进行说明。首先，在改流后，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各类民族志文本较之前大为增长，其内容更具综合性，其分类系统更为复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各地方志中所记载的非汉族群数量日渐增多的，对他们的分类和命名也日渐雅致和系统化，从万历三十六年(1608) 的13种到康熙十三年(1673) 的30种，乾隆六年(1741) 增加到38种，道光十四年(1834) 更多达82种，^①表明以前不在王朝直接管辖范围内的人群也日渐归化。其次，民族志文本具体内容的变化亦反映出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勘测和控制提高了。改流后民族志文本编撰者们所获取的信息，更多地基于直接观察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之前的文本资源，越来越多的直接观察到的信息被添加到已知条目或自成新目。事实上，关于边疆区域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群的知识被生产得越多，表明王朝对其控制得越深入。

① 郭子章《黔记》(1608年)记载贵州有13个非汉土著居民，包括苗人、GFDB5 GFDB5、仡佬、佯蟥、仲家、宋家、龙家、四龙家、蛮人、峒人、羊宝以及土人；《贵州通志》(1673年)记载贵州有30个非汉土著居民群体；《贵州通志》(1741年)载贵州有38种非汉土著居民群体；到李宗昉的《黔记》(1834年)，贵州的非汉土著居民群体增加到82个。

三是接受近代早期地图的国际著述模式来绘制疆域地图。用地图来宣示王朝的版图与疆域，是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的主要方法。明末，随着欧洲耶稣会士进入中国，近代早期欧洲的精密地图测绘技术便开始引起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注意。耶稣会之父利玛窦(Matteo Ricci)1854年在广东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就被当时广东的一些文人官员所复制，为当时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带来了一些关于地球的新概念，其中最为重要的也许莫过于用子午线把球体划分为均等的部分。

到康熙十三年(1674)，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为康熙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即康熙《坤舆全图》。整幅《坤舆全图》，可分为舆图和图说两部分：舆图部分包括东西两半球，使用西方先进的测绘技术和经纬理法的绘图方法，明确标出经纬度数，以及地球赤道、南北回归线等标识线。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 开始，康熙下令开始编绘清王朝治下的全国地图，即《皇舆全览图》。此图基于实际的测量，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为四十万分之一。康熙四十六年(1707) 对北京郊区的测量取得成功，康熙四十七年(1708) 对长城的测量，康熙四十九年(1710) 对整个北直隶的测量。此后，对整个王朝范围的测量陆续展开，经过十余年的测量工作，《皇舆全览图》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 初步完成。此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国内外出版的各种中国地图基本都渊源于此图。

在清代早期，王朝疆域地图绘制的变化，经过精密测量绘制的地图，其功能与作用更为突出：一是精密绘制的地图允许观者对地图上的疆域一目了然并获得更多的信息，与之伴随的则是对地图所包括地区进行征服或镇压反叛时拥有自然的军事优势；一是精密绘制的规范地图是有效宣示王朝领土主权的方法，尤其是在面对欧洲列强的外部竞争时，比如康熙《皇舆全览图》就向近代早期的外部世界宣示了中国的实际领域范围并以此为标准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

通过精密测绘地图的绘制，清朝对外有效宣示了其领土主权，又对西南王权泛化下土司区域的改流，关于边疆及其生活其中的人群知识被大量生产出来，表明清代早期的疆域建构已初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生活在西南疆域的绝大多数非汉族群逐渐华化，完成了从边民到编户齐民的转变，亦有部分非汉族群拒绝被华化，朝临近的其他国家迁徙，形成今天我们所见的跨国/跨境族群，苗族支系蒙人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如前所述，清代早期国家疆域建构在王朝的西南区域表现为将王权泛化下的非汉族群自治之土司区域与苗区改设流官政府，由清政府直接管辖，以宣示清政府在这些区域的领土与行政主权。在这一过程中，生活在今湘西、黔东南以及桂北一带的苗民，因不堪清政府的武力镇压与歧视和盘剥，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反抗起义，即雍乾苗民起义与乾嘉苗民起义。

雍正改土归流之前，今湘黔一带的苗区，既无土司统治，亦未设置流官政府，属于“无君长”，“不相统属”的“生苗”区。从雍正五年开始，清政府开始在该区域建立直接的统治。为了完全控制苗区，清廷耗费大量钱财，出动了大量的兵力，在临近苗区的边缘修建了约2 000个军事据点，反抗的苗族村寨被焚烧，苗民或遭驱赶，或遭杀害。雍正十一年(1735)，清廷在贵州中南部苗区设立了“新疆六厅”即八寨(今之丹寨)、大江(今之雷山)、古州(今之榕江)、清江(今之剑河)、土江(今之三都)、台拱(今之台江)。清政府在苗区设制管辖，从客观的历史历程发展看，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此举打破了苗区的封闭状态，加强了清王朝中央政府与苗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有助于苗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清政府在苗区设官建制后，大量汉人开始涌入苗区，侵夺苗民田产，加之政府官员的歧视与欺凌，不堪压迫的苗民，最终起来反抗，被称为“苗乱”。

“雍乾苗乱”(1735-1736年)主要在两个地方爆发，一是包利和红银领导的雷公山和清江苗民起义；一是吴金银和杨青保领导的腊尔山苗民起义。雍乾苗民起义在张广泗的镇压下最终失败。雍乾苗民起义失败后，苗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在战争中，被焚烧的苗寨1 224座，一万七千六百余起义者被杀害，被俘苗民二万五千多人，其中一万一千多人也惨遭杀害。另有因清军围寨，被迫投崖自尽及饿死山林者，也不下万人。还有久匿山林，冻饿患病，回寨后染病身故的又不下万人。^[5]结果，苗区战后人口锐减，较之从前，不过“十存五、六或者十存二、三而已”。^[6]雍乾苗民起义被平息后，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遭受重创的湘黔苗区基本处于平静状态，只有几次小规模的反抗斗争发生。但清廷在苗区的管理方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民族歧视与经济压迫始终存在，文化同化亦同步推进，最终又导致了18世纪末湘黔苗区最大规模的一次苗民起义——乾嘉苗乱。

“乾嘉苗乱”爆发于乾隆六十年(1795)，大规模的战斗在嘉庆二年结束，但小规模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嘉庆十一年(1806) 才结束。为了镇压起义，清廷剿抚兼施，征调七省十八万大军，耗费银两达百万之巨，而湘黔苗区的损失更重。镇压起义后，清廷在苗疆重修边墙，实施“屯田养勇，设卡防苗”的政策，任命一部分早已归顺的苗族人士为低级官员，对苗区土地实行重新分配，并在文化上施行同化政策(包括收缴狩猎用的武器、剃头易服、苗族传统文化如萨满教节日等被禁止、禁止公共集会或交流、推行汉化教育、禁止说苗语，等等)。

18世纪发生在湘黔苗区大规模的苗民起义，事件之多，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少见。究其原因，除了已有研究中已总结的那些直接因素，如民族歧视与压迫、经济剥削、汉客矛盾以及文化心理等，更为重要的是处于转型时期的清王朝，在建构王朝疆域过程中，家天下的王权泛化观念逐渐让位于近代早期的国家疆域观念。这一疆域观念需要明确下辖的疆域的领土主权与行政主权，历史上长期处于化外的湘黔苗疆，必将在这一国家化的过程中失去原有的高度自治权利。而苗族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少见的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以及善于战斗的民族。一个要强力宣示领土与行政主权，一个要奋力反抗以保卫自己的自治权利，斗争便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演变成一场场大规模的流血战争，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斗争胜利的清王朝，最终在苗疆建立了直接统治，完成国家疆域建构中的重要一环，奠定中国西南边疆领土雏形。斗争失败的苗族人民，一部分被屠杀，一部分被同化，还有一部分向更西部的广西、云南等地迁徙，进而引发当地苗族另一支系蒙人的国际迁徙。

现今东南亚及西方国家的苗族，几乎都是说苗语西部方言川黔滇次方言的蒙人，主要有白苗、青苗、黑苗及汉苗之分，也有少部分其他支系的苗族。考其祖源，他们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云南与广西，这两个地区成为苗族蒙人迁徙流散到东南亚诸国的通道。

根据越南学者琳心对越南国内苗族的考察，他认为最早迁入越南的苗族来自中国的贵州，在时间上大概是在康熙末期或雍正早期：“最早的一次延续了14至15代人(大约300年上下)，约有即80户贵州苗人徙入我国。如：崇拉乡龙锦村的陆姓、江姓以及其他一些姓氏，他们都生活在越北自治区的同文县(河江省)。对照中国史料，则那次迁移与贵州苗人反对改土归流斗争失败相对应。”^[7]中国苗族第二次徙入越南大约延续了9至10代人(200年上下)，此次大约有180户苗民迁入越南北部，且“这些移民大都来自中国的贵州，一部分则来自云南和广西——第二次迁移与1796年至1820年间贵州苗民起义，反对乾隆和嘉庆皇帝的斗争遭受失败时间相吻合。”^[7]琳心认为这两次迁入越南的苗族都是因为在中国贵州境内的反抗失败后被迫迁入越南的。清初湘黔两省两次苗民起义失败后，少部分苗族群众从原居住地向外迁徙到其它地方，符合苗族历史发展的实际。但琳心先生认为此两次迁入越南的移民直接来自贵州，实则有点不太可能。贵州并不直接与越南北部接壤，最为可能的是贵州的苗民起义失败后，部分苗民迁入到广西、云南，挤压当地自称为“蒙人”的苗族支系生存空间，使其部分族众向越南、老挝等北部山区迁徙流散。首先，根据乾隆初年《清实录》的记载，与越南接壤之云南、广西边地，常有熟悉地势的当地土著居民越过边界进入越南。如乾隆八年六月丙子，谕军机大臣：“广西之镇安府、云南之广南府各有通安南之隘口——朕闻粤省稽查颇严，而滇省则近于疏懈。广南土人出交者纷纷，甚属混杂。”^[8]卷195云南广南府向为壮、苗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出交之土人中必定有当地的苗族民众。又如乾隆九年六月乙亥广西巡抚奏章曰：“南宁、太平、镇安三府紧接交夷，原设三关、百隘，——惟三关、百隘之间，皆有小径，瘴深雾毒，人迹罕至，而土苗生长彼地，惯于越山逾岭，巡查偶疏，奸徒即已偷越。”^[8]卷219此条记载明确说明越境到越南的民众中包括了苗族。而乾隆初年从云南广西边地进入越南的苗民，必不是新近因雍乾苗乱被镇压后从湘黔生苗区流入的，因为记载明确说明是熟悉当地地势的“土苗”。其次，从语言学方面的材料看，贵州东南部的苗族自称为“穆”(“Hmub”)，贵州东北部与湘西的苗族自称为“果熊”(“Qos Xyoob”)，而今天越南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苗族则自称为“蒙”(“Hmoob”)，与世居云南本土的苗族自称“蒙”(“Hmoob”)一致。事实上，当今云南的苗族，既有较早从西北方迁入的讲西部方言的群体，他们自称为“蒙”，也有晚近才从贵州等地迁入的群体。《红河州民族志》在论及该州苗族的根源时，部分苗族认为他们源于贵州：“蒙自、屏边、河口等地的苗族多数因清嘉庆二年(1797) 贵州铜仁府‘逐客民、复故地’的苗族起义失败后，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 逃来的。”^[9]屏边县的苗族情况亦如此。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清前期发生的两次苗族起义，导致湖南、贵州苗族向云南迁徙的浪潮。这些来自湖南、贵州说中东部方言的苗族的到来，迫使原来已经居住在那里的说西部方言的苗族朝着越南的北部地区迁徙。加拿大的一个蒙人学者汤姆斯·王(Thomas S·Vang)通过口述史调查，认为蒙人的国际迁徙始于清前期的苗乱：“鄂尔泰和张广泗成功的改流，使得该区域的苗族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绝大多数的苗族领导在战争中被消灭了，还有一些可能逃到云南、广西和贵州的西南部。后来，在乾隆和嘉庆时期，那里的苗族蒙人朝更远的越南北部地区流动。”^[10]77

乾嘉苗乱后，迁到越南北部的蒙人群体，很快就发现，越南北部山区的居住地是如此的狭窄与拥挤，且不断有新的蒙人在不断地迁徙进入。于是，一部分人又开始离开越南，前往邻近的老挝寻找新的居住地：“一个生活在翻石盘(Fan Si Pan)村庄名叫罗八申(Pa See Lo)的蒙人领导，组织了一队蒙族老人去寻找一块新的居住地，由Khue Vue带领，他们深入老挝内部几千公里，到达一个名叫农河(Nong Het，在新圹省)的小镇，这个地方比他们所见的其他任何地方更吸引他们。回到越南后，Khue Vue招募并带领第一批少数几家的蒙人去到农河定居。其他的蒙人，包括罗八申(Pa See Lo)，不久之后也来到这里。”^[10]138可见，老挝的苗族，最早是从越南迁入的。

此后，以中国云南东南部与越南北部地区为主要通道，不断有自称为蒙的苗族群体自中国迁出，进入到越南北部与老挝北部山区定居，加之人口的自然增殖，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蒙人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多，成为越南、老挝北部山区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

20世纪中期，老挝蒙人卷入了美国中情局在老挝发动的秘密战争(the Secret War)，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支持老挝共产党，一方参与美国支持下的老挝皇室政府。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势力撤出老挝，支持美方的那部分老挝蒙人大部分逃出老挝，以难民身份留居泰国难民营，并逐渐流散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至此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民族。

17-18世纪清代早期国家疆域的建构，从其主观意义看，是要把之前王权泛化下的边疆民族朝贡区域，通过改流或武力征伐的手段，变为王朝直接管辖的版图，王朝能够直接拥有这些区域的领土与行政主权，以在与外部世界的竞争中占据主动权。因此，清王朝通过创造一种普世的国家认同理论，即消除历代中原王朝奉行的“夷夏大防”，转而提倡“夷夏共存”，认为中国是各民族共同居住之地，皇帝应是“有德者居之”，^[11]同时施行文化教化，使得各具文化形态的边疆民族成为中国化的王朝编户齐民，在国家认同上达到一致性。

清朝边疆建构理念在西南地区的施行，是近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客观上推进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内地化进程，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的联系。在此过程中，清政府对文化各异的西南各个族群实施武力征伐与文化同化政策，引起诸多反抗，湘黔区域连绵不断的苗民起义便是其中的典型。起义失败后的苗民群体，一部分人被迫迁出原居住区域，来到更为僻远的云南、广西等地区，挤压当地苗族支系蒙人与其他族群的生存空间，使得后者越过清王朝的西南边界，进入与之接壤的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开启苗族国际迁徙流散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