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mmunist Dimens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由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引发的精神困境体现为生态危机和人的生存意义危机，上述危机被斯宾格勒称为西方文明的危机。马克思把这个时代称之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代，这个时代有着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特质：物对人的抽象统治。这种精神危机不仅困扰着当代西方，也困扰着现代中国精神家园的真正重塑。当代中国，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精神生活的贫困成为一对亟待解决的悖论。当代中国已经融入“资本文明”的逻辑之中，同时，“资本文明”的悖论已经日益凸显。物质社会财富的丰盈也带来了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和拜金主义的盛行，“占有金钱和货币”的资本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市场经济下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一切活动和交往都打上了资本的烙印。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被市场和资本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碎片。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如何走出一条扬弃“资本文明”和塑造共产主义新文明形式的道路，已成为当代中国精神建设的时代任务。正如有学者所呼吁的，“如果没有一种既对我们本身具有积极的效准、又能真正‘消化’资本原则的精神—文化建制，那么，唯利是图所展开出来的为所欲为，将会使整个社会及日常生活自行瓦解，并陷入一场全面的危机中”^[1]。

“资本精神”构成推动现代社会生产(物质、精神和文化生产)的精神动力，是工业时代和现代性的精神表征，欲望和金钱已经与个人的生命灵魂融于一体。从历史观和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共产主义是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资本主义生成过程中的断裂和超越，是现实的历史运动的发展趋势；共产主义形成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并不外在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具有内生性的关系。共产主义的价值意蕴从根本上依附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进程之中。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社会历史运动，强调共产主义的价值意蕴和蕴含的文明向度，并不是以牺牲和忽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和发展阶段性为代价的。从文化和新文明形态的角度界定共产主义的精神内涵，是当前彰显共产主义价值意蕴的时代要求，是回应资本统治个人生活境遇的时代迫切要求。共产主义为现代社会超越资本文明和实现美好人类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和思想资源。

首先，共产主义真正追求符合人的个性的文化生活。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和市场成为当前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现代社会中个人沦为资本增值的手段，每个人成为追求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每个人的“个性”都打上资本增值的烙印，衡量个人自身价值的标准不再是人自身的兴趣爱好和创造性的活动本身，而是对资本和货币的占有和享受程度。现代社会的文明可以说是“资本文明”。这种“资本文明”形式被哈耶克标榜为“货币”“市场”“贸易”和“私有财产”。在他看来，欧洲古老文明的形式发端于以货币和市场为表现形态的贸易交往中，正是货币、贸易和资本提供了维系人类文明不断繁衍和进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2]。“资本文明”被哈耶克视为永恒的文明形态肯定下来。从根本上说，共产主义正是在批判和扬弃上述“资本文明”形态的过程中彰显其当今时代的价值意蕴。共产主义的价值意蕴在于探求扬弃“资本文明”的新文明形态，这种新文明形态集中体现了对人类精神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还具有文化的品格。共产主义并非使人单纯成为财产上的富有者，最重要的是使人成为精神上富有的人。精神上富有的人摆脱了资本统治人的物化逻辑，使人从强加于他的经济功能中彻底摆脱和解放出来。经济必然性王国空间的逐渐缩短，而自由王国空间由此极大扩展之时，共产主义的实现才能获得最大的可能性，共产主义最终表征为人类“文化空间”^[3]85的形成。这种“文化空间”把人们从被资本所统治的劳动中(抽象劳动)解放出来，将人的劳动转化为创造性的精神文化。与“资本文明”通过社会分工对人进行分割和拆解不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文明形态“将人的完整个性的保存和自我实现作为自身的目的”^[3]90。“资本文明”本身是一种物的文明，占有私有财产和货币本身成为目的本身。马克思共产主义对“资本文明”采取有原则有高度的批判，把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转化为人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打破货币“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4]246，颠覆了货币对人个性统治的异化逻辑，真正实现了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社会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安排最终要落实为提高每个人的自由个性与全面发展，培育具有独立思考和公共辩论的现代新型社会主义公民。作为这种以打造“文化空间”为文明形式的共产主义为当下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基础，共产主义学说为当代中国“理想精神家园”的塑造提供了充分的精神资源。

其次，共产主义的精神品格体现为对“资本文明”的批判性超越和展望。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仅是一项经济事业，更是一项精神文化事业。这种精神文化事业旨在追求每个人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精神家园的回归。人成为自身的主人和人本身，而不是被物支配的奴仆。“当社会规划和预测不仅考虑技术和经济因素，而且考虑文化因素，也就是考虑人本身的发展前景，从人的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时，那么，社会将会再度需要未来的社会主义设想。”^[3]117共产主义是对人类原始社会共同体的更高程度的复归和再现，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扬弃和超越。扬弃资本文明的社会将是人、自然和社会真正和谐共处的社会，即“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185。个人以共同体的生活为乐事，共同体将以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归宿。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的新文明形态，共产主义的根本之处在于每个人感性的彻底解放。共产主义文明把资本主义文明所内含的社会生产力释放出来，让社会财富真正回归所有劳动者和人本身，这种文明形态将是一种完全“以人为本”的人本文明。以货币和商品交换为媒介的交换价值生产(资本文明)将被以直接满足人本身自然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所取代。

再次，共产主义文明绝不是道德公设和抽象的道德律令，它并非远离大多数人的生活诉求，它恰恰极为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共产主义真正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价值目标，“这些人比其他人与文化的创造性，与人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中的创造性活动有更多的联系”^[3]83。共产主义文明将是一种“后资本”和“后市场”的文明形态，其形成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实现于资本文明之中，是对资本文明已有成果的扬弃。共产主义文明将开启全新的人类发展空间并揭开真正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幕。共产主义文明是针对资本文明而言的，当前中国正步入世界资本文明的逻辑之中，必将感染资本文明的一切优缺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提供了最具超越性和现实性的价值理念，为当代中国精神家园的重建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学理依据。当代中国精神家园的重建问题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实践，时代呼唤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乃至高于资本文明的新精神文明形态。共产主义只能实现于资本和市场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和可能性之中。当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原则在于坚持从中国自身国情出发，在积极发展资本与市场的同时探索超越资本文明的现实道路。这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坚守共产主义价值理想和终极追求的目标所在。共产主义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契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的目标在于实现每个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协调全面发展。共产主义追求的恰恰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有机统一的生活方式。因此，共产主义理应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中国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共产主义真正深入了人们生活的内在世界，把每个人的希望和诉求化为可以实现的物质力量。现实生活本身的变革和进步都在不断体现着共产主义的逐步实现。作为现实的理想之梦，共产主义指引着当代中国和世界走向未来；作为真正解放人的感性之梦，共产主义指引着每个人追求他们的理想人生。

共产主义为中国道路世界历史意义的彰显提供了价值引导和历史路标指引。在当代中国，共产主义依然以历史在场的方式关照着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和中国道路的思考。中国道路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探索和未来憧憬，中国道路的探索与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密切相关。马克思曾对19世纪中国发展道路的论断有着深刻的历史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思考中国道路的实质和未来发展趋势，离不开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和关于未来社会发展趋势思考的认识和借鉴。马克思对中国的了解和思考主要依赖于当时的报刊书籍，他对中国问题的见解主要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的几篇时评报刊中，虽然马克思没有像关注俄国发展道路那样深入思考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但是这并不能否定马克思对中国道路的思考有着惊人的历史预见力和深刻启示。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50年代写了一篇有关东方社会时局的报道短评，其中有一段对中国问题的评论：“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5]从马克思这篇有关中国和亚洲的时评来看，马克思把中国视为激发欧洲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在他看来，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保守封闭和发展滞后的国度，西方列强的入侵把中国带到了资本文明的轨道，给中国带来了重新获得发展的历史机遇和生机，但同时这个国度遭受着本民族文化被资本文明消解的命运。马克思带着同情和发展的心态看待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他认为中国将对欧洲资本主义给予沉重的打击，必将对欧洲文明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从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和人民致力于实现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在走向这条康庄大道的征途上，留下了探索民族解放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实现中国梦的民族复兴，中国从此走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这条康庄大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体现为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断探索和追求。作为一个西方人，马克思带着欧洲革命的问题关注中国，他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看到并指明了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和轨迹。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和之后的改革开放发展史，正是对马克思关于后发国家社会发展进程的真实历史写照和时代诠释。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真正人类历史的发展必将是对资本文明的辩证扬弃，即共产主义。在发展资本的同时超越资本，这正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思考的真正精神。在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关系上，现代中国正逐步回归到马克思当年的历史预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关系认识的理性回归。

共产主义是指引当代中国发展的永恒价值坐标。当代中国正努力探索和践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体现在对共产主义过渡和设计的制度规划中。当下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其基本精神上看，是对以往社会主义经验的历史总结。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也符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具有经济性质的阐述，即发展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其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尊重个体的个性和首创精神，充分释放资本所内含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总体上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精神实质的时代探索。这一探索的首创精神体现在基于中国的现实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区分开来，把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区分开来。进一步说，就是把市场经济仅仅视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而并非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政治标准和价值立场。如何在发展资本和市场的同时超越资本与市场，实现真正符合社会主义“自由”和“平等”精神的社会？这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力需要探索的时代课题，也必将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探索过程中。马克思关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进程的预期和展望，是指引当代中国走向美好未来的指路明灯。中国道路成为彰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和超越资本主义可能性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国道路体现为当代中国对社会主义实现道路的不断探索。中国道路是当代中国坚守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也是当代中国把共产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是指引中国道路良性发展的思想保证。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面对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和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找不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方案。时代的变化必然要求相应策略的调整。正是基于对当代全球国际政治经济变化新形势的审时度势，当代中国实行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充满着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智慧，是对当代中国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探索。中国的当代发展把资本主义生产促进效率的一面与社会主义讲究公平的一面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既保证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保证了人们生活的共同富裕和进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鲜明体现了以上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立足世界关照中国发展；另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发展透视世界发展趋势。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共产主义是一项世界历史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项世界历史性事业。作为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时期共存于当代世界，二者相互影响。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趋势和新特点影响着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相应策略。资本全球化成为当代中国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既定世界历史性前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故步自封，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确立了中国在资本全球化世界历史一体化图景中的历史坐标和方位。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仍面临着现代化任务，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翻版。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自身的发展道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有着普遍的示范效应。中国的发展向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个世界性问题：在由西方主导的资本全球化时代，如何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并符合本民族发展特点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本身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需要历史发展的不断检验。在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口号难免充满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探索将对这一口号提出历史性的挑战。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道路极大地提升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和信念。中国道路的未来发展是开放的和无限的，中国道路没有永恒固定的模式可以借鉴。中国道路的实质体现了当代中国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想观的时代探索和总结，代表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焕发出世界社会主义的当代生命力。

中国道路与共产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传承和价值契合，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历史承诺依然是中国道路未来发展的永恒坐标。中国道路既不是对当年马克思共产主义设想的教条化理解和直接照搬，也不是对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全盘丢弃。当代世界是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共存于这个时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成功经验开启了全球社会主义复兴的新的历史契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仍需要理性处理资本发展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引进资本和市场的同时，中国怎样探索出一条真正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把超越资本主义作为目标，提出取代资本主义的相应替代性价值规则和核心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时代性课题。以往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简单和盲目的，共产主义被幻化为远离人世和高高在上的抽象教条，忽视了共产主义关切个人自由和内心生活的价值本质，进而误解了共产主义的精神实质，给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共产主义本不应该背负不属于它的沉重历史包袱。对于当代中国和世界来说，人们无论在历史、道德上，还是在文化上，应时刻准备好接受共产主义的到来，共产主义的价值意蕴将随着现代社会问题的出现而得以凸显。“人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证，但在存在历史上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谁如若只把‘共产主义’看作‘党派’或者‘世界观’，他就想得过于短浅了。”^[6]共产主义为当代人类摆脱异化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兼具理想性和现实性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构想，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维度解答了“人类历史之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寻而言，马克思结束了仅仅凭借美好希望和意愿来建构新社会的乌托邦设想，把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寻放到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综合性分析和批判性思考上。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和对现代社会人类发展趋势的理性预期，对现今时代发展而言，仍具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马克思当年没有具体分析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详细制度安排和实现形式，这仍需要结合当代世界发展进行思考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前世界探索实现社会主义新形式的最伟大的社会实践和探索，将最有希望成为填补和诠释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制度设想和制度安排的社会改革模式。

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形势，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关于落后国家(包括上个世纪的中国)如何具体实现现代化发展道路，后发国家如何获得民族解放和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和技术殖民，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时代话题，这为中国道路驾驭资本提供了参照和借鉴。沃勒斯坦、弗兰克、阿明等左翼思想家展开了对全球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这一较为有影响的理论流派。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形成经历了一段历史过程，形成了资本主义具有世界体系的特征。广大后发国家之所以落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于资本主义利用技术和资本奴役后发国家，在于资本主义的繁荣立基于对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殖民掠夺。沃勒斯坦称此为“世界经济”的世界体系，其发展起点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农业和经济的起源^[7]。沃勒斯坦扩展了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视域，把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扩展到了他所谓的中心区和边缘区间关系的探讨。在他看来，亚非拉美落后民族国家要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和剥削，需要打破全球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彻底消解以欧美资本主义为中心区和广大亚非拉美国家为边缘区的不平等格局。弗兰克晚年改变了他早年和沃勒斯坦所持的观点，他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及其和非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间关系问题的分析上，包括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在内的西方学者都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中心论”和“妖魔化东方”的双重误区。在弗兰克看来，“所谓在欧洲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在世界其他地方了无踪迹，只有通过欧洲的帮助和扩散才能提供这些要素。这就是马克思的‘东方学’假设……据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需要借助于欧洲这种‘转变’的进步成果来摆脱根深蒂固的停滞。在想象中，这种停滞的所谓原因被归结为缺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8]14-15。他认为，要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及其与亚非拉民族国家间的关系，一定要树立一种全球视野和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彻底粉碎。他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18世纪之前世界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中心的话，这个中心就是中国。他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把资本主义历史的起源追溯到了遥远的15世纪。他要重写资本主义起源的世界史和全球政治经济学，他的中心工作就是：基于一个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才能把握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全球视野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于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和国家的发展进程给予历史的定位，并鉴别、理解和解释“西方兴起”“资本主义发展”“欧洲霸权”及其“东方奇迹”等过程和事件^[8]1-51。弗兰克并不是以“中国中心论”代替“西方中心论”，这在他给《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的中文版前言中已做了明确说明。弗兰克希望提出一种全球经济框架图景，以此消融“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中心论”间的二元对立。弗兰克并不拘泥特定的意识形态之分来看待当代世界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他对中国发展道路充满了期待：“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在历史上的经济成就不是基于西方方式获得的；亚洲近期的许多经济成就也不是基于西方模式获得的。因此，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没有必要照搬任何西方‘模式’或其他‘模式’。你们能够安排你们自己的道路，现在没有必要把西方方式当作所谓唯一能够摆脱目前经济危机的方式来取代自己的方式。相反，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依靠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是弱点，而是优点。”^[8]5阿明把中国发展道路趋势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模式”，这种探索模式的特征是：受第三国际的启发，中国在一开始就进行了激进的革命。他一直从世界中心和外围区域的区分来审视中国当前的发展道路。他认为，自20世纪晚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日益走上了与资本主义趋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即他所说的边缘资本主义。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边缘资本主义的挑战。所谓边缘资本主义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充当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大军。第三世界边缘社会的构成导致了一个重要的常备部队和一个难以吸收的预备部队的并列存在。“无论是社会上还是政治上，边缘资本主义都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期望得到的东西。”^[9]中国能否成为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行者，阿明对此的态度很不明朗。在阿明看来，如何既丢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又避免陷入极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中国发展来说是一个严峻挑战。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怎样使边缘地区(包括中国)国家免受中心国家的剥削并避免使之与其趋同，这是当代世界超越资本主义的根本前提。

综上，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和后殖民主义主要从对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中看待中国的未来，他们对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恐惧。在关于中国与资本主义间关系的问题上，我们不同意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评价。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有着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制度特征，中国的未来不需要资本主义“开药方”，中国的未来不是与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的。自近代以来，中国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道路。当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既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是坚持从中国自身国情出发，理性审视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在面对和运用资本逻辑发展的同时超越资本逻辑。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应有的价值旨趣和归宿。与此同时，中国道路也不是走向与资本主义趋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中国道路有着自身的特色和品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理应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年的发展，正逐步走向一条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提出的经典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当代中国正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漩涡中，如何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下，彰显中国自身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如何辨别当前中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方位？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正迈向一条真正秉持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并坚持结合自身发展实际、非教条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康庄大道。在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中国具备自身发展特色。在现代化建设的思路和统筹方面，中国关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吸取经验教训，全面审视和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试图在借鉴资本主义的同时极力超越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案。这种现代化方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遵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和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凸显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想的当代效应。面对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能动主体、生产灵魂和“世界公民”，面对资本全球化对世界后发国家的经济政治渗透，如何有效抵制资本逻辑的侵蚀而又不脱离全球化的历史现实？中国如何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又不同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崭新道路？这些成为学者们思考中国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宏观视野和问题分析框架。如何运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路解决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转型、政治民主、公平正义和生态环境等)？这成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现实诉求和价值追求。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当前中国发展的重大时代性课题和任务。共产主义仍将成为中国道路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是引导中国道路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历史路标。提高中国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价值信仰、彻底消解市场与资本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侵蚀，是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共产主义崇高信仰的根本思想和价值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事业，这条道路的真正实现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互相交往和取长补短。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世界的发展也将以中国的发展为契机。面对当前中国在大力发展资本和市场之际，必须弘扬社会主义价值信仰，秉持思想领域引领当前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这样才能坚守住共产主义的价值信仰，坚守住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价值本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凝聚了全体人民的价值共识，从思想价值观念上引领了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当代中国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推进中国全方位改革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迫切时代要求。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需坚持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和历史承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是历史的选择，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形成的，是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实现的实践探索和历史经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因此，对中国道路的价值认同和永恒追寻就有着历史的使命感和正当性。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一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理论旗帜。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前提只能是共产主义，其具体内容体现了当代中国赋予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新时代内涵和自我理解。

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邀请书，其精神品格和价值意蕴是学界有待深入探讨的重大时代性课题。共产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前提，是指引人们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识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象”和彰显中国道路世界历史意义的历史路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围绕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受到西方左翼学者重点关注。学者们紧密结合当前资本主义发展最新结构性变化和危机表现(两极分化、分配正义、政治民主和生态危机等)，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视角探讨超越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和具体制度构想。部分学者也基于文本重新梳理马克思未来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想。中国发展问题成为很多欧美学者探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前景和社会主义问题不可忽视的参照系^[10]。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要阶段，在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时期，迫切需要寻找恰当的经济战略来发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含义不尽相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非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是必要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和历史定位，有学者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视为一种新型国家资本主义，部分学者能客观看待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有学者通过关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以此重新反思资本主义的现状并构建超越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民主和制度方案。还有学者吸收前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并在肯定社会主义过渡和转型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向共产主义经济计划过渡的实践构想。国外学者对资本主义最新变化与替代方案的探索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分析不乏睿智。但是，中西方学者言说共产主义过渡和转型问题的理论视角和时代语境不尽相同，这必然要求我们不能盲目跟随西方学者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观点分析中国自身的问题。部分西方学者对共产主义过渡的思考主要是以西方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为分析框架，他们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关照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都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论”的历史窠臼。他们鲜有能结合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文化特性和当代处境深度阐发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中国道路的实践特色，因此他们往往不能从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现实来阐发共产主义过渡和取代资本主义的具体策略。因而，当前学界应着重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从学理和社会发展规律层面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和示范效应。简单用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不能有效地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现状，当前应立足于资本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发展趋势，理性审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同时立足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局面、新形势，把共产主义思想从一种革命批判性的理想话语转化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建设性话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鲜活的实践经验宣告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非是人类历史进化发展的终点，彻底粉碎了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中国道路在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传承和生态建设方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的发展观。中国道路关切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发展难题，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内心愿望，承载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和实现人类幸福生活的时代历史使命。中国道路的历史实践与当代发展秉持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在制度设计和发展理念上，把资本孕育的物质文明创造性转化为人本文明，让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为人类探索美好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精神。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资本精神”从物化意识创造性转化为“人本精神”，把“资本精神”具有的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带回真正的“属人世界”。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鲜明体现在对“资本精神”给予符合时代精神气质的批判性建构，其具有解决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危机(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和霸权主义等)的示范效应和能力。通过对现代世界和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本身展开批判性的深度阐释，揭示新时代表征资本逻辑的“资本精神”之结构、特性和历史功能，阐发新全球化时代历史语境的本真结构，中国道路有望成为破解时代发展难题、实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具有光明前景的全新的社会制度规划。秉持共产主义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意蕴，探索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驾驭资本逻辑的制度设计，寻求破解资本逻辑负面效应的有效策略，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实践经验，探索一条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的新型现代化道路，这将是一项最为激动人心的伟大的时代性和历史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