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dimensional Effect and Internal Logic of Capable Persons Leading to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A Fieldwork Based on A Village in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从早期解决温饱问题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至如今到村到户的精准脱贫政策，在全民奔赴小康的宏伟蓝图中，最集中的关注点莫过于精准脱贫。显然，精准式扶贫一改往昔救济式、兜底式扶贫方式的笼统做法，以主体对象为目标靶向，针对特定区域性贫困以及贫困村、贫困户来执行政策，更注重地域性、差异化、个性化。然而，集中连片区的大面积贫困、贫困户识别、具体脱贫方式的选择都加大了“精准”工作难度。虽然学界对精准对象认定问题的研究聚讼不已，但脱贫成效、贫困户生计维系依然是政策设定的最终落脚点。当下精准政策实践如火如荼，借助于扶贫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以及社会力量的介入，部分地方呈现出贫困户有序脱贫、产业发展潜力十足的良好势头；也有地区正陷入国家不断增加专项资源投入而农民福利状态、基层治理秩序并未同步改善的悖论。面对脱贫成效差异显著的现实，我们不免疑惑缘何扶贫资源下乡两极化现象严重。究其缘由并不复杂，扶贫资源的瞄准偏离与利用不当，抑或扶贫开发大获成功，除了行政推动的肇因，微观场域内资源嵌入与哪类治理行动主体互动调适亦是主要影响因素。一直以来，“精英俘获”“治理内卷化”成了村治行动主体垄断扶贫资源的学理解释。作为既定行动网络的中心人物，能人往往具有较强政治色彩、社会关系，对集体行动影响显著^[1]。连片特困区多地调查显示：能人行动与精准脱贫交互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失败，甚至脱贫告成、贫困户生计可持续多数依赖于治理精英的带动效应。就目前扶贫情况来说，能人治村与扶贫资源互动的理论阐释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依旧是一个亟待理清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能人带动下的扶贫实践，重新审视精准脱贫与能人治村的协作关系，以包容性治理思维，来尝试说明能人带动精准脱贫的内在机理，发挥好带头人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以免陷入循环往复的能人俘获与治理挫败的怪圈。

目前，学界诸多研究将扶贫资源利用、瞄准偏离与能人治理联系起来，认为经济精英利用社会网络、经济能力，政治精英凭借代理人身份，操控各类资源，也即“精英俘获”^[2]。能人群体与大众在信息、权力、社会资本、知识技能等多维结构中都处于不同的位置，在资源稀缺有限的境况下，其始终占据有利地位，并联结成一个结构性网络。外来资源的注入都要经过这个网络的过滤，最终引发难以平衡的结构性贫困，无法带来明显减贫效果^[3]。因此，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层层过滤、阶层分化常常导致“精英捕获”，致使扶贫资源并未真正到达贫困户手中^[4]。加之，国家供给至贫困地区的资源并非人人都能享受。故而，扶贫资源不只是一种经济资源，更幻化为政治权力资本、能人的权威工具，落实到村内呈现出垄断配置的色调，波及村级治理的诸多方面，进一步加剧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5]。在精准识别中，纵然贫困户的认定有“五看”“九不准”等一系列标准，奈何追求工具理性的国家逻辑难敌以价值理性为目标的乡土逻辑，面对乡土熟人社会网络、不规则因素、村治权力介入，只得折戟沉沙^[6]。研究表明，能人主政下精准脱贫资源不但未被充分利用，转化为贫困户生产潜力的激发剂，反而成为治理主体竞相争夺的矛盾焦点，对治理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

不过，从传统社会时期的乡绅自治到人民公社阶段的干部控制，再到现今的体制内外各类精英主政，农村社会治理主导力量不断嬗变，但其治理形态挟带着精英治理的历史基因，均处于能人支配格局下。总的来说，能人群体已完成初步整合，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能力优于普通农户，在某一领域占据强势地位后，很快便会获得其他领域的资源^[7]，并对集体行动过程施加不均衡影响，持续扩大影响力^[8-9]。布迪厄^[10]指出，能人并非是通过强迫、要挟来施加影响，而是借助道德谴责与象征权力。在非对称差异影响下，不仅政府偏爱于分配资源于能人群体，普通人也经常不自觉地跟随他们的领导，主动吸纳他们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过程^[11-13]。甚至在民主匮乏的欠发达地区，乡土精英偏好比政治官员的偏好逆转更接近普通大众的偏好，形成有利的替代效应^[14]。村庄能人具备率先识别要素与农产品价格变化的现代思维，往往是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以潜在利润发现者身份，引领农业经营方式创新^[15]。加之，能人资源优势明显，相较于贫困户，应对社会风险能力高，在扶贫行动体系中通常扮演着领袖角色，表露出一定的“魅力型权威”特征，使得村民不仅视其为致富带路人，还把其当作村级治理中的楷模式人物，自愿接受其领导^[16]。当下扶贫资源不断流向农村，兜底式扶贫可依据贫富差距排序转移福利至贫困群体，但开发式扶贫中政府则难以直接激活贫穷家庭的生计意愿，须由有能力的乡村能人作中介，形成“政府—能人—贫困户”链条，使项目发挥造血效益，进而惠及贫困户^[17-18]。同时，能人对当地资源充分熟络，与村内农户共同体意识较强，容易带动贫困人群观念转变，形成持续力强的内源式发展模式。有鉴于此，在多主体治理中，更应调动乡村能人参与积极性，挖掘其优势^[19]。

客观地说，对于精准脱贫与能人治村的结合，国内外学者认识各异且尚未达成共识。虽则精英俘获与能人效应二律背反的困境难以消除，但实际中能人对于农户生计发展的带动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能人治村带动下的开发式扶贫已成为当前贫困区脱贫的重要路径，具备一定的乡土合理性。不管是理论上的阐释还是现实中市场销路、村级治理效益俱佳的脱贫村，无一不依赖于敢想敢干、懂经营、善管理的乡村能人。退一步言之，能人主导贫困治理一定会引发精英俘获，忽视精准到户差异性？能人究竟能否在统一规模经营中对不同类型贫困户精准帮扶？基于以上的诸多疑问，笔者以A村田野调查为基础，摆脱前人研究中能人作为政社中介经济带动角色的单点论证，从能人能力视角出发，按照“目标主体确定—资源下放—治理结构形成”的脱贫路线，依据扶贫对象统一分类、资源整合、贫困治理优化三个方面，来说明能人能力集合对扶贫政策执行、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综合效应所在。

A村位于甘肃省T镇东北部的半山区内，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带，生态环境脆弱，常年来农业基础条件单薄，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是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区。村内共有村民551户2 281人，耕地面积8 438亩，人均耕地面积3.7亩。其中，2013年底建档立卡户180户，2016年全村人均纯收入5 890元，贫困户133户，稳定脱贫47户。近些年，在产业扶贫、帮扶扶贫、金融扶贫不断助力下，A村积极发展现代设施农业、马铃薯育种，形成能人有限主导下以园区组织为核心的扶贫基地，“政银企农”合作发展的脱贫模式，经济发展持续力足。A村现已建成钢架大棚106座、日光温室120座、网棚50座，建有2 000吨的马铃薯种薯贮藏库、600吨的蔬菜恒温库、5 000吨的蔬菜气调库各1座，硬化园区道路2公里。

2016年12月和2017年8月，笔者跟随课题组两次深入A村多家农户家庭，对当地的扶贫工作、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调研，亲身投入精准脱贫政策实践的具体场域，感受A村发展的实际变化。半年多来，在能人W的带领下，村内贫困群体不断被吸纳进入产业经营链，与骨干党员结成帮扶对子，115户557人摆脱贫困，贫困发生率下降至3.3%。能人W的治理口碑也不断上升，在治理能力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综合作用下，A村一二三产业不断融合，各类组织竞相发展、有序合作，呈现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的发展态势，已成为黄土高原区乡村振兴建设的缩影。为更好地揭示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的内在逻辑，笔者结合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发展情况，通过深度访谈与情景观察，以A村为样本，侧重从微型社会学视角考察乡村能人对精准脱贫的带动效应，依据能人能力在精准脱贫过程的现实反映，创新性地指出能人对扶贫对象统一安排、精细化帮扶的政策效果以及整合产业资源的经济效用，凭借其领导影响力达致扶贫组织之间结构功能相互对照、各司其位的社会效益。社会调查中，我们不仅获取大量一手资料，更通过对A村事实镜像的剖析，了解能人效应对于精准脱贫治理的多维影响，力图完整地展现能人带动精准脱贫的内在逻辑(如图 1)，以期得到有益于资源贫乏特困区发展的地方性经验，进一步阐述精准脱贫与农村社会治理协同发展的未来走向。

扶贫不只是一种行政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以战略眼光看，扶贫不能脱离农村社会的乡土根基，不能超越民众的文化认同和日常生活^[20]。精准脱贫更是国家逻辑与乡土逻辑双向作用下的行为活动，既要认定出符合官方标准的贫困户又要遵从农村社会认同原则，在行政介入识别困难、家庭生计资本计量模糊的境况下，亟需一套符合政社多元主体目标的可行方案。访谈中发现贫困户认定的诸多事件都有一个共性，那便是能人W对于扶贫产业发展、贫困对象认定话语权极高。贫困户1表示，“自己家供两个大学生，掌柜的身体也不好，一轮推荐中被纳入贫困名单，但在村里人缘差，二轮落选，后来村干部根据标准又给加进来”。农户2暗示精准认定不公，“本来能选上，村里人都选我们了，可W说我家孩子在外做生意，偏不让以贫困户身份搞补贴大棚，只能自己花钱租。他又是合作社理事长，他说不行就只能不行了”。就扶贫方案的制定，W本人也谈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在村里生活几十年了，谁还不清楚谁的底细，就算是上级审查，这些贫困依据都能让争议者无话可说”。众口难调的乡土社会逻辑中，国家顶层设计的准则须臾之间也沦为不合时宜，难敌农村社会的非正式惯习。一贯的社会生活中长老统治的可依赖，更在于其智力、专业基础上的形成的独特优势^[21]。作为土生土长的A村人，在贫困认定的权衡中，W不仅行使了一定的教化权力，也附带地施加强制性权威，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普通农户质疑之上，最终设定出以A村园区为基点的产业扶贫形式，以统一安排来平息村内的众说纷纭。故而，落实到治理边界模糊的乡土社会中，精准的判定更体现为一种使人服膺的能力、一致行动力，而非机械的扶贫条文所能实现的效力。

当地扶贫驻村干部Y某反映：A村贫困户数量远远超过下达的指标，具体判定谁是贫困户仍需工作在一线的“明白人”共同决定，有些是真有发展能力的贫困户，有些是思想懒惰，贴息让他搞种养产业还不愿意干，我们外来人员一时也难以摸清。在政策执行中，以能人W为首的村委班子，整合汇总村民的个体意愿，并挂出脱贫到户公示牌，依据因病、因残、因学等不同的致贫原因，在统一协调中表现出很大灵活性，将贫困户划分为发展型、兜底型，针对农户发展实力、目标方向做出了种植、养殖、技术培训等多样化的具体安排，培植不同类型的产业脱贫形式，提高抗逆能力。因病发展型，采用“5535”(贷款5万元，种植5亩全膜玉米，养鸡3 400只，年增收5万元)模式，通过养鸡、种植，产业收入年均增长5万元以上，2018年实现稳定脱贫，预计年增收8万元以上，按期偿还贷款的同时，户有持续稳定增收产业。因残发展型，为其制定“5123”发展路线(贷款5万元，租大棚1座种植蔬菜，养牛2头，增收3万元)，提供养殖与蔬菜薯种植技术，分阶段有序完成脱贫目标。W在访谈中表示，“农户可以根据自身因素选择相应脱贫形式，投入不同产业生产中。农民转出土地，一亩500元，外出的能安心打工，留守的可在家门口打工，一年四季不同的产业可以保障大家都有活干，再发展下去，贫困户也要变成产业工人了”。可见，在具体帮扶中，统一行动力的情景下W也会注重个体差异化，在能力范围内实现扶贫产业与农户自身所有产业的契合性，尽量达到精准化，表现为一种能人有限主导的治理特征。

A村以往扶贫政策演变的事实显示，最低保障式的扶贫、扶贫资源利用不当，难以真正满足农户生存发展需求。除了小部分无劳动能力者宜于采取兜底保障，就发展型农户而言，对其生产能力的扶持乃是资源贫乏型特困区农户的最终出路。根据调查得知，现“政府+银行组织+企业+贫困户”下金融扶贫、产业扶贫示范基地的形成有赖于W的推动作用。此前十几年，W在乡镇政府受聘工作，积累了大量人脉资源，结交了诸多成功人士。2010年其返回村里，当选为村两委成员之一。面对村域经济发展虚化、村级治理能力羸弱的困境，经过多方学习考察，W提出借助引洮工程机遇，发展设施农业，助推村内劳动力就业。然而，其行为并不被看好，无法调动农户积极性。借助其政治威信、社会影响力，流转了30亩土地，并以个人名义贷款集资80万，率先建造10座温室棚，当年便取得良好收益。随后，其又升任村支书，扶持11户党员、30户贫困户，整合村内土地、人力资源，组建合作社以扩散规模效应，以雇工、贴息种植形式将贫困户纳入产业链，减少生产盲目性。村内农户纷纷跟进，逐步将生产方式从传统耕作型转向现代规模经营型，形成“支部+合作社”、“合作社助力扶贫”的发展路径。2014年得益于引洮工程顺利贯通，深受水资源限制的A村迎来了村域经济发展的春天。W依靠其网络资源，组织牵头引进马铃薯原种培育、食用菌生产加工等多家经济组织，促成建立了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适逢国家逐年加大精准脱贫专款的下放力度，作为A村“本土性组织资源”代表者，在精准脱贫协议达成中，W多次参与斡旋协商，申请上百万扶贫资金，探索出“园区+热心户+公司+建档贫困户”的运作方式，为龙头企业与贫困户共享机制的建立搭建桥梁，使得贫困户生产经营走向产业化、品牌化。其中，热心户建棚费由农牧局给予补贴，贫困户只需签订扶贫贷款四方带动协议，入股企业便可无偿获得大棚经营权三年，种植一座大棚、两亩马铃薯大田，年收入至少12 000元。

作为一种稀缺性生产要素，扶贫资源价值的体现不只在于其直接拥有者、使用者是谁，更在于生产与再生产之中资源所创价值对贫困者的效益。据农村社会发展经验来看，若是将大量扶贫专款如同兜底式扶贫般交至贫困户手中，则几乎沦为一种象征性仪式，无法获致实质性效果，甚至无形中培育了有生产潜力贫困户的等靠要心态。作为乡村里的实干家和带头人，W较其他人更具发展意识与创新观念，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积累。在具体行动中，其充分展现出敢为人先的锐气，并结合A村区位状况和发展趋势，积极响应双强双带、精准脱贫方针号召，依势造势抓住政策机遇。在产业扶贫行动中，其为农户确立了种植大棚蔬菜、马铃薯大田与养殖鸡、牛同步发展的“种养结合”思路，将传统的种植周期进行结构调整，实现了一年多茬的良好效果。显而易见，在能人牵引下，农户从生产方式选择到农产品市场网络建立都有了可以依赖的动脉，使得扶贫资源得以真正激活。从一穷二白的现实出发，促成一园三社的现代农业产业格局、助力精准脱贫政策软着陆，到开创A村特色贫困治理模式，最终带动贫困户致富，无不展现出W的远见卓识。纵观W在贫困治理中的角色扮演，这不仅是其从经济能人到政治能人、乡贤身份的个体变化，也是村庄内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伦理道德联结起来的具体表现，更是精准脱贫后时代农村治理格局变化的写照，昭示着扶贫开发中能人多维辐射效应的重要性。

伴随园区组织规模不断壮大，园区内部的合作社党支部与A村党支部在统管党员工作方面摩擦不断。甚至村民们在内心深处也认为园区的权威高于村两委，遇到事情时，往往倾向于向园区内部组织的领导人求助，而不是第一时间去寻求村委会的支持或纠纷调解。在扶贫融资不断注入过程中，作为村域范围内的经济属性组织，其发展触角已经延伸至农村社会治理领域，影响村民生产生活方式，乃至干扰到贫困户对象确定，变相修改脱贫方案、雇工报酬。访谈中农户3透露，“那些流转了土地、在产业园区打工的家庭也是一个小团体，相比我们只种植几亩苞谷的收入多些，内心优越感也比我们普通人家强”。W表示，“合作社党支部与村党支部属同一级别，园区建在村里，我身为村支书，总不能让他们管着我们，肯定得村党管他们。他们发展是他们的权力，村子里的事情是村子自己内部事，这得分开，要不然乱套了。”深谙管理之道的W凭借其前期行政经验，主动向乡镇政府提议，说明村级治理结构组织领导力不清问题，在2013年成功申请将A村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以此统管现在下属的三个合作社党支部，增强村级治理组织对A村园区的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严防扶贫组织过于资本化，脱离村域范围。鉴于W村党总支书记的身份，舆论道德对W的监督作用也愈发强大，其在资源分配过程中的行动空间也极为有限。访谈中，提起村内产业发展、精准脱贫事宜，村民们就会谈及W，聊起其当选村干部、省优秀党员、成为合作社理事长兼村支书。当然，也会有村民说道：“W一直奉行‘甘当群众老黄牛’的格言，比之前干部做了很多实事，是一个有组织力、有魄力、有责任的人，要不然我们村也不会发展的好。”

自W担任村干部，发展规模经营以来，A村在能人效应驱动下，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相比以前孱弱的局势均有所改善，乡村公共空间也趋于秩序井然。然而，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的过程中，利益链条不断延长，很容易衍化为分利秩序，将贫困户乃至整个村庄排斥在外。在A村文化网络交织中，乡村领袖的合法性价值并非表现完全意义上的物质利益动机，而是出于威望、荣耀、地位并对大众负责的考虑^[22]。得益于能人W对自身地位的巩固、伦理道德考虑以及其行政履历优势，在其认知中，村党委对于整个农村社会治理的领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村级治理体系之间关系处理必须依赖于一个官方设定的权威，保持村民自治制度本质属性。如此定位后，A村为了避免党务工作中村内党务无法与其他组织党务协调一致，特向上级政府申请得到正式权威认可，创新性地设立了农村基层党总支，将村庄的党内工作分为合作社党支部与村级公共事务党支部。通过一个总的行政村党组织来管理村内党支部与园区组织内党支部，此举可以说是创新了农村社会治理体制，能够有效防止园区组织与村两委管理中的地位混乱，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治理规则。就治理实践而论，此种改进之举并非一种单纯的处理扶贫组织结构关系的模板，而是对农村社会发展传统话题——村民自治组织形式探索的积极回应，并非人人都能想到，凸显出能人干部W的草根智慧。

1.逻辑起点：政府行动、能人发展与农户需求相互依赖

纵观农村治理体系要素组成，扶贫行动并非单一治理主体的单边行为，依赖于各方资源之间的占有和利用，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合作行动。尽管不同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路子各有不同，但是在扶贫资源与农户对接的过程中却面临着相同的利益调和方面的困境。就政府与农村社会而言，“大政府”与“小社会”，不论是在行动力高低、主体规模、项目建设范围，还是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的博弈，都很难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有赖于中间力量作用的发挥。也即是需要一个中介主体，发展为政社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载体，来弥补政社互动缺陷。诸多现实显示：政府行动基于能人在村的社会资源、自治权威、治理优势等基础与之联合，方便国家政策执行到户；反过来，能人借助各类项目资源，不仅增加自身发展潜能，亦能获得村内农户的更高信赖。就贫困户来说，其极为依赖外界补给，需要短期输血的扶持，更需国家资源的长期造血。当前的农村社会治理中，治理制度的调整与公共政策的嵌入，无非是为了顺利实现制度目标以及社会整合的效果。然而，政策设计得再合理，缺乏实现其生长的土壤环境，不能融入至当地的社会结构中，最终会遭遇“排异反应”，以失败告终^[23]。与此同时，经济实体组织与贫困户对话中，大规模与小农户一致意见的达成也离不开乡村能人作用的发挥。在“政银企农”的扶贫模式中，能人W在贫困治理中充当上下传导者，促进农户与政府意愿在多次博弈中达成一致，助推各方利益调和，为扶贫内生动力开启提供平台。总之，在国家逻辑与乡土逻辑、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对接中，扶贫行动组织与能人发展、农户需求彼此依附，乡村能人调配扶贫资源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2.关键要素：村治社会基础与能人行为特质多元统合

解码扶贫资源与能人治村耦合的内在逻辑，不难发现，坚实的社会基础、能人特质亦是促成这一互动行为的关键纽带。传统农村社会，建立在定居式的农耕文明之上，人员流动性小，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封闭性较强，社会结构稳定性更高。生活于其间的农民，同质化程度高，多是依照父辈延传下来的“熟人社会”相处规则，进行邻里之间的走动。此时的公共秩序经过几千年的经验总结，已经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非正式规约，落实到人们的行为中表现为一种井然有序的状态。因此，在传统村落里，村风良好其实源于长久累积起来的文化共识，以及血缘、地缘范围内彼此熟悉的高度认可。在如此均质化、低组织化的社会氛围下，农村治理中的能人分子很容易脱颖而出，成为村庄与外部市场、上级政府打交道的公认领头人，也即是农村社会发展内需潜力与发展动能之所在。反之，如若A村村治基础异质化高、文化底蕴不足、村民认可度不一，则W带动下的统一规模经营将难以为继。与此同时，W自身的精英优势、个人德行在村庄的积累，也是其将村落与上下内外连接起来的核心因素。深思之，按照从目标到行为的逻辑，不同的社会行动往往是依据人们“价值群”中最本质价值，来引导和规范社会治理具体行为的，并以此目标理性价值从宏观层来统摄多元的微观行为价值，进而将具体价值上升为价值共识。贫困户与能人W、扶贫组织经多方博弈的价值目标便是在最根本价值引导下呈现出来的最终结果，也即如今所见的A村发展事实。在扶贫示范基地以A村园区为载体的过程中，其间有政府单位对贫困户意愿的调查回馈，亦有贫困户意愿的表达与妥协，更离不开W在贫困治理中的协商调解与多方工作。反观实践中W的能人效应，正赖于如此村治社会基础与其自身特质的多元统合，使之在扶贫资源主导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推力：客观因素使然

现代化进程中集中连片特困区深受自然资源限制，大量农民外出谋生与贫困多维演进历程相吻合并非一种偶然现象。作为一个理性人，农民普遍追求生计理性，渴求进入大城市从事高效的非农工作，获取相对高额的工资。然而，在生存发展的不断追求中，最终剩余在村的往往是在客观限制下无法外出的人群。显然，这一类人成了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经济发展潜能不足，被置身于无所适从的境地。根据六盘山连片特困区调查可知，农民致富的意愿很强烈，每个人都希望摆脱当前的生活困境，希冀家庭劳力回家经营产业，过上富足安稳的日子，尤其是贫困户，更希望早日脱贫致富，改变落后现状。然而，扶贫资源真正下发至每个贫困户手中之时，除了实在没有劳动能力的年迈老者，具备发展潜质的中青年贫困户直接言明，“这部分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是能投入大规模生产呢，还是能做生意？”据此而论，对于真正有能力脱贫的发展型农户，倘若没有这几千元资助是否也会过上富足生活？或者说每年多几千元钱的边际效益又有多大？历史经验证明，真正的脱贫压力不仅与单个贫困户潜力密切相关，更源于不以人的意志为改变的区域客观环境。在自然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市场发展滞后的A村，贫困户脱贫能力极为有限，仅靠单个家庭的自身努力，实则难以形成产业经济的大气候。在能人W的带动下，A村从普通的小村庄变成人人艳羡的致富村，掣肘因素得以转变为经济发展基础。毫不夸张地说，W的治理效应与扶贫资源的互动形成，离不开A村的客观条件压力。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政府与贫困户愿意以W牵头组建的园区为精准示范点，无形中促成了能人治村与精准脱贫的相互支持之势。

2.拉力：主观渐进调适

公共政策的具体实践与农村社会治理行为的相互建构，并非基于“只有社会而无国家”的解释范式，而是既有“社会中心论”色彩又兼具“国家主义调控”特征。进言之，催生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的作用机制，除了特困区结构性困境使然，还离不开政府自利性、能人理性的渐进调适拉力。不论是扶贫资源抑或能人治村，诸多农村发展资本源于国家项目的下放，尤其是六盘山片区先天条件本就不足，更难以吸引到民间社会资本，因此，惠农资源由上至下的注入无疑成了当地发展的关键。从更深层次来看，农村社会愈是依靠国家力量建设，愈发易于将其自治活动处于国家主义指导框架之下，与国家互动博弈的频率更高、程度更深。当然，将扶贫资源与村中能人主体治理行为结合起来，也与W早期与政府部门的密切联系有一定相关性。从扶贫部门角度思量，借助能人力量，有助于降低政府活动的交易成本，既能够减少与单个贫困户的交涉费用，也能一定程度上变通不契合政府目标的村规民约，使得扶贫项目顺利完成。同时，将资源交于能人群体，比直接下放至潜力匮乏的贫困户更具可操作性，也可规避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更好发挥扶贫效应。从能人理性视角思考，作为村里具备资本运作能力、市场开拓力的精英人物，若是拥有政府的信任与一定的资源支持，必定会加大其在村级治理中的权威优势，提升其发展影响力。因此，在彼此有所求的吸引下，二者的发展目标也变得高度契合。它们好比处于同一磁场的南北极，其间的磁场引力，使得它们愿意联动起来。在彼此靠近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势能之差逐步减少，进而转化、释放出巨大的动能来推动整个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折射到现实中来，便是扶贫资源的大规模运作、村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贫困户生产与就业机会的增加。

1.激发村域经济活力，实现生计可持续

在精准识别中，既不能把其他扶贫方式所应解决的困难对象都纳入到发展型贫困中，也不应把其他扶贫方式没有入围的有困难的对象遗漏掉。那么，如何保证扶贫资源统一规模利用而又保持济困属性成了精准脱贫的一个二难选择，尤其是在连片特困区，农户发展自主性低，有效脱贫路径难觅。在现代农业规模经营迅速崛起的局势中，A村多产业融合的生态型园区，将当地环境劣势转变为设施蔬菜、马铃薯育种的发展优势，提升了农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有其一定的优越性。相比于能人W参与前，农民群众的发展积极性被有力调动起来，敢于尝试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技术，转变传统种养习惯。从第一个蔬菜大棚建立到如今拥有多个经济实体组织的示范基地，W在土地规整、资金投入、动员农户、市场网络构建、经营管理各个环节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赖于政府扶贫专款的支持与能人W的中间调节，在要素集聚、技术指导与产业联动措施制定中，合作社、企业公司也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遵从地缘差序格局，优先安排本村人就业，并给予贫困户一定的特殊照顾，以利益让渡形式增加道德资本，强化与村庄和谐发展的凝聚力。与此同时，身居于产业链之上的贫困户也从生产、经营、销售一体化中尝到多功能性产业拓展的甜头，深切感受到能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不可否认，政府力量、经济组织、村域发展互为奥援的博弈过程中，A村以园区为扶贫基点，种养技术到户传播的个性化帮扶，表现出扶贫资源规模化利用、贫困治理精细化的特征，不失为一种符合地方特色和兼顾农民自身发展条件的扶贫形式，益于贫困户生计脆弱性的消除。

2.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可行能力

目前大多数扶贫工作是以经济因素来衡量减贫效应。然而，个人处境优劣的判断基于其享有的基本物品以及助其实现目标的通用性手段^[24]，不只在于收入高低、财富多寡，还与其可行能力强度大小紧密相关^[25]。“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不论是罗尔斯的“基本物品”理论还是森的可行能力观点，都告诉我们贫困存在形式多样，只有弄清致贫由来，有针对性地对贫困者欠缺的“可行能力”实施帮扶，才会帮助贫困者走出牢笼^[26]。同时，在人的功能性活动基础上，阿玛蒂亚·森延伸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27]，构建可行能力的价值基础，将可行能力与人的自由发展联系起来，提出以吃、穿、住、行、社交活动来具体考量抽象意义上的个人自由^[28]。此既是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也是对经济学、伦理哲学研究的深化。在精准脱贫注重精准性、潜力发展型的背景下，A村扶贫资源与能人治村互动发展的治理机制，一定意义上避免了“福利依赖”现象，给予贫困户更大创造空间，此足以与上世纪的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相媲美。中国农村社会家庭，不但是一个生活共同体，而且是一个经济共享体。在某种意义上耕作型经济的崛起会减少外出务工型经济的工作强度，吸引劳力回归，改善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增强农村社会结构稳定性。在以示范园区为扶贫核心基地的基础上，A村也借助企业规模之势对不同农户开展养殖、生态循环技术方面的指导，使得产业扶贫资源利用趋向差异化、家庭化。显然，此种以村内能人为牵头人的产业扶贫，也是一种家门口经济，利于贫困户在村民自治范围内自由选择。事实表明，庭院经济的发展不仅会缓解家庭贫困压力，也会锻炼劳动者生产能力，使其在学习、劳动实践中不断提升整体素养。

面对精准脱贫后时代下能人治村带来的新老问题复杂化与脱贫户可行能力能否持续的困局，农村治理似乎又踏上了精英主导与自治民主悖论的老路子。诚然，个人的自利理性终究是难以避免的，精英俘获现象在不断上演。然而，只见负面，不见优势，是缺乏辩证思维的。根据A村调查，从农村低保到精准式扶贫的演进，前期资源进村的失败，非但没有助力贫困户脱贫，反而使农户对扶贫资金产生依赖，削弱了资源开发的村庄社会基础。综合上文对A村具体发展历程的考察，由资源匮乏的贫困村到远近闻名的致富村，A村的成功转变并非起源于政府“戴帽”项目，也不是靠贫困农户自发而成，而是乡土精英W多年来的大胆尝试以及带头人示范效应的形成，并引发多方重视与诸项资源的后期支持，进而开拓今天乡村有序发展的新局面，有别于政治色彩厚重的项目制投入建设，更得益于能人引领下实体经济组织的先发优势，进一步印证了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的实践价值，研究代表性强，实践意义深远。

从脱贫效果与能人治村的历史实践看，社会政策不只是“时间中的政治”，更是“空间中的政治”。在正式力量与非正式力量较量中，微妙的政治空间、独具乡土气息的社会网络、稀缺少有的经济资源，都为A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作用机制的形成提供了空间场域，缔造出现有的村庄社会治理生态平衡。权且不论A村园区的扶贫示范基地带动效果，单就其个性化帮扶举动便已彰显出贫困治理之细致，能人W思虑之周全、社会责任感之强烈。当然，在能力、资源、权力结构的不断演化中，相应的制度化约束机制是必不可少的。现有的公众舆论、社会道德等非正式力量监督或会乏力，基于现实利益的长远考量，能人治村与扶贫资源的充分结合也应遵循正式制度的权责约束框架，加强倾向村域集体性发展的分配规则、乡风文明体系建设，保证利益分配格局的益贫性与乡土能人的道德性，形成相对稳定、正式化的制度规范，促进能人有效带动下治理形式的长效发展，为未来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振兴提供方向指引。

乡村振兴道路漫长且曲折，学人们仍在不断探索中。由实践调研可知，脱贫政策效应、脱贫能力的提升不仅仅意指经济发展，而真正的经济发展也不只是他方对贫困户的帮扶带动，更是贫困户如何参与村域发展并向公共生活凝聚的动态过程，也即是农户全面发展能力的改变、自我振兴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