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asic Experience of China'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中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首要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来认识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对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认识和定位不断深化，优先发展教育逐步在全党全社会形成高度共识和自觉行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教育在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重新得到重视和关注。邓小平针对当时我国教育同现代化建设严重不适应的实际，站在当代世界发展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要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要求教育工作必须适应和服从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要求教育要改革现行的体制，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求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教育体系，充分发挥教育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教育要“面向世界”，要求教育工作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博采各国之长，做到“洋为中用”。教育要“面向未来”，则要求教育工作要以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发展的、长远的、战略的眼光发展教育。随着“三个面向”的日益深入人心及其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发挥的指导作用，“三个面向”被作为国家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指导方针确立下来。自此以后，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推进教育现代化成为党的历次重大会议对教育工作的总体战略要求。

党的十四大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不仅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把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由党的文件上升到国家战略，提出把“科教兴国”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他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2]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经中央批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立，旨在更好地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1999年，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将教育纳入战略发展重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工作，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3]。这既是对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再度明确。

面对21世纪初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作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判断和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决策。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2006年8月29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4]推动人口大国迈向人才强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一贯思想，体现了从“兴国战略”到“强国战略”的转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党对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事实证明，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的历史性跨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战略地位，体现了大力优先发展教育的坚定决心与宏大魄力。2013年9月，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5]这一重要论述，充分表明我们党对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表明要将教育放在治国理政的总体思考中布局谋篇，表达了“教育第一”的明确态度与坚定决心。“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意味着教育是民生之首，其意义不止当下，更在未来。2017年1月10日，国务院颁布《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给出了教育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进一步明确了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的基本原则，强调超前规划、优先发展，规定将教育作为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给予优先保障，并具体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4%的标准，从制度与机制上明确优先保障公共教育经费投入法定增长。

纵观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教育的地位在稳步提升，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强大。正是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教育引领时代发展的先导性作用，教育事关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全局性作用，才让教育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最终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改革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教育活力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教育在嬗变与阵痛中，不断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以教育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步推行各级各类教育的改革，形成跨越式发展的宝贵经验。

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改革教育体制，优化教育结构，解放教育生产力。改革开放40年来，通过颁布实施《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四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文件，我国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和科技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在管理体制上，逐步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促进教育创新，办学活力得到增强；在办学体制上，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办学体制，增加教育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和选择性；在投资体制上，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教育投资体制，在逐步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基础上，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增加教育经费的投资融资渠道；在教育体系上，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的、与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教育体制，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在招生就业制度上，建立起国家计划和调节性计划相结合的招生制度，以及毕业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优化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方式。

课程关乎国家安全和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教育始终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调整和改革课程的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和人才发展规律的课程体系，作为课程建设和改革的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教材和课程内容改革问题尤为关注，教育部于1981年颁发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于1984年颁发了《六年制城市小学和农村小学教学计划》，同时对教学大纲也进行了修订。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和素质教育改革方向的确立，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课程目标、内容、组织、结构等方面大胆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个性发展”“选修课程”“活动课程”等内容在各地的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世纪之交，中国教育为适应时代发展和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乘势而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课程改革运动。2001年6月7日，教育部发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启动了新一轮课程改革，从改革思想到改革措施、内容和过程，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突破了以往课程改革多限于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加加减减、添添换换”的局面^[6]。2014年3月30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强调要充分认识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阐明了新时期全面深化课程改革的总体要求，提出了课程改革着力推进的关键领域和主要环节。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目标的课程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宏大工程，不仅引发了教育领域全面深刻的变革，更在推进素质教育、提升教育质量方面显示出更大的成效，是中国教育飞速发展的关键保障和宝贵经验。

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了重大部署，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一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修订完成《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一揽子法律法规。三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创新方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干预，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管好。三是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四是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五是加强督导体系建设，全面强化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大功能。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改革从来都是上下左右的通力合作和紧密配合，每次成功的改革都是群众广泛参与、集体同心攻坚的结果。教育改革必须敢于打破常规的想法和做法，在各级政府、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中，凝聚起教育改革的高度共识，形成深化教育改革的强大合力。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表明，教育发展必须因时制宜，不同的历史阶段应该而且必须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为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15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和国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成为新时期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教育领域，要切实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必须坚持教育的协调发展。这种协调发展既包括教育与外部关系的协调，也包括教育内部关系的协调。从外部关系来看，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充分的、适应的、多样的优秀人才；从内部关系来看，教育要实现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实现城乡教育和区域教育的协调发展，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在确保公平底线的前提下，适度应用效率原则，进而在新的发展基础上寻求新的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我国解决基本教育资源供求矛盾的制度安排同解决优质教育资源供求矛盾的制度安排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即首先保障所有人的入学机会公平，例如我们在坚定不移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盲教育中所做的努力；后者则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即在政府可能提供的优质教育的条件下，应用效率机制吸纳民间资源，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通过不断调整和改善供求关系，动态地实现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中寻求公平和效率的平衡，是中国教育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经验结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教育在协调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上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积累了一些发展经验。一是在体制创新上重视市场与政府的相互作用，注意规避政府与市场的内在缺陷。二是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教育管理权，在加强中央政府宏观管理的同时，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三是营造政府办学为主，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和谐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国家积极稳妥地推进办学体制改革，改变了单一的政府包揽办学的体制，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

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是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协调统一的发展。统一并非意味着四个方面齐步走、平均用力，而是要在不同发展阶段，研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以一个方面的突破带动其他方面的进步^[7]。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正是由于前一个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规模发展，才为我们后期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坚实基础。今后，要从根本上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教育规模还要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也必然是高质量的发展，需要把工作重心由扩大教育规模向提高教育质量转移，这既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必须把握好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重点和节奏。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既注重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结构和比例，又兼顾教育的普及和质量提升，逐步构建起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协调、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一是促进学前教育向公益性、普惠性发展，全面规范和加强学前教育质量建设。二是促进义务教育向标准化、均衡化发展，切实缩小区域和校际差距。三是促进高中教育向多样化、优质化发展，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四是促进职业教育向现代化、适应型发展，形成适应内外需求、外部对接、内部衔接、多元立交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五是促进高等教育向内涵式、创新型发展，全面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六是促进特殊教育向公益性、全纳性发展，完善特殊教育体系，加强残疾学生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培养。七是促进民办教育向规范化发展，解决法人属性、财政扶持等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八是促进终身教育向开放化发展，将建设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九是促进民族教育同步化发展，实现各民族人民同步共享教育发展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打破身份、地位、区域、性别等的界限，不分对象，不加限制地赋予每个公民以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力，这也是我国宪法、法律所体现出的价值理念。”^[8]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为统筹城乡、区域教育发展，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的差距，促进教育协调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统筹城乡教育上，我国秉持农村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不动摇，促进城乡教育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相协调，切实保障进城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关注留守儿童的发展。在统筹区域教育上，我国制定富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战略，重点加快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步伐，落实教育支持中西部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教育扶贫计划，促进中部崛起，加快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步伐。

坚持走教育内涵发展之路，着力解决好社会关注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中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宝贵经验。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中国教育走向内涵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9]这是素质教育最初的源头。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标志着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为国家意志，进入国家推进、重点突破、全面展开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素质教育理论与政策不断丰富和完善，素质教育内涵更加明确和充实，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是社会各界对实施素质教育达成的广泛共识。“素质教育的本质在于它的思想性和时代性，在于它是引导我国教育在向21世纪迈进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理想，是期望形成一种新的教育价值观，达到一种新的教育境界。”^[10]随着素质教育的逐步推进，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逐渐丰富完善，时至今日，素质教育已经成为中国对世界教育的贡献。

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党和国家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把握教育发展阶段性特征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通过不懈努力，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进行教育改革与创新，边普及、边提高，不仅让人民“有学上”，还持续追求让人民“上好学”。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的科技水平，需要提高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质量”^[11]。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努力使教育质量在90年代上一个新台阶。”^[12]其后，我国开始实施“211工程”“985工程”，重点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要求转变观念，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和“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13]。随后，《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将我国教育质量的提升推向了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坚持以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以惠民政策保障教育公平、以规范管理维护教育公平，在教育公平上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一是以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教育是民生之基，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只有通过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增加教育供给，才能增加所有人的受教育机会，使有教育需求的人享有接受教育的可能。因此，教育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经济与社会建设中一直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使得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切实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受教育需求。二是以惠民政策保障教育公平。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教育发展的区域差距大，发展很不平衡。针对这一问题，在过去40年中，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来保障教育公平，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政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等一揽子惠民政策陆续出台，在政策、经费等方面向教育薄弱地区倾斜。三是以规范管理维护教育公平。坚持规范管理、依法行政是政府推动和维护教育公平的有效机制，是推进教育公平的制度保障。“有效的实现教育公平，就必须建立健全教育行政体制，完善教育管理的监督体系，提高教育行政工作者的教育公平执行力。”^[14]为此，教育领域在治理乱收费、高校违规招生等多个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通过制度建设规范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维护了教育公平。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优秀人才、促进人文交流、服务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始终遵循以开放促发展的思路，广泛吸纳国际经验，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和两种资源，不断为教育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教育以非凡的勇气、积极的心态、包容的情怀和务实的精神，在教育对外开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对外开放之路。一是积极构建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相继建立了中俄、中美、中欧、中英、中法、中印尼、中南非、中德八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有效加强了中外教育的交流与对话。二是重视在国际教育组织中发挥作用，积极承办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世界学前教育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G20教育对话、亚欧教育部长会议等国际高端教育会议，不断提升我国在教育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三是扩大政府间学位学历互认，与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为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创设了良好条件。四是服从于“一带一路”国家对外重大发展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综合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提升教育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资源共享的时代，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如果想要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打开国门，大胆而积极地借鉴优秀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和教育制度，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在这方面，我国逐步加大了“请进来”的力度。一是引进高质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引入一批高质量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为我国教育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二是着力提升海外优秀人才来华从教的数量和质量，通过实施“海外名师项目”和“学校特色项目”，吸引了大批来华专家，惠及160余所非教育部直属高校。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出台海外优秀人才引进计划，吸引了大量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三是通过启动留学中国计划、加大政府奖学金额度等措施，扩大来华留学的规模。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

面向国际教育“走出去”，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对话中汲取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智慧，是中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又一重要经验。一是支持高水平教育机构海外办学。截至2016年，我国高校已在境外举办了本科以上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102个，开设专业涵盖中国文化、人文社科、工商管理、工程技术等重要领域。二是推广国际汉语教育，拓展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功能。目前，我国在140多个国家建立了516所孔子学院、1 000多个孔子课堂，对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出国留学工作服务国家建设大局。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创新出国留学工作机制，以服务国家建设大局为宗旨，加强公派和自费出国留学工作的统筹，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四是完善留学回国服务政策和平台，“千人计划”“春晖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项目得到广大留学人员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截至2016年底，“千人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6 000多人，各地引进高层次留学人才5.39万人；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38%增长到2016年的82.23%，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

回顾改革开放40年走过的艰难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教育开放在中国整体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教育的开放对于中国整体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中国教育的对外开放循着“高层决策——局部试点——经验积累——整体突破”的路径积极稳妥地进行，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缩影。其次，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所进行的相关制度设计对中国整体开放的制度设计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最后，中国教育的对外开放，对于确保中国整体对外开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急需人才，增进了不同文化的沟通，有助于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中国，也有助于更好地帮助中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