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Does Education Affect the Level of Consumption?——An Empirical Study of Family Structure, Consumption Category and Residential Area in China

Adam Smith较早探讨了教育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他在《国富论》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论各种年龄人民的教育经费”时谈道，“工艺制造者知道了他们的利润来自顾客的光顾，他们是会尽可能增加其熟练与勤劳的”^[2]，可见他认为教育让人们学会并熟练技艺，同时也隐含着教育的回报来自于顾客对各种工艺制造产品的消费所带来的利润。1936年John Maynard 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把对消费的研究引向深入和精细，他提出了消费函数的概念，正是有了这一基础概念，学者们才将影响消费因素的感性认识推向系统的理性测算，也为人们研究其中的教育因素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Theodore W.Schultz为代表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全面研究了“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教育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培养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的生产功能，舒尔茨个人更是明确指出“所有这些研究都忽略了教育的消费性价值，这是严重的疏漏，对教育这方面的收益所做的估计都低估了教育的真实价值”。之后M Abdel-Ghany和RA Schrimper根据1965年至1966年美国农业部的家庭食品消费支出数据，对22种不同食品的收入和教育弹性进行了研究，发现除了家庭收入外，家庭主妇的教育差异对家庭食品支出的构成有显著影响^[3]。Mohamed Abdel-ghany和Ann C. Foster利用1972-1973年的消费者支出数据研究发现，当家庭中女性教育水平提高时，会通过提高家庭劳动的生产率在无形中增加家庭的实际消费。^[4]Bhandari和Smith利用1991年CHNS中3 543个家庭数据，研究发现成年男女的受教育程度和食品消费结构之间均存在显著关系，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更倾向于消费那些收入效应不明显的食品如营养品，而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则是仅对那些收入效应明显的食品存在显著影响^[5]。

近年来国外在探讨教育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中，研究对象开始转向在校学生，Sueila Pedrozo通过访谈高中生，发现在分裂的社会中，消费或梦想消费创造了属于不同阶级的幻想，而被调查者认为教育是改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最重要因素^[6]。在Stojan和Kostanjevec等看来，正规教育改善了儿童的营养知识，但在教育完成后儿童的健康饮食习惯和营养行为的态度并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在实践中营养知识也被运用得较少^[7]。J Van Andel、PCP Botas和JHuisman通过概述文献中的主要论点及不足提出了一个分析学生感知和行为的框架，并利用该框架研究发现，一些消费价值与学生对自己的教育和未来的赋权感直接相关，而且会促进学生对学习的承诺和参与学习。^[8]Wuest和Beth Hustvedt等将家庭和消费者科学专业的学生(FCS)和其他领域专业的学生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FCS的学生在可持续性消费和可持续性学习方面的得分高于同行其他专业的学生。^[9]也有部分实证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就业者，比如GM Mkrtchian和EI Shakin发现在“继承信息”的基础上教育不仅体现出实用价值，而且还体现了其作为终极目标的意义即职业选择，而在此基础上才会有消费的分层；^[10]Mkrtchian和Gamlet M发现年轻人的知识、学历和专业最重要的价值不仅在于获取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地位，而且也会让他们在之后产生更高水平的消费愿望。^[11]

国内对教育影响消费的研究起步较晚，尹世杰先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指出要对家庭消费进行正确指导，让其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而这有赖于教育，有赖于学校对健康文明消费观念的传播^[12]。王冰撰文说明教育兼具生产性价值和消费性价值，学校教育不仅要促进人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的发展，也应该促进人作为消费主体的消费水平、消费观念、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和消费技能等的提升^[13]。消费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关键因素，收入只是其基础条件，而教育在这中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教育传授给人消费技能，培养人好的消费习惯，教会人如何去科学合理地消费^[14]。有研究认为消费在教育中不受重视是因为在人们看来消费是从属于生产并受其支配的，而且通常教育是将人培养成会生产的工具，而一般的消费活动又无需借助专门的学校教育^[15]。有学者表示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一般就越能理性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从而去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16]；教育对增强家庭成员的消费理性具有长期性，且个人的经济理性在相当程度上和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17]；受教育程度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等都有相关关系^[18]。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受教育程度与消费支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教育对中等消费支出区域的影响要高于高、低消费支出区域^[19]；受教育因素对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影响显著而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中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教育差距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最强，教育结构的变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东部地区最明显^[20]。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文化程度差异对陕西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影响，但高学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受到抑制^[21]；受教育程度与可持续消费行为虽显著相关，但可持续消费习惯与受教育程度、教育内容与方式的关联程度却不高^[22]；虽然受教育程度越高消费结构系数值越大，但受教育程度对消费的这种影响是通过收入来发挥作用的^[23]。

总的来说，国内外近年来对教育与消费间关系探讨的文献偏少，也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采用的数据基本是以地区消费指数或是选取某一城市为代表，样本片面且容量小缺乏代表性；二是选取的研究对象多以地区人均消费或个人消费为代表，却忽视了家庭消费才是当前社会消费实施和控制的主流形式和基本形式；三是即使选择家庭消费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的背景也是多数置于消费而不是教育这一环境。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将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微观数据，通过对8 000多个居民家庭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消费情况进行模糊决策分析和处理，探索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不同家庭结构、不同消费类别和不同居住区域的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情况。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取自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的微观数据，该调查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的入户追踪调查，主要调查内容是户主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以及家庭在上一年或上一个月里的资产与负债、保险与保障、支出与收入情况。其调查样本分布在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0个县(区、县级市)，320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为8 483户。本研究所采取的数据对应的问题源于该次调查问卷中的第二部分家庭成员基本信息第A2000题家庭成员个数、第A2002题是受访者什么人、第A2003题性别、第A2005题出生年月、第A2012题文化程度，第三部分家庭成员的工作及收入信息中的第A3020题上一年的税后货币工资、第A3022题上一年的税后奖金收入、第A3023题上一年的税后补贴收入、第A3036题上一年第二职业的税后收入，以及第四部分支出与收入中的第G1001题、第G1005-G1019题关于上一个月和上一年中家庭在生活各方面的消费性支出^①。我们在排除收入和文化程度残缺的数据样本后，根据家庭结构^②、家庭居住区域^③、性别、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等将数据在stata软件中筛选得到2 911份有效样本，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存在模糊关系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人均总消费水平的分布情况及对除教育外其他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的控制情况。

①   由于此调查问卷发放于2011年的12月份，因此问卷中涉及到的上一月份即11月不属于一年中的特殊月份(春节、寒暑假等)，故本研究在计算中将一个月的消费支出都转化为一年的消费支出。

②   本研究所讨论的家庭结构主要有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概念依据的是朱强《家庭社会学》中的解释。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是指一对夫妇与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它包括只有夫妇两人组成的夫妇核心家庭、一对夫妇与其未婚子女组成的一般核心家庭、夫妇一方与子女组成的缺损核心家庭。主干家庭(stem family)是指由两代或两代以上夫妻组成，每代最多不超过一对夫妻，且中间无断代的家庭，如父母和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③   根据数据呈现并结合国家发改委的解释本研究中东部包含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九个省(市)，中部包含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八个省份，西部包含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七个省(市)。

对于受教育程度的衡量，本研究根据问卷中第二部分家庭成员基本信息第A2012题“【CAPI加载姓名】的文化程度是？”的答案来获取。答案选项为“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我们选取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而不是个人的文化程度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个人是家庭中的一员，个人的消费活动与家庭是无法完全分割开来的，且家庭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家庭的消费活动具有影响性，因而消费与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关系也许会比消费与个人文化程度的关系表现得更为直接。基于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呈现，本研究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五大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本科(大专)、研究生。如图 1所示，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占比最多的是本科(大专)阶段，为37.20%；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和高中(中专)的样本在本研究调查对象中占比相当，分别为25.73%和26.07%；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研究生的样本相对较少，占比仅为7.52%和3.47%。这一结果反映出我们的样本中包含了各个受教育层次，其中本科(大专)的样本量较多。

本研究的另一重点考察对象是消费水平，此处消费水平是指可用货币表示的、按居民家庭为单位的消费品的数量，本研究的家庭消费包括夫妇核心、一般(或缺损)核心和主干三种类型的家庭消费水平。基于问卷第四部分支出与收入中第G1001题、第G1005-G1019题关于上一个月和上一年中家庭在生活各方面的消费性支出，我们在这里呈现了家庭年人均总消费支出的情况。如图 2所示，占比最多的是家庭年人均总消费支出为5 000.00~10 000.00元，占比31.92%；其次是消费支出在5 000.00元以下，占比为21.56%；家庭年人均总消费支出占比排在第三位的是消费支出在10 000.00~15 000.00元这一区间，为18.74；占比在10%以内的有6个消费区间，分别是占比9.71%的15 000.00~20 000元、占比6.03%的20 000.00~25 000.00元、占比5.27%的40 000.00元以上、占比3.25%的25 000.00~30 000.00元、占比2.28%的30 000.00~35 000.00元以及占比1.23%的35 000.00~40 000.00元。这一结果显示出家庭年人均总消费支出在5 000.00~10 000.00元的样本最多，在35 000.00~40 000.00元的样本最少。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除了教育外，还有收入、年龄、性别、家庭结构、家庭居住区域等。由于本研究重点考察的是不同家庭结构、消费类别和家庭居住区域的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因而我们对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基于调查问卷中第二部分家庭成员基本信息第A2000题家庭成员个数、第A2002题是受访者什么人、第A2003题性别、第A2005题出生年月，第三部分家庭成员的工作及收入信息第A3020题上一年的税后货币工资、第A3022题上一年的税后奖金收入、第A3023题上一年的税后补贴收入、第A3036题上一年第二职业的税后收入，我们将两两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样本置于相同年龄段、收入区间和性别上来进行二元相对比较。以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家庭成员、家庭居住区域为依据，得到的样本可作如下表 1所示划分：

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模糊二元对比决策方法，这一方法是先将两个对象进行比较，然后再换两个进行比较，如此重复多次，而每作一次比较就得到一个认识，再将这种认识数量化，最后用模糊数学方法进行总体排序。^[24]就受教育程度对消费水平的影响而言，模糊二元对比决策的运用不仅在于教育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模糊的，也在于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将不同受教育程度对消费水平的影响进行两两比较能有效控制除教育外其他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我们以位于东部地区的夫妇核心家庭中受教育程度最高为男性时对家庭年人均总消费的影响为例来进一步说明模糊二元对比决策方法。

设论域U={小学及以下(x₁)，初中(x₂)，高中(中专)(x₃)，大学(大专)(x₄)，研究生(x₅)}，$\widetilde A$={某层次受教育程度对消费水平影响大}是U上的一个模糊集。设某教育层次对消费水平影响大的标准是该受教育层次的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多，记为x(不同受教育层次两两比较中x的值不同)，考虑x_i(1≤i≤5)与x_j(2≤j≤5)与x的接近程度(为下文的f_j(x_i)和f_i(x_j))。在x_i与x_j的比较中，如果x_i具有某种特性的程度为f_j(x_i)，那么x_j具有该特性的程度为f_i(x_j)，此时(f_j(x_i)，f_i(x_j))为x_i与x_j对该特性的二元相对比较级(0≤f_j(x_i)≤1，0≤f_i(x_j)≤1)。将f_j(x_i)与f_i(x_j)通过简单计算可得模糊相似优先比：r_ij=f_j(x_i)/(f_j(x_i)+f_i(x_j))，r_ji=f_i(x_j)/(f_j(x_i)+f_i(x_j))，且r_ii=0.5，r_ij+r_ji=1，而R=(r_ij)_n×n为模糊相似优先比矩阵。

通过处理居住于东部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为男性的夫妇核心家庭的不同受教育程度与家庭人均总消费支出，得到如下二元比较级：

二元相对比较矩阵为：

由r_ij和r_ji可得模糊优先比矩阵：

在模糊优先比矩阵中，除对角线元素外每一行都取下确界得到数值0.388、0.325、0.367、0.512和0.488，找出这些下确界的最大值0.512，它所在的行代表的是x₄(大学(大专))，故x₄是第一优越对象。

划去0.512所在第4行和第5列，得到如下矩阵：

重复上面步骤可知x₅(研究生)是第二优越对象。按此计算下去可以得到最终的排序结果为：x₄(本科(大专))，x₅(研究生)，x₃(高中(中专))，x₂(初中)，x₁(小学及以下)，这一结果表明居住于东部地区的受教育程度最高为男性的夫妇核心家庭，当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大专)时其家庭人均总消费支出最多，次之是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的夫妇核心家庭，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处于高中(中专)水平的夫妇核心家庭其年人均总消费支出排在第三，家庭年人均总消费支出排在第四的是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水平的夫妇核心家庭，家庭年人均总消费支出最少的是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夫妇核心家庭。

基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排序结果的下标为递减时教育对消费水平有着促进的影响作用，随着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消费支出越多；当排序结果的下标为递增时教育对消费具有抑制的作用，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消费支出反而越少；当排序结果的下标呈现的是上面这一乱序结果时教育对消费的影响作用较弱，此处的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大专)时家庭消费支出最多，但在下面的结果中我们发现有可能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时家庭消费支出最多，也可能在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时家庭消费支出最多，更有甚者在受教育层次为小学及以下时家庭消费支出最多。

家庭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历史产物，是一种最早的社会关系。^[25]当今社会家庭更是充当着细胞的角色，一个个像细胞一样的家庭组成了社会这个大家庭。个人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不管是为了维系生存而进行的生产，还是为了吃穿用、享受发展而进行的消费，都无法脱离家庭而单独存在。不同成员构成的家庭在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所不同，这当然也会反映在家庭消费上。

表 2是夫妇核心、一般(或缺损)核心、主干三种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家庭人均总消费的影响排序情况，两个核心家庭中的男方和女方分别是家庭成员中的丈夫和妻子，主干家庭中的男女方由于数据原因包含了家庭中的父母和岳父母。结果显示，夫妇核心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按家庭人均总消费支出多少的四个排序情况是：本科，研究生，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高中、本科、初中、小学及以下；研究生、本科、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本科、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四个排序结果中有两个排序的下标是严格递减的，两个排序的下标是乱序的。一般(或缺损)核心家庭的排序情况是：研究生，本科，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本科，高中，小学及以下，初中；本科，研究生，高中，小学及以下，初中；本科，高中，小学及以下，初中。四个排序结果中仅有一个排序的下标是严格递减的，其余三个排序的下标都是乱序的。主干家庭的排序情况是：本科，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本科，初中，高中，小学及以下。两个排序结果中有一个排序的下标是严格递减的，另一个是乱序的。这一结果反映出随着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三种家庭中夫妇核心家庭的年人均总消费更倾向于增多，也即是教育对夫妇核心家庭的影响更大。

夫妇核心家庭仅有丈夫和妻子两个人，家庭中的年龄构成相近；一般(或缺损)核心家庭除了夫妇二人(或夫妇一方)外还有未婚子女，家庭中的年龄构成便出现了较大的差距；主干家庭是由两代或两代以上夫妻组成，家庭的成员人数增多且年龄结构更趋于多样化。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会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特的处事方式，当个人作为成员生活在家庭中，家庭成员的人数越多家庭中存在的分歧也会越多，加之家庭中的年龄构成的不同导致家庭成员生活环境、接受教育程度不同，这也造成了家庭中“代沟”的普遍存在，使得家庭在决策中充满矛盾和冲突。因而夫妇核心家庭受教育的影响在三类家庭中最为明显正是因为家庭成员人数少而且年龄构成较为接近，当这一类型家庭面临消费决策时，消费支出会更易受到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家庭成员的影响。

表 2显示出在夫妇核心、一般(或缺损)核心、主干三种不同结构的家庭中，夫妇核心家庭受到消费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在夫妇核心这一类家庭中，我们发现当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女方时，家庭总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在夫妇核心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家庭年人均总消费的影响排序中，两个下标严格递减的排序结果所对应的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都是女性。这一结果反映出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经济收入的增长，现代女性在家庭中地位得到了提升，过去那种由丈夫主导的家庭决策开始转向由妻子主导的家庭形态。

家庭消费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收入、消费习惯、人口年龄、制度、利率、政府支出等，收入在很多研究中都被视为影响消费的关键因素，消费习惯、人口年龄等内部因素以及制度、利率、政府支出等外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家庭的消费支出，而本研究认为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的不同对家庭消费也会有所影响，如表 3所示。

表中呈现的是一般(或缺损)核心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家庭年人均总消费的影响排序情况，之所以只讨论一般(或缺损)核心家庭是因为这一家庭结构的样本量相对较大，家庭居住区域分布在东中西三部且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既有夫妇也有子女。排序结果显示，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是丈夫时，三个排序中有一个排序的下标是严格递减的，其余两个排序结果的下标都为乱序；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是妻子时，三个排序结果的下标都为乱序；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是儿子时，三个排序中有一个排序的下标是严格递减的，另外两个结果为乱序；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是女儿时，三个排序中有两个排序的下标是严格递减的，另外一个排序的下标是乱序的。这说明当孩子是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时，家庭年人均总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孩子排序中的三个递减有两个都是女孩，这说明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是女孩时随着女孩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一般(或缺损)核心家庭的年人均总消费支出更多。

分析这一结果出现的关键在于厘清孩子在现代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桑格利认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家里的小皇帝，他们不再被看做是一个可能的继承者，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26]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父母对子女的权威性程度也开始由独裁型转向民主型，过去父母会限制子女的个体性，通过处罚来控制孩子，要求孩子将父母的话当做“圣旨”来严格遵守，而现在父母更多的是强调与子女间的平等关系，他们尊重孩子支持孩子的自我管理，启发孩子的创造力^[27]。家庭中孩子地位的转变也解释了为何孩子为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时家庭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最为显著，当孩子在家庭消费中有所决策时父母会听取孩子的意见，而孩子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消费水平的影响越大。

此处家庭消费包括夫妇核心、一般(或缺损)核心、主干三种类型家庭的消费水平。家庭消费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物质消费生活，是家庭的基础消费，包括家庭成员的吃、穿、用、行等方面；二是精神文化生活，属于发展和享受需要，包括教育费用、文化娱乐、旅游参观等^[28]。表 4中家用消费包含家庭水电物业管理费、购买日用品费用、电话网络等通讯费、暖气费及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品的费用。

分析表 4中的排序结果，我们发现所有的排序结果的下标均为递减或乱序排列。其中家庭家用人均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最突出，16个排序中有10个排序的下标呈严格递减。受教育影响次之的是家庭教育培训人均消费，12个排序中有8个排序的下标呈下降趋势且所对应的家庭都是一般(或缺损)核心家庭。家庭服装消费和旅游探亲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排在第三位，家庭服装消费的16个排序中有7个排序的下标是递减的；旅游探亲消费的14个排序中有7个排序的下标是递减的且所对应的家庭都是一般(或缺损)核心家庭。食品消费历来都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基础消费的组成成分，表中下标递减的排序结果有6个。出行消费是受到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弱的一个消费，仅有3个排序的下标是递减的。

本研究中的家用消费既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品的费用也包含家庭日常生活基本开支，比如水电物业管理费、购买日用品费用、电话网络等通讯费、暖气费，实质上家用消费特别是家庭耐用品的消费支出展现的是人们物质生活的状态。有研究发现五六十年代时我们使用“老四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八十年代“新六件”——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电冰箱、电风扇、录像机开始进入家庭中，九十年代开始实行“现代三件”——电话、空调、家用电脑，二十一世纪开始出现了“超级两大件”——小汽车和单元房^[29]。这些居民耐用品的变迁表现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也动态展现出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因而当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越高消费支出越多时，这一支出表现会更多地反映在物质消费中的家用消费上，也即是家庭中的各种消费中受到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的会是家用消费支出。对于出行消费来说，现代社会的交通出行非常方便，家庭用于交通的费用占家庭总消费的比例非常小，因此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家庭出行消费的影响也就会表现得不太明显。

此处家庭消费包括夫妇核心和一般(或缺损)核心两种类型家庭的消费水平。家庭居住区域在我们看来是影响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消费环境都会有所不同，那么教育在不同地区对居民家庭各消费支出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家庭食品消费的6个下标递减的排序中有3个都是西部地区的家庭，其余3个有2个是东部家庭有1个是中部家庭，表明西部家庭的食品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最大；家庭服装消费的排序中有7个排序的下标是递减的，包括1个东部3个中部2个西部，说明中部地区的家庭服装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更为显著；出行消费的3个下标递减的排序中，东部、中部、西部各有一个；家庭家用人均消费的10个递减排序中有5个东部地区3个中部地区2个全国，这表明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西部家庭的家用人均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家庭教育培训人均消费的8个下标递减的排序中，东部3个、中部4个、西部1个，这体现出东中部地区的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教育培训人均消费的影响最大，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其教育培训消费支出越多；旅游探亲消费有7个排序下标是递减的，其中有3个东部3个中部1个西部，这表明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位于东部和中部家庭的旅游消费的影响更大。总的来说，受到教育的影响最为显著的是东中部地区家庭的家用消费、教育培训消费、旅游探亲消费及西部家庭的食品消费，且所有下标递减的排序结果中东部有15个、中部有15个、西部有8个，这一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的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且相当，而西部家庭的消费水平受到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弱。

地区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不同地区的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水平的质量和消费支出的不同，特别是东部、中部、西部这样具有较大差距的地区划分。由于东部和中部的经济发展较西部更为发达，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东部和中部的家庭受到教育的影响会大于西部。然而结果也显示东部和中部的家庭受到教育的影响是基本相当的，对于这一结论我们认为也许是由于人们在消费中存在一个消费水平标准线，当家庭所处地区的消费水平处于或超过这一标准线时家庭的消费水平受到教育的影响情况是类似的。因而东部和中部这样消费水平受到教育的影响理应会有所差距的地区，其居住的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反而是相当的，这也许就表明中部是刚处于这一标准线上或略超这一标准线而东部则是远超于这一标准线。此外，东部和中部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这两大地区的生活状态比西部更为优越，因而家庭在随着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更倾向于精神方面的消费，比如教育培训的支出以及旅游探亲方面的开支都会有所增加。西部地区的生活水平稍显落后，家庭消费更多地还是在物质消费上，而食品消费是物质消费中最为基础的消费支出，因而随着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食品消费支出会更多。

从国内现有研究来看，教育与消费间关系的探讨角度和研究方法越来越趋于多样化。有从纯理论角度来研究的，比如尹世杰在《中国家庭消费的发展趋势》论文中谈到家庭消费发生巨大转变的同时出现了诸如恩格尔系数过高、精神文化消费占比低且内部结构失衡、少数人中出现了“超前消费”等现象，他认为提高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和质量，不仅要充分发挥家庭的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还要发挥教育的重要作用；王冰在《对教育的消费性价值与人的幸福之理论反思》和《教育的消费性价值—研究“伊斯特林悖论”的新思路》中都提出了消费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教育只有发挥出生产性价值和消费性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人的主观幸福感。也有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来分析的，比如笔者(张学敏)与何酉宁通过对成都市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与消费情况进行问卷调查来分析教育与消费间的关系；王芳和荆丽丽对青岛市内四区和胶州市随机抽选的150人就学校教育内容与方式、受教育程度、可持续消费认知和行为的选择、习惯等问题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访谈，对回收的数据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研究方法来进行统计分析。还有采用统计方法直接分析现有数据的，比如李翔和朱玉春采用陕西农村住户2 220户微观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系统变参数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文化程度差异对陕西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的影响情况；李军等选取2003-2012年全国31个省份以及全国的面板数据，运用Psachropoulos回归分析方法来分析受教育程度对消费的影响作用；刘曦子等采用1996-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中31个省、市、自治区宏观数据，应用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来实证研究在不同消费等级下教育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朱广华等采用2002-2012年全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变截距模型研究了居民消费与居民受教育程度、教育城乡差距、教育结构变化、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城乡差距等指标的关系。

国外在教育与消费间的关系的研究中所选取的研究对象非常具体，有对儿童的研究，比如Stojan等研究了正规教育对儿童的营养知识、健康饮食习惯、营养行为的态度及实践的影响；有对高中生的研究，比如Sueila Pedrozo通过访谈高中生，发现消费或梦想消费与教育间的关系；有对家庭主妇的研究，比如M Abdel-Ghany等等通过分析美国农业部的家庭食品消费支出数据，发现家庭主妇的教育差异会对家庭食品支出的构成有显著影响；也有对某一专业学生的研究，比如Wuest等将家庭和消费者科学专业的学生(FCS)和其他领域专业的学生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该专业的学生在可持续性消费和学习可持续性方面的得分高于同行；还有对年轻人的研究，比如Mkrtchian等通过调查发现年轻人的知识、学历和专业会让他们在之后产生更强的消费愿望。

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相关数据，并运用模糊二元对比决策方法来分析了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不同家庭结构、不同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不同性别、不同家庭消费类别以及不同居住区域的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情况。从家庭结构类型和性别来看，我们发现在夫妇核心家庭、一般(或缺损)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这三种家庭结构中，夫妇核心家庭的家庭总消费受到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随着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夫妇核心家庭的总消费支出增多，而且这种现象在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为妻子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来看，研究发现在一般核心家庭中当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是孩子时教育对家庭年人均总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而父母为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时教育所体现出的对家庭年人均总消费的影响较弱。从消费类别来看，家用消费受到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出行消费受到的影响最小。从家庭居住区域来看，东部和中部的家庭受到教育的影响相当且较西部家庭更为明显，东部、中部的家庭在家用消费、教育培训消费和旅游探亲消费支出上受到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而教育培训和旅游探亲属于人们发展和享受需要，可以将其归属于精神文化消费，这说明东部地区的家庭随着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更注重精神生活，而西部地区家庭的这两项消费支出受到教育的影响比较小，说明教育在西部地区对人们的精神消费的作用不够明显。

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培养人的活动，对一个人的生命与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而家庭的消费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家庭的生活质量，个人作为成员生活在家庭中，好的生活质量会让个体的生命质量得到提升。在有关对生命质量的研究中，生命质量的评价体系已经由以前单一指标的身体机能测试转向了多维度的身体、心理、生活状态研究^[30]，而消费和文化程度更是作为指标被纳入其中，因而，教育和家庭消费水平对个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都具有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会对家庭结构、性别、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家庭消费类别、家庭居住区域等不同的家庭的消费水平有所影响，为进一步增强教育对家庭消费以及个人生命和生活质量的积极作用，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一是社区方面。家庭作为消费的基本单位，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夫妇核心家庭的消费水平比一般(或缺损)家庭更易受到教育的影响，而一般(或缺损)核心家庭是当前社会最为普遍存在的一种家庭结构。为了促进教育在家庭消费中发挥出应有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社区可以组织家庭定期参加消费知识的讲座，向家庭传递健康、科学、合理的消费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相关人员可以向家庭成员发放调查问卷来了解家庭消费活动的转变，以期针对性地调整讲座内容。

二是学校方面。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的脱节是近年来我国学校教育存在的一个较大的问题，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孩子为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时，教育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为明显，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消费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因而加强学校对孩子的消费教育、增加孩子的消费实践活动在我们看来是必要的。学校可以设置消费知识宣讲课程，将健康消费作为一种重要理念在课堂上进行讲解，而更为重要的是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实践的结合，定期安排受教育者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让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既能生产也能消费的人。

三是国家方面。如前文的结论所述，不同结构的家庭、不同地区的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的成员不同的家庭在教育对消费水平的影响上都会有所差异，其中西部地区的家庭消费受到教育的影响明显要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家庭。如何让家庭的消费更合理，如何平衡东中西三部的消费水平，最根本的立足点在于国家政府和相关部门。国家应加强对西部教育的投入以增强教育对家庭消费的积极作用缩小东中西三部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