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ue Evolution of Education Policy in High School Stage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高中阶段教育以普通高中教育为主，结构非常单一。1975年，我国普通高中计39 120所，而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共计2 213所，仅占普通高中的5.7%；普通高中在校生计1 163.7万人，中等专业学校仅占其6.1%^[1]。1977年，原国家教委决定恢复高考，解决十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人才断层、国家社会难以为继的问题，这不仅是一项教育制度的改革，更标志着社会思想结构的转向，它一改“读书无用论”的学习观念，使全社会迅速形成了一股空前规模的大复习、大学习的热潮，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及学习积极性，促进了高中阶段教育事业的发展。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征程，经济体制的转型促使国家和政府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以培养大批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人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做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领域的决策，我国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开始迈入恢复与调整时期。1980年《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在社会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大形势下，以高中阶段教育为主，建议通过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等途径，依据当地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形势，增加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人数，解决中等教育结构与国民经济发展脱节的重要问题，满足四化建设的需求^[2]。随后，为更快、更好地带动整体教育质量的提升，教育部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开办重点中学及重点中等专业学校，既为高等院校培养优质新生，也为社会发展提供高水平的劳动后备力量。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1985年《决定》)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围绕“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根本目的，通过系统地改革教育体制，使各级各类教育均能满足经济以及社会进步的多种需求。为了组建优良的劳动技术大军、配备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必须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管理人员以及城乡劳动者^[3]。由此明确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打开了高中阶段教育改革的新局面。

1990年，我国中等专业学校计3 982所，职业中学计9 164所，在校生共计519.4万人^[1]。尽管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它在规模、质量上仍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加大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仍然是适应经济发展、推动科技进步、为21世纪社会发展奠定基础的重要环节。1991年国务院提出要以国家的全局和未来为重，高度重视职教的战略地位，创建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形式多样、结构优化的职教体系。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简称1993年《纲要》)形成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的论断；并把包含高中阶段教育的十二年基础教育作为奠基工程加以强调，明确指出要优化普通高中的办学体制、办学模式，开办适应当地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出接受过充足教育的城乡劳动力^[4]。1996年《职业教育法》的施行也凸显了国家对于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视，体现了中等职业教育对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价值。

这一时期，国家政府颁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多，主要散落在国家总体教育方针政策及中学、中小学教育改革相关政策文本中，几乎没有专门的高中阶段教育政策出台。尽管部分政策在教学计划、课程内容、教学用书改革方面作了一些调整，但其对办学质量、办学条件等要求仍相对较低，主要聚焦于对教育结构的调整，明显侧重于对职业教育的推进。可以看出，此时的高中阶段教育政策在价值取向上主要以社会为本位。其一，它立足于社会现实，肯定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依照社会的需要来实施教育改革、确定人才培养模式；其二，它注重教育的社会目的，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础，强调教育对社会的服务功能，要求通过教育培养优秀人才以此促进社会发展。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是以社会需求为模具，按需培养人才，它着重于培养人的知识、专业技能等外在方面的属性，通过提高人的外在属性来实现发展。究其原因，“改革开放”重大决策实施后，国家主要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对各种专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增加，要求我国对于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变更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社会主义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劳动力，而高中阶段是培养青年人才的关键时期，能大规模地塑造出适应经济发展需求且又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技术人才。

随着我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进步，知识经济悄然兴起，一国综合实力的强弱日益依赖于其劳动者所具备的竞争力，发展各类人才的素质与数量成为了教育事业在二十一新世纪的紧要任务之一，且高中阶段教育在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中起着关键作用，进一步改革高中阶段教育刻不容缓。

对高中阶段人才培养素质、数量方面的要求已在前一时期的政策文本中有所体现，但它们各自零星地呈现在文本中，没有达到质与量上真正的结合。就高中阶段教育改革中的“质”而言，1985年《决定》中已经将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这成为了素质教育的思想源头；到1997年《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正式列举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强有力的措施，构建素质教育运行体系。而就高中阶段教育改革中的“量”而言，1993年《纲要》首次将有条件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作为具体目标，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则再次强化此目标，为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工作奠定强有力的基础^[5]。直到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出台，它在高中阶段人才培养方面提出了更多的达到质与量统一的战略实施路径，表明教育改革的重心由注重单方面的质、量的平行发展转向兼顾质与量的统筹发展，翻开了高中阶段教育的新篇章。

据此，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首先，在教育管理方面，鼓励民间办学，在政府指导下开展教育体制改革的实验，学校内部进行教师招聘制度的改革；其次，在教育结构上，继续积极发展职业教育，为初中毕业生提供多元的升学途径，支持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联合办学，以此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再次，在评价与考试制度上，发动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对学校的监督工作，加大学校自主招生权和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最后，在师资建设上对高中教师的培养方式、学位等级和聘任机制均作了一定要求，充分挖掘现有教师的潜力^[6]。

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突出了基础教育板块在我国整体教育事业中的重要性、优先性，提出了“分离——融合”的发展路径，即鼓励初中与高中分离，支持普高与中职融合，以此扩大高中学校的规模，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针对高中阶段的德育、艺术教育、体育、信息技术教育、实践教育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建议，力求构建合理的教育课程体系，扎实推进素质教育^[7]。2002年，教育部新修订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以适应高考时间改革，在课程设置、课程实施上进行了调整，强调对学生创新精神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后还重新修改、制定了普通高中语文、数学、物理等七个学科的教学大纲，全面落实课程计划，深化教育改革。

十六大明确将“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党和政府对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工作也进一步加大了关注力度。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依据农村的经济状况对各类地区分别做了战略规划，提出要继续投放资金，为中西部地区一批较好的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优化办学条件，改善教育质量，增加教育资源；并提倡结合地区特色在农村高中适当开设职教课程^[8]。《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再次展现了对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关注力度，加强对农村高中的扶持，认为农村职业高中应以就业为导向，灵活教学。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普通高中持续稳步发展，学校数与招生数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中等职业学校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高中阶段教育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过程^[9]。2003年，普通高中学校计15 779所，较1999年而言增加11.7%；招生数为752.1万人，较1999年增加89.8%。而1999年到2003年间，中等专业学校数下降22.6%，招生数仅增加12.5%^[10]。2004年教育部专门就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工作颁布专项政策，将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发展重点，采取切实措施鼓励贫困生报考，协调东部、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改革招生方式来提高其入学率^[11]。2005年国务院发布文件，提出加强对1 000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的建设，并要求2010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超过800万人，2006-2010年学校毕业生累计2 500多万名^[12]。2008年《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认为要积极进行制度创新，适应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需要，加强创业教育，开设实训相关课程，塑造创业实践能力。

少数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改革也处在不断调整中。内地西藏班(校)早在1985年就已在我国开展，1999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标志着内地新疆高中班的正式提出，2000年教育部针对开办新疆高中班制定了实施意见，从办学规模、招生办法、教学方式及升学工作等方面落到实处。此后，国家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来完善民族班的招生、管理工作。2005年10月，教育部就民族教育工作发布通知，表明应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国家对于贫困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得以落实，合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接受高中教育，倡导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具有示范作用的中等职业学校，完善助学制度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学生接受高中教育，且进一步强调女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提高少数民族学生高中阶段的入学率，加强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13]。2007年《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将“科技”水平的增加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实施基础教育帮扶工程，采取措施带动师资建设，努力改进民族自治地区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质量，加强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

残疾学生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工作中的短板，2001年教育部、国家计委、中国残联等部门针对“十五”期间的特殊教育改革提出了意见，表明要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增加残疾人普通高中的办学类型，提高残疾人高中阶段入学率^[14]。2006年全国特殊教育普通高中仅69所，在校生4 192人，达到中等学历的职业教育机构116个，在校生8 723人^[15]。2009年教育部等部门针对残疾人如何更好地接受高中阶段的教育制定了规划，中央政府将加大专项投入，加强师资建设，完善补助制度，为残疾学生的升学及就业创造条件；协调安排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与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学工作，强调中等职业学校在特殊教育中的主要地位，要求拓宽专业设置、建设骨干课程以满足残疾学生的需求，普通高中应不断扩大适龄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规模，特殊教育学校根据需要建立高中教育部(班)，开设符合学生特点的课程；在教学中培养其自理能力、交际能力和生存技能，使残疾学生得到全面发展；还提出了加强信息技术教育的重要性^[16]。

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专门的高中阶段教育政策，甚至有具体到普通高中或者是中等职业学校的专项教育政策，它们大多是对总体教育方针政策、原始相关政策文件的进一步修改、补充与完善。其政策文本不仅囊括众多领域：关注农村教育事业、加强中等职业教育、扶持少数民族学生、推动特殊教育发展，而且大部分是在前一时期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改革发展体系。开展素质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明显是此时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政策的主题，政府采用了多种形式积极推动高中阶段教育全方面的改革，体现出明显的大众主义倾向。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区分“大众主义”与“大众化”两个命题。毋庸置疑，教育“大众化”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自1993年《纲要》首次提出有条件地普及发展高中阶段教育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大量政策文本落实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工作。然而我国称得上是教育大国，却不是教育强国。1999年《决定》的颁布将“普及”与“提高”融合到一起，在教育“大众化”的基础上，同步强调“提高”教育质量。这才是“大众主义”的主要精髓——既在数量上对高中阶段教育要求“普及”，又在质量上要求“提高”，它在关注民生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培养人的综合素质，国家开始逐渐由注重培养人才的外在属性向人才培养的内在属性过渡。

信息时代的快速到来使得各种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相互交融，日益改变着学生的成长环境，学生的思想更加自主，个性更加鲜明，这为我国教育事业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似乎并不能解决这一时代难题，为此党和国家审时度势，提出了以“个性发展”为主的一系列教育政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将“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并首次在国家政策中赋予高中阶段教育以独立的教育意义，重新明确了高中阶段教育的性质，认为高中阶段是对学生个性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要求应在此时期塑造学生的自立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17]。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展现了新时期高中阶段教育对于培养人才的新要求，无疑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转折点。

随之，教育部根据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颁布了《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年)》，针对中等职业教育以往存在的问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为我国培养“德”、“才”兼备的技能技术型人才，具体措施包括：推动民族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将现代信息技术合理运用其中，促进其信息化建设进程；实施课程体系改革创新计划，从教材编写、教学环境、教学方法等方面入手；在加强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也注重其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倡导采用多种方式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等等^[18]。中等职业教育一直是高中阶段教育发展中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中等职业教育从最初“为社会培养优良的劳动技术大军”到“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再到“培养兼备良好职业道德、文化知识以及职业技能等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中等职业教育体系在不断改革中逐渐完善，且日益与时俱进。中国正处在加快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刻，抓住机遇，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既是当前所需，又具有深远的意义。

“十一五”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一路高歌，开始从教育大国迈入教育强国的行列，高中阶段教育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10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2.5%，较2005年而言提高29.8%；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数也实现了大致相当的目标，分别为2 427万人、2 232万人。教育要发展，关键在人才。2012年《“十二五”教育规划》认为应将“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多样化人才；学校应在教学中塑造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其自主思考、敢于实践的能力；根据学生身心特点实施德育，丰富音体美课程内容，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普通高中应丰富选修课程的设置，尝试开发AP课程(Adranced Plcement)，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另外，《“十二五”教育规划》还重点提出要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采用能反映不同类型人才培养要求的评价指标^[19]。党的“十八大”报告以“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14年国务院、教育部相继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改进高中阶段的评价与考试模式，力求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核制度。普通高中学生入学后将形成综合素质档案袋，记录其思想品德、艺术素养以及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表现，升学时，普通高中学生采用“文化素质+综合素质”的评价方式，而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则使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核方式。教育部紧接着表明要制订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体系，确立当今时代学生必须具有的重要品格和关键能力，进一步解释了“立德树人”的丰富内涵。

2014-2017年期间，教育部、中国残联等部门针对特殊教育板块联合印发了第一期、第二期提升计划，提倡在高中阶段构建符合残疾学生特点的教材体系、考试评价体系，加强课程建设，实施差异教学。2015年国务院在对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工作的部署中同样也强调了深化课程建设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同年9月，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将推进美育工作作为独立文件出台，以“育人为本”为基本原则，以基础教育阶段美育工作为重点，提倡“以美育人”，培养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它倡导美育活动应贴近生活，学校要积极打造具有时代特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融合校园特色的美育课程；普通高中应丰富美育的形式与内容，开设多样化的课程，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性，中等职业学校应将专业教育与艺术实践紧密联系，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20]。政府还出台了专项政策强化高中阶段的德育工作、体育工作以及劳动教育工作。此外，《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的发布对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工作也做出了战略规划，要求普通高中修订数、理、化、生等课程的教材，积极开展跨学科探究活动，进行研究性学习，中等职业学校应将科技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中，增强学生的科学意识。2016年《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提倡在高中阶段开展研学旅行，鼓励高中阶段的学校构建符合规定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体系，结合校外教育，实施综合实践育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同样强调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

尽管这一时期我国高中阶段总体上仍然在继续推行素质教育，但政策上增添了很多符合学生发展特点的内容，针对具体的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方面提供了切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积极开展素质教育改革试点，在学校教学方面强调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感受；课程设置方面加强高中阶段教材建设，开发特色课程，实施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并创设多种选修课，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特别注重改进高中阶段考评制度，增加综合素质评价环节；还增添了一些关于心理健康教育和安全教育的内容。总之，这一时期国家颁布实施的系列教育政策以“育人为本”为旨归，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素养，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受到符合身心发展、紧扣个性特色的教育。“育人为本”所反映的正是教育的本真，因为它是对“人”的一种价值关怀，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的发展为本，坚持以“人”的终身发展为本，但这种“人”的发展需要通过“育”来实现，这就涉及到“教育要培养什么人”、“教育应当怎样去培养人”的问题。“育人为本”这一教育理念将人作为主体、作为根本，从“人”的角度去思考“育”，真正关注“人”的内部属性，体现的正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颁发的高中阶段教育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外部价值再深化到内部价值，从注重单方面质、量的平行发展到兼顾质与量统筹发展再到回归个体本身特性的曲折过程。这个过程深刻反映了时代变化与发展的特征，回应的是社会在加快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对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以及尊重关爱每个个体的普遍诉求。随着高中阶段教育政策以人为本导向的逐渐形成，如何开展既能引起学生共鸣又能使其实现个性化发展的课程，如何确保合理的、公平的、有效的评估方式，仍需要高中阶段教育政策长期的稳步推进。

本文系西南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基于ISO 9000的西南大学继续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2017WJ029)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