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and Optimizing Strategy of Education for South Asian Students in China

我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相邻，南亚国家与我国具有天然而广泛的基于地缘及文化的往来，且边境经济、社会、文化的交往频繁，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与南亚各国民心互通，同时也促进了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在规模、层次及奖学金等方面的发展。

第一，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持续增长，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中处于领先地位。表 1显示，2010年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为21 291人，到2015年达到43 019人，总量翻一番，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值得指出的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从2013年的30 104人增加到2014年的44 165人，增长率高达46.7%，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的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中占据重要位置。6年来，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总规模达到187 536人，占“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总量的21.0%，仅次于东南亚国家41.5%的比例，位居第二。201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其余4大区域来华留学生占“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总量的比例依次为中东欧(13.9%)、中亚(11.8%)、西亚非(6.9%)和东亚(5.0%)。据此南亚成为了“一带一路”沿线来华留学的重要生源地，规模优势较为突出。

第二，部分国家表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主要以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为典型代表。2015年，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来华留学生规模分别为4 062人、3 765人和2 109人，总量和发展基础紧随印度和巴基斯坦，明显优于阿富汗、马尔代夫和不丹。2010-2015年孟加拉国的来华留学生年均增长速度达到45.0%，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的这一数字分别为13.9%和7.4%，反映出以上3国具有较大的来华留学发展动力。我国与孟加拉国具有良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传统，1979年，双方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有效促进了彼此在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2015年，我国增加了面向孟加拉国的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及汉语教师培训的总量^[3]。2016年10月，我国与孟加拉国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方提出将为孟加拉国学生和官员赴华提供教育、培训和奖学金，持续在关键领域为孟方提供人才培养帮扶等^[4]，积极的政策成为提高来华留学规模的重要引擎。

教育结构特指“教育总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联系与组合方式”^[5]。留学生教育的层次结构包含学历生和非学历生两个主要层次。其中，学历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非学历生包括普通进修生、高级进修生和短期进修生。层次结构的优化能够反映我国留学生教育质量及发展水平的进步，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体现。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层次结构主要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学历生和非学历生层次结构优化。表 2反映了2010-2015年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层次结构情况。6年间学历生占南亚来华留学生的比例在87.3%到93.5%之间浮动，平均占比达到9成，学历生层次规模优势突出。与此同时，南亚非学历来华留学生由2010年的1 381人增加至2015年的4 570人，年增长率为27.0%，也呈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以上数据表明，近年来南亚国家留学生倾向于来华修读学位、接受专业教育，打破了传统上以汉语学习及短期学习为主的格局。从“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层次结构角度看，2010-2015年南亚来华留学学历生占“一带一路”来华留学学历生比例在30.5%到40.1%之间浮动、占比较大，反映出南亚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来华学历生的重要来源，是来华留学生层次结构优化的重要动力。

第二，研究生层次来华留学生增长强劲。依据表 2可以测算出不同层次南亚来华留学生的增长率。本科生占南亚国家来华留学学历生主体，总量从2010年的17 956人增加到2015年的29 994人，年增长率为10.8%；硕士生从2010年的1 090人增加到2015年的4 331人，年增长率为31.8%；博士生由2010年的864人增加至2015年的4 075人，年增长率为36.4%。研究生层次的来华留学生虽然绝对数量不及本科生，但是增长速度快、发展潜力大。其中，硕士生的年增长率高出本科生21个百分点，博士生则高出本科生25.6个百分点，层次结构优化进程加速。研究生层次来华留学生的迅速增长，标志着我国留学生教育质量及来华留学吸引力的显著提升，这既得益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也得益于来华留学事业的积极、稳步推进。

第三，部分国家来华留学生层次结构优势突出。表 3显示了南亚8国研究生层次来华留学生的发展情况，数据反映出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高层次来华留学生不仅在绝对数量上优势明显，且占本国来华留学生总数比例较高。

2010-2015年巴基斯坦来华留学研究生总计15 150人，占本国来华留学生比例的21.6%，且占南亚来华留学研究生总规模的55.0%，成为高层次来华留学生的主体。从动态趋势上看，2010-2015年巴基斯坦来华留学研究生数占本国来华留学生的比例由12.5%上升至32.7%。尼泊尔的高层次来华留学优势在南亚国家中仅次于巴基斯坦，2010-2015年来华留学研究生总计5738人，占本国来华留学生比例的26.9%，同时占南亚来华留学研究生总规模的20.8%。2010-2015年尼泊尔来华留学研究生数占该国来华留学生数的比例由18.4%上升至34.3%。以上数据反映出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学历来华留学生教育结构不仅具有较好的基础，且处于动态优化的进程中。此外，孟加拉国来华留学研究生的绝对数量虽然较小，但占该国来华留学生总数比例较高。2010-2015年，孟加拉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占本国来华留学生总量的比例年均达到21.8%，高于巴基斯坦(20.1%)，斯里兰卡(9.2%)，阿富汗(9.1%)和印度(4.2%)。

来华留学奖学金能有效推动来华留学生规模增长和层次结构优化，中国政府奖学金是支持南亚留学生来华留学的主要经费来源。近年来，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变化情况呈现出三方面的主要态势：

第一，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人数(奖生数)逐年上升。表 4统计了2010-2015年南亚来华留学生获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基本情况。2010年南亚来华留学奖生数合计1 882人，到2015年达到6 029人，增长了3.2倍。大多数南亚国家奖生数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例如，孟加拉国奖生数由2010年的178人增加到2015年的567人，年增长率为26.1%。尼泊尔、阿富汗和印度也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年增长率分别为15.2%、14.7%和14.0%。此外，由于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斯里兰卡年均增长幅度仅为3.9%。不丹和马尔代夫不仅来华留学生总量偏低，获得奖学金的人数则更为有限。

第二，学历生占据奖生数的主体，且研究生层次留学生具有显著竞争优势。2010年南亚国家学历生奖生数为1 813人，非学历生奖生数仅为69人；到了2015年，学历生奖生数达到了5 968人，非学历生奖生数仅为61人，奖生数在学历生和非学历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反映出以学习中文、中国传统文化或其他形式的短期留学的非学历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比例较低。另一方面，从学历生奖生数的内部结构看，研究生层次显著优于本科生，反映出高层次学历生获得奖学金的优势明显。表 4反映出，2010-2015年，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研究生奖生数由1 147人增加至5 180人，且研究生奖生数占奖生数总量的比例逐年上升，由2010年的60.9%上升到2015年的85.9%。这不仅反映出高层次学历生具有较强的奖学金竞争能力，也反映出奖学金是优化来华留学生层次结构的重要内驱力。

第三，部分国家具有较强的奖学金竞争优势。一是巴基斯坦奖生数在南亚8国中位居第一，由2010年的711人增长到2015年的3 635人，且占南亚国家奖生数总量的比例由2010年的37.8%上升至2015年的60.3%。从绝对数量上看，巴基斯坦奖生数不仅在南亚优势突出，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占据重要位置，2010-2015年巴基斯坦来华留学奖生数共计11 057人，占“一带一路”奖生数的10.9%，研究生奖生数占本国来华留学研究生总数的7成左右，占“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研究生奖生数的16.1%。二是阿富汗和孟加拉国虽来华留学生基数小，但研究生奖生数占该国来华留学总数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不仅反映出这些国家来华留学研究生具有较强的奖学金争取能力，也说明阿富汗和孟加拉国等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教育供给不足，对我国政府奖学金的依赖程度较高。

近年来，南亚来华留学事业积极稳步推进，规模上持续扩大，层次结构上也占据“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的优势地位，奖生数持续增加并促进了来华留学生规模和结构的优化。然而，与留学市场较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南亚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依然不充分、不均衡，主要表现为留学市场份额少，教育水平国际认可度低^[6]，高学历层次学生比例偏低，生源结构不平衡等方面。

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总规模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仅次于东南亚，位居第二。但是，规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突出，呈现“两强多弱”格局。“两强”是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来华留学生规模占据绝对优势。图 1显示了2010-2015年，南亚8国来华留学生的变化情况，印度和巴基斯坦来华留学生总量接近，表现出基数大、增速快的特点，占到南亚来华留学生总量的七成以上。具体来说，2010-2015年印度来华留学生总计72 041人，占南亚总规模的38.4%，巴基斯坦的这一数字为70 007人，占37.3%，两国共占南亚来华留学生总规模的75.7%。成为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的主要生源地。比较而言，2010-2015年其余6国的来华留学规模则较为有限，尼泊尔为21 279人，孟加拉国为11 825人，斯里兰卡为8 789人，马尔代夫为1 017人，阿富汗为2 365人，而不丹则仅为210人，以上6国的总量仅占南亚来华留学生的24.3%。因此，南亚各国来华留学生规模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

如前所述，南亚国家学历生规模显著大于非学历生，且研究生年均增长率显著高于本科生，呈现出结构优化的态势。然而，从整体数量上看，本科生占据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绝对优势，研究生层次来华留学生总量偏低。依据表 2数据，研究生层次来华留学生规模增速较大，处于层次结构优化过程中；同时，也反映出来华留学本科生在规模上优势突出，2010-2015年来华留学本科生总规模占学历生的79.7%，研究生则仅占学历生的16.3%，其余则为专科生，高层次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是南亚来华留学的重要生源地，其来华留学生基数大、规模优势突出，但是来华留学的研究生占比却十分有限。数据显示，2010-2015年印度来华留学生总规模达到了72 041人，但研究生仅为3 155人，占总规模的4.4%，反映出印度学生来华接受高层次学历教育的意愿不足、动力不强。

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演进脉络来看，发达国家的留学市场较为成熟，以研究生层次的留学生为主。比较而言，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中研究生层次总量不足，反映出我国高校的国际学术声誉、留学生教育水平有待提高，服务留学生的软硬件条件有待进一步优化。

总体上看，南亚来华留学奖学金总量偏低、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一是奖生数总量偏低。表 5显示了南亚来华留学奖生数情况，2010-2015年南亚来华留学奖生数占比为14.5%，绝大多数来华留学生没有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支持，奖学金的覆盖面不足；二是部分国家来华留学生具备规模优势，但奖生数偏低。例如，印度作为南亚来华留学的重要生源地，2010-2015年其来华留学生规模占到南亚8国的38.4%，然而奖生数占比较低，仅占南亚奖生数的8.6%、占本国来华留学生人数的比例则仅为2.6%；三是奖生数涨幅低于该国来华留学生总量增速，从而使得奖生数占比持续走低。例如，孟加拉国2010-2015年来华留学规模的年增长率为45.0%，而来华留学奖生数的年增长率为26.1%，中国政府奖学金暂时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孟加拉国来华留学生的需求；四是斯里兰卡来华留学生规模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是奖生数比例出现走低趋势。2010-2015年斯里兰卡在南亚国家来华留学总规模中排名第4，增长较稳定，然而，表 5数据反映出其奖生数占留学生的比例由2011年的最高点21.7%降到2015年的12.0%，反映出斯里兰卡来华留学生争取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相对优势逐步减弱。

推动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就是要促进规模与结构的均衡发展，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针对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应从增进规模与结构的协同发展，增加奖学金数量、健全奖学金体系，促进学科发展、打造来华留学品牌，提升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与服务水平等方面入手。

留学生数量与质量的同步提升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促进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的充分、均衡发展是我国扩大与南亚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扩大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高层次来华留学比例。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具有突出的规模优势，未来工作重点是加强两国的高层次来华留学生比例。具体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来华留学推广计划，不断强化与两国政府、教育机构的沟通与合作，建立研究生互派交流机制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拉动高层次来华内需；第二，进一步激发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的来华留学发展潜力。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在南亚来华留学规模中处于第二梯次，仅次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具有较好的基础和较大的发展潜力。2014年，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为15.8%、13.4%和20.7%，均徘徊在大众化阶段前后、总体水平不高，反映出这些国家高等教育服务容量相对有限，教育供给并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现实需求。我国政府及高等院校应积极利用与以上国家的地缘及文化优势，采取有效的招生措施，吸引其优质生源面向我国的国际流动^[7]。第三，大力发展阿富汗、马尔代夫、不丹等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教育。阿富汗等国人口总量少、贫困人口多，教育水平偏低且高等教育供给不足，要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留学市场上学费较低、生活成本低的优势，加大宣传，促进以上国家学生对我国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开放条件适宜，教育资源充足、成本较低等优势的了解和认知，同时给予相应的留学优惠政策，稳步吸引更多学生来中国进行交流与学习。

来华留学奖学金的设置及管理是留学教育工作的重点，奖学金在调整来华留学生规模及结构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16年颁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建立健全政府、学校、社会力量权责明确、分工协作、高效有序的教育对外开放运行架构^[8]，为来华留学奖学金体系建设提供了改革的方向。

第一，提高中国政府奖学金力度。进一步加大奖学金投入力度，充分发挥奖学金对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调整留学生结构上的作用。与此同时，扩大中国政府奖学金在专业类别上的覆盖面，吸引南亚来华留学生就读我国高校优势学科；第二，制定以政府为主，高校、企业协同的多元化奖学金投入体系。在稳定中国政府奖学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要持续加大“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的投入力度。高校在自设奖学金的基础上，应谋求与校企联合共同为留学生提供支持。鼓励其他社会组织、自然人设立各类来华留学奖学金，为来华留学研究生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奖学金政策；第三，在奖学金管理过程中赋予高校更大自主权。鼓励高校依据办学传统、学科优势等科学安排来华留学奖学金布局，提高奖学金的管理和使用效率，健全留学生资助体系，通过提高来华留学生奖、助学金的标准和范围，吸引更多优秀国际生源来华留学，切实做好“雪中送炭”的工作^[9]。

高质量的教育是推动高层次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提升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必然要求促进学科发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学科专业、完善留学生课程体系，从而打造来华留学品牌，吸引优质来华留学生。

第一，拓展学科优势。要从“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高度出发，集中优势资源、统筹规划来华留学生的学科专业，发展和建设好符合沿线国家市场需求及社会发展需要的特色学科专业，不断强化优势、特色专业吸引优秀留学生生源的能力。高等学校要依托优势学科、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利用特色专业建立来华留学教育增长点，并扩大学术影响力和辐射能力。第二，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为建设留学中国品牌提供中坚力量。在选聘上，将本土师资选聘和培养与引进外国优秀教师进入留学生教育队伍有机结合，并发挥海归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资源优势^[10]；在培养上，注重将专业水平和多元文化素养提升相结合。借鉴美国等留学发达国家经验，在师范教育及高校教师岗前培训中开设“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民族意识”等课程，促进教师掌握多元文化社会所需的基本知识及能力素质。第三，强化来华留学生课程建设。在课程内容上，不仅注重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习得，还要满足留学生获得多元文化社会生活必备的知识储备、思维方式等，促进其多元文化理解及沟通能力的发展；在课程标准上，力求与国际接轨，理论教学部分要体现国际学术前沿，实践教学环节所涉及的实习、实训等同样以国际标准为准绳；在课程类型上，将“双语课程”及“全英文课程”作为建设重点，通过课程项目发布、全英文品牌课程建设等方式激励和保障相关课程的开设。

完善来华留学生管理与服务体系，建构成熟的社会支持环境以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充分发展。首先，发挥高校在来华留学生管理上的自主权，推动“趋同管理”。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的具体要求，高等学校具体负责外国留学生的招生、教育教学及日常管理工作^[11]。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对于留学生的招生、教学、管理及质量评价等方面采取独立的体系，尚未形成“趋同管理”模式，不仅增加了管理运行成本，也难于和国际通用模式接轨。高校应把来华留学教育纳入学校的整体发展规划，完善政策制度，建立与教育国际化接轨、具有中国特色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6]，克服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方式滞后于实际需要的弊病。其次，不断提升来华留学生服务水平，树立开放式的服务理念。相关政府部门主要依法、依规管理来华留学生的涉外、签证、医疗及宗教活动等；鼓励企业及社会服务机构在来华留学生保险、社团及社会活动、勤工俭学、实践实习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高等学校应将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纳入引导和服务范畴，同时为留学生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诸如公寓规划、改造及建设，后勤、餐饮等方面。此外，借助国际交流、留学教育基地建设、涉外办学、孔子学院等平台展开全面、生动的宣传工作，传递有关留学生相关优惠政策、特色留学项目等教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