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erialism" in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ion, Understanding and Discourse

进入二十世纪，一方面随着严复所译《天演论》的传播扩散，“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观念迅速蔓延；另一方面则是愈加严峻的外患形势使得国内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局势的担忧与日俱增。恰在此时，“帝国主义”一词传入中国，并开启了一段译介丰富与认知多歧的旅程。

英文中的“Imperialism”在1870年后才开始在欧洲大量使用，到了二十世纪初，霍布森、希法亭等人的学说又为“Imperialism”增添了新的含义^[7]。而传入中国的“帝国主义”一词则源自日本。明治维新特别是甲午战后，日本国内的“脱亚”声浪逐渐掩盖了原先倡导亚洲内部平等的“亚洲主义”，“帝国主义思潮”逐渐兴起^[8]。在日本幕府末期，“帝国”一词最早是作为荷兰语“kejizerrijk”的译语，并逐渐与英语中的“empire”相对应；此后，“empire”一律被译作“帝国”，“imperialism”也自然而然地被译为“帝国主义”。随着二者输入到东亚汉字使用圈后，这种固定译法便被广泛采用^[9]。

“帝国主义”一词的正式译介得益于《清议报》。陈力卫考证自1898年11月至1901年11月间，在有关“主义”的词汇中，“帝国主义”在《清议报》中的出现次数高居榜首，以128次的登场次数远超第二名的“国家主义”(22次)。同时，出现6次以上的17个主义词语(诸如国家主义、国民主义、膨胀主义等)也都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阐述而来^[10]。如陈所述，在1898年11月至1899年11月间，“帝国主义”在《清议报》中只出现过6次，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在最早出现“帝国主义”一词的《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中，提到了美英两国正“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国主义”^[11]。而《扩张国势及列强协商论》的作者不仅流露出列强试图对外扩张的优越感，更在行文中预示了未来列强因推行帝国主义而可能引发的争执以及与中国的紧张关系^[12]。

二十世纪初，来自日本的帝国主义相关理论开始见诸《清议报》，这也成为中国人系统接触帝国主义理论的起点。1901年，《清议报》连载了四期译自日本《国民新闻》的文章，题目就是《帝国主义》。据陈力卫考证，当年的《国民新闻》第5、6、7号连载完《帝国主义》后仅11天，《清议报》第97册便开始转译这些文章，由此可见时人对于“帝国主义”概念高度关注的热情^[13]。在第97册，该文称帝国主义成为“近顷政治家实业家爱国者凡百士庶说不离口之名词”，更是一个杂糅了“人种、人口、伦理、教育”等各种问题的新概念。接下来，这四期文章主要介绍了俄、英、美、德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重点是德国，称其是“今日之最能发挥帝国主义之特性，及能代表近来世界之历史者”；区分了“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指出帝国主义“固有民族主义，亦有经济主义”；此外还探讨了“帝国主义”的特征与优势。文章对“帝国主义”流露出明显的歆羡之情，称“帝国主义”可以“谋国民之发达，期于人类之文明”“促各国各地之和亲”，传递出了当时日本普遍存在的对外扩张倾向^[14]。

值得一提的是，浮田和民与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理论也在此时传入中国，在中国人认识“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界通常认为浮田和民最早传入中国的著作是1895年由出洋学生编辑所翻译出版的《帝国主义》^[15]，1934年，顾燮光在其《译书经眼录》中还批评浮田的《帝国主义》“译笔庸劣，宜条理之”^[16]。然而有学者指出浮田当时并未写有名为《帝国主义》的著作，故出洋学生编辑所的译著应为浮田报刊文章的合集^[17]。1903年，《游学译编》在《“列强在支那之铁道政策”译后》引用了一段浮田和民研究帝国主义的言论。归纳起来，浮田认为“帝国主义”具有“经济”与“侵略主义”的特性，但却强调列强征服“半开民族及无独立价值之国家”并没有错。《游学译编》评价浮田的言论与“欧美倡言帝国主义者之所鼓吹”类似^[18]。浮田还认为日本应该走“伦理帝国主义”的道路，即“对内实行立宪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具体做法是对日本国民进行帝国主义式的教育，以此“造就伟大的国民”，并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抗衡^[19]。

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必振所译幸德秋水的著作《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与当时大多数向往“帝国主义”的日本学者不同，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的幸德对“帝国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幸德秋水提出“帝国主义”的实质并非“科学的智识”“文明的道义”与“自由正义博爱平等”，而是“迷信”“狂热”与“压制邪曲顽陋争斗”；少数“阶级之权势者”谋求“顷刻之繁荣”而已。全书分为三部分，依次介绍了构成帝国主义的两个关键因素“爱国心”与“军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成因与目的。在幸德看来，“帝国主义”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私欲，却会造成“社会上贫富之益悬隔”、增加“贫穷者饥饿者与无政府党及诸航之罪恶”“妨害多数国民之生产，消糜其财资，掠夺其生命”等实际危害；而当时的日本国内“帝国主义”思潮已经狂热到“达其极点”，长此以往，则必随世界列国一道“自趋于灭亡”。幸德最后呼吁要以“社会主义”“世界主义”来“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扫荡刈除掠夺之帝国主义”^[20]。同年，幸德秋水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广长舌》也被翻译出版。书中同样提到“工业之萎靡也，军备之烦黩也，贫富之悬隔也，生活之竞争也，多数之困厄、饥饿、弊恶也，皆帝国主义之流弊”，只有“组织社会主义”，才是解救之道^[21]。

浮田和民与幸德秋水两种截然不同的帝国主义理论在清末影响广泛。梁启超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就提到他正是阅读了“美人灵绶氏所著《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洁丁士氏所著《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日本人浮田和民所著《帝国主义论》”等书之后，才写成此书^[22]。不过，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在出版后遭到查禁，清廷称该书“种种名目，骇人听闻，丧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布，不独坏我世道人心，且恐环球太平之局亦将隐受其扰害”^[23]。直到1925年中国反帝运动进入高潮之际，曹聚仁称幸德秋水的著作“坊间难得”，故安排其得以再版^[24]。可见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随着中外时局的日趋紧张，幸德秋水的反帝立场得到了中国人的理解与认同。

由此可见，自日本传入的“帝国主义”一词在清末引起了广泛影响。首先，“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接触到的外来新知识。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一些士大夫或知识分子对于列强的殖民扩张已有所了解。“帝国主义”则将“扩张”“侵略”“殖民地”等零散知识汇聚在一起，凝练成一种新的概括性知识。其次，“帝国主义”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局势的新视角。在关于“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等介绍中，中国人不仅了解到已沦为殖民地国家的惨状，而且对于美、英、俄、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及列强间的争斗也有所认识。最后，“帝国主义”启发了中国人开始思考自身所面临的局势及未来的道路选择。“帝国主义”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属性能让中国人更警觉列强的侵犯方式；同时，面对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形势，许多人开始担忧中国会彻底沦为列强殖民地，纷纷为国家出路寻求对策。

源自日本的译介使得“帝国主义”一词在二十世纪初得以为人所熟知。1903年，《浙江潮》直言：“世界入二十世纪，劈头一大问题，新闻杂志笔锋相抵，演其义，逞其说，儿童走卒，抉为谈助，而奔走相告，以为寒暄语斯为何，曰帝国主义是也……故生于二十世纪而不知帝国主义者，虽其存即谓其死可也。”^[25]在接触了“帝国主义”的译介知识后，中国人结合自身所处的动荡环境，形成了对“帝国主义”的早期认识。总体看来，清末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成因与特征、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如何抵御帝国主义都形成了独到的见解。

梁启超是论述帝国主义的先行者，他对于新世纪的时代特征、帝国主义成因以及中国如何抵御帝国主义侵略都进行了思考。1901年，梁启超称当时的欧洲正值“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而亚洲则处于“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由此二十世纪正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两大主义话剧之舞台”。他对于“民族帝国主义”嗤之以鼻，认为其“厚集国力扩张属地之政策”“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国家”。梁启超更倾向于“民族主义”的国家建设方略，赞许其为“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人民”^[26]。当时身在日本的梁启超虽然受到了浮田和民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并未与浮田一道对帝国主义有所青睐。从其论说可见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在面对帝国主义概念时内心多有抵触，更希望中国以“民族主义”为纲崛起对抗强权。梁启超的学生周逵(笔名雨尘子)也将十九、二十世纪分别称作“欧人内部竞争之时代”与“欧人外部竞争之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更看重“经济因素”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认为“外部竞争”实质就是“经济上之竞争”，即“帝国主义，即民族膨胀之结果也。然民族何以膨胀，则全属经济上之问题。帝国主义，因经济之竞争而行于列国也”。面对列强入侵的局势，周逵提出中国人必须做到“去依赖政府之心”并“以自族之力，保固有之土地权力”，如此才能摆脱被列强侵略支配的境地^[27]。

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论述也在逐渐丰富。首先是对帝国主义称谓、成因、特征、危害等方面的认识。在称谓方面，有人直接称呼“帝国侵略主义”^[28]。对于成因，有人形容为“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之风潮则其母”^[29]。对于特征，有人认为“今夫十九世纪后半以来，举世之所崇拜，国民之所欢迎，庞然伟大掀天动地之一大怪物，猛剧于虎豹，毒过于蛇蝎，为人类之巨害大同之绝对者，非所谓民族的帝国主义乎”^[30]。最后谈到“帝国主义”的危害，有人强调“国力扩张之时代，即民力罄竭之时代”，帝国主义横行，“驱军人于死境，索重税于平民”，最终“非惟弱种罹其劫，即本国人民，亦受无形之惨祸”^[31]。

其次，清末中国人在探寻当时的美、俄、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情上也下了极大功夫。第一是美国。1900年就有人观察到“美之二大政党，其一永奉孟鲁主义，其一则执帝国主义。奉孟鲁主义者，德摩古拉特(DEMOORET)党是也，与该主义为反对者，则勒巴勃里克(REPULLIOAN)党是也”^[32]。第二是俄国。相较于欧美，俄国“帝国主义”的最大特点是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如《浙江潮》称一国对内实行民族主义，待“内力既充则膨胀于外”遂行“民族帝国主义”，其“后先次序之不可相凌躐”。但俄国却“一炉而治之，东方执一策，西方执一策，故欧人常谓世界之国之奇未有如俄罗斯者也”^[33]。第三是德国。自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国内工商业发展迅速，于是“挟其雄飞世界之帝国主义，孜孜乎谋工商业之发达”^[34]。最后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深谙“天演之公例”，于是“急力卫物竞之道，竞之于中，竞之于俄，皆适其例”，为摆脱被殖民的命运而努力跻身于列强行列^[35]。

再者，《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的外患日益严重。在对“帝国主义”概念与国家有了初步了解后，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1903年，《湖北学生界》强调：“(列强)自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亚洲以外之天地，一草一石，无不有主人翁矣……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也。”^[36]类似这样警示中国已为帝国主义列强“竞争中心点”的论述常常可见。纵观二十世纪初有关中国所面临危机的表达方式，许多都与“帝国主义”相结合，意在借机唤起国人的危难意识。如对于铁路，认为“列强所以伸其帝国主义开拓殖民地者，率皆先由铁路着手”，若路权全部丧失，列强便可对中国“吸其精血，制其死命”^[37]。对于经济，有人借列强商业侵略的例子提醒国人：“故万国生计上之帝国主义皆集于我国，而我国为唯一至大之销货场。窃以为外人不必以兵力瓜分中国，即商务已绰有余裕矣，印度之亡也，起点于一数十万之公司。”^[38]此外，还有人以沦为殖民地的印度、波兰等国为例感慨称：“呜呼，印度亡、波兰灭，下至埃及、波亚、越南、缅甸等世界上第三等国，莫不逐民族帝国主义之潮流而长逝矣。”^[39]让中国命运与被殖民国家发生互动关系，一方面反映出时人的焦虑，另一方面更是危难关头下一种非常务实的“唤醒民众”的方法。

最后，如何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也成为清末国人的思考议题。围绕国防、经济等方面，时人均提出了对于中国改革的构想。国防方面，重点在于重建海军。有人称“立于二十世纪之舞台，而海权不伸，则帝国主义莫由发达而民族亦终不可振”。中国虽然自甲午战后“海军尽歼”，但量当前“其财其力”，则有重建海军、巩固国防的必要^[40]。经济方面，则要振兴工商业。时人已经认识到“今自帝国主义之跃出，商战之烈，远倍于弹烟炮雨”^[41]。所以“救贫之策”全在“振兴工商”^[42]；而要想立于“商战世界”，必须“明农劝工，振兴商业，以与列强执鞭弭握，筹笔驰骋于生存竞争之场”^[43]。学习列强方面，虽然许多人了解到德、美、日这样的后起列强在海外扩张中所暴露出的帝国主义负面性，但仍有人希冀中国要以它们为鉴，视欧美为“文明之导师”^[44]，希望学习其崛起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人希望中国将来也可以采用“帝国主义”的国策。

总之，在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一度成为报刊舆论与知识分子笔下着墨的重点。从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以及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三个特点。首先，从对帝国主义概念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认识中，中国人对于新世纪历史特点、世界秩序以及国家间关系都有了新的掌握。弱肉强食的世界环境挑战了中国人以往既有的认知，而抵御外侮渐渐凝聚了国人的自强信念。其次，在接受外来译述与经过自身理解的知识再生产后，中国人得以与同时代遭受殖民侵略的国家产生某种心理连结，以期寻找出路并摆脱与它们相同的命运。再者，清末中国人以“帝国主义”的威胁表述自身所面临的危机，却依然以“帝国主义”为榜样宣示自强的决心，这与后来的民国时代有所不同。或许是当时世界上只有强、弱之分，而强国里并没有除“帝国主义”外的其他崛起模式。受“物竞天择”等观念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便希望中国强盛，却也只能选择能够让中国脱离弱国地位、跻身“帝国主义”强国行列的道路。

在对“帝国主义”有了初步认识与理解后，清末中国人便开始发掘其中可以运用的历史与现实政治意义，让“帝国主义论述”成为自己言论的最佳注脚，由此形成了丰富的“帝国主义话语”。例如我们现在本能以为“帝国主义”含有“侵略”“霸权”意味，但戏剧性的是，如同上文提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歆羡“帝国主义”的情形，许多人还常常挪用“帝国主义”的“征服”意涵来解释中国古代史。如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我古代史之帝国主义过渡时代”^[45]；秦国对中原的扩张是为“维持己国之势力”而“积极进行其帝国主义”^[46]；明末满洲人入关的历史被解读为“满洲当未入中国以先既为独立之国，则其征服中国即为实行帝国主义，既实行帝国主义，此与英制印度，法制安南，奚异，惟法令稍为优善耳”^[47]。或许是出于对“帝国主义”词汇的好奇，抑或是“帝国主义”一词本身的时髦性，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帝国主义”的负面含义，却仍津津乐道将中国历史与“帝国主义”错轨地连接在一起，显露出时人情感方面的复杂之处。

不过，清末十年，帝国主义话语在立宪派与革命党关于抵抗外敌还是排满的论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场围绕是否推翻清廷、并夹杂有“帝国主义话语”的论战中，革命派借助于“国难家仇”式的话语体系，对清廷展开全方位的舆论抨击，将“推翻满清”与“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线性地串联在一起，试图说服国人“推翻满清”才是中国翻身走向自强的第一步，更是最为关键的一步。立宪派则期待调和争执，让各方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论战过程中，随着不断恶化的国内国际形势，一方面清廷受自身政绩拖累，无法从革命派的“帝国主义话语”攻击中脱身，为己正名；另一方面，立宪派也无法拿出有力论据驳斥革命派。最终，革命派在论战中取得胜利。

革命派所采用的“帝国主义话语”体系相当缜密。首先，将清廷比作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凶。如有人称“今日之中国，为白种之国矣；今日之土地，为满洲之土地矣”^[48]；而列强“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故“满洲政府为之伥，而列强为之虎”^[49]。清廷统制下的“专制制度”更是中国无法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本原因。印度被英国殖民已经是“直接之奴隶”，民众“其惨苦已若是”；而中国民众则是列强与清廷专制治下的“二重奴隶之同胞”，“其惨痛更不知如何也”！^[50]此外，清廷施行的新政还被解读为是一种“政治算计”。有人形容：“今日曰兴警察，明日曰征民兵，后日曰君统万世，其举动虽卑鄙可耻，实则怀帝国主义之野心，而欲效西施之颦也，此辈之蠢，实属可怜。无论满政府无行帝国主义之资格，即令实行帝国主义，亦不过赌博尔汉人之财产生命，以为彼五百万头尾兽之淫佚骄奢耳，与尔汉族何荣，不思速驱满胡，徒要求立宪，是真猪生狗养也。”^[51]

通过以上论述，革命派阵营最终得出结论，抵御外侮与推翻清廷同等重要，或推翻清廷就是抵御外侮的第一步。类似于“外拒白种，内覆满洲”^[52]“欲御外侮，先清内患”^[53]的口号充斥在清末革命派阵营或反对清廷势力的各种报刊上。更有人直接说既然汉人之于“白人”和“满人”都是奴隶，那么反抗的对象就不分“白人”或“满人”，“自立主义”与“逐满主义”同等重要，即“均之为奴，吾宁戴体面之主人翁矣”^[54]。革命派的最终立足点正如孙中山所言，“近东病夫之土耳其瓜分问题”或“无名之麽洛哥干涉问题”都可以通过国内革命的方式解决，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对外问题又有何不可？^[55]

相较于革命派，立宪派或清廷内部对于种种言论的回击显得微不足道，其为自身政策的辩护又乏善可陈。而在舆论普遍将国难与帝国主义论述关联在一起的情况下，清廷的地位愈发尴尬，不断招徕各方责难。《民呼日报》痛陈纵容列强侵略、使国人为“间接之奴隶者”，就是“朝秦暮楚之政府，迎新送旧之官场”^[56]。梁启超在1901年曾说：“今世之言独立者，或曰拒列强之干涉而独立，或曰脱满洲之羁轭而独立。”^[57]可见当时的梁启超也认为中国要摆脱列强干涉，必须走立宪的道路；而立宪的前提就是要除去“满洲之羁轭”。不过随着革命派的日益兴盛，立宪派的论述逻辑逐渐将“满汉革命”与“对外革命”对立起来，认为一致对外的基础是国内各派的融合，并非一定要以推翻清廷为前提。1902年，康有为认为“帝国主义者”就是“霸国之义大倡”“小国必为大国所并”，而革命派的各省独立思想却要“分现成之大国，而为数十小国”，无异于“力追印度，求致弱亡”。他不仅说：“人不分割我而我自分割之，天不弱亡我而我自弱亡之，奈之何号称志士救国者，而出此下策。”还坦言：“方当同舟共济之日，若为内讧，则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恐为阿坤鸦度之能脱于西班牙，而适利美国之渔人。至时则永为奴隶，永无自立，求如今者，不可得也。乃国之志士，不能审此，而颠倒误用之，吾恐若印度真奴之不远也。”^[58]可见，立宪派不认同革命派的缘由正是认为革命会首先削弱中国自身的实力，所引起的“内讧”无助于“抗外”。在声明各方只有摒弃“满汉矛盾”才能“御外”后，清廷及立宪派又试图证明以“立宪”换“革命”才是救国的唯一之道。如《外交报》称：“吾国自强，不自强之机，则断然取决于立宪。”^[59]

直到1905年，梁启超提到“今日中国之大患，其远者在外侮，其近者尤在内讧”，而所谓内讧实源于“人民睹国家之积弱”，又因“见夫他国政治实有以优于我者，而坐是以致富强；返观本国事事落后，积其不平，遂以执政为怨府”，故“比年以来，言革命，言破坏，种种悖逆之言，洋溢全国”^[60]。言语之间可见他理解立宪或革命的初衷都是挽救“国家之积弱”，愿景是希望国家“富强”；但双方的症结就在于“政府”。梁启超或立宪派的出发点是希望借清廷自身的改革与奋进，带领各方争得国际地位。但后来证明，历史的发展与他们的设想背道而驰。

在清末十年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话语场域里，双方都力图引用“帝国主义话语”将自己的观点发挥到极致。但从“帝国主义话语”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可以发现其效果好坏各半。好的方面，通过引用帝国主义论述，让时人更加警惕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也更能洞察清廷的无能。但反过来，这种参杂了“政治需要”的言论却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原本对于帝国主义概念的认识与讨论，不惜以族群撕裂为代价来争夺舆论焦点。

通过全文论述可知，“帝国主义”一词在清末中国经历了一段由时代背景、国内现实、个人情感等因素共同运作的丰富旅程。从最早来自日本的译介知识到各类报刊中对于“帝国主义”一词的多元解读；从通过了解“帝国主义”观察外部世界再到中国人将之应用于自身的话语体系，“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已然逐渐由一个外来陌生词汇变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本土词汇。特别是从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争话语中，“帝国主义”更成为双方争论的话语工具，体现出时人用热点敏感词语来吸引焦点的意味与用心。

另外，虽然大多数人意识到了“帝国主义”所带给世界与中国的苦难，但仍有部分人希冀中国可以借助“帝国主义”谋求中国富强。在“认知”与“理解”的过程中，似乎发生了某种偏差，使得一部分人对于“帝国主义”产生了“既爱且恨”的复杂心态。而在清廷、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帝国主义”更是充当了双方论争正当性的依据；无论是哪一方，在热络的论战行文中也记录下了各自的“政治用意”。

不可否认的是，在“帝国主义”一词在清末十年发挥“兴观群怨”的过程中，中外的紧张关系并未有所缓和，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但也正是由于急转直下的中外局势，民国初年的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入，所持有的一丝美好幻想也渐趋破灭。“帝国主义”一词连同其概念与意涵，逐渐成为其后一段时间内涉及中外问题冲突的辐辏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