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Zhe School Poets in the Middle Qing Dynasty——A Case Study of Miscellaneous Poem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对于浙派诗人这种挖掘和保存“故国信史”以诗补史、借“旧事新作”抒发情感寄托的独特叙事策略，学术界已有一些探讨，虽然数量不多却弥足珍贵，对笔者均多有启发。严迪昌^[1]和邱睿^[2]指出浙派诗人《南宋杂事诗》的创作具有“以诗补史”和“怀念故国”的特点，但前者多考辑杭州小山堂赵氏与《南宋杂事诗》撰著之关系，力图彰显浙派赵氏小山堂吟事群体的构成与唱和“心曲”，虽对《南宋杂事诗》的内涵多有剖发，发前人所未发，足以启发后学，但此文不以专论《南宋杂事诗》为旨归；后者虽从咏史群体、“补阙前史”以及唱和背景等方面加以论析，颇见功力，但与严遂成等人《明史杂咏》合论，侧重点不在挖掘浙派作为清代中期这一极具文化内涵和认识价值的诗群特征。高荆梅硕士论文^[3]重在从文献整理、文本探讨和版本考证入手，其价值显而易见，但探究《南宋杂事诗》的诗群意义显然不是其兴趣所在。因此，本文欲立足于清代中期浙派诗人群体活动这一背景，剖析《南宋杂事诗》的创作群体构成及其渊源关系，并以《南宋杂事诗》为文本依据，从“故国信史”与“旧事新作”两个维度对《南宋杂事诗》的以诗补史与征文存献、旧事翻新与遥寄心脉等特征进行深入论析，以此“窥一斑而知全豹”，明确浙派诗人群体借涉宋创作与撰著以抒发其幽怀微绪的叙事策略和心理机制。

《南宋杂事诗》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由多人集体创作、以保存南宋史迹为宗旨、具有深切情感寄托的大型诗集。其作者分别为沈嘉辙(栾城)、吴焯(尺凫)、陈芝光(蔚九)、符曾(幼鲁)、赵昱(功千)、厉鹗(太鸿)、赵信(意林)，皆是清中期浙派诗人群体中举足轻重的代表性成员。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创作群体名单的排序，即可发现一些端绪。诗集首列沈嘉辙，沈氏是清中期浙派诗人群的先驱人物。沈嘉辙(生卒年不详)，字栾城，又字个庭，在厉鹗诗集中，两人唱和甚多，自是厉氏前辈。沈氏诗列《南宋杂事诗》首卷，尚有说焉。其一，沈氏年岁大，威信高。其二，考诸相关资料，沈氏父名沈名荪，为小山堂赵昱业师。沈名荪，字涧芳，号涧房，有《梵夹集》《青灯竹屋诗》等。沈名荪与浙派前中期过渡诗人查慎行交厚，其《梵夹集》有查氏序，其序有“(涧芳)殁于京师，孤子嘉辙辑录手泽凡八种，以卷计者五十余。门人仁和赵昱先校刻其诗集八卷，乞序于予”^[4]等语，可见赵昱与沈家父子渊源颇深。第三，更重要的一点，沈嘉辙名列卷首的原因，还在于沈氏“与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厉鹗、赵信等同辑《南宋杂事诗》七卷，沈嘉辙是首倡者”^[5]，则沈氏在浙派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吴焯(1676—1733)，字尺凫，号绣谷，别号蝉花居士，杭郡钱塘人，著有《药园诗稿》等。吴氏和中期浙派领军人物厉鹗亦师亦友，于厉鹗属前辈。陈芝光年辈亦长，然目前几无资料可考。符曾(1688—1755)，字幼鲁，号药林，浙江钱塘人，著有《春凫集》。符曾诗在浙派中是有成就的，全祖望《春凫集序》曾说其为“浙中诗人所称‘七子’者也，其《西湖纪事诗》久行于世”^{[6]卷26，1252}。厉鹗《沈椒园诗序》也说：“符君幼鲁，里中诗人之择也。”^[7]今人严迪昌亦云：“在厉鹗的吟事群体中，符曾是出色的一个。”^[8]符氏有小京官的仕宦经历，但却写过“莫谓江湖非魏阙，要知天地在衡庐”这样的以在“野”价值观自重的诗句，且一生与浙派广大布衣诗人不离不弃，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南宋杂事诗》作者群尚有号称“二林”的赵昱、赵信兄弟。赵昱(1689—1747)，原名殿昂，字功千，号谷林^① ，仁和人，有《爱日堂吟稿》等传世。赵信(生卒年不详)，字辰垣，号意林，著有《秀砚斋吟稿》。谷林、意林“二林”兄弟为赵宋宗室后裔，其母更是明末被祸甚深的山阴祁彪佳家族中人。这样的身世和家庭氛围，使得赵氏兄弟成为浙派诗人群的中坚。赵氏兄弟在浙派诗群中地位的特殊性还在于，“赵氏筑有小山堂，不但藏书丰富，而且与‘扬州二马’的小玲珑山馆、津门查氏水西庄，共同为大批下层寒士筑起了一处遮风挡雨之所”^[9]。然而“二林”对于这部《杂事诗》的意义尚不仅限于创作方面。赵昱家还有春草园，其中园林渊然，为浙派同人游览吟咏之所，包括二林吟屋、小山堂、倚楼、染春园、西池、造句廊、三十六鸥亭等景点。赵昱《春草园小记·二林吟屋》云：“即南楼也，亦曰画选楼，予与意林读书处，昔沈栾城、符药林、袁南垞尝假馆焉。雍正癸卯、甲辰间，共赋《南宋杂事诗》，觞咏流连，盍簪于此。群书藏弆楼上，额为初白先生书。又题壁语：‘春草池塘，辄得佳句；棣华碑版，洵是奇才。’亡友吴绣谷赠。”^[10]可见，《南宋杂事诗》的创作地点就在春草园。至此，则以沈嘉辙为首倡、以“二林”春草园为活动场所、以厉鹗等人广泛参与的《南宋杂事诗》吟唱群体“春草园七子”亚诗群的轮廓逐渐清晰。

① 据全祖望《赵谷林诔》云，功千乃赵昱二十岁之字，谷林乃其五十岁之后之字。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卷第十九，第353页。

浙派亚诗群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在浙派中此类“群中之群”“派中之派”众多。只不过“春草园七子”与《南宋杂事诗》的创作有绝大关系，“七子”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最具标志性的吟唱成果是《南宋杂事诗》，而治清诗者对于《南宋杂事诗》间有所论，对于“春草园七子”却几乎无人提及，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实际上，“春草园七子”是以厉鹗为领袖的清代中期浙派步入诗坛初期的一个重要吟唱群体，其参与者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等皆为此期浙派“元老”级人物，对于厉鹗来说属于前辈，就是同属“七子”群体成员的符曾、赵昱也比厉鹗年长，随着沈氏、吴氏等人相继谢世，清代中期浙派才真正进入到“厉鹗时代”。厉鹗(1692-1752^②)，字太鸿，初字雄飞，号樊榭，又号南湖花隐，诗词创作有《樊榭山房集》，其他撰著则有《宋诗纪事》一百卷、《绝妙好词笺》七卷(与查为仁合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东城杂记》二卷、《湖船录》一卷、《南宋院画录》八卷、《增修云灵寺志》八卷、《玉台书史》等，其中，《宋诗纪事》《南宋院画录》《绝妙好词笺》《东城杂记》等的撰著宗旨可与《南宋杂事诗》互相印证，《辽史拾遗》《湖船录》等则可补《南宋杂事诗》之未备。因此可以说，从诗词创作到文史撰著，厉鹗都具备了他作为清代中期浙派领袖的地位。

② 全祖望《厉樊榭墓志铭》言樊榭享年“六十有二”，未载其生卒年，文下“杨注”云：“厉鹗生于康熙三十年(1692)辛未五月初二，卒于乾隆十八年(1753)癸酉”，见《鲒埼亭集外编》卷第二十，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此说与诸家记载不合。关于樊榭卒年，除“杨注”之说外，诸家无异词。考诸朱文藻撰、缪荃孙重订之《厉樊榭先生年谱》，先生卒于“乾隆十七年九月十一日辰时”，言之凿凿，当从此说，见厉鹗《樊榭山房集》附录，第1784页。

由上述可见，《南宋杂事诗》诗人群作为一个浙派早期活动中颇具规模的吟事群体，从其群体构成来说，有此派先驱诗人，有领袖人物，有活动平台东道主，他们亦师亦友，心灵相通，在赵氏春草堂这样一个与赵宋和前明渊源颇深的所在，共谱心曲，频相唱和，唱和内容则是充满着故国之思的怀旧心曲。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南宋杂事诗》在浙派涉宋撰著中早出，加之其创作者又是此派核心成员，因此影响很大。完全可以说，浙派诗人在《南宋杂事诗》中形成的特殊叙事策略，在整个诗群中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并为此后浙派诗人群体的发展走向奠定了基调。

浙派诗人借助涉宋创作和撰著实施其叙事策略的第一步，便是整理和保存两宋诗学、史学文献，即所谓“为故国存信史”。厉鹗的《宋诗纪事》《南宋院画录》是这样，就是他与另一重要浙派诗人查为仁合笺南宋周密的《绝妙好辞》又何尝不是如此？保存两宋诗学、史学文献的两个基本路径是以诗补史和诗史相济，而对于地位微末之士的诗与史更是着力搜讨保存：有大力者之诗(史)往往借其力自然得存，微末之士之诗作而旋亡，史亦不存。其情感出发点则在于浙派之士多为布衣，生前多地位卑微，因此这种处于不同历史时期而求诸相同生存处境的“异代呼应”现象的发生更有其深层心理机制。在浙派诸多涉宋创作与撰著中，《南宋杂事诗》虽然体式为诗歌创作，然其兴趣不独在抒发情感、表达史识，其重点是借咏史连带保存了数量巨大的有宋一代文献，达到“以诗补史”“征文存献”的目的。所以，《南宋杂事诗》在浙派诗人群体诸涉宋撰著中地位特出，影响甚大。

《南宋杂事诗》共七卷，“七子”人各一卷百首，其中符曾作101首，七人共701首^①。该书首列诗坛耆老查慎行序，次列万经、章藻功序，凡例之后又有白长庚、程梦星、韩云、柴世堂、吴允嘉、程鸣、张奕光、徐逢吉、汪熷、陈撰、金农、赵殿成等人题辞，其中不少是浙派骨干或与浙派人士来往密切者。值得注意的是，在众人题辞之后，详列“圣祖仁皇帝御定书目”及“《南宋杂事诗》引用书目”，尤其是“《南宋杂事诗》引用书目”，堪称文献渊薮，列举关于有宋一朝书目近千种，其中有不少是今天已经失传了的。《杂事诗》的创作，则一律七言四句，诗后大量篇幅则广引诸家典籍揭示诗中所涉故实轶闻，兹举一例加以说明。《南宋杂事诗》卷五为赵昱所作，其第七十七首云：“赏识谁云定李唐，折芦兰叶在豪芒。南朝《画记》何人续，一一名图发妙香。”^[11]282为说明此诗所涉诸事，作者广引《画鉴》《彝门广牍》《辍耕录》《书画汇考》诸书加以佐证。对于南宋画院诸名家，根据《辍耕录》收录陈德辉《续画记》一书：“高宗建炎至幼主德祐乙亥一百五十人，按是书今不传。”^[11]282-283鉴于这种情况，作者别引《书画汇考》一书，罗列考稽，不厌其烦，以达到存文存献的目的。兹录于下，以见一斑。其云：“南宋院画李唐《南亩馌耕图》《长夏江村图》，马和之《关雎》《桃夭》《葛覃》等图，苏汉臣《炽盛光佛像》《日月珠幢像》《鬟华菩萨像》《揭谛神像》，李迪《湖石海棠图》《水仙咏梅图》，杨仕贤《山水开精舍图》，丰兴《祖照殿红山茶图》《会禽图》，吴炳《春池睡鸭图》《鸳鸯瑞莲图》《折枝寒鞠图》，萧照《赤松黄石图》《采芝仙女图》，刘松年《耕织图》，马远《石鼎联句图》《旗亭记曲图》《莲舟邀月图》，马逵《教鹦鹉仕女图》《祝鸡翁图》，梁楷《孙子牝牡变阵图》《世室明堂宗庙位次图》，夏珪《柏人宵征图》《秋风斜谷图》《溪桥暗雪图》《雪夜归帆图》，陈居中《落日照大旗图》，王辉《散花图》，韩祜《草虫图》，朱怀瑾《寒花待雪图》《响泉图》，陈清波《三潭印月图》《苏堤春晓图》《石屋烟霞图》《贝叶注经图》，孙觉《扑蝶仕女图》《香纨仕女图》，胡彦龙《北方毗沙门天王像》《诺矩罗尊者像》《授塔天王像》《天龙神鬼像》《散花神女像》，鲁宗贵《竹枝山鹧图》《梨花白燕图》《玉茗图》，钱光普《唼藻鱼图》，陈可久《柳丝鱼影图》，苏坚《正诰事迹图》，崔友谅《春山图》，徐道广《华清宫图》，李德茂《白鹇图》，顾师颜《绣佛图》，史显祖《陆羽品泉图》，朱玉《凌霄四帅图》，朱光普《农家迎妇图》《秋山图》，朱绍宗《萧翼赚兰亭图》《薄荷醉猫图》，陈善清《猨求木图》《群猨越涧图》《开房石榴图》，刘宗古《诗女图》，范彬《六桥桃柳图》，张仲《绀珠莲交颈鸳鸯图》。”^[11]283-284这种文献细目的罗列及重要内容的保存是很有意义的。通过这种方式，南宋时代的大量文献得以连带保存，充分体现了“以诗补史”“诗史互补”的特色。这样，《南宋杂事诗》的创作者们虽在进行诗歌创作，而其征文征献、保存一代文献的用心昭然。由于今天许多典籍已经失传，可以通过这些注文了解失传典籍的一鳞半爪，还可以广参诸书进行辑佚工作，《南宋杂事诗》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在诗中，作者罗列南宋画院诸人不但由于陈德辉《续画记》在当时已失传，且明代田汝耕《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于画院诸人著录寥寥”，“予友厉君太鸿辑《南宋画院录》八卷，储藏题跋，搜罗甚富，此亦尝鼎一脔也”^[11]284。《南宋杂事诗》的创作，宗旨之一即在于补田著之不足，实亦以存文存献为旨归。对此，浙派中人金农述之甚详，其《南宋杂事诗题辞》云：“吾乡田氏父子在明时擅淹贯之目，佥事公尝同五岳山人遍游武林诸山，撰《西湖游览志》及《志余》，观者惊其繁衍，无敢异议。至朱竹垞先生著《诗话》，始有挂一漏十之诮。而比来耆旧凋疏，承学之士不暇深究，亦莫知竹垞先生之说为何如也。同学诸君耻之，以南宋关于西湖甚巨，各为诗以续《志》阙。”^[11]9可见，《杂事诗》的撰辑，最直接的动机即在于补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及《志余》之不足，而“南宋关于西湖甚巨”之说，更透露出其深层的创作动机，即在于通过补田著之不足，为“天水一朝”存文存献。这种精密的文献搜集与考证功夫，比之正史，往往更能反映历史的真相，也更值得珍视。事实上，是集有所谓《凡例》，则显为学术研究的理路，其第二条云：“此编为补田副使《西湖志》《志余》而作，凡田志所有则避之，或同一事而田志所录未详，广为搜罗，用资博览。其中或有抵牾，随事考订，非敢翻驳前贤，亦述田先生未竟之志也。”^[11]15

①关于《南宋杂事诗》的版本有嘉善刘子端手录、武林芹香斋摹镌本、同治十一年淮南书局刊本和道光九年扶荔山房刊本，而道光九年扶荔山房刊本是据乾隆三十一年小山堂刊本重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虞万里点校本《南宋杂事诗》所据正是扶荔山房刊本。叶子卿点校《南宋杂事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为最新点校之书。本文所据之本为叶子卿点校本，同时参之以其他各本。

浙派诗人从诗学宗尚来看，其主流走的是宋诗路子。宋诗的基本家法是创作征引文献，多用典故，以广博的学问为创作的根柢。但无论多么重视学问根柢，学问仍然是为诗歌创作服务的，这一点应无异议。至浙派诸人《南宋杂事诗》的创作，诗歌创作和学问基础两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从《南宋杂事诗》的创作宗旨和行文篇幅来看，浙派诸人对诗艺虽未偏废，这些诗构思精巧，布局讲究，某些诗写得也颇为精警动人，但这些诗只不过是作者借以存文存献的载体，由诗歌创作承载所欲征存之涉宋文献，这才是《南宋杂事诗》创作的首要目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是书以其乡为南宋故都，故捃摭轶闻，每人各为诗百首，而以所引典故注于每首之下。意主纪事，不在修词，故警句颇多……采据浩博，所引书几及千种。一字一句，悉有根柢。萃说部之菁华，采词家之膄润。一代故实，巨细兼该，颇为有资于考证，盖不徒以文章论矣。”^[12]此处“意主纪事，不在修词”准确点出了《南宋杂事诗》的创作特色。《南宋杂事诗》可以说是对传统诗歌创作手法的“颠覆”和异变，这种“颠覆”和异变以“另类”方式丰富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体制样式，把宋诗以学问为家法根柢的特色推向了顶峰，这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南宋杂事诗》以征存“天水一朝”旧事轶闻为宗旨，焦点又对准了南宋一百五十年史迹，且组织整合，秩序井然。其《凡例》第三条云：“杭郡古称名区，前人著述甚多，此则以南宋百五十年事迹为断，其外不复阑入，然于南宋有可发明者，间亦采取，亦有古今地理不同于杭郡维系者，虽南宋以上之书，亦备参阅。”^[11]15可见，《南宋杂事诗》的撰写，不但以南宋一百五十年史事为核心，且作者明显以“著述”的态度来进行创作。在《凡例》第七条又云：“簿录家先经次史，而史类则先正史，继以编年通史、杂史，此《通考》例也。此编因纪南宋之事故，以《宋史》居首，凡系于史家者，比类入焉。次金次元，次通史传记，别是一例。地理原附史后，并及碑乘，皆与杭郡有关系故也。经不多载，惟南宋人所著或传乘者，间列一二，与制度为一类，虽非《通考》旧例，此所采择，固不专系于经，次类书，次说部，次书目，次书画，次物谱，次诗话，次题跋，次诗文集，次选录，旁及二氏九流杂著，并所以志遗闻故，与诸簿录登记者不同。”^[11]16以是观之，是集作者均可谓“博雅君子”，不但文采出众，而且深谙治学门径。其引用文献不是漫无条理，而是严格按照一定的治学规范将庞杂的征引文献加以组织，使之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地加以呈现。

《南宋杂事诗》作者将各种文献材料按照一定的条例加以组织，而这些文献材料所涉及的内容又是相当丰富的。考诸是集《凡例》第四条，述之甚详，其云：“南宋事迹綦繁，无系行都者，概不入咏。故上自宫庙省寺，下逮瓦市坊隅，人物风土，山川园囿，以及职贡聘问之纷蕃，学校科名之盛美，图史金石之流传，禽鱼卉木之浩侈，士女伎乐之嬉游，器玩服御之精丽，仙梵方技、鬼怪梦呓之诞幻，嵬琐甄综，掌录略云备矣。”^[11]15-16从内容上看，《南宋杂事诗》可谓是关于南宋一代“百科全书”式的文献总汇。这是颇不容易的一件事，作者既需要高超的诗才，又需要广博的学问，还需要深刻的史识，三者融为一体，方有《南宋杂事诗》的问世。

对于清代中期浙派士人来说，清朝统治早已稳定，且就其文化专制程度来说可谓后来居上，变本加厉。文人因文字得祸在清朝尤其是雍、乾时代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在这种政治和文化生态氛围中，作为在野一派的浙派诗群成员，既鄙弃仕进，诸如“夷夏之辨”等许多已行之久远的传统观念亦不能说对他们毫无影响，历史上宋代和明代又遭遇着几乎相同的命运，慑于文字狱的威吓，既不能明目张胆地发表一些关于明朝故国的敏感言论，于是就不得不由此上溯至宋代尤其是南宋，而同时宋代又是华夏文化的全面繁盛阶段，自然就成为浙派诗人发抒故国情感的突破口，以这样的“故事新说”“旧事重提”来赋予“故事”“旧事”以新的时代意义和情感寄托。同时必须指出，清代中期浙派诗人的这种故国情感，主要是一种文化归属感和文化寄托感，他们所谓故国情感与明清鼎革之际那种在浴血斗争中力图恢复、最终惨痛失败、转而怀念故国的情感还是有相当不同的。但我们不能无视清代中期浙派诗人对于华夏故国的文化情感，在《南宋杂事诗》等创作和著述中，浙派诗人们将这种文化寄托和情感凝聚于有宋一代，从而形成浙派诗人特有的表达策略和心理机制。

浙派活动的时期已经过去三百年，人们关注较多的是他们的诗歌创作，而对于其真正的“作者之心”，却长时间无人察觉和剖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我们审视《南宋杂事诗》的时候，不管是作者还是作序者，声口响应，心意互通，所言者皆是故国江山黍离之悲。现可见《南宋杂事诗》卷首有三序，首查慎行，次万经，再次章藻功，查氏、万氏皆耆宿老辈，其序尚能隐约言之，而章氏则情不自禁，痛快淋漓，将《南宋杂事诗》的创作主旨揭示无余。其云：“嗟乎！汉朝陵墓，晋代衣冠，松柏薪摧，梧桐叶落，以竹枝之逸韵，为黍离之变风。极南宋所不堪，与西湖兮何涉？独是一泓碧水，有情亦老之天。四壁青山，回首可怜之地，谁能遣此，尚忍言哉！”^[11]序5章氏以抒情化的笔调抒发了所谓华夏人文横遭摧残、故国河山屡经涂炭之感，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感味作者笔端之情，仿佛声吞难言、强抑泪下之状，则生活于所谓“盛世”的浙派士人之心痛情苦之态，已可以体会。对于《南宋杂事诗》的创作主旨，韩云的题辞更是道破天机，其云：“千古茫茫白驹顷，赖有笔墨留余影。历数兴亡何代无，行都此地饶风景。七朝一百五十年，江柳山花绝可怜。南内楼台悲牧马，西陵风雨听啼鹃。其间多少繁华事，凄凉指出伤心地。宫廷典礼雅堪传，委巷丛谭犹可记。临安旧志有咸淳，周老吴生亦具陈。后来田志多舛漏，谁翻旧事作新闻。武林才子何奇矫，千卷冥搜非草草。七人七绝七百章，订缪补亡功不小。我来湖上步迟迟，春烟秋月忆当时。销沉故国三杯酒，凌乱南朝一局棋。须知妙句传图画，不比闲情赋竹枝。一编杂事今重谱，恍惚盘游见歌舞。偏安大事重讨论，更把零星纪风土。如君高唱复微叹，世人那识其心苦。我是清凉居士孙，每听话旧便声吞。试看七子苍凉句，一句能销一缕魂。”^{[11]题辞13-14}这首题辞貌似不经意的吟唱，却将浙派诗人“翻旧事作新闻”的叙述策略一语道尽。所谓“旧事”只是一个外壳，内里要表达的是未语却已声吞、虽道却已销魂的故国兴亡，由此可见浙派诗人是心怀故国人文、力图借吟事为故国存信史的“骨梁不脆之一群”，不明了这一点，所谓在清中叶蓄积而成的强劲在野诗潮的内涵和意义则无由揭示，浙派诗人甘以布衣处世且与当朝保持“离立”的心态亦将无由解释。如果仅视浙派人士为枯槁之人，且热衷于山水之窟，确是小视了这一群人的。类似持韩云论调的人在浙派中不是个例，兹再举几例。

《南宋杂事诗》吴允嘉题辞：“钱家宫殿赵家陵，转眼繁华感废兴。不有才人追七子，谁将诗史续千灯。白苏往迹随波逝，杨郭遗编踵事增。怀古镕奇频叹息，几多名胜属山僧。”^[11]题辞14程鸣题辞：“苍山碧水思无穷，今昔池台了不同。蟋蟀感秋唫败砌，狐狸乘月瞷离宫。西陵车马青松下，南渡冠裳白塔中。手把此编和泪读，斜阳衰草自悲风。”“回首西泠十二桥，雨花风叶恨萧萧。前身尽是江湖客，重剔残灯话七朝。”^[11]题辞12历史上外族入主中原，在传统士人看来，与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有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即顾亭林所云“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天下既亡，则人文毁灭，斯文不存。以传承华夏人文为己任的传统士人，则视之生不如死，精神上经历着巨大的苦痛。在统治已经相当稳固的清朝中叶，照一般常理来讲，浙派诗人已是清朝子民，但当他们目睹故国风物残编之时，心中隐隐泛起的仍然是关于故国灭亡之际的种种记忆，尽管这种记忆来自文献记载或是故老相传，与他们自身有相当距离，但文化基因和人文意识不是一朝一代就可毁灭殆尽的，所以仍然会“手把此编和泪读”，文化情感和文化认同的惯性之强可见一斑。

浙派诗人的这种文化情感和文化认同不但体现在诸人序言、题辞中，在《南宋杂事诗》的诗歌创作中，也有着充分的表现。如赵昱诗云：“衣冠南渡纂兴亡，回忆东都旧事荒。鸿洞忽吹尘世换，浓花淡柳说钱塘。”^[11]301此诗之后系以三书文献加以解说。首引《玉海》云：“王偁上《东都事略》百十三卷，其书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11]301由其所引《野处类稿·上〈东都事略〉成书札子》可知，王偁撰《东都事略》实承家学，其云：“王偁之父赏在绍兴中为实录修撰，偁承其绪余，刻意史学，断自太宗至于钦宗，上下九朝，为《东都事略》。”^[11]301《东都事略》实贯通北宋一朝之书，起自赵宋开国，止于南渡之前。凡治史者都有为现实提供镜鉴的意图，此书成于南渡之后，当也不外乎此。此处赵昱所言之“回忆东都旧事荒”，可作两解，一为王偁所撰之《东都事略》未尝不可视为对北宋一朝的“回忆”，一解亦可为赵昱自己对于历史的回忆。不论作何解，都有追忆故国之意。前两句是怀念往昔，后两句则为审视当今。诗后所系文献第三引《竹山词·元夜阅〈梦华录〉·齐天乐》词云：“华胥仙梦未了，被天公鸿洞、吹换尘世。淡柳湖山，浓花巷陌，惟说钱唐而已。”^[11]301《竹山词》为蒋捷词集，蒋捷，人称“竹山先生”，目睹南宋倾覆的危亡，宋亡后隐居不仕，在浙派诗人集中屡屡被称道。很显然，身处钱塘的赵昱是引竹山为同道的，目睹的是同样的山河，同样的“花柳”，就是所谓的“尘世之换”也颇多相同之处：元朝之代宋室，清朝之代明世。后者不便明确说出，此种深衷却也不难意会。《杂事诗》中的许多诗，读者便是通过此种“异代”同声而勘破其幽隐心曲的。《杂事诗》的七位作者均为杭郡人，或是其先代早已定居杭郡，故其寄心南宋实是历史的必然，抑或是历史的“重演”。作为今人，当我们带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审视浙派士人和宋元之际士人所处的历史文化境遇和文化心态时，不难理解他们时时产生的情感共鸣和文化共振是多么地自然而然，相同的文化境遇，相同的地理信息，往往激发出几乎完全一致的文化心理。所有这些，让人唏嘘，让人感叹。浙派诗人在当时是相当“边缘”的一群人，然而正是这群“边缘人”掌握着传统文化的主脉，他们跨越元明，直接赵宋，和宋人“声气相通”，息息与共，难怪程鸣说他们“前身尽是江湖客”了。他们生前无缘建立政治功业，他们是不幸的，但他们又是幸运的，他们并不孤独，浙派成员之间的惺惺相惜，以传续华夏人文为己任，真可谓志士在草莽，真诗在民间。

赵宋王朝的“靖康之变”乃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政治和文化危机。偏安之后，“和战之争”一度势同水火。南宋孝宗皇帝颇思振作，也有过一些实际举措。赵昱有诗及之。其云：“兵略增删寓意时，中兴雄志复谁知？自工剩水残山后，空赋《新秋雨霁》诗。”^[11]243关于“兵志增删”事，据此诗后所系《长水集》云：“宝元、康定间，西师不解。命枢府论次兵略，撰《武经总要》，书成四十四卷，仁宗为序。靖康后，宋事日以不竞，孝宗发愤国难，亲御戎马，又增修二十六卷，制序再颁之。”^[11]243然而还是颓势难挽，最后连仅有的“剩水残山”也难以保住。此处“剩水残山”亦有出处。《珊瑚网》云：“世评马远画多残山剩水，不过南渡偏安风景耳。又称为‘马一角’。”^[11]243又《水东日记》云：“明长陵爱温州永嘉郭文通画，有言夏珪、马远者，辄斥之曰：‘是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也。’”^[11]243南宋一段历史，是一段既包含着抗争又蕴含着耻辱的历史，但对于华夏文化的演进来说，如陈寅恪所说又属于“造极”^[13]的阶段，因此浙派诗人面对这段历史，个中滋味十分复杂，可以说既爱之又痛之，这首诗在感慨的同时又蕴含着激愤和憾恨，实是痛多爱少的。而赵信的一首诗则是爱多痛少，其云：“桑海英风不可攀，南朝寂历旧江山。惟余几辈才人在，诗卷长留天地间。”^[11]404诗后所系文献第二条云：“《天地间集》，谢翱所编。其诗为家铉翁、文天祥、文及翁、谢枋得、郑协、柴望、徐直方、何新之、王仲素、谢钥、陆壡、何天定、王曼之、范协、吴子文、韩竹坡、林景昭凡十七人。明宋濂著《谢先生传》云：‘《天地间集》五卷，盖未完书也。’”^[11]405仔细品味此诗内涵，除了感怀南宋覆亡、凄冷江山之外，似乎在强调和申明一种价值意识，即能持久存留在世间的唯有老辈著述、才人创作，故在诗后所系材料第三条用大量篇幅著录了许多“才人”名号及里籍，其后评曰：“其间或有名，或无名，大抵皆宋末遗老也。”^[11]407浙派诗人通过著述保存宋代才人尤其是名位不显之士的精神十分自觉，此即一证。此诗后所系文献最后一则提及《乐府补题集》，则引陈维崧《四六序》云：“嗟乎！此皆赵宋遗民之作也。粤自云迷五国，桥谶啼鹃，潮歇三江，营荒夹马。寿皇大去，已无南内之笙箫；贾相难归，不见西湖之灯火。三声石鼓，汪水云之关塞含悲；一卷金陀，王昭仪之琵琶写怨。泉亭雨黑，旗摇犀弩之城；葛岭烟青，箭满锦衣之巷。则有临平故老，天水王孙，无聊而别署漫郎，有谓而竟成逋客。飘零孰恤，自放于酒旗歌扇之间；惆怅畴依，相逢于僧寺倡楼之际。盘中烛炮，间有狂言；帐底香焦，时而澜语。援微词而通志，倚小令以成声。此则飞卿丽句，不过开元宫女之闲谈。至于崇祚新编，大都才老梦华之轶事也。于是竹坞朱子，搜于裹抠之筐；梧月蒋生，锓以国门之板。顿成完好，足任流传云云。”^{[11]408-409①}这里历述南宋覆灭后“天水王孙”的行迹及心态，是相当逼真的。

① 此段文字“芹香斋本”至“不见西湖之灯火”句作结，此句后云“文不备录”。此处据叶子卿点校本补足。

要之，《南宋杂事诗》的701首诗，巨细无遗地囊括了南宋一朝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上至宫廷台阁、下至市井街衢的种种状貌，保存了大量有关南宋一代的文献材料。浙派诗人们就是通过这些诗歌创作和文献资料，不动声色、隐约曲折地表达了他们不便直截了当表达的情感意绪，这种叙述策略，使《杂事诗》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而且在宋史研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成功还表现在，其引用的煌煌近千种文献典籍，有些已经失传，治宋史者，从《南宋杂事诗》中可发现一些宝贵的线索。兹举一例已足以证之。全祖望为浙派士人中学问渊博、见识卓特者，以谢山之渊然多闻，《南宋杂事诗》中所引文献犹有其所未见者，如任士林之《松乡集》。据全祖望《奉万九沙先生问任士林〈松乡集〉书》，谢山云：“近日从陈外翰所得见《西湖七家诗》，为沈栾城、吴尺凫辈著，前有先生序例一篇，其诗亦不甚成家，而所引用书目甚繁且多，间有宋、元文集为某所未见者，每思一渡渐江，从诸君子访诸书……然某所急欲问者，莫如任士林《松乡集》。任士林者，鄞人，当宋季元初时，其人与谢皋父、唐玉潜友善，博学工文辞。”可见任氏为宋元之际遗民，谢山素来注意访求其遗集，且留心各种“书钞”“类书”的收录情况，然而，“求其片字不可得，及读《杂事诗》中，俨然有所引《松乡集》在焉，其载赠玉潜诗‘世上冬青高谊少，山中日录好诗多’，此佳句也。天下好书未必尽传，即传矣，或未必尽知之者，其究亦同归尘草”^{[6]卷44，1699-1700}。谢山感叹之“同归尘草”的好书，真不知有多少，前朝遗民及身处草泽之辈恐居多。

根据以上分析，宋代尤其南宋史迹文物成为浙派诗人创作与治学关注的焦点，并形成其文学创作和史地撰著的基本路径、心理机制和叙事策略。一方面，他们借助诗词创作和文献整理，付出极大的精力来保存两宋文献，以诗补史，征文存献，目的就是“为故国存信史”。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浙派诗人既然酷爱宋代文化，并要借以传达心曲，保存故国文献就成为基础一环，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一方面，整理和保存两宋文献，在浙派诗人群中不是孤立和偶然现象，大量搜集和整理宋代文献，借助序、跋等形式微露心迹，会给人一种联想，产生一种“心有会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真可谓千古之下，作者之心，读者自会体察。而且，在浙派诸人涉宋撰著中，像《南宋杂事诗》这样诗史结合、诗史互补、借咏史以保存大量南宋文献的方式是相当独特的，这种方式不啻为浙派诗人为这一群体贴上的显著文化标签。心曲总得表达，幽意总需抒发，浙派诗人这种顽强而曲折的叙事策略，正是清代中期政治高压和文化钳制在文化领域的一种反弹。另外，浙派诗人在以前诸多朝代中，更“钟情”于宋代，尚有一种重要的心理因素，其情形正如全祖望《跋袁处州行状》所云：宋亡、明亡，“如一辙也，而衣冠之祸更惨已”^{[6]卷34，1450}，诚是符合史实的允论。而生活在清朝中期的浙派诗人们，在“宋亡”和“明亡”这种历史类比中，构造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衍绎出的便是这种颇具暗语色彩且意味深长的叙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