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ntity and Routes of Exogenous Semi-affix in the Gener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ew Words

汉语作为一种孤立型语言，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因而词根复合法是其构词的主要方式，诸如派生、屈折等形态构词法相对较为弱势而处于从属地位。近年来，当代汉语通过译介、仿拟、类推等方式，在大量新词的创制过程中，呈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趋势——即构词语素的“模标化(modeling)”、词语构造的“模框化(framed)”、词语生产的“批量化(batching)”、词语存在样态的“词族化(words family)”，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类词缀(quasiaffix)已成为当代新词构造的一个独立而重要的单位类别。

关于“类词缀”这一概念，吕叔湘界定说：“由于汉语缺乏发达的形态，许多语言现象就是渐变而非顿变的，在语法分析上就容易遇到各种‘中间状态’，构词语素中也存在着词根向词缀过渡的‘中间状态’——‘类词缀’，之所以成为‘类前缀’或‘类后缀’，是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还可以以词根面貌出现。”^[4]学者们沿用了“类词缀”这一概念，也有学者用“准词缀”“副词缀”来表述这一语言现象。相对于词缀完全虚化的终极化状态，类词缀的语义虚化程度要弱一些，在更大程度上呈现出泛化的特点，是一种半虚半实、结合面较广的词素，孳乳、类推的潜能极强，具有单向高搭配性、类化和定位黏着性的特点。

从现实语料库的统计来看，当代汉语中影响较大的外源性类词缀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英语的音译成分或意译成分输入而形成，如“~吧(bar)、~的(taxi)、~粉(fans)、~门(gate)、~秀(show)、后(post)~”等；二是由日语中出现的词语借入微变而来，如“宅~、萌~、~控”等。其参与当代新词构造的路径，主要通过语素化、词汇化、语法化、去范畴化、主观化等机制交互作用而完成^[2]。

1.语素化

“语素化”指语言成分由非语素演变为语素的过程^[5]，换言之，是指某些外来双音节或多音节单纯词中一些本来不表义的音节(或音素)升格为表义的语素并代替整词的意义参与构词的一种语言现象^[2]。汉语借自外来语而形成的类词缀，并不是方程式的简单线性转化，而是要根据目标语接受群体的词法规则和语用习惯，最大程度地按照汉语自身构词特点进行初次、二次甚至多次创造，努力赋予其一定的理据意义，或称“借贷赋义”^[6]。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语域的覆盖面多数呈现扩张态势，语义的外延得以引申扩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语在吸收外来语时的惯性引力和思维模式。即：以“外来成分”作为母体基因或初始胚芽，移植或嫁接到汉语本土化的原始土壤之中，自动吸收固有的营养成分而进行二次发育，完成向“汉语成分”的渐进靠拢和融合，同时，在译音成分通过语素化而获得语素资格、最终完成定位聚合成类词缀的过程中，语素义不断虚化而又不会达到极点，呈现出一种混沌的、不确定的泛化状态。且不同类词缀虚化的程度呈现不均等的态势。下面结合具体语料，对语素化的几种形式进行分类说明。

第一，“原装成分”的语素化。这些“原装成分(The original composition)”主要指来自英语的字母或字母缩略词。如字母“E”等的借入和批量生产(“E/e键、E/e生活、A股、H股、B超、K歌、N次”等)，使其在造词过程中“升格”而获得语素资格；也有由英语缩略词降格为语素参与汉语新词构造的，如“IP电话、ATM机、SOS儿童村、VIP通道、BP机、dink家庭”等；更有表进行时的构形成分“-ing”的借入(“恋爱ing、期待ing”等)，可以称为宽泛意义上的语素化。

第二，仿译词缀的语素化。原先在英语中就具有词缀的身份，依照汉语词语的结构，仿译成汉语词语之后，获得语素资格。类后缀如“-性(-ty、-ce、-ness)，-度(-th)，-主义(-ism)，-化(-ize、-ization)”等，类前缀如“超(super/ultra-)，反(anti/counter/re/ab-)，非(non/un/in/il/de-)，多(poly/multi-)，泛(Pan-)，软(soft-)，硬(hard-)，零(zero-)，亚(sub-)，迷你(mini-)”等。

第三，音译词及其音节成分的语素化。比如英译词“秀”，由“show”音译而来，由最初流行的“脱口秀”到后来类推产生的“模仿秀、真人秀、内衣秀、风采秀、告别秀”等系列词族，“秀”逐渐获得“展示、表演”的新兴语素义，实现了语素化和类词缀化。又如“控”，来自日语“コン(kon)”，取complex(情结)的首音节，最初在动漫领域盛行，如“萝莉控、正太控、御姐控、大叔控、制服控”等，表示人对某类人或事物有着浓厚的喜爱情结，甚至迷恋到无法自拔的程度；后来这一用法经仿拟、完全类推或不完全类推而类推^[7]，从动漫延伸到各个领域，从人物域扩展到事物域及行为域，批量产生了“眼镜控、手机控、格子控、火锅控、名车控、旅游控”等系列词族，“控”进而获得了汉语语素的资格。

需要指出的是，在“汉外成分”组合成新词的最初阶段中，外源性成分常常发生升格现象，即通过外来译音成分的“语义赋值(semantic assignment)”，从而实现语言单位的升格——成为构词语素，并与汉语固有成分在形式和语义上进行“嫁接”和“磨合”，但在词的形式和意义上跟汉语固有词汇仍有相当距离，如“撒夫人”“维港”“奥赛”“英媒”“法国”“芭嫂”等。

部分音译词只需要提取其中的某一音节成分，用记音的汉字符号标注，分化出来的部分音节成分覆盖整词意义参与构词，在类聚中抽象泛化出某种语义而完成语素化。如“的士”是英语taxi的粤语音译词，“的”作为一个无意义的音节存在，在长期使用中，逐渐替代整个词语而获得了“交通工具”这一意义，并类推产生了“打的、乘的、摩的、面的、货的、轿的、奔驰的、火的、水的、飞(机)的、警的、板儿的、的、残的、驴的、马的、黑的、的哥、的姐、的嫂”等派生词。再如bar的本义之一指西式餐厅中卖酒等饮品的休闲娱乐场所，借入汉语时，在“吧”前添入“酒”字，“酒吧”一词迅速流行开来，之后“吧”又独立分化出“供休闲娱乐、健身运动、学习交流、艺术欣赏的场所”这一语素义，类推产生“茶吧、餐吧、果吧、咖吧、啤吧、迪吧、球吧、氧吧、保健吧、击剑吧、网吧、书吧、琴吧”等系列词族；之后语义进一步泛化，由实地场所扩展到虚拟空间，出现了“说吧、聊吧、贴吧、酷吧、明星吧、闪吧、踢吧”等新词语，在“汉+外”成分重组的过程中，“吧”就由原无构词能力的英译成分变为构词能力较强的汉语语素，经常粘着在其他词根成分后，逐渐成为一个类词缀。又如“啤酒(beer)”中的“啤”，由一个无意义的音节成分到在“冰啤、生啤、鲜啤、扎啤、干啤、暖啤、青啤、爽啤、散啤、熟啤”等词语中产生某种意义而完成语素化。

再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对fans一词意义的解释为：“a person who admires sb /sth very much.[A. S. Hornby.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Sixth edition)]。”^[8]在引入汉语的过程中，该词最初被直接音译为“粉丝”。《现代汉语词典》对该词的解释是“指迷恋、崇拜某个名人的人”^[9]，用以指称“影迷、歌迷、追星族”，是通过对英语fans的译音方式和语素化过程而引进当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如：

(1) 2005年的超女之后，粉丝从追星族中脱胎换骨，遍布天下。让这个源于英文fans的词汇有了深广的社会含义，成为社会学家不得不去正视的庞大族群。(《360百科》“粉丝文化”)

“粉丝”整个词的意义逐渐挹注到“粉”这一音节上。随即，“粉”开始代替“粉丝”参与汉语新词的构造，并随之而泛化为“影视歌明星及运动明星等的仰慕者，政要及知名人物的拥护者”，衍生出了“芝粉(张柏芝的影迷)”“凉粉(张靓颖的歌迷)”“姚粉(姚明的球迷)”“马粉(马英九的拥护者)”等系列词语。如：

(2) 另一位来自四川大学的姚粉上网查询了从上海飞成都的航班时刻。……守在要客通道门口的两位姚粉，终于见到了心中的偶像——姚明。(《成都商报》，2008-09-14)

进而扩展至表示“对电子产品的追捧者”，于是“果粉(iphone产品或手机的追捧者)”“星粉(三星公司产品或手机的追捧者)”“华粉(华为公司产品或手机的追捧者)”“米粉(小米公司或手机的追捧者)”等词也应时而生。如：

(3) 索粉很脑残？果粉？星粉呢？米粉？煤粉？花粉？(手机吧)

(4) 哆嗦吧！！果粉、米粉、魅粉、华粉、星粉们，神舟要出手机啦，4G RAM可以有。(色影无忌＞文字论坛＞电脑手机论坛)

微博的出现，使“粉”进一步泛化为“关注微博的人”，如“死粉、铁粉、真爱粉、路人粉、掉粉、求粉、刷粉”等；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泛化出“关注”的动词性含义，如“互粉”“已粉”。

由上可见，外来成分作为汉语词汇的构词成分(如fans)，既可以将原词译音形式的第一个音节语素化，置于汉语词根之后做后缀(如“粉”)，可以构成诸如“~粉”类词，如“凉粉”“果粉”等；也可以截取原词的后一个音素，并使之语素化(即以“丝”代替“粉丝”的整体含义——指名人的崇拜者、追随者)，从而成为创制汉语新词的构词成分，如“雨丝”(文化学者余秋雨的崇拜者、追随者)、“纲丝”(相声演员郭德纲的崇拜者、追随者)等。

第四，意译词及其音节成分的语素化。意译词音节在长期使用中，在被汉化的同时会获得新的语素义，黏附在其他词根成分后，定位成类词缀。如近些年在网络媒体中风行的类后缀“~门(-gate)”的汉化过程就是如此。“~门”这一用法源自19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Watergate Case)”，最初专指“窃听门”；之后“X门”大量繁殖，起先语义辖域较为狭窄，“gate”获得Scandal这一语义，只标记与美国总统以及重大人物有关的具有轰动效应的政治丑闻事件，如“伊朗门、拉链门、情报门、竞选门、篡改门、虐囚门、黑狱门、科尔门、利比亚门、秘术门、特工门、屠杀门、赌金门、色情门”等，以上多属于直接引入式的“~门”；在仿拟类推机制的推动以及网络媒体求新立异原则驱动下，汉语新创式的“~门”也大量衍生，如“艳照门、泼墨门、日记门、诈捐门、铜须门、换芯门、丰田召回门、李刚门、邮件门、通俄门”等，随着“门”的语义的模因传递(meme transfer)及语义感染(semantic infection)变异的完成，实现其语义的类指化；接着，“~门”的语域进一步拓宽，在政治丑闻之外，凡是具有一定轰动效应、能够吸引大众眼球的新闻事件，都可以冠以“~门”的标签。由上可见，将“-gate”这一语音成分抽象出来意译而成的“~门”，戒除或屏蔽了汉语固有词语“门”的本原意义，在类化作用下，使其获得“丑闻”“不光彩的事件”这一新的语素义，同时，这一语义不断地抽象泛化，最初的极具否定色彩和负面效应的“丑闻”意义退居于次要的羡余地位，而逐渐被更大范畴的“事件”所取代，所指外延也渐趋扩大，语义变得越来越虚化。概言之，英美式原型标记“~门”在汉语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专化”“类化”“泛化”和“虚化(语法化)”的过程，至今这一过程仍然处于持续的动态发展变化之中^[10]。

再如model，在引入汉语的过程中，该词最初被直接音译为“模特儿”，用以指称“担任艺术品、时尚产品、服装、广告等展示活动的人”。在现当代汉语创造新词的过程中，原先采取model的音译形式，通过语素化的过程(同时伴随语音脱落)，从一个独立的音译词逐渐演变为汉语的构词材料，进而形成“~模”式造词框架(word building framework)，从而生产出了大批“~模”族新词。如“车模、手模、腿模、脚模、颈模、指模、嫩模”等。

第五，音意兼译词及其音节的语素化。音意兼译词中的某一记音汉字，在汉字原有意义的关联作用以及接受群体的特定联想认知机制的驱动下，语义不断泛化、抽象化，逐渐演变为类词缀。如今网络流行用语“~客”就是以这种方式实现语素化、词缀化的。

“~客”的用法源于hacker一词，译作“黑客”或“骇客”，指“精通计算机技术，善于从互联网中发现漏洞并加以改进，或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查看、更改、窃取保密数据或干扰其程序的人”。此后仿拟这一形式，创造出一系列跟网络密切相关或流行于网络的“客”族新词，如“红客、蓝客、播客、晒客、飞客、换客、拼客、搜客、印客、闪客、秀客、掘客、聊客、宠客、粉客”等^[11]。网络用语“~客”的大量密集使用，使得这一用法逐渐获得公众认可，以此为模板，派生出“背包客、旅行客、纽约客、西藏客、地图客、短租客、山野客、商务客、地铁客”等新创词，脱离网络虚拟平台，完成在汉语中的实体着陆。实际上，“客”对于汉语来说，并非一个新造词，而是古已有之，如在“房客、旅客、刺客、侠客、说客、政客、嫖客、香客、文人墨客”等词语中，指从事某种活动或具有特定专长的一类人。多数网络新兴“客”族词中的“~客”与汉语固有词“客”的原初意义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作用，只是前者的语素义获得进一步固化、强化的同时，其语义在动态的虚化过程中，“……的人”这一义项脱落，如“博客、掘客、威客”等“客”的语义已趋近泛化，某种意义上讲已成为一个符号标记。

2.词汇化、语法化

外源性类词缀参与当代汉语新词的创制，由外来译音成分到实现语素化的历程，是和词汇化、语法化等机制共时相生的。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在于：“语法化通常指意义实在的词在一定语境中演变为表语法功能的成分，或者语法成分发展出新的语法功能；词汇化指组合性句法结构演变为整体性词汇单位的过程。二者均为语言演化的一种简约过程，都有融合(fusion)现象的发生，是渐进、单向性的发展，但又有不同之处，简化方式、适用角度都不一样。语法化缩减一个单位的独立性，将其转变到限制更严格的语法层面；而词汇化简约一个单位的内部结构，将其转变到词库中。”^[12]语法化实际上就是实词虚化为语法标记的一个历时过程，类词缀的语法化就是这样一个语义不断虚化、泛化的历时进程。泛化(generalization)就是实词的部分具体义素脱落，使得语义进一步简化、抽象化、普适化，从而造成词义的适用范围(词容量)的扩大。从上面分析的“~粉”“~门”“~客”的动态虚化、泛化进程可以看出，虚化具有单向性，总是由具象变为抽象，在动态演化中呈现出一种混沌的“悬浮状态”，实词意义渐趋模糊化、泡沫化而“减负失重”为一个符号标记。然而，不同于词缀语义完全虚化的临界极点状态，类词缀在语义泛化的动态发展中原实词的意义会有所滞留；不同于典型词缀完全游离于词根之外、二者之间只起位置关联作用的情况，多数类词缀对整词的语义贡献度并非零存在，如果强行剥离则会使语义内核受损伤。例如汉语系统中原有“客”的意义和新生“客”族词中“~客”的语素义始终存在着一定的系联，我们可以通过联想认知、隐喻认知、关联记忆的唤醒等理论做出解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语义虚化、泛化是实现语法化的一个总体走向，但是不同语素虚化的程度是不均等的，存在着一定的等级和梯度。例如“~客”在汉语实词义的滞留“义基(Semantic base)”的影响下，相比“门”这类主要负荷外来语义以及和汉语原实词义确然断裂的语素来说，其虚化泛化的程度就显得弱一些。

不同于自源类词缀的语法化在同一个语言系统内进行，外源性类词缀的语法化具有跨语性，因而情况更复杂一些。母语磨蚀(Attrition)论者认为：“使用两种语言的人，其母语语法因第二语言影响而发生改变或重构。”^[13]同理，外源性类词缀的语法化也要受到母语磨蚀的影响。例如汉语的“吧”是一个无构词能力的虚词(象声词、语气词)，但外来词“bar(酒吧)”在音译借入汉语时，借用了汉语“吧”一词的声音和形式，通过语素化的降格处理，将其作为标记“场所”语义的类词缀，并在仿拟、类推机制的综合驱动下形成一系列的“~吧”类新词语；从某种角度看，这些词语的频繁使用，实际上渐渐磨蚀掉了汉语固有词“吧”的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和语义内容，打破了汉语原有的词汇完形体系，对其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力而发生重构；当这种外来词素参与汉语新词创制并大量繁殖而得到广泛认可的情况下，汉语固有词的语用习惯及认知、思维模式又无形地参与到汉语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从而在语言使用者的词汇系统中稳固下来，使其进一步完成语法化和汉化历程，如“网吧、茶吧、氧吧、书吧、淘吧、性吧(深圳为农民工提供的阅读有关夫妻健康生活知识书籍的场所)、踢吧(世界杯期间一个讨论足球的专栏节目)”等。

在仿拟修辞手法及类推机制的催生作用下，“~粉”“~门”“~客”等形成新的词语模式，在长期的“在线”语料充填、动态衍生中各自类聚出一个词族、词群，独立的、个体的语言单位向整体性词汇单位汇合，尽管这些类词缀和其他成分组合汇合成整体性词汇还多数处于不稳定的动态发展中，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发展趋势是必然的，松散的、纷杂的复合结构会渐趋稳定，固化成一个整体性的具有宽泛意义的词汇单位而完成词汇化。换言之，“~粉”“~门”“~客”等完成语素化的过程，既是这些类词缀类化整合出凝固的词语模式、完成词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语素义不断虚化、泛化完成语法化的过程。不过，三者观察语言的维度有所不同：语素化在量的积累上完成质变，偏重从事实考察这一维度进行定位；词汇化从大量个体的、松散的词汇、短语中提炼整合出一个凝固的词语模式，偏重于从语用信息交流的维度进行共时考察；语法化完成实词虚化、泛化，偏重从人的认知这一维度进行动态的历时研究。三者之间不是线性延伸，也非对等平行，更非彼此逆反的关系，而是共时相交的。

3.范畴化与去范畴化

以“水门(watergate)”为例，作为仿译词(loan translation)，其原词中的“门”在汉语新词的构造中语义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其所构成的词语在语义范畴上的更新与扩展。换言之，在外源性成分参与汉语构词的凝合过程中，还伴随着“范畴化(Categorization)”“去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和“再范畴化(re-categorization)”等现象；通过语义范畴的更替与循环，实现新词词义的无限扩张。如下所示：

范畴化：房屋、车船或用围墙、篱笆围起来的地方的出入口→原范畴

去范畴化：专指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窃听丑闻，如政治丑闻“水门(watergate)事件”(即“窃听门”)→新范畴

再范畴化：泛指政府官员及相关人员的政治或生活等方面的丑闻(如“虐囚门”“电话门”“监听门”“监控门”“邮件门”“闺蜜干政门”“通俄门”“日记门”“郭美美门”“李刚门”)→次新范畴

再范畴化：泛指影视歌明星及一般人的生活丑闻(“艳照门”“泼墨门”“诈捐门”“嫖妓门”“解说门”)→更新范畴

外源性类词缀作为一种重要的词汇单位类别，其具象化的表现形式存在于词语模中。我们对语料库中的大量材料进行统计归纳，可以得出“宅~”“萌~”“~控”“~族”“~系”“~的”“~粉”“~门”“~客”“~领”等大量具有标记作用的固化的词语模。“词语模”这一概念由李宇明提出，包括模标和模槽两部分^[14]。我们对批量生产的大量基式(即类化聚合而成的词族或词群)加以整合，从而抽绎出结构凝固的标记模型——词语模。在词语模中，模标和模槽相互作用和影响，模槽位置的可替换语素(词或短语)——“潜在变量(latent variable)”的充实会加速模标类词缀的语法化进程^[15]；而模标义的不断虚化、泛化必然会对模槽的词语构成(形式和内容)提出新的要求，影响新语词的产出和繁衍。词语模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在仿拟类推机制的驱动下完成的。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Martinet)《普通语言学概要》对类推的解释是：“指在某种语法规则的影响下，其他规则向这种规则趋同的演变，也就是表示同一语法意义的几种不同的语法形式由于其中的一种形式的影响而统一起来的过程。”^[16]一些学者还运用“模因论”对语言中这种词语的模仿生产模式做过论述，认为模因是文化信息单位，像基因那样得到继承，像病毒那样得到传播。这种互联网上的感染现象屡屡发生。“所谓网络语言，其形成多亏了模因之力。……互联网的语言模因特色还不只是通过这种复制创造新词语，而且每一次的个人创新过程中将通过仿制方式传递。模仿者们不仅借用他人的仿制成品，而且还仿制他人的创意。”^[17]以模槽位置的词根作为焦点信息，模标位置的类词缀作为背景信息，在类推仿拟机制的作用下，原型模因被激活并进行批量生产。总之，词语模作为汉语新词生产的一种“预制模版(prefab form)”，具有相当强大的产词能力，因此对其内部构成作微观描写是十分必要的。下文结合具体语料，从几个方面粗略分析之。

一是音节构成。不同的词语模，其音节构成情况呈现差异性。“X客”词语模中模槽“X”多是以单音节占优势的语素(如“黑客、骇客、红客、博客、蓝客、威客、播客、晒客、极客”等)，双音节和多音节语素占从属地位(如“写字客、搜索客、天涯行客、爵士梦客”)。“X控”和“X门”“X系”中的“X”多数为双音节、多音节，加上模标后就构成“2+1”或“N+1”音步的多音节附缀式词语。如“萝莉控、正太控、御姐控、大叔控、睡觉控、帽子控、制服控、格子控、火锅控、美少年控、女性发卡控”等；“1+1”音步的“妹控、萌控、宅控”等则较为稀少。随着模标所黏附的层级的提升(语素—词—短语)，三音节或多音节的分布呈现扩张趋势。

二是词性比例。结构槽中的“X”为名词性、动词性、形容词性者均有之而又不等。名词性的如“花客、苏州客、电影客，马尾控、水果控、流苏控、星座控，毒品门、质量门、邮件门”；动词性的如“拍客、掘客、搜客、推客，熬夜控、化妆控、美容控，换芯门、资助门、窃听门”；形容词性的如“雅客、喜客、黑客、红客、绿客、辣客、逍遥客，腹黑控、美丽控、诚信门”。从词性角度划分，可以看出模槽位置的语言单位具有形式上的一致性和意义上的相关性，即：以原型词为辐射中心，在类义相仿作用下聚合了一批具有类义关系的仿拟词构成辐射集，可替换的类义语素构成一个平行义场。

三是结构关系。模槽中的变量成分除了少量单音节和多音节的词语外，其余的双音节词语“XX”主要存在偏正、动宾、联合三种关系，如“孤岛客、扫墓客、银发控、化妆控、质量门、资助门”等。

四是功能分布。“X客”“X门”等类词缀具有标记词性的作用，词语模绝大多数是体词性的(只有“求粉、掉粉、圈粉、互粉”等形成的动词性词语模“X粉”例外)，因而在句法功能上多数可以无条件充当主语、宾语、定语。例如：

(5)“纽约客”变身“林疯狂”。(《人民日报》，2012-02-15)

(6) 因为拉姆目前工作的藏餐厅在拉萨小有名气，许多内地的背包客会慕名来品尝藏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03-28)

(7) 时下兴起的“微博控”“减肥控”“团购控”“养生控”正步入误区。(《江南时报》，2011-11-20)

(8) 中华民族不应成为“变化控”，我们没有变化的特权，让生活永远不停地“芝麻开花节节高”。(《环球时报》，2012-03-06)

(9) 他们在微博、论坛、QQ群、人人网上的围观、对骂、恶搞、人肉搜索式的“哄客叙事”和非黑即白、反权威、去中心、仇富、反政府式的“对抗叙事”炒作，形成了撕裂社会共识，增强社会痛感的网络民粹主义潮流。(《环球时报》，2012-03-02)

此外，还可以充当介词宾语，同介词一起构成介词短语，在句子中充当定语、状语或补语。例如：

(10) 3月18日，无党派人士约阿希姆·高克成功当选为德国第十一任联邦总统，接替因“贷款门”辞职的前总统武尔夫。(《国际金融报》，2012-03-21)

(11) 在“李刚门”“杭州飙车案”等事件中，对“官二代”“富二代”的情绪化和高度偏见的言辞形成了压倒性的话语霸权，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群体集化，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理性往往让位于感性与偏见。(《人民论坛》，2011年第16期)

极个别情况下，还可以充当谓语。如：

(12) 白吃白用白拿，今天你“试客”了吗？(新华网，2008-03-24)

五是词语组配。“X门”大多可以受数量词或名词等的修饰限制，有时“X控”后也可带表复数的“们”。例如：

(13) 国际著名奶粉品牌雅培和一家香港研究机构CER Research(简称CER)，近日上演了一出质量罗生门，双方各说各话，孰真孰假看得人眼花缭乱。(《生命时报》，2012-03-30)

(14) 当姜文端起枪，扣下扳机的那一刻，子弹正中大叔控们的心，效果好比爱神丘比特之箭，有过之而无不及。(《新闻晚报》，2010-12-17)

“X门”通常充当诸如“陷入、卷入、困于、遭遇、涉嫌”等带有[+掉进][+遭受]等被动的、不如意的语义特征的词语的宾语，或是充当诸如“引发、惹出、曝出、弄出、冒出”等含有[+承受][+促发]语义特征的词语的宾语，因而常常和“事件、风暴、危机、泥潭、漩涡”等词语相搭配。例如：

(15) 深圳“八毛门”事件反映了对医患矛盾的纠结，红十字会“发文索捐”谣言不胫而走表达了对慈善机构信息透明的渴望。(《人民日报》，2012-02-29)

(16) 在英国保守党“觐见门”丑闻曝光后，英国《太阳报》27日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英国人会对这种政坛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如此愤怒。(《环球时报》，2012-03-28)

外来语译音成分经历语素化、语法化而完成词缀化，继而类化、固化出一个个词语模，这是对“输入”的显性路径的梳理和对词语模的微观描写。在此基础上，思考该语言事实表象后隐性的、深层次的社会认知动因也是十分必要的。语言与社会始终处在“共变”关系之中，“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也是一个变数；语言与社会这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接触、互相制约而引起的互相变化”^[18]，既要从社会生活的变化去观察语言的变化，也要从语言的变化去探讨社会生活的变动和图景。而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无疑是引发语言变异的深刻诱因之一。汉语和不同语言在相互接触时，由于受到自身语言机制的制约，吸引力和排斥力是共存的，自然会在输出和输入的双向运动中发生语言迁移和渗透，语言接触过程中不同语言间的词项借用往往成为一种常态。源语言(如英语、日语等)向目标语(汉语)送渡词项时，汉语的固有体系会受到冲击而发生重构，当借入成分得到大众广泛认可而固化后进一步汉语化、本土化，这种双向的互动会引发语言的深层次变异。

这种变异现象除了语言固有规则和机制的影响外，又跟特定时代群体的社会心态、心理图景、情绪结构的映射和反映密切相关。所谓社会心态，即“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社会心态透过整个社会的流行、时尚、舆论和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感受、社会动机、社会情绪等而得以表现；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作用，通过社会认同、情绪感染、去个性化等机制，对社会行为者形成模糊的、潜在的和情绪性的影响”^[19]。

当今时代，全球化、一体化多领域、多方位、多层次发展，网络文化勃然兴起，媒体传播迅速而多元，语言接触的广度和密度持续上升，汉语在借入外来语词项的同时往往促发一系列的语言变异。比如，在一些类词缀上就表现为借用成分原有义项不断扩散并“汉化”，类化而成的语素义不断虚化、泛化，语域范围不断扩展。如在“X门”这一词语模中，类词缀“门”的语义不断扩散，由最初的(政治)丑闻延伸到泛指一切或大或小的新闻事件；“X控”由动漫领域延伸到日常生活各个层面，先从人物层面延伸到事物层面(萝莉控、正太控、大叔控、御姐控→帽子控、时装控、格子控、古董控)，再从事物层面扩展到行为层面(手机控、名车控、字画控→睡觉控、结婚控、旅游控)。接受群体在吸收外来语的同时，又按照本民族自身的语言特质、语境现实、语用习惯对借用成分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并尽力赋予其本民族语言所具有的理据意义。透过这些语言现象，我们可以窥视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心理图式以及根植深厚的集体记忆。如“门”的汉字构形本身具有封闭、隐秘的特点，从心理暗示上容易和“丑闻”“不光彩”关联起来，从这种形义系联中折射出汉民族含蓄内敛的精神特质；从大大小小的“X门”事件中可以发现，当今大众的话语权和猎奇心理得到极大程度释放的同时，意在通过词语的创制，对名人、明星、官员、名企等权威人物和机构的负面行为进行挑战、颠覆和反讽，二者之间暗含着一种隐性的张力(反权威、反制度的狂欢化宣泄)，如“艳照门”“馒头门”“李刚门”“乳胶门”等。又如“控”的滋生、繁衍，透视出现代年轻人追求个性、向往时尚元素、寻求心灵慰藉的情绪表达(如“黑框眼镜控、格子控、碎花控、绯闻控、团购控、熬夜控、微博控、赖班控”等)；从“发卡控、水果控、睡觉控”等词语中，我们可以窥探出现代人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日益关注，以及向琐细生活现场回归的心态转化。从日源性类词缀“族”的泛滥中，可以折射现代人无根的漂泊感，急于在群聚中寻求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心理状态。通过这些新生的词语，我们可以对客观生活情景和社会大众心态进行更深层次的“识解”。这些新词语不仅仅是语言接触机制催生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言语主体的社会心态、社会认同、情绪感染的潜在渗透力和导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汉语新词的孳生与变异充分体现了汉外“融合词”(fusion words)^[2]创制过程中的主观性特征。

近些年，外源性类词缀大量产生并繁殖开来，和自源类词缀(如类后缀“~手”“~奴”“~友”“~民”“~爷”“~哥”“~嫂”“~帝”“~贷”“~独”，类前缀“哈~”“去~”“涉~”“秒~”“闪~”等)一起对当前汉语词汇系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类词缀的滋生使得词汇构造的聚合性、主观性进一步凸显。汉语构词以词根复合法为主要模式，独立性、离散性的特征较为显著，而系统性、聚合性则不那么显著。类词缀的大量生产，使汉语词汇的系统性得以完善，在词根和词缀两个极点外形成了一种“中间状态”，构成了词根(意义实在)→类词缀(意义半虚半实)→词缀(意义完全虚化)连续统(continuum)。通过翻译借入、嫁接融合、仿拟类推、语用感染等途径，类词缀以词语模的形式标记一个词族、词群，在丰富词汇的同时使得汉语词汇的排列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规则性、秩序性，词汇的聚合性得到凸显，特别是短语词汇化现象大量繁衍(如“后殖民主义、罗密欧和朱丽叶式”等)，继而完成所谓“二次构词(secondary formation)”。同时类词缀叠加化用法日益增多，如“后现代主义风”“后卡斯特罗时代”“超现实主义”等，进一步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构造手段。同时也应看到，许多新词都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和时代变迁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立场、态度和情感”“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20]；特别是一些表人词语模，除了对各具特点的人群进行精细化和类型化描写外，实际上构建了一张巨大的语言版的“人际关系网”，在不同程度上凸显了汉语新词创制者在人物称说时的强烈主观性^[21]。

二是类词缀的滋生使得汉语词汇音节发生“多音化”转向。众所周知，双音节词在汉语词汇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而类词缀的大量涌入，使得“双音词+词缀”或“多音节+词缀”的附缀式派生词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对双音节的主体词汇格局产生了一定冲击。杨绪明对1978年后出版的20种新词语词典的46 600余条新词语进行梳理(这些词语归属于539个词族)，就其中最典型的54个词族所形成的3 670个新词语，曾做过音节分布状况的统计：单音节词14个，占总词数的0.4%；双音节词1 524个，占总词数的41.5%；三音节词948个，占总词数的25.8%；四音节词950个，占总词数的25.9%；五音节以上词语234个，占总词数的6.4%。换言之，除少数单音节词外，双音节词仅占总词数的41.5%，三音及以上音节的词语占总词数的58.1%^[22]。这一趋势表明，多音节词语在当代汉语词库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上升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是类词缀的滋生强化了汉语新词生产的“模式化”倾向。当代汉语类词缀在不断参与新词构造的过程中强化了它的类化功能，并以之作为构词模标，和模槽一起共同形成无限多样的造词模框(如“宅~”“萌~”“~控”“~的”“~粉”“~门”)，从而实现汉语新词生产的在线化、模式化。

四是类词缀的滋生实现了语言词汇系统的“量产化”增值。词语模为新词的创制提供了“在线生产”的词语框架，因为只要模槽中的“潜在变量”在语境需求的促发下，就会激活造词者头脑中的“预存词模(preexisting word model)”，在模标的牵引下，通过不断往词槽中填充“构词材料”(或称“填项”，slot-holder)，从而实现词汇“量产化(mass production)”^[2]的无限可能性，最终达成汉语词汇系统的增值。如“吧”的借入填补了汉语词汇表达的空缺，汉语中的“厅、堂、室、馆、所”等表达手法都较为书面，引入“吧”标记“休闲娱乐场所”并进一步生发出“虚拟空间”这一语义，就进一步完善了汉语的词汇表达系统。

五是类词缀的滋生使当代汉语“异名同实”“同名异实”词语增加。外源性类词缀的滋生，增添了汉语词汇在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一些复杂情况。如存在“X迷”与“X粉”“X饭”“X丝”四种“近义”构式(Construction)并存的现象，其中，前一种是汉语固有的，后三种是外来的，这四种构式的形成顺序大体为“X迷”→“X粉”→“X饭”→“X丝”，且多数情况下四者可以并存，但使用范围有差别，从而满足了话语表达的精细性和多样性需求。此外，外源性类词缀参与汉语新词构造而形成的一些词语，在读音和词形上有时会出现“偶合”的情况，这样就造成了汉语固有词和含外来成分的新造词之间音同形同而意义无关的局面。比如，粉丝(用绿豆等的淀粉制成的线状食品)→粉丝(指迷恋、崇拜某个名人的人)；果粉(水果烘干后磨制而成的粉)→果粉(苹果手机的爱好者)；凉粉(用绿豆粉等制成的一种凉拌食品)→凉粉(歌手张靓颖的粉丝，“凉”“靓”谐音)；盒饭(装在盒子里出售的份饭)→盒饭(歌手何洁的粉丝，“盒”“何”谐音)等词就是如此。其中，每组中的左项词语是汉语固有的词，右项词语则是由英源外来成分构成的汉语新词。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主要认识：(1)外源性类词缀引入汉语新词的创制，是汉语和英、日等语言接触的结果，也是当代汉语“汉外融合词”构造的基本路径之一。(2)外源性类词缀的引进，丰富了汉语复合式合成词的构造方式，同时也丰富了当代汉语的词库系统，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汉语词汇的面貌，具体表现为：构词语素的“模标化”，词语构造的“模框化”，词语生产的“批量化”，产词方式的“在线化(online)”，词语存在样态的“词族化”。(3)外源性类词缀的“汉化”过程，包括外来成分的翻译、移植、提取、嫁接、融合、分蘖和频繁复制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只是“理想化”的路径设计，而非每个“汉外融合词”必须经历所有的环节。(4)外源性类词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一般要经历音节(或音素)语素化、语法化、词汇化等过程，这些过程往往伴随着主观化、范畴化、去范畴化和再范畴化以及仿拟类推、模因传递、词义感染等现象。(5)外源性类词缀参与构造的新词，有的会给汉语固有词带来影响或冲击，形成异名同实词、同形同音词并存的局面，这就需要借助语用环境的过滤而使其语义的清晰性得以确定。

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外源性类词缀是通过互联网、融媒体等平台进入公众视野的。网络媒体的时效性、随意性、开放性决定了外源性类词缀呈现出相对瞬时性或不稳定的状态(多数还未收录进静态词典)，特别是语法化过程较为复杂，需要我们对其动态历程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描写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