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n the Game of Sino-USTrade Policy and China's DominanceStrategy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转变的动机主要是以下三点，分别是全球化悖论与“不可能三角”、美国优先思潮与“新孤立主义”、大国博弈与美国对华的“规锁”政策。

1.全球化悖论与“不可能三角”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迪克曾提出过“全球化悖论”的理论假说，他认为“一国政府只能同时选取全球化、政策主权和民主政体三个政策目标中的任意两个，放弃第三个”^[1]。对于美国而言，更一体化、更开放的市场需要更多的政府财政支出作为支持。如果要让美国占多数的选民长期支持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全球化对外政策，政府必须扩大财政支出来弥补美国选民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无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在美国任何形式的“全球化”政策和运行机制都会遇到政治抵抗，甚至被彻底逆转，这就是美国现在“逆全球化”政策来源的根本所在。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生产使得在全球范围内资本要素的利益得到极大的延伸，这同时也使得生产资本获取全球绝对要素的诉求得到了满足。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以外商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形式与全球市场相融合，并因此产生了全球价值链和分工塑造过程。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大范围转移的就业机会。因此，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在过去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减少。1979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曾达到历史最高的1 943万人，之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或有起伏，但整体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到2010年时到历史最低点1 153万人。而第二次全球化的高潮正是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这段时间，由此可见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与全球化有着重要关系^[2]。在特朗普上台之初，2017年1月时，制造业就业人数约为1 236万人，经过特朗普的税收改革和贸易保护等美国优先主义政策，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不断上升。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最新数据统计，2018年5月，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1 267万人。

除此以外，在过去全球化的过程中，高收入阶层的更快收入提升导致了代际流动性下滑，由此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促进了美国逆全球化的进程。美国虽然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收益很多，但是其受益面很小，受益者主要是华尔街、硅谷等高科技精英。全球化的贸易冲击没有减少就业，而是改变就业，美国没有很好地帮助在贸易竞争下的国内失败者。美国人认为自己在上一轮全球化中屈居落败者，永远不可能打败中国的生产力和日本的品质，并导致工作机会外移被抢走^[3]。

就业机会的转移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都为美国政府经济全球化的相关政策设置了阻力，并由此产生了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的政策动机^[4]。

2.美国优先思潮与“新孤立主义”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其核心在于要求美国在贸易和安全两个角度放弃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秩序领导者的地位，而选择将资源集中到美国本土，来为其本国民众提供更多的繁荣和安全。这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现有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与之相反，这是为了继续谋求霸主地位的“以退为进”。美国在自身实力不足以管理全球时选择了有效且低成本的管理方式^[5]。这种管理方式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体现在对外的“新孤立主义”，其贸易领域的政策含义体现在特朗普政府更集中地关注美国的短期利益，包括对盟友和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放弃或改变多边贸易谈判而转向双边贸易协议以谋求更大的短期利益。

特朗普政府的“新孤立主义”在贸易和安全两个领域有着重要关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安全领域奉行的是以自由主义的安全观来结盟的方式去维护全球稳定。这种方式的特点在于，以美国超级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做后盾，为其盟国提供经济或军事援助，许多美国盟友可以借此来“搭便车”^[6]。然而，随着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下降，以及美国在上一轮全球化中的自由贸易不再具有绝对优势，其自由主义的安全观也受到了重大影响。进而美国决定改变策略，用更低成本的管理方式去维持现有的贸易和安全状况。“新孤立主义”是美国“优先主义”思潮的表现，是美国综合实力变化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改变对华贸易政策的原因之一。

3.大国博弈与美国对华的“规锁”政策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首任院长，也是“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的提出人，他在2017年5月出版了《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吗？》。格雷厄姆在书中分析到，在1945年美国占有世界约50%的市场，到了1980年，这一比例降到22%，到2015年只剩下16%，按此趋势，到2040年，美国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比例可能会降到11%；而与美国相反的是中国却从1980年的2%上升到2015年的18%，预计2040年中国会占全球40%的市场份额。格雷厄姆用数据说明了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持续崛起。格雷厄姆分析认为“世界从来没有全球力量对比如此迅速的转变，当中国自认为知道美国所谓的真实动机时，每个行为都会被明显的偏见所解释”^[7]。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使美国对华的经济政策逐渐改变。张宇燕将本世纪以来美国的对华主张总结为“规锁”政策(confinement)，其核心内容是美国通过规范中国行为来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增长极限和发展方向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介乎于接触政策(engagement)和遏制政策(containment)之间，美国对华的“规锁”政策主要有以下三点内容：在技术上防范并压制中国；以贸易不平衡提出“公平贸易”，借此来逼迫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通过重塑国际制度来约束中国^[8]。王文认为，现阶段中美出现结构性的实力消长，这导致美国的焦虑感在不断上升^[9]。而这种焦虑感又使得部分美国学者和官员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主要矛盾在于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崛起大国和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美国到底是放任中国全面崛起，还是利用贸易政策等手段来防范中国的崛起，至少从现阶段来看，美国选择了后者。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到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美国无力去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从这个角度说，美国现在所采取的办法是“规锁”，尽其可能地通过遏制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来防范这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以阻止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转变的主要动机。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分别是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强硬派的上台以及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1.美对华贸易强硬派的上台

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白宫内部包括内阁高层进行了一连串的“洗牌”。在频繁的人事变动之后，随着前首席经济顾问科恩(Gary Cohn)和前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等一批温和派的出局，同时特朗普任命博尔顿(John R. Bolton)为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蓬佩奥(Mike Pompeo)为国务卿，组成美国历史上鹰派阵容最强大的一届内阁。而在贸易核心决策层中，现有的特朗普经济团队核心成员带有明显的对华强硬派标签，最有代表性的是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Peter Navarro)、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

现为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的纳瓦罗曾经写过三本关于中国问题的书，分别是《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以及《致命中国：全球对付中国龙》。其中《致命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对中国贸易打击的纲领，此书主要内容就是谈中国怎样利用贸易优惠对美国和全球造成的威胁。《致命中国》认为中国的贸易优势来自八项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巧妙操纵严重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大规模破坏环境、公然盗版并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不合理的进口关税、以垄断定价欺诈消费者、阻碍外国竞争对手合法进入、忽视工人健康和安全标准、详细的非法贸易出口补贴网络。纳瓦罗在《致命中国》的最后一章提供了解决策略，从政府的政策措施、企业的管理层决策和个人选择方案三个方面提出方案。具体执行方案包括：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约45%的关税、推动国会立法要求同美国进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必须放弃非法出口补贴、制止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公司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以及弃用“中国制造”的商品等措施^[10]。特朗普在2016年底看完《致命中国》后曾给这本书极高的评价，并为这本书的同名纪录片写了如下推荐语“《致命中国》用充分的事实、数据和洞察力，描述了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的问题”。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对中国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国营企业和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上。在2017年1月确认其商务部长的参议院提名答辩会中，罗斯宣称中国的国营企业三分之一从未获利，只依靠国有银行来维持生存(罗斯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人为补贴)，却将产能过剩问题变得越发严重，这导致了铝和钢铁等产品出现大量倾销的情况。罗斯还表示中国是全球大经济体中“贸易保护主义最为严重”的国家，对进口设置了极高的关税壁垒。罗斯和纳瓦罗在2016年9月合作写了一本白皮书《给特朗普经济政策打分：贸易、监管和能源政策影响》，阐述了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书中以反击中国等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措施”和减少贸易赤字为核心，认为美国的工人受到不良的经济政策的影响而成为牺牲者^[11]。因此，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前银行家出身的罗斯就认为应该重新书写贸易协议，尤其是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来为美国工人和制造业的贸易争取利益最大化。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是律师出身，曾在里根政府时期出任副贸易代表，参与且主导了美国和欧洲、日本的贸易战，从农产品到钢铁、汽车，莱特希泽促成了20多个双边贸易协定。莱特希泽的专业领域在于贸易诉讼，提供立法和政策方面的建议。在对华贸易立场上，莱特希泽也是强硬派代表，他认为中国政府通过“操纵贸易”的方式来使制造业大量走向中国。莱特希泽表示“中国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府行为，美国应采取里根时期的现代保守主义政策来保持美国工业的强大”^[12]。莱特希泽主张贸易世界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关系，别的国家占了美国便宜，美国的国家利益就一定会受损。因此，莱特希泽提倡加大贸易保护力度，尤其赞扬前总统里根在日美贸易战时通过限制日本汽车的进口来保护美国的汽车工业政策^[13]。基于此，莱特希泽给美国政府的建议：美国应针对中国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提起更多诉讼。在2010年9月20日中美经济审查委员会的证词中，莱特希泽提交了名为《对过去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作用的评估》的报告。报告承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确实给美国带来了经济和贸易利益，但是同时指责中国并没有完全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他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WTO理念和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且美国政府误判了西方企业将其业务转入中国并为美国市场服务的动机，并对中国的“重商主义”采取消极的策略。总之，莱特希泽认为美国政府近年来和中国的谈判产生的影响很小，现在是时候去采取对抗的方式了，并表示美国贸易代表(USTR)应对所有类似违规行为进行WTO诉讼，如有必要，国会应给予USTR额外资源来提升其能力^[14]。

2.美对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美国是自金融危机后世界上使用贸易保护手段最频繁的国家，其贸易保护的政策具体有：征收反补贴关税、征收反倾销税、撤销双边贸易优惠、依据美国国内单边条款征收报复关税等措施^[15]。

表 1整理了自2017年4月至2018年9月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所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观察表 1可以发现，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以301法案为主要手段，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移和企业并购为主要理由，以解决贸易失衡和遏制中国技术进步为主要诉求。

现阶段的中美贸易关系在美国非理性的贸易政策趋向下于适用于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模型。博弈中的主体参与者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通过决策的选择来使自身收益最大化，即策略选择问题。就像中美贸易关系一样，非合作博弈模型的两个参与者并非只包含了冲突的因素，在更多的情况下，既包含了合作因素，也有冲突因素，两者是重叠且不矛盾的。

1.参与者与策略选择

我们假设在这一模型中，只有两个参与者，分别是有主体贸易政策选择权的中美两国，这样可以简化为“双人博弈”模型。在本局贸易政策博弈中，中美两国都可以选择完整的且实际可行、完整有限的行动方案，如此设定可使模型成为“有限博弈”的贸易政策博弈模型。我们设定在中美两国贸易政策的博弈模型中，对抗策略可以理解成“打贸易战”，与之相反，收敛策略表示“不打贸易战”，这在后文中会有更为详细的说明。

2.得失与支付函数

中美贸易政策的博弈结果称之为得失，中美两国的得失计算与参与者所选择的对抗或者收敛策略相关。因此，在一轮博弈结束后，中美两国参与者的得失计算是选择相应策略后所取定的函数，称之为本模型的支付函数。支付函数中的得失对应相关博弈结果，也是两国选择进一步策略的主要依据。

3.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

我们假定在特朗普政府的认知中，中美贸易政策的博弈类型为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the complete static game theory)。因为，在贸易政策的博弈过程中，中美双方同时决策，且中美双方对博弈中出现的所有情况下的贸易策略和其得益都是完全了解的。美国在决定改变对华贸易政策时，对可能出现的博弈结果进行预判，因此其策略的改变是基于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展的认知。对于一个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我们需要分析博弈双方的“上策”，即无论另一个博弈者采取什么策略，自身所采取的策略都是可以给其带来最大得益的策略结果。中美贸易政策博弈模型是一个完全信息静态的非合作博弈模型。

4.纳什均衡

中美贸易政策博弈模型中的纳什均衡是指中美两国在判定对方的策略选择行为后，选择了自身可以选择的最好策略，也是上文中所提及的“上策”。在纳什均衡的博弈结果中，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只要对方不改变策略，自己就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贸易政策相互影响作用的中美两国如果假定对方所选择的贸易策略为既定时，自身选择最优策略的状态，就是纳什均衡^[16]。

我们假设在中美两国贸易政策的博弈中，以A(Antagonism)取值为对抗策略(打贸易战)所获得的收益，以C(Cooperation)取值为收敛策略(不打贸易战)可以获得的收益。例如，A_美代表了美国采用对抗策略时可以获得的收益，类似的，C_中代表了中国采用收敛策略时的收益。因为模型需要对政治和经济上的收益进行量化，因此其取值较为困难，本文主要依据的是有界区间分析法(Interval analysis)。由于中国不会主动向美国挑起贸易战，因此只存在以下三种情况：分别是中美双方都采用对抗策略(中美双方都打贸易战)、双方都选择采用收敛策略(中美双方都不打贸易战)以及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实行对抗策略，而中国采用收敛策略(中国不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实行报复)。因此，我们需要分别对上述三种情况下的中美两国可以获得的收益进行取值。

1.中美两国都采用收敛策略

中国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1 945亿美元)只有美国GDP(23 570亿美元)的8.25%，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到2017年中国的GDP总量(120 150亿美元)就已经是美国GDP总量(193 910亿美元)的61.96%，中国经济占据全球GDP份额的14.9%(美国约为25%)。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中美两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习近平也在各种国际场合多次积极倡导全球化方向，表示将用中国力量为全球化的新阶段赋予新的内涵与定义。如表 2所示，中国近几十年发展稳定，最近五年都保持了GDP的增长率维持在6.7%到7.8%之间，远远高出全球GDP增长率的平均水平。这其中中国的货物贸易增长率贡献很大，在近五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低迷不振的时候，中国依然每年稳健地保持平均以上的增长速率。如果中美两国都采用收敛策略，即双方都不打贸易战，按照现有货物贸易和经济规模的发展速率，中国的GDP将在2025年左右赶上美国，并在2060年达到美国GDP的2.5倍左右^①。因此，在中美两国都采用收敛策略的情况下，C_中可以取值为2。而与之相对的是，美国由于上轮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衡，C_美的取值只有1。在特朗普政府的世界观中，不打贸易战时中美之间的收益差额是美国决定主动发起中美贸易争端的原因。

① 数据的计算来源于鞠建东教授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的2018年第19期研究报告《中美贸易争端的冲击与中国长期发展路径》。

2.当美国采用对抗策略时，中国采取了收敛策略

如上所述，优先主义思潮下的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所获得的绝对收益并没有中国大，因此决定干预中美的发展路径，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17]。自2018年2月起，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不断，尤其在美国宣布开启对中国的301调查之后，两国在对外贸易领域的矛盾冲突到达顶点。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在201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中，货物贸易数量总额约为4.1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进出口在5 800亿美元以上，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1%。中美这一轮贸易战共涉及约2 500亿美元(没有计算后期美国增加的3 000亿美元)，在对美国的货物贸易占比约为43.1%。在特朗普政府的世界观中，若美国采用对抗策略，A_美可以取值为3。A_美与第一种情况相比，多出2点收益，其中1点收益代表着美国可以在经贸领域阻止“中国继续占美国贸易上的便宜” ^②，另外1点收益代表着美国通过对抗策略去遏制中国产业发展并在国际关系上防范中国的崛起。因此，收益比不打贸易战时还要高2点。而中国若采用收敛策略，如上所述，会受到贸易战带来的一定损失，其收益将低于第一种情况带来的收益，假设C_中取值为1。

② 虽然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惠共赢的。但是因为要分析的是特朗普政府在博弈中采用对抗策略的诉求，因此援引的是美国301调查报告的论点，即“中国占了美国贸易上的便宜”。

3.当美国采用对抗策略时，中国也采取了对抗策略

第三种情况，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并且中国选择了“以牙还牙”的对抗策略，那么此时美国等同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在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8.9%，占中国总GDP的3.5%；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约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6%，只占美国GDP的0.667%而已。根据贸易战双方所针对的产业来看，中国瞄准了美国农业等和中国相对互补的行业，美国的策略是针对与美国有竞争力的中国行业。然而美国现阶段处于消费饱和，中国处于生产过剩。根据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计算，在美国对中国分别征收15%、30%和45%税率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分别下降21%、46%和72%，中国总出口会分别下降4%、8%和13%，同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18]。中美贸易之间，美国较依赖中国市场，中国较依赖美国技术，两国都会有较大损失。因此，美国的收益，要比上述两种情况都低，A_美取值区间应为(0，1)，这里不妨假设A_美为0.8。中国若采用对抗策略，显而易见也会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收益比第二种情况还低，且应小于A_美，A_中取值区间应为(0，0.8)，这里不妨假设为0.5。

表 3展示了中美贸易政策博弈的收益分析，表中横竖两行分别对应中美两国的“对抗策略”和“收敛策略”两种策略选择，数字代表采用对应策略可能获得的收益，具体而言，左下角代表美国获得的收益，右上角代表中国可取得的收益。

在上述三种情况的博弈中，两国都采用收敛策略时中国的绝对收益最大，然而美国的相对收益却始终比中国小1，张宇燕在总结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差别时，曾认为两者事关博弈者对相对利益和绝对利益的态度。前者更关注相对利益，只要对手的利益损失更大，自己有损失也是胜利^[19]。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理解的是美国在采用对抗策略时，应该已经对中国有可能的反制措施有了基本的预期。但是美国依然决定挑起贸易战，其遵循的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确实有可能因此要承担中国的反制措施(比如中国会提高从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如果可以以此为代价而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防范中国崛起，美国依然认为自己是相对利益的受益者。如果美国采用对抗策略，无论中国的选择策略是收敛策略，还是对抗策略，美国的绝对收益分别是3和0.8，而相对收益分别是2和0.3。但是美国如果不主动发起贸易战，绝对收益是2，相对收益是-1，因此在特朗普政府的认知中，无论中国采用什么策略，他的最佳策略是采取对抗策略，其中若中国采用收敛策略，对美国而言收益是最大的。

如上所述，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收益是中美两国之间都采用了收敛策略，可以有2的绝对收益。但如果在美国确定选择对抗策略为背景前提下，中国选择对抗策略和收敛策略的绝对收益分别是0.5和1，这种收益结果意味着在美国采用对抗策略时，中国选择收敛策略可以获得更高的绝对收益。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保持克制的态度会使贸易争端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不会升级。在这种绝对收益的比较下，美国认为中国一定会选择收敛策略。也就是说，在这轮中美贸易政策博弈中，(A_美=3，C_中=1)，即美国采用对抗策略、中国采用收敛策略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这个博弈困境也解释了特朗普政府执意要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的主要原因。在中美贸易政策的博弈模型中，有两个重要的数量关系。其一是当美国选择对抗策略时，中国选择收敛策略和对抗策略所获得的收益对比(C_中=1，A_中=0.5)。收益对比的数量关系决定了当美国选择对抗策略时，中国选择收敛策略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另一个重要的数量关系是中国选择收敛策略时，美国选择收敛策略和对抗策略的收益对比(C_美=1，A_美=3)。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用对抗策略是对其更有利的选择。综上的两个数量关系解释了中美贸易政策博弈的纳什均衡，也是最终的博弈结果。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趋向于紧张的方向发展，其模型的主要解释就是此博弈困境。

中美贸易政策的博弈困境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孙学峰认为管控主导国战略压力最为有效的选择是渐进式策略^[20]。那么在中美贸易政策博弈的背景下，中国应采用什么样的渐进式策略，才能将战略压力转化为战略机遇呢？

1.转化条件

中国如果想在上述贸易政策博弈中跳出博弈困境，应当尽量实现战略压力向战略机遇的转化。从上可知，中美之间不打贸易战(都采用收敛策略)符合中国的利益最大化，那么最好的办法在于改变表 3中的数量关系。如果美国相信在采用对抗策略时，中国也采取相应的对抗策略，使上表的数据由(A_美，A_中)=(0.8，0.5)变为(0.5，0.5)时，美国无利可图，甚至是(0.3，0.5)时，即“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二”时，美国就不会主动发起贸易战，此时新一轮博弈的最终均衡就会是两国都采取收敛策略。因此，中国需要通过构建有能力打赢贸易战的实力才能真正地避免中美贸易战的发生。打赢贸易战需要合纵连横的巧实力，更需要研发核心技术的硬实力。这两个实力才是中国从战略压力转变为战略机遇，跳出博弈困境的重要条件。

2.结论

在中美贸易政策博弈中，对美国而言，收益最大的情况是美国对中国单方面发起贸易战，但是中国保持全面克制，不采用对抗策略；对中国而言，最大收益的情况是中美之间没有贸易战，但如果在被迫面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时，采用理智的对抗策略才会使收益最大化；贸易战的和平终止不可能来自别国的恩赐，而是只能建立在中国有打赢贸易战的能力之上，中国在上述贸易博弈情况下短期最佳策略应是非对称性的对抗策略，对抗策略的逻辑和意义在于可以使博弈结果最终趋向于双收敛均衡。

基于模型，中国短期的对策选择应考虑两点：第一是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第二是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有针对性地加征摇摆州的产品关税。结合这两点，中美贸易博弈中，中国短期的最佳策略应为非对称性的对抗策略，其作用主要是通过持续削弱对方单位压力的方式去阻止冲突全面升级，从而依靠耐力获得胜利。美国的政治制度因为总统任期为四年，且为两党轮流执政，这就导致了美国的政策选择可能有其不连续性。如果双边贸易争端持续升级而导致两国利益受损，中美两国的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会是较有耐力且能坚持到最后的一方。以农产品为例，中国可以针对特朗普的传统票仓美国一些中部农业州所提供的农产品相应地提高关税。比如北达科他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是美国主要的大豆生产地，也是特朗普支持者较多的地区。而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进口国，2016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价值140亿美元的大豆，约占美国大豆总产量的1/3，而在2016年大选期间，美国排名前十的大豆出口州中特朗普获得了其中八个州的支持。从另一角度来讲，2017年中储粮集团大豆的进口来源国分别是阿根廷以及乌拉圭(43.2%)、美国(30.6%)、巴西(26.2%)。可见美国的大豆并非具有不可替代性，然而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却是美国短时间内难以寻找代替的。中国可以通过选择双边贸易规则内的合理措施去限制美国大豆的进口，以此方式持续地给特朗普政府施压，迫使对方可以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以此实现中美贸易政策博弈中对中国有利的双收敛均衡。

从长期来看，此次中美贸易博弈的实质是两国在产业和技术层级的较量，因此中国在未来应考虑的是如何在稳定进出口的前提下，转向内需驱动和科技创新的增长模式。中国经济转型正处于相对困难的时期，而本轮中美贸易争端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中国在经济上的弱项。以美国制裁中兴事件为例，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不能掌握核心科技的切肤之痛。中国怎样才能转型做到科技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增长模式呢？我们认为现阶段应该做到两点，分别是保护知识产权和鼓励实体经济发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根据中国在2018年6月发布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就开展了覆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大规模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其中中央政府法律法规约2 300多件”。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正在逐渐完善，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商标恶意抢注、在线盗版、软件盗版及假冒等其他盗版问题。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意味着企业将失去创新的原动力。而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仅靠立法完善和执法严格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从教育体系做起，建立一个鼓励独立自主、独立研究的教育和创造体系是保护知识产权最有效的办法。

在鼓励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应该从中小企业减税、补贴科技创新企业等方面发展实体经济。以史为鉴，如果中国在已有外部压力的环境下不采用发展实体经济和内需驱动作为发展模式，而是选择通过持续地增加货币供给和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延续经济繁荣的话，那么很容易出现通货膨胀和像日本一样的房地产泡沫。日本因为房地产泡沫的出现而颁布了强制打压泡沫的政策使日本经济在1989年崩溃，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对中国的启示在于中国在面对美国带来的外部压力时，更应该着眼于内部的改革并推动创新发展，而绝对不能一味地为追求GDP去寻求捷径。中国只有保持冷静心态，在稳定进出口的前提下，转型到科技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增长模式，并使之成为发展经济的第一推动力才是我们长期最佳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