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Plural Markers in Chinese Personal Pronouns

人称代词有“数”的分别，西方语言学家在多种语系的语言中提炼出三种“数”的对立类型：单、复数的二分对立；单、双、多数的三分对立；单、双、多、集体数的四分对立^[13]。汉语为单、复数二分对立的语言，在单数词干后附加复数标记是汉语表达复数义最常用的方式。彭晓辉根据意义是否实在，把汉语方言复数标记的性质分为词汇和词缀两类^[12]，但有的复数标记的语法化程度处于词汇和词缀之间，难以把它们明确归入这两类。李蓝根据字形把复数标记分为“们”字型、“倈”字型、“哩”字型等63种^[1]，复数标记所记字形复杂，是不同方言点根据语音选用不同字形的结果，根据字形来分类，会把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复数标记隔离开。因此，本文参考汪化云的分类法^[11]255-275，同时尽量考虑复数标记的性质及语义来源。

多音节复数标记大多是指量或数量结构，另外一些兼有处所义或是标记的叠加式。

“指量/数量结构”一般有实在的词汇义，官话、湘语、吴语、客家话、闽语、粤语里均有分布。“指量/数量结构”包括“指+量+名、指+量、数+量+名、数+名、数+量、量+名”等结构，结构多样的原因是指量或数量结构省略了某些成分所致。例如：(1)济南^[14]：“俺这伙、你这伙、他这伙”；(2)武穴^[11]256-257：“俺这几个、你那几个、渠那_中远指几个/渠兀_远指几个”“俺这些人、你那些人、渠那_中远指些人/渠兀_远指些人”；(3)福州^[15]：“我各侬、汝各侬、伊各侬”；(4)余干^[16]163：“我多人、你多人、渠多人”；(5)连城^[16]163：“我各连人、尔各连人、渠各连人”。

以上单数人称代词后的“这伙、这几个、这些人、各侬、多人、各连人”不是复数词缀，仍带有较强的指量或数量性质。关于湖北武穴方言单数人称代词后的“这几个、这些人”的性质，汪化云明确指出是以指量名短语或指量短语作为人称代词复数表达式^[11]256。与之类似，福州话表复数的“各侬”仍是表示“遍称”的指量结构，吴川白话“我几只”“你几只”“佢几只”也是采用人称代词加数量词组来构成的，以强调人数多^[17]。

用“代词+指量/数量结构”的同位结构来表示复数义，刘丹青认为这是用句法手段表示复数，组合比较松散，算不得复数代词^[18]，不宜把表达复数的“指量/数量结构”看作词缀。汉语方言里还有不少是用后加多音节的形式表达复数的，例如吴语的“拉个(天台^[6])、粒侬(永康^[19])、俫人(云和^[14])、各人(江山^[19])、班人(乐清^[19])、些侬(遂昌^[1])、星农(常山、玉山^[1])”，闽语的“伙人(建瓯^[20]114)、多人(浦城石陂^[20]406)”，赣语的“□[·ma]人(吉水^[21])、□[·pa]人(都昌^[21])、多人(余干、南城^[21])等。这类复数形式是“指量/数量结构”还是已虚化为复数词缀，有待放入该方言系统进一步考察，如安徽岳西方言表约数的数量短语“几个”已虚化为复数标记“几个”，虚化后的复数标记“几个”表示的仍然是集合量、模糊量，是论群的称数法^[10]。

有些多音节的复数标记兼有处所义，其来源于处所词。如南昌方言用处所近指代词“个里_这里”作复数标记：“我个里_我们、你个里_你们、佢个里_他们。”^[22]长沙方言三身复数形式“我屋里、你屋里、他屋里”的“屋里”也兼有处所义，如：“他屋里十六个班_{他们十六个班}。丨他屋里有几口人_{他家里有几口人}？”^[23]166黄梅话^[24]“我这里”也说成“我大地”，与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同形，如：“我大地[ta²¹⁴ti²⁰]一路去_{我们一起去}。丨渠哪到我大地[ta²¹⁴ti²⁰]来呢_{他哪里来过我这里呢}？”这类复数标记功能尚未专职化，性质上还算不上典型的词缀标记。

复数标记的叠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复数标记叠加在单数人称代词后以表示复数，构成复数标记的叠床架屋现象。例如福建长汀的“侪们”、东莞清溪的“家兜”、中山南蓢的“家哋”、银川的“们都”、山西襄汾的“家屋系”“家系屋”，这些多音节复数标记是不同历史层次叠加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银川方言^[25]的复数标记“们都”，“都”叠加在“们”之后，山西左权方言^[8]复数标记“都们”，“们”叠加在复数标记“都”之后，复数标记“都”在山西境内分布很普遍，“们”是后起的复数标记，银川方言“都”叠加在“们”之后，是南方通语的“们”复申其势于北方的结果，取“每”而代之形成的^[25]。复数标记的叠合一般是单音节和单音节叠合为双音节标记，这类标记性质上属于词缀标记，下文将详加分析，此不赘述。

汉语方言不少单音节复数标记由多音节复数标记“指量/数量结构”省略而来，省略分为“省前式”和“略后式”^[26]。

“省前式”如：“家人(吴语仙居^[27])、俫人(吴语云和)、各人(江山)→人(吴语云和、绩溪、屯溪、休宁^[1])；各侬(闽东方言)、些侬(遂昌)、星农(常山、玉山)、粒侬(永康)→侬/农(闽语福鼎、龙岩^[20]114、吴语庆元、徽语黟县^[1])。”关于闽南方言复数形式“我侬、汝侬、伊侬”的“侬”的来源，李如龙明确指出是从“我各侬、汝各侬、伊各侬”省略而来^[28]。苏州城区和郊区大范围使用的“伲”是一种留后舍前的说法，其变化过程是“我里→我伲→伲”^[29]，“伲”是脱落音节“我”的结果。

“略后式”如：“几个(安徽岳西、太湖)→几个/几(安徽宿松)→几(江苏丹阳、湖北麻城和罗田)^[26]；伙人(闽语建瓯)→伙(闽语大田城关^[20]114)；些人(官话武穴^[11]256)→些(官话吉县^[19])；兜人(梅县)→兜(梅县^[30])；拉个(吴语天台)→拉(吴语天台、闽语浦城南浦、遂安)。”

由上可见，表复数义的“指量/数量结构”是单音节复数标记的源头形式。还有一部分单音节复数标记直接来源于单音节实词的虚化，有的目前还兼有实在的词汇义。如襄汾汾城方言“家、屋、系”有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需要依靠语境来确定^[31]，昆山复数标记“里”有兼指地点的作用，“我里”可表示“我们这里”^[29]，汨罗话“我俚”除了表示“我们”，还可以表示“我家”之义^[32]。从性质上看，单音节复数标记以词缀较为多见。然而，要把汉语方言纷繁复杂的单音节复数标记都区分出是词汇标记还是词缀标记，鉴于标记本身语义的复杂性，这个工作很难完成。故本文不区分单音节复数标记是词汇还是词缀，而主要从语音角度进行分类考察。

由于汉字常常只是一个记音符号，在各地方言中因语音形式不同而用成了不同的字，即便同一语音形式，各地写法也不同，因此本文讨论时主要考虑语音形式。汉语方言单音节复数标记声母有m、t、l/n/、//k、等。由于语音的发展演变，同一来源的复数标记在不同方言点有不同的语音形式，如山西方言复数词缀“家”的声母有t、、，而其他方言点t类复数标记并非来源于“家”。因此，本文讨论复数标记时，在充分考虑复数标记的语音形式下，对该类标记从来源上进行说明。

声母为m的复数标记主要分布在官话里。汉语史上有过“伟、每、弭、们、满、瞒、懑、门”等多种写法。m类复数标记是北京话“们”在不同方言的地域变体，如陕北清涧方言表示复数用“[·mi]”尾，“[·mi]”是“每”的白读音，神木、高家堡表复数和领属的“”跟万镇、贺家川的“弭[_cmi~·mi]”来历上可能相同^[33]。m类复数标记尽管在不同方言点用字各异，但它们在语音和语义上均存在联系，为同一来源。这类复数标记的语法形式主要有“们[·m](银川)、们[m](太谷^[34])、们[məŋ³¹](太原^[34])、每[·mə](府谷^[35])、木(些)[m~(_ciε)](交城^[36]444)、弭[·mi](佳县^[35])、们[mn^22-45](零陵^[37]298)、们[min³](娄底^[37]146-147)、辈[m(p)ue⁴²](仙游^[19])”等。

声母为t的复数标记在吴语、客家话、赣语、粤语及平话里均有分布。主要有“得[·tei/ti](临猗^[8])、家[ti²⁴](万荣^[34])、的[·ti](运城、永济^[34])、担[tæ⁰](溧水^[19])、搭[ta⁴](嘉定^[7])、多[tai²¹](邵武^[21])、等[tεn²²](翁源^[21])、哋[tei²²](广州^[17])、啲[ti⁵⁵](从化^[17])、队[tɔi¹³](马山平话^[38])”等语法形式。虽然声母均为t，但来源不同。山西晋语的“得[·tei/ti]、家[ti²⁴]、的[·ti]”和吴语的“笃[to¹]、搭[ta⁴]”来源于处所词。山西方言复数标记“家”的读音，声母有t、、，“家”在南区、永济、万荣、运城等地读“tia”，作词尾脱落读“ti”^[34]。苏州的“笃[to¹]”具有处所后置词的功能，上海嘉定华亭的复数标记“搭[ta⁴]”可单独表示处所义^[7]。广州的“哋[tei²²]”、翁源等地的“等[tεn²²]、底[ti]、多[·toi]、多[·to]”均来源于数量词。

声母l和n在方言里常有相混现象，如复数标记“里/俚/哩”声母有l、n，复数标记“人”“侬”的声母有l、n、，故本文将声母为l、n、的复数标记归为一类。吴语、闽语、湘语、粤语、客家话和平话里都分布有l、n、类复数标记。如有“俫[nε⁴¹](东台^[19])、里[li⁴⁴](昆山^[6])、拉[la³³](遂安)、人[n_E⁴³](泰顺^[19])、伲[i^23-44](上海^[19])、咾[lʌ^o](丽水^[19])、勒[le⁰](茶陵^[21])、哩[·li](醴陵^[21]、汨罗)、俚[li²¹](四川安仁、安化湘语)(笔者调查)、邻[nin/ni](衡阳^[37]251)、人[iəŋ¹](衡山^[37]218)、人[nεŋ²¹⁴](长汀涂坊^[19])、侬(古田)、类[ly²²](连县^[17])、笠[lɔt⁵⁵](连山^[17])、纳[na³³](临武^[19])、人[en³¹](玉林福绵平话^[38])、里[ni²¹](灵川平话^[38])”等语法形式。尽管l、n、类语音形式比较复杂，但主要是“里/哩/俚”“人”“侬”在各方言的不同读音，“侬”作为“人”义，在闽语中运用比较普遍。从来源上看，“里/哩/俚”“拉”等来源于处所词，“人”“侬”来源于“量词+人/侬”的省缩。

声母为k的复数标记是“家”保留了见母舌根音声母的读法，因此将、和k归为一类，这类标记主要分布在部分晋语、吴语、客家话里。晋语上党片、中原官话汾河片复数词缀“家”的读音有[ia/iε/ia/i]^[39]。宿松、丹阳的“几”“己”是否是同一个来源，学界有不同看法，如汪化云认为丹阳方言的“己”可能就是“几”，和宿松方言的“几”相同，是数量短语“几个”的省略^[11]268。安徽岳西方言的复数标记是“几个”，江淮官话、赣语中不少方言点“几个”或“几”可以并用表复数义，因此我们赞同汪化云的说法。这类复数标记主要有“支[i⁴⁴]/子[i²¹](汝城^[36]459)、家[·ia](晋城^[34])、家[i^21-13](新绛^[34])、些[ia⁰](吉县^[19])、家[·ie](湖北红安、麻城^[19])、几[·i](宿松^[21])、己/几[i⁵⁵](丹阳)、家[ko⁴⁴](常州^[19])、格[·kε](永新^[21])”等形式。

声母为类的复数标记在晋语、赣语、闽语、湘语里均有分布，有“则[ɜ⁵](延川^[35])、侪[^hai²¹](安义^[19])、侪[e³³](永安^[19])、只[⁴⁵](四川略坪湘语)(笔者调查)、啫[·](蒲圻^[19])”等语法形式。类复数词缀的本字可能是“侪”。

此外，有些方言点复数标记的声母不属于以上类型，如闽语大田城关复数词缀“伙[hue³³]”，温岭的复数词缀“许[he⁵⁵]”^[40]。有的由于语音弱化导致声母脱落，如“人(歙县^[19])、禾[uo³⁴](泰和^[36]456)”等，由于方言材料不充分，语音弱化过程不太清楚，这些复数标记的来源尚待进一步考察。

大多汉语方言点仅有一套复数形式，三身代词的复数标记为同一语法形式，和普通话的“们”形成系统对应。但有的方言点却有多种形式的复数标记并存，或三身代词的复数标记存在不对称、不整齐现象，还有的标记叠加或与单数人称代词合为一个语音形式，下文探讨汉语方言复数标记复杂性的表现。

某些汉语方言点有多种复数标记并存并用，例如：(1)银川^[25]：A.“卬们、你们、他们”；B.“卬们都、你们都、他们都”。(2)济南^[14]：A.“俺俩、你俩、他俩”；B.“俺们、你们、他们”；C.“俺这伙、你这伙、他这伙”。(3)长沙^[23]313：A.“我们、你们、他们”；B.“我屋里、你屋里、他屋里”。(4)祁东^[9]：A.“我一各、你一各、己一各”；B.“我人、你人、己人”。(5)梅县^[30]：A.“亻厓等人/等、你等人/等、佢等人/等”；B.“亻厓兜人/兜、你兜人/兜、佢兜人/兜”；C.“亻厓等欸、你等欸、佢等欸”。(6)南昌^[22]：A.“我个里、你个里、佢个里”；B.“我们、你们、佢们”；C.“我□[·tən]、你□[·tən]、佢□[·tən]”。(7)闽东古田^[41]：A.“我齐齐、汝齐齐、伊齐齐”；B.“我齐齐侬、汝齐齐侬、伊齐齐侬”；C.“我侬、汝侬、伊侬”。

有的虽有多种形式的复数标记，但仅限于部分人称代词，如扬州方言第一人称复数有两种形式“我们”和“我辈儿”，而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只有“你们”“他们”一种复数形式。相反的是，崇明方言^[42]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只有“我里”一种形式，第二、三人称复数形式却有两种，分别是“你勒_你们、你_你们”“夷勒_他们、夷_他们”。

同一方言点不同复数标记在年龄层上大多存在差异，如银川、长沙、祁东方言A式是新派常用的，B式是老派常用的。不同复数标记有的在使用上存在差异，如济南复数标记“们”和“这伙”用法有别，“这伙”本身不能表示领有，如“我们学校”不能说“俺这伙学校”，牟平方言^[43]不同复数标记有中远指和远指之分，“俺这些儿、倷这些儿、他这些儿”表中远指，“俺乜些儿、倷乜些儿、他乜些儿”表远指。有的多种复数标记之间没有差异，可以根据各人习惯任意选用，如梅县话的复数标记“等人/等、兜人/兜、等欸”^[30]。

造成多种复数标记并存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由方言接触引发的叠置现象。叠置指方言借用某语法成分后，固有的同义语法成分并没有退出，借用成分和固有成分构成叠置^[44]，“们”多是借用的，其他复数标记则是方言固有的。南昌方言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有“我个里”“我们”“我□[·tən]”，是受了普通话的影响，古田杉洋话存在着本体层面和外借层面两个层次的叠置：本体层为“单数+齐齐/齐侬”，外借层为来自古田城关的“单数+侬”。二是因方言内部语音发展演变或省略造成的并存现象。如梅县客家话“等”和“兜”在语音上存在发展演变关系，戴昭铭^[6]、李树俨^[25]认为“等”和“兜”分别是“等人”和“兜人”采用“略后式”形成的。此外，天台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我拉个、尔拉个、佢拉个”和“我拉、尔拉、佢拉”并存，这也是由省略造成的并存现象。

汉语大多方言点三身代词为同一形式的复数标记，而有些方言点三身代词却使用了不同形式的复数标记，出现不对称、不整齐的现象。例如：(1)高平^[45]270-273：“我们、你都、他都”；(2)阳山^[17]：“我待、你呢、佢呢”；(3)苏州太湖^[29]：“我里、内笃、夷笃”；(4)苏州东山^[29]：“阿伲、唔得、俚得”；(5)常熟^[6]：“我俚、□[n²²]笃、佢笃”；(6)昆山^[6]：“我里、嗯呐/嗯得、夷特”；(7)宝山霜草墩^[6]：“我伲、嗯呐、伊搭”；(8)福清^[46]：“侬家、汝各侬、伊各侬”。

同一方言点三身代词复数标记不同形的多见于吴语，三身代词复数标记不同的情况多是第一人称复数标记异于第二、三人称，第二人称复数与第三人称复数之间存在一种较密切的联系，如苏州郊区第二人称复数以“笃、得、搭”为词尾的，其第三人称复数也分别以“笃、得、搭”为词尾^[23]29。

同一方言点不同复数标记之间是否存在语音或来源上的联系，阳山粤语第一人称复数标记“待”与广州话的复数标记“哋”当属同源关系，而第二、三人称复数标记“呢”则和连县粤语标记的“类”、连山的“笠”语音相近，“待”和“呢”不是同一来源^[17]。苏州郊区、昆山等吴语的复数标记“里”“呐”和“笃”“得”“特”“搭”有不同来源，“里”“伲”“呐”属于“拉/伲”类复数标记，“笃”“得”“特”“搭”属于“笃”类复数标记。以上显示了汉语方言复数标记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存在不对称、不整齐的现象，同一方言点复数标记存在多个来源的现象，应该是受普通话或周边方言的影响所致，如山西高平方言第一人称复数标记“们”显然受普通话“们”的影响。为什么多是第一人称复数标记异于第二、三人称，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三人称的发展演变较快呢？从阳山粤语看，似乎是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发展较快，由于方言材料缺乏，目前无法对其展开深入的考察。

复数标记的叠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复数标记叠加在单数人称代词后以表示复数，构成复数标记的叠床架屋现象。例如：(1)银川^[25]：“卬们都、你们都、他们都”；(2)左权^[39]：“□[niε ]们家_我们、你们家、人家们家_他们”；(3)长汀^[47]：“我侪们、你侪们、渠侪们”；(4)东莞清溪^[47]：“我家兜、你家兜、渠家兜”；(5)中山南蓢^[47]：“我家哋、你家哋、渠家哋”。

以上标记“们、都、家、侪、兜、哋”均可单独表示复数义，两两叠合构成叠床架屋现象，这是不同历史层次叠加的结果。东莞清溪、中山南蓢客家话“家兜”“家哋”的标记“家”是早期方言复数形式，“我家、你家、渠家”也像北方方言一样曾经是表示复数的^[47]，东莞清溪客家话的复数叠加式“家兜”的“兜”则是后起的，中山南蓢客家话“家哋”的“哋”则是受广州粤语复数标记“哋”的影响而产生了语法成分的借用。福建长汀客家话复数形式“侪们”的“们”则是受官话影响的结果，“侪”是长汀客家话原有复数标记，可从福建连城新泉客家话复数标记“侪”找到旁证。

不同历史层次的复数标记叠加规律是后起标记叠加在原有标记之后，但在某些方言点，叠加的复数标记却可以自由互换位置，如山西中阳方言“们”和“家”叠合使用，其结构形式可分为“们家”“家们”“家们家”，这显然是融合使用了山西其他方言点的词尾特征，山西襄汾方言中“家、屋、系”三个复数词缀可叠合为“家屋”“家系”“屋家”“家屋系”“家系屋”，不同的叠合形式表义基本一致。复数标记叠合形成动因主要是由语言或方言接触导致的，在接触过程中，受借方言系统中固有复数标记不是被借用复数标记所替代，而是新旧标记叠合形成叠床架屋现象。

合音指人称代词单数语音形式与复数标记的语音形式合为一个语音形式。合音形式在山西中原官话、晋语、闽语和吴语中较为多见，但有的方言点三身代词的合音存在不平衡性，非齐头并进。例如山西方言，见表 1：

山西平遥复数有两种表示法，一是合音式，一是附加式，其合音式是由附加式人称代词和复数标记合音而成，即平遥方言是合音式和非合音式并存并用。山西洪洞、浮山第一、二人称都采用合音形式，第三人称复数“那家”“他些”是非合音形式。古县第二、三人称复数都是非合音形式，而山西柳林、昔阳、兴县、河曲第一、三人称是非合音形式，第二人称采用合音形式^[39]，襄汾汾城方言也是第一、三人称为非合音形式，第二人称采用合音形式^[31]。上述方言点合音情况见表 2：

从以上合音情况看，第一、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复数合音形式相比，第一、二人称合音较为普遍，但柳林、昔阳、兴县等方言点第二人称是合音形式，而第一人称却是非合音形式。其他方言是否也有此现象呢？吴语、闽语、粤语部分方言点的合音形式见表 3：

吴语萧山方言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是人称代词和“拉”的合音，第二人称则是合音形式与未合音形式并存，第三人称还未合音。吴语溧阳方言第一人称复数形式“伢[ŋo⁵²]”是“我家”的合音，第二人称复数形式“绕[nio⁵²]”是“你家”的合音，第三人称“他家[t^ho³³ko⁵²]”也尚未合音。可见，三身代词合音发展存在不平衡性。闽语漳州、泉州、饶平、澄海等地三种人称均已形成合音，汕头、潮安、潮阳、揭阳、普宁、汕尾等地则只有第一、二人称是合音式，第三人称至今仍说“伊农”^[49]，即闽南话复数合音式是人称代词和复数标记“侬”的合音。粤语江门、新会、阳江方言三身代词复数读为单音节，李如龙认为应该是合音(我各、你各、渠各)而来的^[16]156。以上各方言点三身代词合音情况见表 4：

从萧山方言看，合音过程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闽语漳州等方言三身代词已经完成合音，但闽语部分方言点如汕头方言第三人称尚未合音，据此可推测第三人称最后完成合音过程。这和山西方言三身代词的合音规律存在差异，如山西柳林、昔阳、兴县、河曲、汾城第二人称完成了合音，第一、三人称尚未合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明。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方言点合音后仍可再附加复数标记。如山西隰县^[39]“我家们ŋa ⌉·məŋ、你家们niε⌉·məŋ、他们t'a ·məŋ”，隰县第一、二人称合音后再附加复数标记“们”。山西中阳方言表复数义“□[ni_A²⁴]”合音形式后也可附加复数标记“们”或“们家”。绍兴方言第二、三人称的复数分别是合音形式“亻那”“耶”，不过在其后仍可附加“落/辣”来表复数，戴昭铭对此的推测是，大概是缩合形式产生后，信息有所衰减，人们觉得单音节形式不足以强调复数，于是又加上表复数的“落/辣”^[6]。合音后再叠加“们”的动因，是长期受周围方言或共同语的影响，出现了和周围方言或共同语趋同的倾向，于是在合音形式上附加复数标记，形成叠床架屋现象^[51]。

关于复数标记的来源，学界多集中于普通话“们”的探讨，有江蓝生^[2]、张惠英^[52]等，也有学者探讨了个别方言点复数标记的发展演变，如戴昭铭^[6]、盛益民^[7]等。那么，汉语方言纷繁复杂的复数标记，是否有着共同的语义来源？通过对众多方言点的考察得知，尽管汉语方言复数标记丰富复杂，在语义来源上可大致分为“类别义”“多数义”“处所义”三大类型，下文分别加以考察。

声母为m类复数标记有“辈[m(p)ue⁴²](仙游)”“们”“每”“木”“弭”等，是普通话词缀“们”在不同方言的地域变体，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有着同一来源。关于“们”的来源，汪化云认为来源于“辈人”的合音，南北朝时期“辈人”用在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后，表示“一类人”的意义^[11]277。江蓝生从语音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唐代以来文献中的复数词尾标记“弭、伟、每、懑、门、们”的语源都是“物”，即意义为“等类、色样”的“物”用在指人名词、人称代词之后，表示某一类人，进而虚化为复数词尾^[2]。张惠英^[52]认为“们”来自古汉语的“门”。尽管学界对“们”的来源持有不同看法，但“辈”“物”“门”都是表某一事物类别义的词，即m类复数标记是由类别义词发展演变而来的。其演变路径是，表某一类别的词在数量上肯定不止一个，当位于指人名词、人称代词之后，类别词可以由词义直接引申指数量义，且表示多数，然后再进一步虚化为复数标记。

汉语方言中声母为类复数标记有“则、侪、啫”等，本字可能是“侪”，即声母为m和类复数标记是由类别义词发展演变而来。

汉语方言大多复数标记来自表多数的数量结构，复数标记为“数量/指量结构”的大多属于这一类，如“这伙”“那几人”“几只”“各侬”“多人”等。具有实义的“数量/指量结构”的发展趋势是由多音节变为单音节复数标记，如上文提到的“省前式”：家人、俫人、各人→人；各侬、些侬、星农、粒侬→侬/农。“略后式”：几个→几；伙人→伙；些人→些；兜人→兜。“略后式”保留的是不定数词或不定量词，语义上进一步演变为复数标记。闽东古田杉洋话与虎浿话的复数标记“齐齐”相当于普通话的“们”，也来自多数义词，“齐齐”有统称“大家”之意，可以单用^[41]，如：“齐齐都去福州吧_{大家都去福州吧}丨我去接汝齐齐(侬)_{我去接你们}。”此外湖南祁东方言复数标记“一各”蕴含着多数义，也是由表多数的词语语法化而来^[9]。

此外，声母为t、l、n、类的复数标记部分来自多数义。关于声母为t类的复数标记的源流关系，学者们对此做了较多探讨，主要有如下看法：(1)“等”是古汉语沿用下来的，派生形式是“等人”；“兜”是量词虚化来的^[30]；(2)“多→兜，兜人→等”^[53]；(3)“等人→等[ten]→兜[teu]→都[tou]→哋[tei]→得[tei]→的[ti]，”“笃、得、特、搭、堆、推”等是“等”在不同方言点的现代变体^[6]；(4)“等→都(兜)、多”，阳声韵对转为阴声韵^[25]；(5)“多→兜、哋”等，或“多”与“人”合音为“等”^[11]263。上述看法归纳起来，分歧在于t类复数标记的源头是“等”还是“多”，李树俨、戴昭铭都认为t类来自“等”，林立芳认为“兜”是量词虚化来的，而李如龙、汪化云则认为来自“多”。从方言事实看，我们赞同李如龙和汪化云的看法，梅县话的“等”可能是“兜人”的合音，“兜”可能是“多”变来的，指示代词的多数式“那些”说成“个兜”，是本方言的内证；江西南城和福建邵武一带，人称代词的多数式就都是单数式加“多”构成的，这是姊妹方言的旁证^[53]。综上，本文认为声母为t类复数标记部分来自数量词是可信的。

声母为l、n、类复数标记“人”“侬”是通过省略前面的数量词而来，这在前文已有探讨。但关于吴语中l、n、类复数标记“俫、里/哩/俚、拉/啦、伲、勒、笠”等的来源，学界持有不同看法，如林齐倩认为吴语中大部分复数词尾来自处所词^[29]，盛益民也认为复数标记“拉”源于家义处所后置词^[7]。戴昭铭认为吴语天台复数词尾“拉个”的“拉”本字应该是“两”，吴语各地人称代词表复数意义的“拉/伲”都来源于“两”^[6]。可见学界关于复数标记“拉”的来源尚存分歧。

从跨语言比较看，复数标记和数量义存在语义上的关联。如羌语第三人称多数tha⁵⁵χuɑ⁵⁵中的χuɑ⁵⁵就是多数标记thyɑ⁵⁵因受到前一音节声母的影响而发生异化音变的结果^[13]，西林壮语复数式前缀“hɔ⁴-”相当于武鸣等地的“kjo：ŋ⁵-”，有“伙、群”之意，可独立成词^[54]，可见羌语和西林壮语的复数标记均由数量词语法化而来。

综上，由数量结构发展而来的单音节复数标记有如下演变方式及路径：①(数词)+量词+人/侬→人/侬→复数标记；②(数词)+量词+人/侬→量词→复数标记；③数词+量词→量词→复数标记；④数词+量词→数词→复数标记。

汉语方言中不少复数标记都兼有处所义，前文已有介绍，如南昌方言的复数标记“个里_这里”、长沙方言的复数标记“屋里”。吴语复数标记“搭”“里”“笃”都兼有处所词或处所后缀的作用，盛益民认为“北部吴语的复数标记基本上都兼有处所后置词的功能”^[7]。如复数标记“搭”是吴语中最常用的处所词，苏州话指示地点时都有处所后缀“搭”，如“哀搭_这里”“搿搭_那里”“小王搭_小王那儿”。

复数标记兼有处所义在汉语方言中大量存在，那么兼有处所义的复数标记是否来源于处所义呢？赵变亲指出襄汾汾城方言人称代词词尾“家、屋、系”，都是从表示实在意义的“家、家里”虚化而来的，而且这种虚化并没有完成^[31]。即表示实在意义的“家、屋、系”与表示虚化的词缀“家、屋、系”在襄汾方言中并存，而且很多情况下出现的语言上下文环境是一致的，到底是词缀还是有实在意义的词需要依靠语境来鉴定。如：“我家没人去临汾。丨活干完了，告我屋一声丨你系太不讲情面啦。”这些句子里的“家、屋、系”既可以理解成实在意义的“家”，也可理解成词缀。我们认为读音为[ia/iε/ia/i]、[ko/kε]等的复数标记“家”都来源于处所义，读音不同是音变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吴语兼有处所词或处所后缀作用的复数标记“搭”“笃”“里”是否来源于处所义呢？林齐倩认为这些复数标记来自处所词^[29]，盛益民把北部吴语的“家(ko、ka)”“里(li)”“笃(to)”“搭(ta、tæ等)”归为处所型复数标记，其语义演变链是：方位词/泛用处所词＞家义处所词＞家义关联标记＞泛用关联标记/复数标记^[7]，我们赞同林齐倩和盛益民的看法。关于“里”的确切来源，可以从其他方言得到旁证，如汨罗话“我俚”有“我家”之义，“俚”即“家庭的住所”，本字是“里”^[32]，因此“里”来源于处所词是可信的。

“空间＞时间”是世界语言的普遍演变路径，而空间处所词演变为复数标记走的是另一条演变路径，即“空间＞数量”。“空间＞数量”的演变路径在汉语中比较常见，如“上下”“左右”等表数量范围的词源于方位词，“过”空间上的“超过”引申为数量上的“超过”，趋向动词“来”演变为概数词，这都属于“空间＞数量”的演变。空间处所词有具体的空间范围，具体的空间范围内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事物，这是空间范畴向数量范畴演变的认知基础，即空间处所词演变为复数标记的过程，经历了“数量义”这个阶段，演变路径简化为：空间义＞数量义＞复数标记，这符合汉语发展演变的特点。

综上，汉语复数标记共有“类别义”“多数义”“处所义”三个语义来源，但演变为复数标记前，都经历了“数量义”的发展阶段。而单音节人称代词后的多音节数量结构，在汉语韵律特征的制约下，经历了结构省缩。

复数标记的主要功能是表达复数义，除了表达复数义，还有单数化功能、表类功能和话题标记功能。表复数义功能不再赘述，下面集中讨论复数标记的单数化功能、表类功能和话题标记功能。

复数标记的单数化功能，即用复数形式表示单数的情况，杨炎华把这类复数标记表达的功能看作集合标记功能^[5]，本文赞同单数化功能一说。汉语不少方言点的复数标记都有这种单数化功能，陈玉洁将之分为由领属关系引起的单数化和由敬称引起的单数化^[55]，如湖南汨罗方言“人称代词+俚”，用在家人、亲戚或社会称谓等表人名词前作领属性定语时就有了单数义，“俚”为汨罗方言的复数标记。从语用方面看，复数标记单数化不仅仅表敬称，还有其他各种语气义，中阳方言第一人称复数的各种形式都可用来代替第一人称单数，此时表达谦虚、不满、亲密等各种语气^[56]。娄烦方言的复数标记“家”附加在人称代词“你们家”“他们家”“人家们家”等后面，一般都用在儿童和青年女子口语中，仅表单数，在意义、语法功能上与未加“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加重了埋怨或羡慕的感情色彩^[57]。单数化功能均出于交际策略的需要，在单数意义的场所用复数形式来表达，此时往往带有说话人较明显的主观情感色彩。

当复数标记位于普通名词后，语义表现为群体义或连类义，这类用法在汉语方言里比较常见。青海贵德周屯话“们”可表示名词所指的一类行为、事物或人，如“针线们_针线活丨钢琴们_钢琴丨青青_人名们”，其中“针线”指缝补类行为，并非指可数的“针”和“线”，“青青们”指青青这般年龄的孩子^[58]。贵州金沙方言复数标记“些”放在名词或名词短语之后表群体复数，指称一个群体，如“人些丨老师些丨昨天来的客人些丨账些丨事情些”^[59]。河北武邑方言复数标记“们”可放在所有类型的名词之后，如“‘的’字结构+们”(如“干苦力的们”)、“数量词+名词+们”(如“三十阿多鸡蛋们”)，这些结构里的“们”的功能使名词性词语的复数义更为显豁和确定^[60]。实际上武邑方言普通名词后的复数标记“们”的语义和金沙方言复数标记“些”相同，都表群体义或连类义，我们把复数标记的这种功能称作表类功能。

复数标记还可泛化出话题标记功能。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地区，如贵德周屯话复数标记用于不可数名词(如“雾们出来了_雾出来了”“天爷们下着没_雨没有下”)后，复数义不明晰，用在并列名词N₁N₂之后，既可表复数义，也可能不带复数义，需要依靠语境等结构外信息加以判定，“天爷们”作主语，“们”承担更多话题标记的功能^[58]。唐汪话里的“满”单用时兼有复数标记及话题标记的功能，兰州及周边地区特殊的“们”(如“一个老汉们曼”)、“有些抽象名词后加‘们’并不表示单、复数，只显示出‘们’作为词缀的特点”，徐丹明确指出，这些用法其实就是复数标记的话题标记功能^[61]。

数范畴是语法范畴的一种，对汉语复数标记作跨方言的类型学考察，有助于揭示汉语在数表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进而体现汉民族的认知心理和认知特点。若把汉语复数标记放在人类语言学的大背景下，就可以通过跨语言比较来揭示人类在数表达方面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因此本文对人类语言数范畴的研究具有类型学的价值和意义。为了充分揭示汉语复数标记的特点及类型，本文考察的方言点尽可能做到多一些，但由于语料所限，有些问题还有待今后利用更多的历史和方言语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如复数标记的具体来源，学界尚存在争论，其演变的具体路径，也仍需作详尽的跨方言或跨语言考察。汉语复数标记非常复杂，其复杂性原因还有解释不了的地方，如第一人称复数标记常异于第二、三人称，是第一人称发展演变较快还是第二、三人称？为什么往往是第一、二人称复数已合音而第三人称尚未合音？可见，汉语复数标记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