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the Sense of Cultural écart and Cultural Mindfulness are so Important for
Cultural Confidence?

文化由抽象的观念、价值观和对世界的看法组成，影响并反映在人们行为中，是由所有成员共享的、基于符号的动态整合系统^[2]。文化是可认知和评价的。“文化认知的能力，是人类物种的禀赋。”^[3]文化的可认知性表现为个体具有文化反省和批判能力，人们可以感知文化、比较文化和评价文化。文化的内容和脉络，无论是抽象还是具体，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是可以感知、体验、评价、叙述和交流的。个人或群体采用或感性与理性、或浸入与抽离的视角，整合有关的肯定、赞扬、否定、批评等信息去认识文化、体验文化、反思文化。每个人都生活在文化脉络中，在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开心眼，滋心灵，育德行。通过这样的过程，人们可以认知文化精神，进一步设定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内容，捍卫文化的尊严。

文化是可认知的，但认知和评价文化也充满了挑战，既因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也因为文化作为认知对象的复杂性。人们对文化的认识总是受主体经验、认知有限性及自我防卫心理的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常不期然地采用文化传承的知识处理生活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却不惯性地考虑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4]，即便是专业人士在探究文化时也会不自觉地受这些因素的影响^[5]。既有的知识和视角在认知文化时会产生认知框架效应，自我提升、内群体偏好等普遍存在的心理过程，也会给认识和评价文化带来挑战。从文化作为认知对象的复杂性来看，文化的内容和过程兼具宏大与细微、创造与守成、刚柔相济等多重复合特征，很难用简单固定的知识和范式来描述。认识文化既不是简单地打标签，也不是执着于文化的普遍性，用强势文化来否定弱势文化，而是超越文化赋予自身的立场、视角和偏好，通过或直觉或理性的方法来认识、理解和发展文化^[6]。另外，认知、评价文化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无论是人类总体的文化，还是具体的特定文化，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越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文化，越难以认知和界定。

个体具有认识文化、评价文化的需要。伴随着沟通和交流的全球化，互联网对生活全方位渗透，多元文化混搭^[7]日渐成为普遍性经验。文化多元与混搭带来的文化骄傲与自豪，文化焦虑与混乱感，也都会驱动人们去认识文化、选择文化和创造文化。面对日益丰富的多元文化元素、文化体验、文化互动，更多、更复杂的文化模式，普通人不但需要追随文化传统，按照文化规则行事，还要认识、评价和选择文化，把握文化中的行为指引，构建身份认同、应对心理威胁^[8]，保障心理生活的安全、顺畅。对于宏观文化命题，普通人虽然更可能受特定认知局限的影响，容易将文化现象等同于文化精神，但仍然可以通过朴素的经验和理论学习认识文化的形式、脉络和趋向。

宏观文化知识对个体认知文化具有定向和框架作用。近现代东西方文明冲突中，中华民族所累积的认识与评价文化的方式方法以及经验教训，是当前人们认识中华文化、形成文化自信的基本凭据。纵向来看，正是在应对压力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由被动渐次主动，把握了先进的生产力，建构了高效的社会组织模式。这个从自如到限制，再从限制到自如的历程，是所有文化成员建构有生命力文化的过程，是文化适应、文化成长、文化创造力的证据，也是滋养当代人文化认同、文化自豪和文化依恋的最基本参照。个体正是在这个框架中认知和体悟近代以来文化的压力、自觉和成长历程，形成从具体到抽象、从表层到深层多元的认知和丰富体验。大众具身性文化认知与专家学者的文化发育论、构成论^[1]互动所形成的文化共识，既为文化成长提供了空间，也具有认识上的时代意义和方法价值。

文化自信(cultural confidence)建构于文化认知过程中的反省和体验，是文化认知中最具评价性和动力性的结构，源于文化自主存续意识，是文化边界凸显后对主体文化存在和发展趋向的认知，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产生的自豪、焦虑、依恋等多重情感体验^[9]。文化自信指涉的内容丰富，凡是文化认知的对象，无论是风俗习惯，还是价值、信仰，古今中外的文化现象、文化模式和文化理念，均可因其于个人、群体、社会的意义而注入和体现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也是动态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既有文化理想信念的指引，也有文化危机感注入的动力，其内容和表现形式，时刻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文化自信还是能动的，是文化命运的主体化建构，驱动个体、群体关注自身文化的命运，强化文化自觉，承载文化气质，赋予文化主体进取精神，并形成文化主体坚韧的品性，促进文化自主、发展和创新。中华文化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充分展示了文化自信意识的产生，文化自信内涵的变化，以及文化自信的功能和价值。正是其丰富的内涵和功能，使文化自信成为中国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认同^[10]的表征。

文化自信内容和过程的复杂性，丰富的个体和群体差异、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提出了理解文化自信的表征、结构、过程及影响因素的必要性。而文化自信的认知和评价，既包含个体的、局部的微观过程，也包含群体与社会的宏观历程，这个过程中的认知框架、认知内容、认知情景和认知经验等，每一个环节或内容都可能产生认知和感受的分化，形成个体及群体间的差异。通过过程剖析，很大程度上能够回答个体化认知如何上升到文化本质的好与坏，微观经验与宏观经验对话和转化路径，以及如何避免文化迷思、文化自卑感或文化优越感的问题。而分析个体和群体差异，也可展示文化自信从自然到自觉，文化相遇而产生的冲突，文化由自卑到强大的逻辑，以及文化包容和创新的内涵和机制，为提升或促进文化自信打开空间。

文化差异与文化间距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方式。差异文化观是指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对比的方式认知文化，是强调用文化之间的不同、文化归类来认识文化的思维模式。跨文化心理学最先将不同地域、国别的差异归因为文化差异，以某些地理学、人口学显在的特征作为载体，划分有清晰边界的文化模式类别，文化主义由此认为个人主要由一种文化塑造，世界上的文化传统均彼此独立。文化主义以直觉、类属化方式认识文化^[6]，这种类属化造成的独立和竞争关系则衍生出文化优越、文化尊卑等概念建构和心理体验。文化差异观具有直觉先导性，有利于快速认知文化的特点，但也因此而具有明显局限性。一方面，文化模式并不完全依据国别或地域差异来界定，地域或群体内产生的差异并不比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小^[11]，文化心理模式可以但并不总是与具体地域空间或特定人群捆绑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文化主义将看起来客观的差异固化为特定文化的本质^[12]，无论是思维方法还是认知结果都导向了文化本质主义。以简单差异对比方式认识文化，不管是以外显的人口学、地理学特征，还是用内隐的价值观、民族性等心理学变量来标识文化的“本质性”，本质主义所导向的都是文化特征与差异的固化。

文化间距观也会以差异作为认识主体文化的参照，但并不以差异作为认识文化的重点或终点，更强调拉开一定的距离去发现被文化表面异同掩盖的深层次文化建构逻辑。间距是一种打开距离的非鉴定性探索^[13]，并不是以差异引导竞争。文化间距(cultural écart)是通过文化思想资源相互敞开而相互发现，通过理解去建构文化自主发展的动力、方向和内容，形成文化的孕育力。这种间距所形成的空间，既是文化之间的，也是文化之内的，是启动文化内生力量的机制，突出的是文化自在的价值，而不是单向度的优劣。

文化的差异观和间距观非常相似，有时还会被混淆，那些用差异表达文化距离的实证研究，更是加深了人们将差异等同于间距的误解。事实上，表达差别的文化距离^[14]可能来自文化差异观，也可能来自文化间距观。从认知角度来看，跨文化差异观是用对比方法忽略了文化相容相涉的共通性而定格于文化间的距离，文化间距理念则是通过去除、脱离非此即彼的自我中心或者他者中心去认识彼此的共同和差异，更突出差异是一种认识文化的切入点。文化间距观更可能将文化认知引向自觉的动态建构论^[15]，通过认识多元文化的核心与魅力，让文化主体发展文化智力，使其更智慧、更具有适应性。从认知方式来看，差异观和间距观主导的心理认知过程不同：差异观更接近直觉引领，间距观则需要超越直觉。采用文化间距模式认识文化，是启动复杂的社会文化认知系统去理解差异^[6]，超越表观异同去认知文化的内在机理，欣赏各种文化现象、文化过程和文化模式，实现文化对话、共生和发展，实现多文化框架的转换^[16]。启动这种认知文化的方式，需要超越固化差异与排斥为第一反应的防御导向，超越先赋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对认知者的无意识影响，超越对同质性、稳定性和结构的偏好^[17]，警觉对比、归类这类本质化心理模式^[18]，不被文化直觉类属所左右，打破认知惯性，以丰富的文化经验、文化知识、强大的自我调节为依托，去认识文化、评价文化和表达文化。

在当代多元文化共生已成为主流的背景中，间距观是更具有诊断性的认知方式，更适合在多元文化交融背景下认识和处理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特定的文化，间距观的产生和确立是文化成熟并强大的内在力量，也是契合文化进化的有效策略。文化进化是借用进化论来描述文化的发展，以进化的概念、工具和方法来探讨文化变革^[19]。以进化观点来看待文化，并不是强调文化的达尔文式竞争，而是强调任何文化都须具有自足性，给人们充分的意义和价值支撑，并根据环境要求推陈出新以适应发展的要求。文化若不能以内容、形式或过程满足内部需要和应对外部压力，就会随功能的丧失而渐次式微、磨灭、消解。当然，与生物进化基于偶然变异的适应不同，文化进化具有主动建构性，通过社会学习机制^[19]实现价值、知识、技能的累积与扩张。间距观会聚多文化的感知、调节和行为能力，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去解决文化发展所需要处理的内外矛盾或挑战，是更有利于文化进化的认知和行为策略。

文化间性是文化间距观的有效载体，是形成文化自信的原则和有效策略。哈贝马斯将主体间性概念发展到文化层面而建构起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即以文化之间积极地对话为前提，既坚守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也对自身文化意义进行确立，在彼此相互观照中为文化延续与发展提供动力。文化间性是间距观处理文化关系的具体策略，这种策略突出了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在承认“他者”文化主体地位前提下，在差异中相互学习和借鉴，与其他文化相涉、相融，在与其他文化主体之间关联中显现自身存在的意义，从而达到文化之间的共生、共存^[20]。文化间性是任何文化都能自信发展的内核，也是见诸于文化主体的内在品性。

文化间性建构文化自信服从中心化原则。一方面，文化中心元素是形成文化主体意识、建构文化间性的根本，中心化表达了文化间性的重要性和地位。文化中心元素具有高度象征意义，是文化神圣和价值的中心，文化成员会对其产生深度的情感依附，具有不可撼动和凌越的地位，不可轻易在文化之间共享、混搭^[7-8]。文化中心元素也更容易产生文化对比，被认知为文化差异，强化文化距离感甚至文化主义。另一方面，中心性表达了文化精神的敏感性和韧性。核心文化元素往往是抽象的、高建构水平的，具有变革的弹性和韧性，在面对文化的挑战和压力时，会通过特定形式予以重述、重构而再中心化，引领文化的发展、进化。

文化间性尊重文化主体意识是文化自信发展的心理前提，但文化自信的性质或方向，还受文化距离感的制约。这是因为人们总是从具体经验的文化来理解抽象宏观的文化，确定或调整自己的认知与行为模式，这种倾向往往先于文化间距意识。个体的文化意识，往往由具体的语言、饮食、婚姻等文化现象差异激发，当文化间疏远感胜过相似感时，文化间性不足以拟合文化距离感产生的文化边界，就会挑战文化自信，这个过程如果由文化竞争观主导，回避动机则可能促生内卷化的文化自信。反之，文化近似感超越差异感，文化间性增强趋近的动机、感情和行为倾向，提升文化自我认同，文化共生观促生开放、汇聚性的文化自信。显然，汇聚与内卷都是文化自信的心理形态，但积极对话与交流使文化核心在传续稳定性和创新重构之间保持适当张力，使文化具能动性、适应性、超越性。总的来看，文化距离感调节了文化间性原则作用于个人文化认知和体验的关系，形成了适应度不同的文化自信框架。

文化正念(cultural mindfulness)是认知、评价和体验文化的方法论。评价文化会产生两种典型脆弱心态：文化优越或文化自卑。脆弱心态往往来自静态的文化对比，而超越认识差异，通过省思、对话构建动态的文化观，正是从文化差异观到文化间距观转化，确立文化正念的过程。

正念虽因流行于心理咨询领域而广为所知，但这个概念不仅限于描述个体，也是群体或集体化的心理模式，并可合理地扩展到文化。从个体角度来看，正念是注重当下与不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倾向，也是一种面对压力和情绪困扰降低认知脆弱性的方法^[21]。正念的价值在于以注意力调节和自我观察，改变情绪压力的意义，消除威胁感，提升耐受力；同时，这个过程也会增加认知复杂性、提升建构水平，通过深入认识环境、现实、主客观变换等，正念使个体脱离过于自我中心化的纠缠，实现认识的升华和情绪的释放。从群体角度来看，集体正念(collective mindfulness)是帮助组织预测和应对意外的认知和行为架构，其成分包含忧心失败、厌恶简单解释、行动敏感、保证韧性和尊重专业知识^[22]，前三个成分围绕问题或预警意外，而后两个成分的核心是弹性适应^[23]。在高稳定运转组织中(如核电厂)，正念确保随时捕获危险信号并迅速应对，在稳定运行的组织中(如医院)，正念框架则可预防系统失灵。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正念，都具有能动性，聚焦当下，信息敏感，反思性地运用知识去发现潜在问题，从不同视角不断地转换、创建和完善概念，从而能够察觉自身局限，消除威胁，发展出韧性和应对能力。

文化正念是正念在个体和集体基础上的延伸，是伴随文化反思、文化自觉深入系统地去认识、理解和发展文化而形成的适应性方法论，是自觉文化主体的必然属性。如前所述，文化相遇产生文化自主意识，使人们关心和思考文化的内涵和命运。然而，文化沉思(cultural thinking)如果缺少合理的框架，那么，文化主义、本质主义就由于其在心理层面具有的认知可及性，最容易成为人们思考文化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在给人们迅速带来确定性认知的同时，也容易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于文化差异，突出强势文化的特异性，催生文化竞争，深化文化对立，使文化认知和体验内卷化。文化正念与文化冗思(cultural redundancy)不同，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时，正念强调采用接纳立场来体会文化的内容、形式、模式和关系，这种超越会令思考者搁置文化现象的表层困扰，扩大、提升文化问题的建构空间，即通过文化距离启发、催生文化间性。文化压力促生文化适应性，对文化的认知和体验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释放、转化、凝聚，形成文化自信的建设性形式和结果。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正念与文化冗思具有形式的近似性，均呈现相似的文化问题意识，并诉求思考来应对文化发展压力、化解文化竞争形成的张力。冗思区别于正念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冗思执着于寻求本质化解决方案，不能建构超越性框架以整合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累积性，不能建立文化的间距而执着于差异，陷于特定认知框架中进行循环思维，不能悦纳文化，难以聚焦文化的核心和生命力。

文化正念具有塑造并发展文化的方法性质，是文化自信发展的重要心理路径。正念思路接纳当下、警觉环境、以开放的心态、复杂的认知和专业知识，优化和改进文化系统，通过克服面临的压力发展文化智能、提升文化韧性，也正是全方位塑造文化自信的过程。

首先，以开放心态专注文化主体经验和环境挑战是理解文化、形成文化自信的基础。文化过程不仅仅是知识的累积，更是鲜活的实践和体验。剥离主体经验是架空文化存在的一种理想化思维。由此，是否先接受主体文化而后再去反思和建设，是文化正念区别于其他文化心态分界的起点。“全盘西化”“复古主义”这两大文化主张，都是舍去了接纳这个正念，要么不能接受自己的文化传统，期待穿上其他文化的衣服而成为优势文化、主导文化；要么不能接受当下的文化主体地位，将自己当成了走错路的孩童，希望通过重新遵从先知箴言而获得文化重生。这两类思路的共同之处在于否定了文化主体实践存在的合理性，将文化精神、实践主体与文化资源割裂，将文化视为脱离主体的独立存在，可以自由替换、嫁接。文化自信是承认、认可、赞许、发扬文化，而不是压抑、否认和贬斥文化，接纳是正念涵养文化自信的起点。接纳现实，理解现实，通过接纳生发自信的“有”“是”“为”内涵^[24]，也就是文化的成就、文化的能动性与价值精神以及文化发展的趋势，是更具有建设性的思路和方法。

其次，文化正念的开放创新思路与方法契合当代文化成长的路径。随着文化进化日趋自觉和自省，正念中的元认知机制能够很好地将注意力合理地分配到文化诸要素、过程、表征的多领域和多层次中。这种复杂性思维、多维视角，为文化发展打开了新空间，表现为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去探查文化发展的契机，也表现为以概念、再概念的方式去把握文化环境的复杂影响，形成文化创新和适应的内生机制。

再次，文化正念赋予文化以韧性。建构文化的韧性表现为对外来威胁或内在偏离信号的敏感，以专业化精神去应对和化解大大小小的文化压力与挑战，以及持续的优化与提升概念和方法系统。如前文所述，正念是开放和敏感的，能有效洞悉文化发展新动向、文化遭遇的危险信号，正念也是能动的，通过对文化审视再审视，以专业精神去发展文化系统，应对文化发展中的压力和挑战。这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效方法系统成就了文化的能动内核，是文化发展的承诺，文化韧性的根本，也是文化自信精神的现实依托。

总之，文化正念建构于文化自信最核心的态度和能力之中，文化正念昌达的文化系统，符合文化与人的良性互动模式，必然是以其丰富的内涵为文化成员提供发展的空间，是先进的、发展的、成就的，因而也是令人认可、值得自豪的。

文化间距是文化正念的促成因素，也是文化正念的结构因素。从正念已有研究发现来看，文化间距可归入文化正念中有关警觉、专注以及再概念化的成分。文化间距引致的认知调节、概念重构、专家与专业知识系统创新等文化变革与发展，构成了文化正念的心理内涵、表现形式和作用机理。

文化间距是塑造文化正念的有效方法。从形式上来看，以文化间距观来加工文化内容，是站在多文化视角，超越距离来看待文化主体、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创造出尊重文化、发展文化的空间，从而获得文化正念所需要的认知与情感的开放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而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过程中，个人或群体的特定距离感或距离偏好会形成文化间距的多样性，而这些偏好也塑造了主体认知文化、展示文化间性的结构空间，深刻地影响文化正念的形成和表达。

文化间距观有助于克服或避免文化冗思。个体产生文化冗思，往往是缺少文化间省思所需要的心理资源造成的。文化反身认知由于从主体出发，近距离的信息往往具有最大的认知可及性，这赋予了直观感性经验在文化认知中更大的权重，也是间距难以建立的心理原因，而情感和价值偏好也因此极易切断逻辑与理性，回归既有的文化自洽。文化认知回归具有心理安全效应，但文化内卷并不能消除文化压力和文化疑虑，若思考为情感所绑架，闭环式文化省思就会幻化为文化迷惘，无法在开放的空间中有效界定问题或陷入问题中不能自拔。当然，伴随着这些文化认知也会产生与文化正念背离的成果，如文化焦虑、文化自卑以及文化虚无主义。冗思虽然具有正念深入思考的形式，但不具备正念的超越性和开放性，难以将文化压力转化为文化创造力，难以独立成为有建设性的文化能力。冗思也往往使人难以敞开胸怀接纳本土或外来文化，在文化压力中失去自我。在文化沉思中注入间距的观念和方法，通过拉开适宜的距离，形成开放和建设性的文化视角，则有助于跳出文化冗思的认知循环、超越具体去认知文化，也是形成文化认同意识的有效途径。

(二)文化正念和文化间距的共同作用

文化正念促进文化自信，文化距离感会调节正念对文化自信的作用，一定的文化距离感更宜于正念促进文化自信，文化距离感失当会突出共性或差异而弱化甚至失去文化间参照的意义，其作用过程与文化间性类似。当文化正念处于中低水平时，文化距离因为扩展了文化视角，个人和群体向自身文化回归，文化依恋占据情感的主导，因而能增进对所属文化的自信。当文化正念处于高水平时，距离感带来的异化或威胁感被消解，无论文化距离知觉为远还是近，都不能动摇文化借鉴在认知和体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是会强化文化自信的建构性。显然，借鉴过程既需要以文化自信为依托，也良性反作用于文化自信，在高水平正念条件下，文化距离感不再是直接影响或解释文化自信的显著因素。

文化正念和间距是通过协调内外矛盾共同作用于文化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塑造文化自信的框架、注入文化自信的动力。文化发展需要以积极文化意象与各个文化子系统协调发展，呈现正面、积极、令人自豪的文化精神，与此同时，认识主体文化精神、发展主体文化，还需要在文化接触、沟通和交流中超越自身文化。文化间距和文化间性都强调文化成长是互相借鉴，以文化的主体性为基础“拿来”或“借鉴”，而不是邯郸学步，本末倒置，更不可以文化休克。以文化休克取代所谓糟粕文化的方法，虽然可以瓦解既有文化中不合理的要素或形式，但关乎生活质量的意义系统却也会随之失去，这类文化意义系统往往需要经历世代才能建构起来。文化错置使主体面临失去心理支撑的威胁，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将长久地产生负面影响，在文化断层族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恶果。例如，新生代因纽特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因割断了传统文化，既无法从文化传统中获得心理安慰，也无法从新认同的文化中获取应对的资源，由此产生了深重的心理危机^[25]。由此，文化间距和文化间性共同打开文化进化的可能性，文化正念则通过累积性创新和学习机制的开放性，共同超越初代文化冲突与竞争群体中广泛存在的文化制胜的迫切心情，回归文化的主体精神，在人类古今中外的价值空间中深切理解文化，在处理文化群体的内外关系过程中，形成文化创新与发展的能动性适应机制，这种文化生命力也正是文化自信的灵魂和使命。

文化是需要解释的^[26]，无论将其看作是一种制度，还是看作是一种实践，文化都是发展变化的^[27]。当前，文化间竞争已经成为所有文化发展所面对的普遍命题，每种文化模式的存续都是因其具有强大的吸纳力和创造力。文化自信是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机制，文化正念和文化间距将文化的兼容性与能动性整合，在更广阔、更深入的文化意义上赋予文化适应性，保障这个动力性心理与行为机制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具体而言，文化距离和文化正念是个人及群体适应与建构文化的重要途径。在文化的接触、交流及融合中，文化距离与分类的天性及延伸的本质主义，为普通人传承文化提供了可信赖的心理基础，文化正念则突破直觉思维，再建构文化的创新能力特质，共同构成文化发展的内在路径。文化间距和文化主体间性，则为文化在群体之间、群体之内，乃至个体心理世界中关系的协调，提供了理性与感性融合的张力空间，在缓冲文明可能冲突的同时突出了文化互鉴，形成了文化发展的外在路径。虽然文化建构是先文化主体后文化关系，还是先文化关系后文化主体，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但两种路径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自信，却可彼此交融、统整于文化自觉和文化发展。无论是哪一种文化建构策略，都必然回归到文化能力建构和文化兼容精神的培育。换言之，文化自信的发展有路径，但适应性的文化心理模式却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