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ly American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oughts on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s PathCHENG Ling

中国道路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在这条中国特色政权建立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目标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际关系中，国际话语权包括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两个方面。国际话语权体现国家实力和影响力，制约着国家形象的正负和威信的向背。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的发展模式在国际社会所获得的认同感、召唤力和影响力。但目前彰显中国道路的“中国奇迹”“中国崛起”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常被西方社会演绎为“中国威胁”，被曲解为“中国模式输出”“强国必霸”“国际扩张主义”等，使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遭到歪曲和破坏，导致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受到严重阻碍，使中国道路国际话语地位与中国道路的成就不相符合。虽然中国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的巨大成就为全世界所有目共睹，但在西方话语霸权影响下，中国道路“成了西方种种话语陷阱‘诱捕’的对象”^[1]。部分西方话语主导国际话语体系，阐释西方视角的“修昔底德陷阱”“零和博弈”等概念，设置符合西方利益的国际议题议程，引导国际舆论对中国道路产生不信任和戒备心理，导致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表现为中国道路尚未赢得国际社会普遍信任，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和利益的维护。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所遭遇的这些掣肘，既与当前国际形势诸多新变化有关，但也非短期内所形成，而是与西方长期对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虚构不无关系。因此，挖掘美国对中共的早期印象及成因乃至与当前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和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之间的内在逻辑，便是一个富有深刻意义的话题。

本文所言的早期印象是指1921—1937年期间美国对中共的印象。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首次出版，次年1月在美国出版，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之作。美国对中共的早期印象研究，对于认清美国过去和现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美国不同群体的认识有何不同、中共在美国的形象如何变化、美国的中共形象产生的原因等，都有深刻的揭示作用和启示意义。特别是当下美国部分鹰派政治势力鼓吹逆全球化、“中美脱钩”等论调并以虚构事实来污名化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特殊时期，如何构建切实的中国对外话语，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将真实、完整、准确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展示给全世界，让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和“与人为善”的价值观被全世界所接受，是富有长远历史意义的课题。但是，有关中共早期在美国形象的研究成果甚少，在笔者文献收集范围内，仅找到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对中共早期形象有较集中的论述，认为“美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是美国在华利益‘破坏者’的初步印象”^[2]。目前，中共早期在美国的形象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

第一，研究规模和学术影响力不足。现有的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形象研究更加重视1937年之后的形象，美国对中共的早期印象研究有待加强。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直到1937年，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才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因为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吸引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目光；另一方面，1937年9月，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停止称共产党为“共匪”，美国政府开始思考对中共的政策问题。孔华润(Warren I. Cohen)说：“1937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和预计将出现的中国战后重建两大因素，使美国当局才开始审视应该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何种政策，而不是一味忽略。”^[3]148-194入江昭(Akira Iriye)认同孔华润的观点，指出“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中国共产党才出现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外交考量中”^[4]。纳尔逊·詹森(Nelson T. Johnson)于1935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对中共的认识既反映也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态度，《纳尔逊·詹森与美国对华政策(1925—1941)》一书通过研究詹森私人文献及公文等档案资料，发现詹森认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美国当局不得不关注正与国民党交战的中国共产党”^[5]。《中国和西方：社会与文化(1815—1937)》一书得出了相似结论，即詹森认为1937年之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较之于共产党占据了明显优势，“美国政府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潜力”^[6]56，因此并未关注中国共产党。

少部分学者对“关注”的时间节点持不同观点，主要源于对认知主体或关注程度的不同界定。陶文钊认为美国对中共的关注可追溯到1926年，自“中山舰”事件之后，美国“在华使领人员无时无刻不在窥测、分析、估计(中国)革命阵营内部的变化”，将共产党称为“激进派”“左派”^[7]106。肯尼思·休梅克(Kenneth E. Shewmaker)认为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前后，“西方观察家们已经在缓慢地认知中共”^[8]33。《星星之火：中国的农村革命》一书将对中共的具体认知锁定在1932年，认为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美国的中国观察者才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而美国政府第一次较详细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是源于1932年美国外交官从汉口发回的报告”^[9]，但这份报告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关注。另有少数学者以美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认真审视中共”“抗战结束时才顾忌中共”为“关注”之开始。《从红色恐怖到麦卡锡主义：构建国家形象之美国经验》一书认为，“三十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及“斯诺、斯特朗等记者对中共未来的展望”等，均未引起美国政府重视，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才开始从反法西斯战争的短期局势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格局“认真审视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10]。《美国与中国》一书认为美国政府忽视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更长，从1931年到1938年，美国一直都在“冷眼旁观”，1938年之后也“没有顾忌中共”，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美国才大力推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11]。

第二，就美国对中共的早期印象产生的原因解读不够深入。现有研究多从两个方面简要提及中共早期的美国形象生成原因。一是认为中共信息的缺失导致其形象被误读，二是认为美国有仇视共产主义的传统因而导致中共被“妖魔化”。对于中共信息缺失主要是从国民党封锁的角度予以阐释，没有考虑中共话语主动传播的影响范围。就美国对共产主义的仇视而言，则与美国“传统”密切关联，但却无法解释为何历史上美国社会也曾对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一度有过宽容态度。

第三，忽视解读美国对中共早期初心和使命的认知。现有观点多概述中共早期在美国的形象为“威胁”，从而忽视这一阶段存在的其他形象如“土地改革者”等对中共形象的影响。中共早期这一正面形象或非负面形象，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中“初心和使命”的内涵元素，而“土地革命者”形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演变成美国社会中极其负面的形象。了解“他者”视角对中共多元形象的解读，有助于明晰美国社会在历史上对中共初心和使命的认同度，寻找中美认知差异，以便在新时代更好地讲述初心和使命的故事。

第四，现有研究鲜有将“讲好中共早期的故事”与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构建相结合。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问题的关切点，是当下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构建的主流。实际上，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效度是建立在历史名誉基础之上的。对中共早期形象的客观还原，将其与历史污名形象作对比，有利于回击过往对中共的诋毁。同时，展示中共早期的先进性时，也要勇于承认其不完美之处，让中共早期形象的重塑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助推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完整性和公信力。

基于上述逻辑，本研究回溯美国对中共的早期印象研究成果，从“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的历史叙事动因出发，概述中共早期在美国的形象及成因，指出中共早期在美国的正面形象变化及对中共“初心和使命”故事的认知影响，思考如何通过“讲好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故事”以有效地建构和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

中共早期在美国的形象有多样化的声音，其中以“红色威胁”形象一元独大。从现有中共早期在美国的形象研究成果来看，美国眼中的中共既有偏激的负面形象，也有受到赞誉的正面形象，似乎呈多元化形象格局。但从构成比例分析，“红色威胁”这一负面形象处于倾覆压倒性地位。首先，从美国的中共早期形象建构者数量来看，认为中共是“红色威胁”的人士占美国的中国观察者绝大多数；持有“土地改革者”“勇于奉献”等正面看法的只是个别美国人士。其次，从中共早期形象在美国的传播主体来看，宣传中共“红色威胁”的主要是美国的官方和主流媒体，而对“红色威胁”并不认可的多是显示度不高的个人口头表述、私人日记和非主流刊物。最后，从中共早期在美国形象传播的时间跨度来看，二三十年代至少有十年时间，美国主流社会持续传播中共“红色威胁论”。称得上引起规模性舆论关切的中共正面形象，以斯诺的陕北报道在《生活》画报的刊登为标志性起点，是在“早期”历史阶段的末端才零星出现在主流媒体上的。

美国政府、主流媒体及外交官、军事将领、传教士等“中国观察者”都视中共为“红色威胁”，给中共贴上了“共匪”“威胁”“激进派”“隐患”的标签。其一，美国政府、外交官和军事官员普遍认为中共“制造威胁”。陶文钊发现，美国政府称中国共产党为“激进派”，而称蒋介石为“稳健派”，认为中共会“威胁”美国在华利益^[7]106。古普塔(D. C. Gupta)概述从20年代末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现美国政府最担心中国的“红色威胁”和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十分敌视中国共产党^[12]。孔华润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一书涉及较多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共早期的印象，他发现1933年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给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写信，认为共产党在中国存在的原因就是农民渴望“土地改革”，共产党“利用这一点”“像阴影一样笼罩在中国大地上”；1935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甚至武断地声称，最能指称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共匪”或“赤党”^[3]152-153。孔华润在另一项研究中写道，美国政府视国民党为“孩子”而视中共为“威胁”，并且美国部分外交官认为“共产党”名号是“用红旗及共产党标志向苏联求助，或者就是美化掠夺”^[13]。熊秋良研究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美国驻华使领馆关于中共的部分报告档案，发现1928年至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被污蔑为“共匪”，称共产党“抢夺教会财物、掳走教会医生”，还认为共产党是反政府的“激进组织”，与国民党相较量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军事战争”；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向国务院报告，1928年之后“共产党”或者“赤色分子”是和“强盗土匪”相提并论的“中国各地的反对当局的不法分子”^[14]。从另一份美国驻华外交官的中国形势报告中，同样发现美国外交官对中共持否定和恐惧的态度。1927年3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V.A. MacMurray)呈送报告给国务院，称中国的“‘红色威胁’日益强大”，对此充满“厌恶和恐惧之意”^[15]。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在研究史迪威笔记时，发现史迪威虽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报、组织、战术有所夸奖，但仍然站在国民党立场上感到中国共产党的“威胁”，说“他们把政府吓得半死”^[16]110。

在梳理基于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研究后发现，中国共产党是美国主流媒体、传教士眼中的“反面角色”和“威胁”。杰斯普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一书中用卢斯传媒帝国的《时代》《生活》《财富》三种杂志塑造了一个被刻意美化的蒋介石形象，而中国共产党在他笔下只是“偶尔出场”，是国民党的“反衬者”，是“威胁英雄中国的异端”^[17]。孔华润研究《纽约时报》发现，该报把1930年美国军舰频繁开火的交火对手锁定在“共产党或赤色组织”身上，称那是“威胁传教士安全的红色袭击”^[3]150。李莉发现《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Hallett Edward Abend)在其1927—1940年的中国报道中构建了一个“危机中国”的形象。阿班对中共持固有偏见，将中国危机归咎于中共的“红色威胁”^[18]。克尼塞尔(Ariane Knüsel)的研究还增加了《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世纪》《哈泼斯杂志》等主流报刊，侧重解读美国主流报刊并未铺天盖地报道中共“红色威胁”的原因，但反映的仍是美国主流报刊认定中共为“红色威胁”^[19]。哈尼(J. Harney)认为，30年代初江西的美国传教士与江西的苏维埃政权并无交集，美国传教士“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但是在称共产党时却“直接引用”国民党的污蔑之词“共匪”^[20]。陈志让(Jerome Ch’en)研究发现，1927—1932年美国主流报刊和传教士也受国民党宣传影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匪徒”^[6]53-54。

美国部分政府官员认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不符合他们对“共产党”的想象，所以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根据对共产党的惯性认知，美国部分外交官认为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至少应该住在城市里，类似东欧的犹太人。孔华润发现，美国外交官为“共产党”加上引号，认为中共只是个“名号”；30年代有部分美国政府官员判断，中国共产党由农民组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佃农发起的农民运动”，目的是“实行土地改革”，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农村土地改革者”^[3]150。塔奇曼对史迪威笔记的研究也印证了孔华润的发现，在1936年2月之前，史迪威已经“对共产党的情况了解了很长时间”并在笔记中写道，“他们不想要城市。愿意在乡村艰苦度日”^[16]191。史迪威笔记正是对美国政府盛行的“真正的共产党应该住在城市”观点的印证。塔奇曼还发现，除了史迪威，美国驻中国领事馆领事嘉维斯(Robert Jarvis)也认为中共“根本不是共产党”，他们只是“想调整土地所有制”^[16]192。休梅克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是研究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交往的重要著作，他在《新共和》上读到汉口《人民论坛》前编辑普罗梅(William Prohme)发表的文章，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土匪，而是土地革命者”^[8]34-35。

美国主流社会中有部分作为外交官、作家、出版界人士的“中国通”，他们对中共未来的认知反映了中共早期形象在美国的变化。虽然白劳德(Earl Browder)在《民族主义中国内战》中乐观地认为中共的胜利“只不过是时间问题”^[8]14，但现有研究成果反映出，美国主流社会在中共早期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格林尼(Naomi Greene)分析了美国人对赛珍珠(Pearl S. Buck)《大地》的热衷，表现出美国大众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排斥态度，认为30年代在美国上映的电影《大地》“符合美国人对中国农民的想象”：中国农民就像电影中的主人公王龙和阿兰那样，不关心政治，“绝对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运动便失去了基础”^[21]。张少书(Gordon H. Chang)研究了17世纪至今美国对中国的各种偏颇认识，这些认识与美国自负对华使命、美国想象的“中国威胁论”密切相关，他指出，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问世，关于中共的各种谣言、误传、臆测信息从未中断，以著名作家赛珍珠和美国远东问题专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为代表的“中国通”也并不了解中共，但他们却武断地声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22]。休梅克发现，斯诺一度和裴斐的看法相仿，斯诺在1933年的《远东前线》一书中“重申了裴斐的观点”，认为苏维埃的前景“似乎还相当遥远”，对于“共产党人能够控制中国这一点，斯诺持怀疑态度”^[8]34-35。孔华润发现，美国驻华外交官预测，共产主义在中国不会取得成功：1924年美国公使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致信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认为“苏维埃最多适合中国农村”，对“共产主义放之于整个中国社会”表示“非常怀疑”；1925年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休斯顿(J. C. Huston)指出，苏联在中国并不倡导“纯粹共产主义的教条”，主要强调“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五卅运动”之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不仅更坚定地认为中共是“红色威胁”，还表示“坚信共产主义无法在中国成功”^[3]149。

但到了1937年，美国新闻大亨“中国通”卢斯(Henry R. Luce)旗下刊物对毛泽东进行正面报道，说明对中共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李辉以1923—1946年《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为线索，展现了同期中国的历史风云，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并未走进美国大众视野，直到1937年卢斯旗下的《生活》画报首次刊登毛泽东照片和访谈，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赢家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23]177-179。

在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中，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者被想象成革命思想和行为的狂热者。华旭(Hua Hsu)和朱丽亚·李(Julia H. Lee)分别对蒋希曾的英文小说《中国红》《出番记》进行研究。蒋希曾是二三十年代中国赴美留学生中的左翼激进分子，但并非共产党人，他的英文小说在美国出版，受到美国共产党和辛克莱(Upton Sinclair)等进步作家的关注。华旭认为《中国红》里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是“挣脱世俗”的“思想激进的革命者”^[24]。朱丽亚·李发现，《出番记》中“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左翼人士“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坚信“(中国共产党)会越来越壮大，国土和人民会无限地增多”^[25]。英国记者弗莱明(Peter Fleming)的中国游记《独行中国——1933年的中国之行》于1933年在美国出版，作者因此成为“30年代众人眼中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问题的专家，非常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26]，小霍洛威(Jerome K. Holloway，Jr.)和埃佐尔德(Thomas H. Etzold)认为“美国社会对毛泽东的认识来源于《独行中国——1933年的中国之行》”，人们从这本中国游记中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有天赋的“革命狂热分子”^[27]。

在斯诺的陕北报道问世之前，近距离观察中共的美国军官和进步人士称赞中国红军英勇守纪、中共党员有献身精神。休梅克指出随着美国记者等与中共“从无到有”的接触，到1937年前后，那些有机会与中共接触交往的美国人发现红军“气势高昂”“充满智慧”“政治成熟”^[8]75。塔奇曼把这种转变性的发现推到更早：美国驻云南副领事林沃尔特(Arthur Ringwalt)称，他看到的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目标一致”、具备“一种执着奉献和不谋私利的气质”；前来中国旅行的美国步兵团长林奇(George A. Lynch)在江西观察中共，称中共不同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做法，“不抓壮丁、不扰民，国民党士兵转投共产党队伍”^[16]192。陈志让也发现美国的中国观察者态度发生了变化：1932之后的中共观察者发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受到群众支持的”“蒋介石军队无法打垮的军队”，并且开始质疑和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匪徒”形象^[6]132-138。1934年在四川、江西、福建的红军，面临物资上的极度匮乏，但“当地民众并没有被打扰，商业活动照常”^[28]。刘小莉在研究《中国论坛》《今日中国》后发现，史沫特莱等近距离中共观察者强调红军有“必须遵守的八项纪律”^[29]。郭帅等人研究发现，美国左派杂志《新群众》于1931年刊登抗议国民党屠杀左翼进步作家的宣传报道《致各国书》，《新群众》赞扬“左联五烈士”不畏惧“要杀尽所有的共产党员”的白色恐怖，“左联五烈士”在英勇就义前高唱“国际歌”“至死方休”，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在“读到刊登在《新群众》上的报道”，对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献出生命的英勇行为感到震惊和悲痛^[30]。

尽管中国共产党从未停止寻求对外宣传的机会，然而美国社会不同群体不可能集体发声。美国主流社会把握着他国形象构建的走向，中共早期在美国的“红色威胁”形象就是在美国主流社会与中共没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单方面远距离构建的。对于无法证实、真伪难辨的妖魔化“他者”形象论断，美国主流社会不仅没有审慎地控制其传播影响，而且采用了坚决相信、大力传播的态度，这仅用美国主流社会与中共之间的信息缺失来解释是难以成立的。事实上，除了信息缺失这一不争的重要因素外，美国主流社会构建中共早期在美国的“红色威胁”形象，还有更深层次的资本逻辑和心理逻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美国主流社会与中国共产党交流甚少。一方面，美国主流社会并不知晓、不关心中国共产党，其话语体系里的中国问题主要是国民党和日本在华势力问题。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处于秘密状态。1924—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对外多以国民党名义开展工作。1924年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以《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为题提交硕士论文，附录里有中共一大纲领等重要文献，但这篇文献并未引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何学者的注意，直到1960年哥大历史学教授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才偶然发现这篇论文。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美国主流社会才普遍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然而，即使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美国主流社会也因美国社会内部矛盾尖锐、美国共产党势力弱小、美苏关系停滞、各大报业有自己的宣传重心、华人移民避开宣扬共产主义等因素而无意了解中共。在对待中国事务上，只把目光投向国民党和日本在华势力扩张问题。

孔华润认为：“在萧条期前后，任何国际事务很难在美国人心中占什么地位。对于美国来说，东亚显得格外遥远，又不重要。它仅能引起少数美国人的兴趣，至多不过百来人。”^[31]孔华润所言的百来人主要由美国政府官员和媒体人组成。驻华外交官负责向上级部门呈送关于中国形势的外交报告，其中涉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国务院远东司负责整理报告并形成部门意见。美国在华记者为在华的英文刊物、美国国内刊物撰写中国事务报道，当时的在华美国记者多数居住在上海租界，他们不懂中文，在信息收集上有明显语言障碍，有时必须借助翻译，信息渠道单一封闭。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共的认知态度转变，即从知道中共到关注中共，又经历了十年时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美国政府才开始思考抗战期间及抗战结束后对中共的外交政策，由此，中共才引起美国主流社会关注。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尚未形成与美国主流社会沟通的直接渠道和强烈意愿，其对美宣传活动主要是在共产国际话语体系中与美国左派打交道。尽管长征战略转移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力有所动摇，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框架和外交范围内活动，与美国主流社会鲜有交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宣传活动，主要依托美共机关刊物《工人日报》、美共中国党员起核心作用的英文刊物《今日中国》、中共资助的中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及美共中国局主办的中文报刊《先锋报》。前三份刊物主要在美国左派圈流转，《先锋报》则面向美国华人华侨。史沫特莱1934年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斯诺始发于1936年底的陕北记录等进步记者的中共报道，虽打开了中共正面形象在美国的传播之门，但并不能即刻促成中共与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交往。同时，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面临国民党的围剿，残酷的革命斗争形势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共产党无暇也无意与美国主流社会对话。总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隶属于共产国际阵营，与美国主流社会处于关系对峙、交流停滞的状态。

资本利益制造舆论议题，资本利益占有者通过美国政府和美国主流媒体引导话题，在引导舆论的过程中，政府与主流媒体相互影响、相互配合，民众参与话题讨论。美国对华资本利益在蒋介石国民政府手中的维系，直接推动美国政府正式承认蒋介石政府，伴随着中美关税协定条例、中国向美国的大宗棉麦借款、《中美白银协定》的签订，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成为美国主流社会有关中国革命的主角。根据赫尔曼(Richard K. Herrmann)等人的国家形象理论，判断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对象国给本国带来机遇还是威胁”^[32]。如此一来，给美国带来“机遇”的国民党自然成了主流媒体笔下美国的追随者，而中共则成了“威胁”。

大革命时期，美国政府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上，一度支持过气的北洋政府。但随着蒋介石“清党”及蒋介石与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密切交往，美国政府逐渐放弃北洋政府，转而支持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美国在与国民党政府金融贸易往来中获得了资本利益。美国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标志是1928年7月中美签订关税协定《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通过与南京国民政府新订的中美关税协定，美国在中国依然享有贸易最惠国待遇。1933年5月，国民党向处于经济萧条时期的美国财团借款，用以购买棉麦销往中国，美国金融复兴公司收取国民党政府的借款利息，棉麦产业赚取了商品销售利润。自1934年起，美国就企图通过向中国购买白银以达到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1936年签署《中美白银协定》，虽然客观上帮助国民党政府短暂维持了一段时间财政稳定，但使之对美国的财政依附程度严重加深了。换言之，美国较大程度地实现了对中国金融的掌控。这些协议的签署都经历了长时间酝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舆论话题。即便是如棉麦借款协议这样完全有利于美国经济的贸易协定，美国社会仍有反对声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美国在中国奉行“不干涉主义”，虽对日本在华扩张很反感，但基本处于静观中日冲突的状态。对于1933年的棉麦借款，日本明确告知美国国务卿赫尔“此举影响日本利益”^[33]，并且大肆宣传中国借款不会全部用于购买美国的棉麦，而是会拿出近三分之一购买武器。美国与日本可能会因此而产生的实质性对抗，超出了美国远东战略范围，这引起美国社会出现反对棉麦借款之声。正深陷经济危机矛盾中的美国政府，为推动实现美国对华资本利益，抵消反对借款的声音，便借助主流媒体发声，一致赞誉此5 000万美元借款协议是由国民党提供给美国的经济利益机会。

美国主流报刊扎根市场，商业化运作程度极高。一方面投资资本通过对美国主流媒体印刷生产资料的占有，垄断舆论阵地，达到按照占有者的立场表达观点的效果，形成支配舆论的权力。卢斯通过其传媒帝国发表大量支持国民党、美化蒋介石、丑化中共的文章，呈现在美国大众读者面前符合美国主流社会想象的“向美国学习的好学生”的国民党中国形象和“社会破坏者”的中共形象。1927年3月发生的英美数人遇害的“宁案”，导致美国社会出现怀疑、反对蒋介石的声音。随着美国政府从国民政府获取经济利益的增加，质疑蒋介石的声音消失，美化蒋介石的言论不绝于耳。1927年4月4日，《时代》周刊选择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称蒋是“伟大的征服者”，“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23]48-51。1927年6月6日，《时代》周刊刊登对“宁案”遇害者美国人威廉姆斯之女的采访，她说“射杀父亲的人是共产党士兵”，报道用威廉姆斯小姐“头脑清醒”来掩盖读者对其作为非现场目击者的言论的疑虑^[23]51。另一方面，利润资本对投资资本的钳制作用，使美国主流媒体对舆论的选择重视受众心理和经济成本。经济利益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最终形成利益与形象的合谋。1937年美国主流媒体中影响力很大的《生活》画报，此前在对中国的报道中不遗余力地吹捧国民党、美化蒋介石，此番连续两期刊登了斯诺在陕北苏区采访的报道和照片，这与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共的印象截然不同。卢斯一反亲国民党之常态且不惜重金向斯诺购买陕北之行报道的图文版权，主要还是出于追求报刊商业利益的需要。在卢斯看来，斯诺掌握了陕北苏区的一手信息，是具有爆炸性的新闻，必能博取读者眼球，吸引更多的广告商和订阅者。《纽约时报》助理执行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认为斯诺的毛泽东访谈“极具新闻价值”，但因斯诺“没有承诺《纽约时报》可以用任何价位购买版权”，《纽约时报》便拒绝刊登斯诺的中国报道^[34]。可见，美国主流大报在选择刊登中共正面形象信息时，对其商业价值的评估非常看重。

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心理是导致“中共威胁论”的核心原因。尽管舆论结构的不平衡常常被视作形象误读的首要因素，但从美国对中共的早期印象到互联网媒体时代美国的中共形象，在新闻信息源的获得能力已然今非昔比的情况下，“中共威胁论”不仅未曾式微，还在美国主流社会大行其道。可见，美国政府，主流媒体，亲历中国的外交官、军事人员和传教士对中共“红色威胁”的看法趋同，除了因信息获取的不平衡和资本逻辑因素外，根本上还源于美国主流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心理。

追求所谓“客观性”“公正性”且高度商业化的美国主流媒体，难道没有对污名化的中共形象有所质疑吗？事实上，美国的政府和主流媒体对中共的污名化是心存疑虑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美国政府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渠道是驻华外交官员呈送的政府报告，美国民众了解中共多通过主流报刊。不管是20年代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30年代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还是《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他们虽然当时分别被美国政府、传媒大报派驻中国，但他们基本不懂中文，并无机会直接接触或近距离观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他们呈送美国政府的报告、发表在主流刊物上的通讯文章，素材来源多为当时在华英文报刊、国民党报纸、小道消息甚至谣传。美国国内主流媒体记者的中国消息来源往往是美国政府官员，而美国政府、外交官、美国主流媒体的国内及中国站记者并非不知道这些消息未必可信。1930年，《纽约时报》把美国扬子江巡逻队的战火归咎于“共产党或赤色组织”，但美国总统柯立芝非常反对把美国舰队在中国发生的战事都归咎到“共产党头上”，柯立芝责令使领馆的情报要深入了解，具体呈报“原因、交战双方”等信息^[3]150。1935年詹森给美国报业传媒大亨写信，已经意识到日本人诡异地“把他们反对的一切事务”都贴上“共产党”标签^[3]153。但是，存疑或未经证实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消息还是经常被写进政府公文里、发表在主流媒体上，造成中共早期在美国的激进、威胁的形象，并且在美国政府、主流媒体、大众读者中得到三位一体的集体认同。这不得不说，美国对中共的早期负面印象的形成和传播，在美国主流社会是有心理基础的，即集体无意识。

荣格提出集体无意识(集体潜意识)和心理原型理论，集体无意识的主体是社会群体而非个体，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遗传、进化而来的心理原型而非后天学习所形成。在美国主流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中，存在着一种“山巅之城”的心理原型。“山巅之城”一词出自《圣经·马太福音》，寓意是相信上帝挑选他们成为全球的领导者。“山巅之城”的心理原型成为美国主流社会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视为威胁的心理根源，其基本意象是：美国是政治民主的“新世界”、宗教自由的“圣地”、全世界膜拜的“榜样”，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主流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基于“山巅之城”心理原型，在现实中表现为对美国现行价值体系的高度认同和对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这种与美国政治价值观不同的模式的极度恐惧和排斥。

共产主义在美国的传播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但彼时共产主义在美国只是局部思潮，尚未构成对美国价值体系的威胁。1871年，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建立成为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起点。美国历史上出现了数次反对共产主义的高潮，第一次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出现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1920年美国司法部在70个大城市突袭逮捕美国共产党员的“帕尔默大搜捕”(Palmer Raids)达到顶峰。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个与“山巅之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迥然不同的苏联政权。因为在美国主流社会印象中，共产主义独裁专制，威胁美国民主、自由；共产主义抢夺“私产”，强行“均产”；共产主义提倡暴力，号召暴力手段推翻美国政府，所以美国主流社会认为斯大林苏联模式对“山巅之城”构成了“威胁”。尽管1933年美国承认苏联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美国政府排斥、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从未改变。美国认为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追随苏联，“共产国际的活动依然表明苏联还是清楚地站在已被普遍接受的战后和平的框架之外”，而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莫斯科通过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通过殖民地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参加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35]。因此，在看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时，其“山巅之城”的心理原型又开始作祟，认为中共及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美国价值的“异端”，是国民党难以剿灭的“威胁”，对中共抱有基于先验的仇视、敌视态度。

在美国对中共的印象中，“红色威胁”是其主流，而主流之外的边缘化声音虽然是沉默的一方，但依旧存在。这些声音表达了以美国主流社会为主的美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目标、任务、行为等方面的初步认知。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在美国社会的最早解读。美国对中共的早期印象有多元化的面孔，但“红色威胁”的歪曲观点有最适宜其生长的土壤并由此而疯狂生长。德国学者诺尔-诺依曼提出“沉默的螺旋”，认为在意见传播中，活跃的观点会更活跃，而弱势的观点会更弱势，即“舆论的集中化和寡头化现象”^[36]。在传播的此消彼长中，“红色威胁论”调子高并呈弥散状态，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普遍接受。中共早期在美国的其他形象传播不仅受到阻隔，而且因为关注和讨论的弱化而被进一步误读，有可能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

美国主流社会误读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心和使命。“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的科学认识，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必然是为中国人民谋取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37]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内涵关乎“立党执政的根本性问题”，要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两大问题^[38]。初心是“党的性质、宗旨、目标、方向的高度概括”；使命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和时代赋予党的担当”^[3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幸福、社会稳定。

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误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对中共性质和目标的误读。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第一条就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40]1。1923年7月中共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规定了十八条“最小限度的党纲”，其中第十七条为有关田赋、田租等的“农民利益的特别要求”^[40]256-258。中共一大和三大在党纲中表明，中共的重要目标任务包括土地革命，但土地革命并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终极目标。美国主流社会在解读中共性质时，并未认识到中共是中国土地改革的领导者，认为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其最高目标就是要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无视中共一大就提出“采用无产阶级专政”^[40]1的纲领目标。第二，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认知对立起来。当涉及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时，美国主流社会基本持否定态度，笼统地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全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根本没有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能力、作为等与中国命运的走向联系起来。而当美国社会无意中观察到中国共产党人时，他们却对中共人士表达了赞许态度。中国共产党人中的军人、知识分子是最早进入美国的中共观察者眼中的人群。这部分身为军人、知识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得到了美国的中共观察者的肯定，近距离观察者赞扬红军的优良军事作风和水平：无论是在长征途中还是在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都保持着昂扬的士气和严明的纪律；还对红军的战术水平表示认可。同情中共的美国进步人士从美国左派刊物上了解到中共知识分子党员忠诚、英勇。当毛泽东的近况第一次出现在美国主流媒体上时，美国主流社会发现中共领导人绝非“激进狂热分子”“匪徒”，而是充满政治智慧、领袖能力的知识分子。这种“偶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观察视角和认知态度，使为数不多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美国的正面形象更难成气候、易于消逝。

二三十年代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共初心和使命的曲解滋生了最早的中共“阴谋论”，“菲尔德之问”正是对此的直接注解。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菲尔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是“美国共产党员，中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的好朋友”^[41]1，在麦卡锡时期遭到迫害。菲尔德在自传中表达了困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到一定的时候获得了胜利。但是美国人和他们的政府不幸很少注意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以致当共产主义者推翻了蒋介石政权以后，美国用了20多年才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今译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引者注)最早报道这样一个显然很重要的事件，应当受到嘉奖，而不应当受到折磨。”^[41]271太平洋国际学会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以及关系密切的杂志《美亚》三四十年代客观报道和肯定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但关心中国事务、从事客观报道和发出可靠预判的“老中国通”却受到了政治迫害。菲尔德受到“折磨”而非“嘉奖”，被控告“叛国罪”，尽管最终判决该罪名不成立，但菲尔德被迫流亡。以菲尔德为代表的“老中国通”的政治遭遇，印证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所以，当所谓“红色威胁”演变成“红色政权”后，美国主流社会不能反省其对中共初心和使命的曲解，是导致其误判中国革命局势的关键因素，反而认为“红色政权”的建立是因为中共的“阴谋”，将美国的中国观察者的解读“中共是土地改革者”武断地说成是中共对外界的“欺骗”，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实现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以践行初心和使命”^[42]的曲解，给中共在美国的形象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西方话语霸权在构建中共“威胁论”时不遗余力地推出“共产主义威胁”(communist menace)、“红色威胁论”(red menace)、“红祸”(red perish)、“中国威胁论”(China threat)、“阴谋论”(China conspiracy)、“崩溃论”(China collapse)等西方中心视角下的污名话语。“威胁”论调抹杀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和平发展所做的贡献。1921—1937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外宣传极其薄弱和困难的时期，针对有人假设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主流社会有直接接触、不乏了解的机会而“威胁”论调是否会消失的追问，当今现实可折射出答案：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威胁”聒噪并未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而消减，反而在“威胁”内容界定上无限扩大，涉及中国国家形象的诸多方面。

“红色威胁论”在美国初现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革命创立时期，尚未成为执政党。美国主流社会用“红色威胁”指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实则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正当性、合法性的否认和污名化。冷战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威胁论”，出现了中国“行”与“不行”的两极化“威胁”污名。不管是1990年代美国及其追随者叫嚣的“中国崩溃论”，还是当今美国因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方面崛起的恐惧而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强国必霸论”，话语陷阱设置表达的核心要义仍然包括对领导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排斥，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能力和成就持怀疑、否定态度。然而，“被西方媒体‘唱衰’多年的中国越来越有活力，所以是时候认真了解中国到底经历了何种变革和发展”^[43]。通过宣讲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的故事以促进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构建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讲好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故事”是构建中共正面形象、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

目前在构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时对中共早期革命故事的讲述，就消解或抵制中共早期在美国的“红色威胁”形象、“阴谋”论调造成的历史负面影响的努力不足。当今中美战略互信降至低点，“美国朝野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大肆歪曲、抹黑，甚至用阴谋论阐释中国的战略意图，也加剧了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疑虑、焦虑和恐惧心理”^[44]。美国政府中的鹰派势力企图发动“新冷战”，甚至宣布对“部分中国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实行签证限制”。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探索中国的出路，由此，中国道路的历史纵深，理应追溯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站起来”而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是“不严谨”的，其重要依据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仅仅是一个革命党”，而且还创造了“局部执政的光辉业绩”^[45]。从“革命党”和“局部执政”两个维度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卓越贡献，无疑突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即便是在力量尚不足够强大、“其作始也简”之时，也从未停止对中国革命前途和革命出路的探索和奋斗。中国道路的理论阐释直接影响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构建的内容。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构建，战略战术上主要从“发展道路”上着力，注重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的故事。据此，除了国家外交层面的各项举措外，涌现了大量“走出去”的讲述中国“和平崛起”“治国理政”等故事的高水准学术论著。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故事而言，现阶段主要讲述了“站起来”以后的故事，而对“站起来”以前的故事，其数量和传播力相对有限。以中国共产党英雄人物塑造为例，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史中的英雄文化的形成缺乏历时性探讨”^[46]。另外，如在2019年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展览会上，有两部描绘中国共产党诞生历程的大型文学作品《红船》《红色的起点》，欲以英文版版权输出的方式出版其英文版本，却暂未与外国出版机构达成英文版权授权及出版意向。

中共早期革命故事应成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构建的重头戏。解构污名中共的历史话语，不仅是为中共早期形象正名，而且能让中共形象在重构中建立对现实具有正向影响的中国道路国际话语力。中共在美国的早期形象是中共形象在西方构建和传播的开端，是产生现实影响的历史过往。对于历史认知和现实行为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历史事件→历史经验教训→未来行为”的历史类比法则^[47]。国际关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会给决策者带来历史经验教训，该事件因其历史印象的深刻性，易于被决策者拿来与当下情形作类比，并根据历史经验推导当下问题，形成现实态度，进而影响决策。通过对中共早期在美国的形象研究的总结，发现二三十年代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共的认知总体上是严重背离事实的负面解读和臆构，这种印象给美国主流社会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烙印：与中共的冲突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与恐怖的冲突”。再附上所谓亲历者回忆，如二三十年代在华外交官、传教士及其家属留下的回忆录、口述历史，甚至在一些书信中散布的“共产党烧毁教堂、绑架传教士、索要巨额赎金”的不实信息，但因其所谓亲历者身份，似乎“坐实”了中共“共匪”“狂热”“破坏者”的形象。认为中共是“土地改革者”的观点始于二三十年代。1927年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美国驻华外交官、记者根据其主观上对共产党的理解，将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误读成“农民土地运动”，将中共想象成“农村土地改革者”。到1940年代，美国观察者中不乏中共同情者也认同这一观点。国民党溃逃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主流社会发出“谁丢了中国”的质问。那些曾经认为中共只是“农村土地改革者”的驻华外交官、记者等都遭到“非美”调查和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迫违心地承认他们受到中共的“迷惑”乃至“欺骗”。美国主流社会将“威胁论”和“欺骗论”的深刻历史记忆交织在一起，让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历史形象蒙尘，损害了中国道路国际话语的威信。

“他者”身份的故事讲述者在恰当的历史时期是国际话语权构建的一支有效力量。美国社会非常重视对其北美洲大陆殖民历史正当性、榜样性的塑造，并通过“他者”的接受、复述，强化了美国的国际话语霸权。1620年载着102名清教徒抵达普利茅斯的“五月花号”被美国后世讲述者赋予“花”一般的美好，成为“美丽新生活的通道”。由破产者、受到政治迫害者等组成的102名清教徒从此成为美国国民性格的发端和代表，被赋予“富有冒险精神”“追求自由”“意志坚强”“不怕吃苦”等精神特质。而“五月花号公约”在美国人看来，成为契约精神的典范，对美国宪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普利茅斯的首批殖民者于到达的第二年，开始举行答谢印第安人帮助他们度过生产生活困难的活动，似乎给美国带来了“感恩印第安人”的传统，殊不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发展史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这些对美国早期历史的美化，随着美国化的蔓延及英语作为强势语言的传播力，随着美国化生活、好莱坞电影、英语各层级语言教材，被追随美国生活的或是学习英语语言的“他者”循环往复地讲述，让作为接受者和传播者的“他者”固化了对美国历史的好感，折射在美国国际话语权上，让美国国际话语权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延安故事”是“他者”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成功范例，外国进步记者笔下的“延安故事”成功地在国内外“发声”，改善了中共一度被抹黑的国际形象，争取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随着《红星照耀中国》问世，外国记者到访延安，一批成规模并产生了巨大效应的客观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英文著作，如《华北前线》《中国的双星》等陆续在海外出版，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形象跃然而起，这得益于中共领导人重视外国进步记者的“他者”视角和传播公信力。

中共早期在美国的形象重构应重视美国左派视角。尽管中共早期在美国的形象具有多元性，但是“红色威胁”“共匪”的形象始终被认为是“美国社会”对中共早期的看法。现有研究把美国政府、主流媒体、以外交官等为代表的中国观察者的声音视作美国社会的全部声音，然而，美国社会除了主流社会还包括非主流社会，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左派、黑人群体、美国的华人群体等都对中共有所观察，那么美国社会中的这些非主流群体，特别是左派，对中共的早期印象是什么以及如何构建，实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现有研究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对于美国主流社会观点之外的研究，仍是以个别美国进步人物、进步刊物为研究对象，且引用重复度高、语焉不详，导致研究结论不能体现美国非主流社会群体对中共早期认知的普遍性。美国左派视角被忽视的原因有二：其一，从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到美国社会内部矛盾斗争，美国左派的力量相对较小，因而研究美国对中共的早期印象时，美国左派的观点不被重视。其二，美国左派政党较多且组织稳定性不强，所以各左派的政党文献及宣传出版物也较为分散不易收集。事实上，研究美国左派刊物上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很有必要。二三十年代，美国左派蓬勃发展，是美国社会相当活跃的政治力量。美国左派政党纷纷出刊，谈论政见，针砭时弊，报道时事新闻。虽然美国左派报刊的发行量不能比肩美国主流刊物的发行量，但其影响力不容小觑，是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信息汇集、传播的重要途径。例如，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党支部建立之初就得到美国共产党的帮助，史称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美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工人日报》对中国国内革命、中国共产党有不少报道。因此，美国左派对中共的印象值得加以深入研究并作为“他者”视角讲述的重要内容。

现有研究倾向于将“中国威胁论”追溯到冷战时期，事实上，当今美国社会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是早期“共产主义威胁”“红色威胁论”的延续。各个时期用以描述中共形象的话语有差异，但不变的是美国主流社会表达的对“威胁论”的认同，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美国例外”产生冲击的不同的思想、行为都是“威胁”。从1927年美国主流社会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美国主流社会从未停止对中国共产党持有的反对、怀疑、否定态度。近年来，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污蔑中共对香港实行“一国一制”；抹黑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其扣上“支票簿外交”的帽子或将其牵强附会成“天朝华夷”体系；强加给中国“七宗罪”，意图责难中共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药品管制等方面保护意识不强、故意监管失力；等等。总之，西方话语霸权围绕中国议题不断制造新的语言构式、研究范式，企图以此带动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的节奏。

面对美国部分政治派别的污名化责难，中国应从“外赋言”和“内践行”两方面予以反击。“外赋言”指中国对外发表声明，摆事实、讲道理，构建西方社会听得懂的中国话语，既要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误解造成的负面印象，又要批驳、揭露西方社会的不实言论。“内践行”要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着力，加强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建设，增强“四个自信”，缩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差距，走好中国道路。中国和中国人民已步入了“富起来”“强起来”的快车道，这条富强的中国之路是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最好诠释。可见，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效力受到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双重支配，但“归根到底是软实力背后的综合实力在起作用，如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制度性实践所形成的强大结合力和覆盖力”^[48]。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拉克劳(Ernesto Laclau)解释说，“话语”是“语言与行动的合力表达”^[49]。中国要掌握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要主动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史和现实故事，并达到讲之有人听、听之能认同的效应，那就需要言行并用。要重视对外宣传和实力内功练就并举，在国力、文化力增强的过程中赢得中国和平崛起、大国担当形象描摹的话语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