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PC's100-Year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Marx' Real Community andIts Original Contribution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推动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发展，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技术革命的大高潮。以英、美、法、德、日等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参与第一次工业革命，迅速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系统，实现了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巨大进步。资产阶级创造了整个人类发展史上生产力大发展的奇迹，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评价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8]405但是，科技革命带动机器大生产迅猛发展，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9]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小资本家破产等社会问题逐渐暴露，以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开始周期性爆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日渐暴露，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0]。人与人之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上的“虚假的共同体”或“抽象的共同体”。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扩张，出现了“生产过剩”并由此触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方面，贫困家庭无钱购买牛奶给孩童补充营养；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农场却有大量牛奶积压卖不出去，甚至不得不将生产过剩的牛奶倒入下水道。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景象，工业革命带动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缓解人类贫困的作用似乎突然消失了，社会文明仿佛突然倒退回原始的野蛮状态，在无产阶级普遍贫困面前，人类社会的道德与人性正面临残酷的考验。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日益强大的生产力，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逐步陷入系统性危机。资产阶级为了克服危机，一方面大量消灭日益进步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不断开拓新的市场，无止境地利用旧的市场。资产阶级的这种做法表面上看虽然能够暂时缓解危机，但在短暂的危机消除之后却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态等造成了更大的危机。于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和封建生产方式的武器，反过来对准了资产阶级自己。

对资本家而言，劳动者不过是高速运转的流水线上的一个个零部件，只需做极其简单而单一的操作。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家“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18]407。在早期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资本家通过延长绝对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压榨与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忍受着恶劣的劳动条件，获得勉强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虽然劳动强度有所减轻，劳动时间有所缩短，但是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剩余价值率却更高了，说明剥削程度加深了。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资本家所构建的“虚假的共同体”的罪恶本性，于是开始联合起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从最初小范围反对本国、本地区的革命运动，发展到“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虽然早期的革命运动因为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归于失败，但为后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开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马克思早期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时期的理论视界中，把人从宗教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政治解放，因为没有消灭私有制，只能算作不彻底的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21]28。因而，“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1]46。实现了人的彻底解放的“自由人联合体”，就是对“市民社会共同体”的超越。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理论”，阐发了“真正的共同体”的科学内涵，明确了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2]29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区分了“真正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冒牌的”共同体之间的差别。他指出共同体是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有力保障，但是“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8]199。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共同体”之前的诸种形式的共同体包括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虚幻的”“冒牌的”共同体，都不可能使各个人获得自由。在“虚假的共同体”中，“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18]412。在世界市场的开拓和世界贸易普遍开展的作用下，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存在的基础逐渐被抽离，并为自己制造了掘墓人，这也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实践证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已不适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这样的共同体，不仅无助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甚至还成为制约人的发展的桎梏或牢笼。因为这些共同体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都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压迫与剥削的工具。只有“真正的共同体”才符合人的本质需要，才有助于个人在这种共同体里面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在现实中，“虚假的共同体”和“抽象的共同体”恶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频繁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内在地包含着人类渴望得到解放、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和社会理想。因此，破解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危机、财富增加和贫困积累之间的两难困境，建立一个能够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共同体，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历史使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虚假的共同体”进行尖锐批判的同时，也阐发了对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构想。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是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统一。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虚假的共同体”中，个人被异化为劳动的工具和手段，即使获得解放的小部分资产阶级，仍然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因此根本无法实现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广大的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必须要在国际共产主义的指导下，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联合，就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反对共同敌人、实现共同目标而实行国际团结和合作的思想”^[23]。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著名口号，无产阶级要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建立“真正的共同体”，“联合起来”是建立“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共同体为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共同体建设提供动力源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即“真正的共同体”，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基础上的，离不开资本主义阶段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的积累，“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22]297。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支配的情况下，人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强调，“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22]394，“真正的共同体”应该体现和实现人的本质。

在1875年撰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从经济角度科学地论述和区分了“真正的共同体”的两大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马克思对“真正的共同体”第一阶段的战略性构想是：第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不存在商品交换；第三，实行按劳分配；第四，实行计划经济。显然，在这个阶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真正的共同体”还不成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尚未充分实现。马克思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4]435-436与“真正的共同体”第一阶段相比，高级阶段的主要差别在于：第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取消；第二，劳动已不再是人们谋生的主要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第三，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第四，在分配形式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根据马克思关于“虚假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的论述，可以总结“真正的共同体”的几个基本规定：第一，“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是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摆脱一切压迫与奴役的“共同体”，是一切人都能自由发展的“共同体”；第二，“真正的共同体”是生产力获得充分发展，劳动产品与生产者之间的“异化”矛盾得以彻底解决，阶级差别和阶级统治不复存在，作为暴力统治工具的国家彻底消亡了的“共同体”；第三，“真正的共同体”是抛弃了私有制与剥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进而实现“按需分配”的共同体；第四，“真正的共同体”是不再存在国家界限与民族冲突与压迫，世界范围内能够普遍建立与开展交往的共同体，“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18]166，进而“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8]194。

马克思主张建立的“真正的共同体”，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建立在人人自由平等基础上的“真正的共同体”，才符合社会历史要求和人类发展规律，实现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为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保障。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才能消除，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们生活的必需，个体才能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条件下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理想。在马克思看来，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理想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才能实现：第一步，通过革命，实现人的政治解放，途径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第二步，消灭私有制，消除“异化劳动”，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经济制度；第三步，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分配制度。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与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功。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引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要构建“真正的共同体”，不能只关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就关注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发展问题，认为东方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和重要的原料产地，已经成为整个现代资本主义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深刻分析了东方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即“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8]783。此后，马克思特别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把“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东方社会纳入社会发展基本形态的历史过程来考察，并深入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形态。囿于土地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束缚，在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亚洲社会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晚年马克思在思考东方社会未来发展问题时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经济上落后的东方社会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通过社会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此时他清醒地认识到，此前他基于欧洲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的论断，未必适合东方社会，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24]466。“东方社会”各民族国家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选择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列宁说：“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25]作为“器官”的各民族不能脱离整体而孤立存在，各个器官都共享世界有机整体的运动能量。

就中国而言，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封建社会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而导致内部分工和生产力日益落后的局面在晚清突出显现出来，而晚清政府拒绝被纳入当时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的世界交往体系，1840年之后遭到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轮番侵略与掠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长达百余年之久。在这期间，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野蛮行径罄竹难书。马克思鞭挞了英国在中国贩卖鸦片的罪恶，他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8]861备受欺凌而又不甘为奴的中国人，在与西方坚船利炮交锋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相对当时中国农业文明“降维打击”般的压倒性优势，于是尝试“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展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一系列图强谋存的变革。甲午战争再次警醒国人，仅仅在“器”层面的革新图强，并不能改变被奴役宰割的命运；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东施效颦式地简单复制西方制度，也注定是走不通的，而必须在整个民族精神的深层次实行变革，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用暴力方式实现“世界走向中国”的百余年历史，昭示了“封闭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逻辑，也证明在帝国主义与被侵略者、被殖民者之间，存在的只能是“虚假的共同体”。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这两个历史事件，开启了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走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了建立独立自主国家的梦想。但当时才刚刚“站起来”，离实现现代化的梦想还相当遥远。当时的现代化与全球化都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一战前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面临一个极大的“两难困境”：要想保持独立性，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要想实现现代化，就要失去独立性。这是一个历史难题。中国试图破解这个难题，但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面封锁，难以加入世界普遍交往体系，因而在国际社会处于孤立的状态。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且阶级压迫十分严峻的形势下，要构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第一，以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政权，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第二，利用新的国家政权来建立、保护无产阶级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夯实政权的经济基础；第三，实行计划经济和平均分配制度，到改革开放后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第四，利用国家政权组织实施大规模工业化战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成功开辟出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独立自主地建立了完备的工农业体系、国防与军事体系、教育科学文化医疗卫生体系，极大地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之后，通过改革与完善生产关系领域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和方面，比如：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放弃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分配制度，极大地改善了民生与社会保障水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度提升。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综合国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领域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成功打破了所谓现代化两难困境，破解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如何发展的历史难题，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10，探索出一条与西方现代性模式完全不同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被称之为“新现代性道路”^[26]。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凭着勤劳智慧，造就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辉煌，建成了全世界最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大大增强了参与全球化的底气。另一方面，中国致力于和平与发展，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遵守WTO规则和相关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平等互利地与各国开展经贸往来，开创了大国和平崛起的典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是在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化中实现的，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主动型对外交往，开辟了一条超越资本逻辑的新型现代化道路。这条发展道路，“不是套用西方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经典现代性道路的模板，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经典现代性道路的翻版，更不是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再版，而是形成了鲜明的新现代性方案，在新的世界历史场域中创造着人类新文明道路”^[27]。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讲，是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政治独立自主的前提下，通过与世界各国建立普遍交往，实现“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的双向互动，吸取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因素，发挥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运用法律和政策等手段来约束和规制资本，遏制资本消极因素的肆虐。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资本但不要资本主义。这样，就以和平的方式超越了资本逻辑“虚假的共同体”的束缚，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实践，实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创造了人类交往史上的奇迹。

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之所以必要，是由这个历史时代所决定的。如前所述，资本逻辑主导建立的“虚假的共同体”日益沦为少数大垄断资本集团实现“全球剥削”的工具，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和桎梏。从时间维度看，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人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从空间维度看，构建“真正的共同体”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展开。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在现实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民族种族与文化差异巨大的现实条件下，构建“真正的共同体”何以可能？从理论上说，首要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消灭现实存在的国家暴力机器。要达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世界无产阶级取得“同时胜利”的革命条件，无疑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因此，列宁在考察当时俄国与世界革命形势之后，创造性地提出“一国胜利论”。之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证了“一国胜利论”的可能性与正确性。但问题是，“一国胜利”只能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国与国之间的民族矛盾依旧客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开创通向“真正的共同体”的道路？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为世界普遍交往提供新的格局观、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方法论^[28]，为通向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提供了新时代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就理论方面而言，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和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其一，二者都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未来社会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的落脚点是“人”，强调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主张构建一个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关于人类未来的科学论断既顺应了历史必然性的发展趋向，也完全合于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性原则的逻辑展开”^[29]。“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30]的美好世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其二，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旨趣具有一致性，二者都是出于对整个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切，都是为了破解人类社会现实难题所提出的理论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世界各国勠力同心，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危机与挑战，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其三，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实现途径上具有一致性。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没有侵略的基因，坚持“国强不霸”的底线，向来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31]，既认同本民族文化，也尊重其他民族文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这样才能和平有序地化解当下全球危机，引领人类走向美好未来。作为超越资本逻辑的交往新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客观理性地回应人类社会的现实挑战，提供科学的解决思路，可以理解为通向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新时代中国方案。它“赋予世界普遍交往以全新内涵，实现了人类交往范式的革命性变革，为破解当前世界普遍交往困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与方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独辟蹊径地找到了一条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对立、对抗格局的新路径，开启了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纪元，超越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形而上学思维，打破了‘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等论断，从理论上为通向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最高理想、兑现‘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承诺提供了中国方案，既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意志”^[28]。

就实践方面而言，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向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是先期探索的历史阶段。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的和平崛起，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地缘政治史上的奇迹，打破了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惯性，因而在国际上时有非议，最典型的莫过于所谓“文明冲突论”与“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32]，认为在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冲突不断淡化并逐步让位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与文明冲突论相近的是“文明层级论”，认为不同文明是有等级区分的，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阻碍世界的发展。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因为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不同文明之间完全也应该可以相互包容、取长补短，尊重各国文化的差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共同发展。所谓“文明的冲突”，究其本质，不过是给利益争夺与冲突披上“文明”的外衣罢了，是冷战思维的翻版，是新型的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策略，正如美国学者亨特所说，“意识形态仍明显的是解释美国人在世界事务中的看法与行动的出发点”^[33]。它将世界冲突的根源归结为“文明冲突”，其实质是为意识形态找一个新的载体，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与掠夺的本质，否认文明之间互鉴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与重要性，非常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事实上，不同文明是各个民族或国家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的总和，应该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基于近500年来16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有12组是通过爆发战争实现新老更替的事实，以偏概全地推论认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不可避免要发生战争。这就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种纯粹臆想出来的、充满阴谋与荒谬的所谓“陷阱体”，是自我中心主义、利益至上主义的延伸，目的就是通过舆论压制中国的发展或直接将中国排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之外。其实，“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3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改革开放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提出的，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的“升级版”，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理念，倡导构建和谐的世界环境、促进各国之间友好互助合作。这种紧密关系，不单单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更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同时也将鼓励各国发展成果归全人类共享，促进全人类共同进步。当前，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和平、发展、进步正在战胜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全球性生态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拉大，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泛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恣意妄为，在全世界范围内频频制造动乱，疯狂破坏世界和平与发展秩序，对全球治理构成极大的挑战，给世界制造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有这些时代问题，归根结底与这个时代的根本特征有关，即“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3]66——资本逻辑主宰的历史阶段。时下这些问题，其实并没有超出当年邓小平的判断：“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性问题”，一个是从政治角度看的和平问题，一个是从经济角度看的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35]。这些时代问题给“真正的共同体”构建带来极大困难，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当前这个交往失序的时代，在全球性危机与治理难题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因此迫切需要世界各国立足人类文明的高度，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全面总结不同文明相处与交往的经验和教训，找到走出全球治理困境的智慧与方案，探索不同文明之间和谐有序交往的新路向，为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基础。

习近平在洞察世界历史大势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适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36]对于“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用“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30]来进行定义。

第一，从国际政治角度，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国家之间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采取平等协商、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纠纷，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对抗思维和结盟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实践基础，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爱”“非攻”“协和万邦”等价值理念，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新发展。当前，“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3]509。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全人类遭遇的严峻挑战，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世界各国在相互交往中应该秉持互相尊重原则，平等对待他国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式，在合作中寻求各国利益最大公约数，“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37]354。

第二，从经济发展角度，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建立义利兼顾的新型大国关系。义利关系问题是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方面，很多国际冲突的根源，主要在于国家交往过程中义利关系失衡，扭曲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致。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西方少数发达国家所掌控，无论是基于前期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还是后期为解决危机而发起的“逆全球化”浪潮，都是建立在少数资本家利益基础上的治理方案，都是西方中心主义在经济交往中的体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各国面临新一轮的发展困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大国贸然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冠冕堂皇地称其是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发展，而实质上是为发展中国家设立障碍的非正义之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59，超越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坚持义利兼顾的价值原则，跳出零和博弈的落后思维，客观理性地看待新时代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寻找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第三，从国家安全角度，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反对霸权主义与冷战思维。冷战结束之后，个别超级大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得大多数国家陷入“安全困境”，甚至产生蝴蝶效应而演变成全球安全问题。“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38]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可否认当前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恐怖主义、核战争、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全球卫生、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因此，世界各国唇齿相依，一国的安全不是绝对的安全，只有世界各国的普遍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坚持多边主义，强调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倡导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第四，从人类文明角度，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文明的多样性与平等性，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不同文明的差异性造就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节奏加快，不同文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随之蔓延，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抛出所谓“文明冲突论”，以战争等野蛮手段输出西方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普世价值观”。这些为西方强权政治、经济政策进行的意识形态辩护，不仅不能解决不同文明之间日益恶化的冲突，反而在部分国家引发了更大的灾难。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文明“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3]524。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主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厚文化滋养。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劣论”等错误论调，倡导构建全球新型文明观，认为只有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才能构建稳定和谐的世界秩序，实现文明之间的优势互补、交流互鉴、资源共享与共同发展，构建“真正的共同体”。

第五，从人与自然角度，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人、自然与社会构成“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一体”即社会，“两翼”即人和自然，“两翼”均衡协调，“一体”就能和谐发展。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工业化迅猛发展，全球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全球气候变暖、雾霾、卫生疾病等问题威胁人类生存，没有国家能够置身事外、坐享其成。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39]“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道，在秉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原则下，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开展全球生态治理，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绿色、共享的可持续发展。

凡属过往，皆为序章。历史昭示未来，“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7]272。中国共产党向来主张，人类唯有携手合作，从自然、社会与精神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共同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才有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资本逻辑遵循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奉行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交往范式，动辄运用各种手段制裁、打压其他主体的发展，阻碍人类整体的发展与进步，把世界异化为“虚假的共同体”，使世界秩序滑落到十分危险的边缘。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卫生安全，妨碍世界人民的普遍联系与正常交往，导致世界经济低迷甚至倒退，使全球安全和发展陷入困境。中国抗疫的卓越表现，“一方面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与中国担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国人民团结互助、相互关爱的人类情怀，尤其突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28]。历史终将证明，唯有全人类团结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人民“美好生活”愿望才有望实现，这就是通向“真正的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