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积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公开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年后召开的中共二大更进一步要求“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党的二大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

十月革命胜利后，11月8日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告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宣布苏维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废除沙俄时期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分割弱小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及秘密协定。之后苏维埃两次“对华宣言”，表示要取消中俄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23年3月，苏联政府派其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来到中国，交涉此事。北洋政府在各方推动下，于1923年3月25日成立督办公署，任命前外交总长王正廷为中苏交涉督办。王正廷与加拉罕经过一年艰苦的谈判，签定了《中苏协定草案》。但日美得知后从中作梗，向北洋政府施加种种压力，致使这一协定草案在提交内阁会议讨论时就被否决。以中共党员李大钊为首的北平大学代表团来到外交部会见外交总长顾维钧，向其表示上述协定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应该签署该协议。1924年5月31日，由顾维钧和加拉罕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规定中苏两国即日恢复外交关系；苏联宣布帝俄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协定，一概无效；双方商议另订平等新约；归还在华租界；放弃庚子赔款；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治外法权；苏联允诺中国赎回中东铁路；苏联政府还宣布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尊重中国主权。

中苏协定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但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改变，十月革命后由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长春北段，也为日本所占。二战后苏联与英美背着中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及与国民党政府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基本恢复了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2]29。

积极宣传抗日主张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翌日，中共满洲省委当即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中共中央于1931年9月20日、22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图谋。但由于蒋介石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我东北大好河山很快沦陷。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续对中共进行疯狂剿杀。由此中共提出“反蒋抗日”主张，积极组织抗日救国运动，组建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英勇抗日。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救国报》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明确提出“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瓦窑堡会议正式制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不久将“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鲜明地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的外交政策、抗日的民族团结等主张^[3]。同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目前的时局和方针》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抗战是百年来未有的，它的性质是革命的，取得了国际间的同情。

积极争取国际友人宣传报道中国抗日战。1936年7月，美国著名进步记者斯诺到达陕北保安。他是到访中国共产党领导区域的第一位外国记者，毛泽东多次接受他的采访。在7月15日这次采访中斯诺问，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什么？毛泽东答：“在讨论政策问题时，我必须请你经常记住，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4]390-391

对于苏维埃政府是否承认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的问题，毛泽东答：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4]393。“当中国真正赢得独立的时候，合法的外国贸易利益将会享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万万五千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的利益所在，而且必将是其他许多国家的利益所在。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真正获得解放，将他们潜在的巨大生产力投入到各个领域的创造性劳动之中，必将帮助改善世界经济，提升全球的文化水平。”^[5]

“废除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是党的既定方针和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2]27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时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繁荣和富强，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贡献。

废除一切卖国外交  早在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宣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之一的“否认一切卖国外交”指出，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6]63。1948年11月，毛主席还宣布，中国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上的批文指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政府自己解决。”^[6]78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提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两个重要外交方针：“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然后再考虑建交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7]。

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和一切特权  上述方针提出的同时，中共中央还明确指出，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8]

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侵略手段，迫使旧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许多特权，如驻军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和司法权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这些特权，对中国的主权损害非常大，是中国沦于半殖民地的象征。特别是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对中国的主权损害最大，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收回了这三项权利。之后，全部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重大外交行动，对当时的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2]29。国民党政府曾于1945年8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但它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必须加以改变，因此，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主席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商谈重新签约之事。1950年1月22日在原则性的会谈中，经斯大林提议，毛泽东赞同，委托维辛斯基和周恩来两位外长负责新条约的起草工作。几经修改，最终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了该条约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该条约及其有关协定于1950年4月11日经双方正式批准生效。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去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亚洲和非洲地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发展，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并开展国家间友好合作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愿望和呼声。“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2]317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达成协议，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互换照会。在协定的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周恩来在多场外交活动中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和历史意义。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共处，我们要把这一政策贯彻下去。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经双方协商6月28日发表了《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载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随后29日签署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也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处理同东南亚国家关系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很快将其上升为处理一般国际关系的准则。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同尼赫鲁的谈话中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6]16512月，毛泽东又与缅甸总理吴努进行了两次谈话。他指出：“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6]191“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6]192“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6]191中缅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妥善解决了边界问题，于1960年签署了边界条约，这是新中国同周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中缅两国还签署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亚洲国家关系中的首个和平友好条约，为亚洲乃至世界作出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贡献。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被与会国家广泛赞誉和接受，并走向世界，逐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和遵守。“它闪耀着亚洲文化的光芒，是新获得解放的亚洲人民对现代国际关系的重大贡献。在那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世界风云变幻的考验，逐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10]

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作《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主旨讲话时指出：“中印、中缅分别发表联合声明，确认这五项原则将在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国家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予以适用。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1]67年来，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是国家间相互关系必须遵守的主要原则。

新中国秉持这一原则不仅改善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积极用这一原则改善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使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空前提高。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发表联合公报和建交三原则，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的国家能够改善关系，并最终建立外交关系，就是因为我党在不同社会制度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指导下，积极寻求并抓住(美国也愿意与我国改善关系的)时机，以小球推动大球的战略智慧，实现了两个大国的建交。之后也带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对于稳定地区秩序和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毛泽东及时洞察这一切，从国际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其核心要义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团结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决议，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由此，中国的国际威望不断提高。西方某些国际问题专家借此鼓吹美、苏、中“大三角”。毛泽东说，我不赞成“大三角”，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了到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2]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国际政治格局和中国外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从国际战略高度提出该理论，对于团结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历史意义。20世纪60-70年代第三世界人民纷纷觉醒，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新高潮。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取得独立后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独立的历史任务。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保持民族独立、坚持走适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而不被霸权国家左右，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和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作为反帝反霸的重要理论，对积极争取摇摆势力(第二世界)，团结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认同直到今天仍没有变。因此，团结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国际机构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发展权益，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

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力排美国的阻挠，终于作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国际公认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由新政府指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及其有关机构的工作。但是，主要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占据。因此，自新中国成立时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围绕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展开了斗争。美国从1950年代开始操纵表决机器，以各种借口阻止联合国第五届至第十五届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从六十年代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起，美国又设置新的障碍，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列为必须由2/3票通过方能解决的所谓“重要问题”。在1970年的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投票的结果显示，支持驱逐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有51票，反对的仅47票。这是联合国大会表决恢复中国席位问题时赞成票第一次超过了反对票。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开幕后，自10月18日起，各国就中国席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大会投票表决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这个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通过。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这一历史性事件是我党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的重大胜利，使我国能够为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维护地区以及世界和平行使我们的权利，投出我们庄严的一票。这也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大国地位的确立的标志，也是亚非拉第三世界人民支持正义、团结奋斗的结果，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并建立外交关系是国际关系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它不仅是中美两国的事情，而且关系到地区稳定、世界局势以及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访问，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始。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美国客人，宾主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过去二十年总是谈不拢……所以就打乒乓球。”尼克松说：“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世界。”^[2]894

2月28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协议，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以坦率和现实的态度列举各自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不同观点，坦诚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郑重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上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关于台湾问题，中方重申自己的立场，并指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美方则表示，美方认识到，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2]894-895。1978年又经过多次谈判，中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政府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从台湾撤军，并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正式建交的联合公报，从而结束了两国关系长达30年的不正常状态。1979年邓小平访美，加深了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外交也迎来全新的面貌，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提倡正确义利观、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开创国际关系发展新模式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由此可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已经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重要文件中，成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指导对外关系的重要外交新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认为大国是影响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积极运筹中俄、中美、中欧等主要大国关系。中俄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高水平运转，战略互信度高，不断升级战略协作伙伴的内涵目标和战略价值，形成了邻国之间、大国之间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典范，也即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典范，对于维护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2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双方将继续“重温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的缔结初心，坚持互为战略依托，互为外交优先，互为发展机遇，互为全球伙伴，在更高起点、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进双方合作，继续为大国睦邻友好作出中俄表率，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中俄动力，为全球战略稳定打造中俄支柱”。^[13]。

中欧关系协调发展，共同致力于建设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为中欧合作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也必将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

此外，中国非常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按照亲、诚、惠、容理念推进周边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非、中阿、中拉务实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共建“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和项目援建与合作。2020年，中非友谊又经受了疫情考验，得到新的升华。中方援建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目开工奠基，成为中非团结抗疫的历史见证。中方还同非洲12国签署缓债协议，减免15国到期无息贷款，成为G20成员中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13]。

2013年，习近平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提出了中美要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从两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出发，共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符合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双方决心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的政治担当。”2014年7月9日，习近平在钓鱼台致辞中提出中美要“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14]的新主张，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增添了新内涵。

习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反应，也得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积极赞同，认为美国希望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中美完全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同时也得到了美国比较正直专家学者的积极肯定，基辛格说，这是“中美之间具有战略性、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构想。”2015年9月22日，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会举行的欢迎宴会发表演讲时，习近平指出：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提倡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走不对抗、不冲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之路，相互信任与合作，因此，完全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然而，双边关系是两国要相向而行，需要双方或多方共同努力，而一方背道而驰，就会给双边关系带来隐患或对立冲突。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战略，把中俄视同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战略挤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战略打压，航母频频来中国南海周边挑衅，挑起台海争端。退出《中导条约》、撕毁《伊朗核协议》、退出《巴黎协议》等等一系列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发展的条约和协议，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成为国际上最不确定最不稳定的因素，挑起大国竞争与对立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巨大危害。因此，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任重道远，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合作搭建新的平台，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赖加深，且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放缓，缺乏动力源。与此同时，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层出不穷，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成为世界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为寻找新引擎，努力为国际合作搭建新的平台，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既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多机遇，又让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习近平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实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正确选择和有效途径。“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周边外交“亲、诚、惠、容”新理念以更多的有效实现。同时，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那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时指出，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在其国会发表重要演讲，表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主要为中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使中国的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由此，“一带一路”倡议清晰呈现。2014年6月5日，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将带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点，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有了纲领性文件，中国开始逐步实施各项宏伟计划。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内涵是合作共赢，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多样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义。“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推动沿线国家发展的对接与优势互补，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补充。

“新丝绸之路构想突破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它主张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各方的积极参与，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行阻力，扩大支持的基础，并且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具体地讲，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其主张在追求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同时，追求广泛的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高度开放的特征有利于其与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在内的世界性经济组织进行有效的协调与对接，并吸引更多的国家融入其经济合作网络。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展现了高度的包容性和务实性。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既可在双边层面展开，也可通过多边合作进行^[15]。

“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沿线的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亟待改善，为此，2014年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旨在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并吸引了域外发达国家如法德意英俄等欧洲国家的加入。2015年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共计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原始会员国，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

丝绸之路横跨亚欧大陆，绵延7 000多公里，途经多个国家，上合组织内的6个成员国(中、俄、哈、吉、塔、乌)、5个观察员国(蒙古、巴基斯坦、印度、伊朗、阿富汗)、3个对话伙伴国(白俄罗斯、土耳其、斯里兰卡)绝大部分都位于丝绸之路沿线。“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实践，7年来，为沿线国家修建基础设施，公路铁路交通，并提供各项融资服务，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中巴经济走廊、中阿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有效对接等，都促进了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截至2020年11月，我国已与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稳步推进：2019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92 690亿元，比上年增长10.8%，双向投资深入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累计投资34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3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3万个^[16]。2020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3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近30%。为全球经济寒冬注入了一股暖流，为各国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作出了积极贡献^[13]。

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许多国际关系新理念、新倡议、新举措，倡导和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完善，使世界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2017年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要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紧迫性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

此外，秉持全球安全观，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普遍的安全体系，坚定维护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中的权威和作用。捍卫世界和平，展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积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担当。我国的新安全观，倡导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与相互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国内安全，又注重国际安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报告建议中首次明确提出，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11日政治局就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举行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指出，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在国家利益层面提倡并践行正确义利观，在国与国相互关系中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在国际合作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治理和价值理念层面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建设和平美好的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与具体的伟大实践。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目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断推进，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但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全球化进程虽然遭遇逆流，但不可阻挡。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的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突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时时显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在这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时刻，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推动构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全人类的利益出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而提出的全球治理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的呈现。从世界发展、人民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目标出发，习近平提出要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各国利益和谐与安全共享理念出发，着力推动区域、周边命运共同体如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巴、中老命运共同体等等；构建不同领域命运共同体，如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网络安全共同体等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一系列国际关系公认原则的遵循。1648年欧洲多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民族独立与主权原则。《日内瓦公约》确立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联合国宪章》明确了“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和“促成国际合作”的宗旨；规定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应遵循各国主权平等、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及联合国不得干涉各国内政等“七项原则”。万隆会议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上这些都是国际关系演变中积累的一系列基本原则。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17]其中，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规范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国际主要机构、组织共同遵守的首要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的坚守和追求。我国一直走和平发展道路，国际上坚持公平正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些都是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追求和坚守。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指出：“让我们团结起来，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18]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和合”、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思想，是独具东方智慧的思维方式与处世之道。“和合”在承认事物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把落脚点放在不同事物彼此共存、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上^[19]。和而不同，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强调差异中的一致和矛盾中的对立统一。“协和万邦”是中国自古就奉行的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和谐相处的对外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和道路的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起就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开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发展利益与国家安全；为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及时洞察国际局势的变化，指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和平发展有了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同时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积极与世界各国人民开展友好交往和贸易往来。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也为世界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2008年西方爆发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和发展的新引擎。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继续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承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既不走国强必霸的帝国主义殖民路线，也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当然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具有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幸福、为世界发展谋大同的胸怀和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其秉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具体实践。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全面深入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吸收纳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可见，“作为中国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并凝聚起越来越多的和平希望与发展力量。”^[20]

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全球产生良好反响，在国际上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和认可。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及国际组织看来，选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选择主权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的未来发展之路。基辛格说：“还是你们提出的办法好，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21]

2017年9月11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要求各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同时重申“联合国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之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施泰纳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吻合。”^[22]

总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为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积极奋斗，红色外交积极争取宣传中国的抗日主张，争取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与民族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践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使其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改革开放后，积极营造和平发展环境，为新中国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许多新理念、新举措，积极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爆发，更深刻地说明了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加强合作抗疫、同舟共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因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方针功绩辉煌，必将继续指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为人类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