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Areas

“三农问题”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则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以及具体举措作出了详细的论述^[2]。民族地区囿于地理、文化、经济等因素的独特性，长期以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应当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地。同时，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施成效又将直接作用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决定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达成与否，并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

目前，农村“空心化”问题不断加剧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源流失，弱化基层组织权威，削弱乡村经济基础^[3]。而在众多的“空心化”问题中，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则主要在于人才的振兴^[4]。为此，《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职业教育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5]。在实践层面，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联系最为紧密，在农村地区降低贫困程度，减少收入差距效果更为显著^[6]。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变革的关键一维^[7]。然而，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不均衡、不充分的^[8]，且办学效率存在极不稳定的现象^[9]。民族地区的观念性、物质性、流动性和结构性贫困也长期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10]。与此同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地方产业结构匹配度存在脱钩现象，单纯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并不能有效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11]。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出现了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为解决这一难题，本研究尝试构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机制，一方面借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助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与个性化发展，实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弯道超车;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使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富起来、乡风淳起来、生态好起来、管理顺起来、人民强起来，最终实现民族地区乡村的全面振兴。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服务地区经济发展的教育类型，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就全国而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整体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一味地强调发挥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作用，而不去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无异于竭泽而渔。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需要与乡村振兴建立耦合发展的机制，在服务乡村振兴的同时强大自身。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民族地区就一直被当作乡村振兴攻坚克难的主阵地。已有研究从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扶贫理论以及教育可行性理论探讨职业教育如何服务于乡村振兴^[12]，在很大程度上，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然而，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却存在着外场呼声高昂，内场动力不足的尴尬局面。首先，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经费整体规模较小，且部分地区职业教育的财政自给率极低，严重依赖转移支付，资金缺口巨大^[13]。其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条件薄弱。虽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普遍高于全国水平，但教育经费整体规模较小决定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条件相对较差，并且许多地区在“生均校舍面积”“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数”等多项硬性指标上低于教育部制定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底线^[14]。而在师资条件软指标上则表现出新型“双师型”引进难，优秀教师留不住，文化型教师与技能型教师比例失调等问题^[15]。再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吸引力式微，办学规模呈下降趋势。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自身办学水平有限，导致大量优质生源外流，招收的生源学习成绩相对较差，久而久之产生了“晕轮效应”，“办学水平低下”成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代名词，导致招生越来越困难。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9)》数据计算可知，2018年民族省份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招生比远远低于“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标准，其中西藏高中阶段的普职比为70.1∶29.9，中职学校招生数仅占高中阶段招生人数的29.9%。最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成效不佳，地区服务能力弱。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存在专业设置与产业布局不匹配的情况，第三产业招生过剩，第一、二产业招生人数不足^[16]，最终导致学生本地就业率低，人才外流严重。另外，职业教育无法实现深度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8]，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不充分。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是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振兴的系统性工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无疑是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复兴的历史机遇，但能否将这种自上而下的外生性发展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发展，才是乡村振兴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正如雷文斯坦(Ravenstein)提出的“推拉理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体制的发展模式，重城市化建设，轻农村经济发展，不断“推—拉”着农村人口的流动，不断撕扯着城乡之间的社会生态平衡。这一现象在民族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数已经超过3 000万人次，其中七成人口来自民族地区，并且大部分都去往城市地区^[17]。从人员构成情况看，民族地区流动人口中农村户籍占比超过85%，20~49岁青壮年劳动力占比接近65%^[18]。民族地区劳动人口的流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地区环境和资源的压力，但人口“空心化”问题，如农村治理主体老弱化、生产要素的非农化、生态污染严重化、农村多维贫困化等问题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因此，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光靠中央的政策倾斜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认清目前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的现实阻碍，尤其是解决民族地区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才可能得到实现。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逻辑起点是二者在开展过程中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性，适合构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制，最终使民族地区摆脱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双重窘境。职业教育系统和乡村振兴系统可以看作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子系统，并且两个系统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一结构正如DNA双螺旋模型(DNA double helix structure)。因此，以DNA双螺旋模型为理论参照，建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双螺旋模型(见图 1)。

“职业教育—乡村振兴”双螺旋模型包含两大链条：职业教育发展链条和乡村振兴发展链条。其中职业教育发展链条主要包含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体系、专业布局、课程结构、培训体系等要素; 乡村振兴发展链条则主要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发展链条和乡村振兴发展链条之间存在正反互补，协同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乡村振兴专业人才在“职业教育—乡村振兴”双螺旋模型充当着碱基对，起着碱基互补的作用，促进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两大系统之间信息的复制、表达与交换，并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发展结构。为此，必须建立起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的深度耦合机制，二者才能够成为一个稳固的共生系统，在不断交迭过程中螺旋发展。

双螺旋模型在理论上论述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必要性，但双螺旋模型中的两条主链，即职业教育发展链和乡村振兴发展链之间要实现碱基对的互补，交迭式发展则需要建立二者内在的必然联系，即构建“职业教育—乡村振兴”耦合机制(见图 2)。遵循唯物辩证法和系统论原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制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必然包含“要素—结构—功能”三重基本属性^[19-20]。要实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交互式发展，就必须从“要素—结构—功能”三个层面构建动力机制、联动机制、融合机制等三大动态机制，以期实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耦合。

在唯物主义辩证法范畴中，“要素—结构—功能”是立体的互动关系，其中要素是构成并维持系统运动的必要的客观事物和最小单位，是系统发展和功能实现的动力源泉，在系统的运行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21]。已有研究通过投影寻踪法对全国99个美丽乡村示范村进行分析，识别出乡村振兴的五大系统要素，分别为生计资源、产业基础、区位交通、文化/生态环境、市场需求^[22]。职业教育系统要素则主要包括师资队伍、课程资源、人力资本、技术/教学手段、实训/培训基地。

由图 2可以看出，乡村振兴发展的五大系统要素中没有人力资源，出现这一现象不是说明人力资源在乡村振兴中作用较弱，而是反映出当前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主要是外援式发展，乡村振兴主要还是依托资金、交通、自然资源等“硬资本”的投入。反观职业教育的系统要素则更多体现在人力资本、技术手段等“软资本”的投入方面。为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之间应该建立要素耦合的动力机制，使两个系统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互为动力，交互促进。一方面，乡村振兴是政策驱动的发展系统，在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大量的“硬资本”流向农村，与农村已有的生产资料进行融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要正视自身“硬资本”充盈，“软资本”匮乏的要素禀赋。为此，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健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主动向职业教育购买服务，甚至直接参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办学。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服务乡村振兴则必须先搞活自己，也就是借助乡村振兴“硬资源”的有效供给来优化自身系统要素。如组建一支具有民族技艺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提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技术力; 打造民族特色课程资源，提升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建设现代化培训/实训基地，增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创造力; 最后，通过提升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飞跃，以此获取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原动力。

在系统论中，结构是系统内部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其时空关系的内在表现形式的综合^[23]，是系统要素到功能发挥的关键与核心。“三农问题”始终是国之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4]，十九大报告则直接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抓手。因此，乡村振兴必须以建设现代化农业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美丽新农村，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发展框架。然而，目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存在“离农”“去农”的价值倾向^[25]，导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系统结构与乡村振兴系统结构脱轨。

在发展定位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应该确立“为农”“强农”的教育情怀。以建设现代化新农业体系为目标，重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专业结构; 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依托，建设民族地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 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为手段，创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最终，以技术优势变革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建设“生态宜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专业设置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大力发展涉农专业，形成农副产品特色专业链条。内蒙古、云南、广西、新疆、贵州等民族省份都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但从农业产值看除内蒙古外，其他地区农业发展并未实现产量与产值的对等，农产品的附加值相对较低。为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立足地区农业优势开展涉农专业群建设，培养从种植养殖、储存运输、生产加工到宣传销售，一体化生态农业、生态牧业的专业人才。通过民族地区涉农专业链与产业链的有机对接，推动民族地区通过发展农业来绿化、美化农村，实现效益与生态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在民族地区部分县级职教中心的非农专业中融入乡村振兴办学方向，跨专业扶持民族产业，即在专业建设上融入“向农”“惠农”的意识，助推民族地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在体系建设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应该树立“大职教观”，建立终身化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体系。一方面，职业院校要完善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立交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涉农专业要实现中职和高职的融通，中职、高职与应用型本科贯通，让民族地区职业学校的学生“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术”^[26]。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要联动政府与企业构建立体式的培训服务体系，形成由“高职—中职—成校(社区)”组成的，覆盖“市区—城镇—农村”的职业教育培训网络，为农民提供职业回炉的机会，并且在培训过程中以现代学徒制为抓手，以专家催生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成长为农业大户，农业大户再反哺兼业小农，使新型职业农民真正做到“为农”“擅农”“乐农”^[27]。

在教育模式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与涉农企业深度合作，形成乡村振兴的发展共同体。首先，民族地区要利用自身特色农业的优势，建立现代化的农业实训/培训基地，涉农企业在这过程中主动参与新型农民的培养，实现校企的“真双元”“真联动”; 其次，涉农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同变革新型职业农民人才培养方案，创造性实施“双证”“1+X证书”“学分银行”等制度，提高民族地区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性^[28]; 再次，涉农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同厘定新型职业农民企业用人标准，实施“双招”“双培”教育模式，学校与企业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性; 最后，涉农企业与职业院校革新自身社会担当，追求“双办”目标，校办企，企办校，提升民族地区涉农企业与职业教育的社会效益。

从系统论看，功能是指系统在内部与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和功效，是要素与结构之间相互渗透，交互作用下形成的综合效应^[21]。功能耦合是指不同的要素系统和结构系统在结合互补的基础上，组成更大的有机体、稳定的系统、最终实现彼此目的与功能的有机融合^[29]。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农村社会全覆盖的系统性工程，国家层面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并以此为基准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2]。但是，大部分农村地区不管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均处于相对落后的历史境遇，民族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已有的经济基础无法直接与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对接。职业教育作为民族地区社会系统中先进的子系统，同时具备育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跨界功能。为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价值功能与乡村振兴的总目标之间能够搭建起融合机制。一方面，以乡村振兴总目标为蓝本革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价值定位; 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技术技能引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总目标的实现，最终促进二者的功能耦合。

第一，产业振兴与职业教育经济功能对接。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应该实现民族地区产业振兴的目标与自身产教融合的经济功能的有机互动，形成“教—产—村”的发展模式。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以建设多元化办学格局为标杆，实现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双办”模式。建立民办职业教育准入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特别是优势社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或开展职业教育培训; 与此同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提升自身办学水平的基础上，政府应给予政策和资金优势，鼓励职业院校创办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然后以民族产业为抓手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最终实现“以教促产，以产兴村”。

第二，人才振兴与职业教育育人功能精确匹配。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心脏，是乡村振兴的“造血机制”，但民族地区长期以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为基准，培养的是城市化建设的人才，导致大量本地区的优秀人才外流。因此，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可以借鉴东部企业与职业院校签订“人才订单”的“订单型”人才培养模式。地方政府和企业可以根据地区产业结构拟定人才标准和岗位需求，并向职业教育提交“人才订单”，职业院校再根据“人才订单”来培养乡村振兴所需求的“田秀才”“乡创客”“土专家”“乡村工匠”“双创新农人”等本土性人才^[30]。

第三，文化振兴与职业教育文化功能深度联通。民族地区要改变现有的外援式文化传承模式，职业教育要将民族的乡土文化打造为文化产业向外输送，并联合多方力量建立“政府引导、学校主体、企业主动”的内生式文化振兴模式，政府、职业院校、企业要共同推进民族文化工艺专业化，民族文化知识课程化，民族文化培训基地化^[31]，培养一批懂民族文化，会民族手艺的新型匠人，实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从简单继承向发展创新转变。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在“送教下乡”“送技下乡”的过程中，将以哲学、科学、技术、艺术等为表征的现代文明根植于“乡村心灵”，使村民成为适应现代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具有主体意识、批判思维和创造性的个体，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化民成俗”的文化功能^[32]。

第四，组织振兴与职业教育政治功能高度融通。培养爱农村、懂技术的基层党组织干部是解决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覆盖力萎缩、凝聚力弱化、执行力异化、服务力泛化等通病的关键^[33]。为此，一方面，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要加强学生党员党性修养，培养一批“既红更专”的青年乡村干部，让他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干部，又是乡村建设的技术骨干，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队伍的活力。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县级职教中心要联合劳动技能培训中心，对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开展多元化、多层次的培训^[34]，提升基层领导班子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社会治理能力。

第五，生态振兴与职业教育社会功能的交互变通。民族地区是我国生态保护的重镇，“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的矛盾是困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因此，职业教育要将生态振兴作为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并依托绿色技术反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例如，职业院校通过提供农业科学技术、农民技术培训等手段助推民族地区生态农业的发展，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同时，立足生态农业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职业院校、企业、农村、农户相互联动，共同打造一二三产业相融合的绿色农业品牌，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效益”的相互转化。

从理论层面构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发展机制，能够提纲挈领地描绘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同向而行的发展蓝图。然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其独特的“惯习”，可能给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带来冲击。为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需要树立风险规避意识，精确识别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阻碍，在与已有“惯习”的博弈过程中，实现二者发展效益的最大化。

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三重逻辑”：一是适应逻辑，职业走在社会经济的后面，职业教育只能被动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是跟进逻辑，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驾齐驱，职业教育主动跟进社会经济，二者同步发展; 三是引领逻辑，职业教育走在社会经济的前面，职业教育先行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职业教育的理想状态是提前预测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通过培养同时具备“软知识”和“硬技术”的人才来带动经济产业的发展。然而，现实境遇中职业教育主要是被动适应或主动跟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培养社会短缺人才来促进经济发展。

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在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选择任意一种发展逻辑都是可接受的。但是，从目前民族地区的产业化水平来看，如果职业教育采用被动适应或主动跟进的发展逻辑，乡村振兴和职业教育就会陷入一个低水平发展的陷阱。因为，职业教育作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教育目的直接指向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专业设置直接对接民族地区的产业规划，课程目标直接服务民族地区人才需求，教学模式直接衔接民族地区职业培训。适应或跟进低层次的产业水平，只会造成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畸形发展和资源浪费。为此，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只能选择引领逻辑，职业教育务必要走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前面。职业院校要在国家乡村振兴整体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制定出超越民族地区经济基础的学校发展长远规划，并将其细化到自身的价值功能之中。职业教育要有为民族地区产业规划发声的可能性，积极参与地方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产业规划之中，并有序地联动地方政府、涉农企业、农户和有资本的市民阶层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具体事务。

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耦合发展过程中，二者互为手段与目的，但出发点与落脚点则必须坚持二者的全面振兴。但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囿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困境，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强调其经济功能，将职业教育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利器。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逐渐产生了一种路径依赖，成为技术“座架”，成为效率的代名词，最终形成经济功能一家独大的发展“惯习”，其他功能一直处于让位甚至失位的状态。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的全面振兴，因此，在二者耦合发展过程中要摆脱技术对人的算计与摆置，涵养民族地区乡村人口的生命品性^[35]，坚决杜绝因路径依赖而产生的发展重心的偏废。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耦合应该是分阶段、分层次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说，分为工具理性的效率取向和价值理性的人文取向。如图 2所示，工具理性的耦合过程主要体现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职业教育的要素耦合阶段。工具理性的发展就是要实现“乡村振兴—职业教育”的高投入、高产出，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顺利完成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此时，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互为手段，二者通过生产要素的相互流动，不断为彼此造血。但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职业教育主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产业振兴为重点，以职业性为连接点。强调外援式的互惠共赢，注重规模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实现民族地区乡村的全面振兴，职业教育更多强调职业性，教育性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

但随着民族地区脱贫任务的完成，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应该在结构和功能上实现深度融合，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实现从互为手段向互为目的转变，即在职业技术与乡村人本价值的双向拓展中达成耦合^[36]。这一阶段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要从注重“硬发展”向注重“软发展”转变，要从物质振兴走向文化振兴、精神振兴; 职业教育则从注重规模化发展向注重内涵式发展转变，从面向职业到面向职业、面向教育、面向民族的全面发展，即二者要走向价值理性的耦合模式。此时，乡村振兴不再是一种政策导向的发展战略，而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整体目标，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维，成为民族地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序、生活富裕发展愿景中的重要指标。

近年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毕业生数量呈上升趋势，但存在人才外流情况，如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毕业生90%被输送到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就业^[37]142。这样一种只重视民族人才培养，而不完善民族人才管理体系无异于饮鸩止渴，无法真正解决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匮乏的问题。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出现大量的人才外流，通常的解释是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导致人才外流，但也正是人才外流才导致民族地区陷入贫困的无限循环。目前，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才队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乡村振兴高层次人才和乡村振兴实干型人才。其中，国家通过“定向服务”的少数民族招生考试政策或培养计划，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培养并留下了一批高端人才。但反观民族地区实干型人才却出现了人才存量外流、人才结构失衡、人才管理失策、人才培训失真等问题^[38]。为此，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职业教育的耦合则必须树立面向民族、面向乡村、面向职业、面向教育的发展情怀，为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培养，并留住一批有技术、有文化、有民族情节、有乡土情怀的实干型人才。为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两个系统要做好民族性、乡土性人才的前端设计培养和终端输入管理工作，要为民族地区培养民族性、乡土性人才，为民族地区存储民族性、乡土性人才。

一方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扮演好民族性人才培养的前端角色，也就是要将民族性与乡土性融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人才评价标准之中，做到“以文养情，以情育技，以技促文”，最终形成“民族性人才培养→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良性循环。首先，职业院校通过将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知识融入课程内容之中，培养具有乡土情怀的学生; 其次，在激发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同时，以民族地区传统技艺为依托开展校企合作，培养具有匠人精神的民族化人才; 最后，开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专业，或开办企业，以现代学徒制为抓手，让具有民族传统技艺的工匠与学生在当中发挥自身价值，从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变为创新者。

另一方面，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系统则要扮演好民族性、乡土性人才管理的终端角色，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实现好民族性乡土人才的就业、培训、管理、评价的“四位一体”的保障机制。首先，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与工资待遇吸引外部优秀人才，着重打造民族特色产业，实现与职业院校民族特色专业的对接，留住职业院校培养的优秀乡土性人才; 其次，“政府—职校”“企业—职校”签订“双聘”制度，共同聘用双师型教师，实现“职校—乡村”培训的一体化服务; 再次，建立乡土人才管理中心，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技能型人才专业化、职业化的目标，转变乡土人才的社会属性，强调其职业属性; 最后，变革乡土性人才的评价机制，如职业教育毕业生同普通高校毕业生共享同一套技术职称评定制度，乡村振兴的人才职称评定标准应该与技术水平与业务能力挂钩，而不是唯学历。通过人才评价机制的变革，自上而下留住优秀的人力资源，破除当前民族地区乡村人力资本的内卷化发展，让青年一代能够在乡土建设中实现自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