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h Innov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Universities of the Midwest in China

在推进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背景下，中西部高校面临着国家政策的扶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驱动等诸多机遇，这为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契机。聚焦人才培养，培养高质量人才，是中西部高校发展机遇中的关键问题。然而在实际发展进程中，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对发展机遇的回应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表现出与发达地区高校同质化趋向，降低了人才培养质量，消解了人才培养特色。

中西部高校借助多重发展机遇，在跨越式办学进程中，朝着做大、做全的发展方向迈进，表现为省属高校合校、地市高校升格、学科建设综合化和全面化发展的态势^[1]。人才培养也被卷入到“大一统”浪潮中，脱离了中西部区域发展实际和自身办学水平，呈现出一种盲目攀比的现象，造成了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的诸多现实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培养目标趋高趋同。受高等教育传统发展模式影响，中西部高校过于注重高规格、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倾向于理论型、研究型人才培养，轻视专业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在“双一流”高校建设背景下，一些中西部高校盲目提出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口号，不顾学校定位、办学特色及办学层次差异，力拼“专升本”，过分追求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建设，造成资源内耗，运行机制异变。对学术型人才过度追求，人才培养规格向一流大学看齐，造成培养目标的同一性，在人才培养理念、培养过程、课程结构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都体现出与发达地区高校雷同的特征。这导致中西部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既无法体现分层分类办学的原则，又在攀比中造成办学资源消耗，更无法满足中西部发展对多层次和多类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学科建设求大求全。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既要遵循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高等学校的区域特点和自身优势，高校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是由高校的整体定位来确定的，而高校的整体定位则与学校自身所处的层次、区域、基础设施与条件等要素相关^[2]。自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以来，中西部高校为了急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学科建设方面往往追求“大一统”，将学科扩建视为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主要途径。部分高校在“先规模再内涵”的发展模式影响下，既未能深入研究自身的服务对象与层次定位，也未能对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脱离办学实际，争相建立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分散了办学资源，重点学科建设无法得到保障，特色学科优势被削弱。

路径依赖是指系统一旦进入某种路径，无论该路径好坏，就会在该路径上持续发展下去，并对该路径产生依赖的现象。长期以来，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起点低，发展速度缓慢，形成了在我国高等教育版图上处于“落后地位”的思维定式，中西部高校的人才培养由此表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人才培养的政策依赖和模式依赖。在长期以来一系列扶持性政策和照顾性资源的刺激下，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对政策红利的依赖性不断加强，表现出强烈的政策依赖。中西部高等教育在政策“输血”式的扶持下收益递增，在制度绩效刺激下，逐渐形成了对外部政策介入的高度依赖，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寄希望于政府的帮扶，“等靠要”等惰性行为模式凸现。这种对外部资源供给的过分依赖不仅抑制了高校人才培养的内生性动力与自我发展能力，而且消解了中西部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中西部高校在人才培养活动中表现出对发达地区高校已有人才培养模式的偏好，对其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很多中西部高校往往不依据现实的办学条件，将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模式视为人才培养的参照标准，盲目照搬和复制发达地区一流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试图通过对模式的跟跑、模仿来提升自身人才培养质量。这种依赖性是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的认知错位，盲目将发达地区人才培养模式视为是高质量、高水平人才培养模式的标准，忽视了发达地区人才培养模式与自身文化的适应性。中西部高校“长期跟跑形成的‘东部经验’，正在以某种方式束缚西部高等教育的思维方式”，导致“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等趋同，人才培养思路和培养模式的固化”^[3]。

在中西部高校内涵式发展进程中，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性追求被固化，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往往过于注重结果性评价，而对过程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的重视则相对不足。注重绩效与结果的评价行为使人才培养的目的性价值被异化，表现出功利性评价的思想倾向，这造成了高校人才培养理念与实践的分化。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观和评价观往往过于注重本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实际利益，在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理念层面，功利化的评价思维仅从实体性存在去理解高校改革及人才培养，造成的后果是只能把握高校发展过程中的某一要素，并过分夸大化和片面化，从而限制并约束了高校人才培养活动的多层次、多样化存在。在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实践层面，教育行政部门总需要用等级来评定高校改革与发展质量的好坏，学校也总需要一个明确的标准来检验自身人才培养质量结果的优劣，眼前的现实利益与诉求就成为高校人才培养评价功能发挥的最大价值追求。就目前中西部高校发展境况而言，在学校声誉、学科排名等利益相关的耦合与浸染的作用下，追求人才培养的利益指标已逐渐被高校认同和内化，功利主义人才质量观与评价观强劲扩张，构成了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的深层阻力。持工具理性取向的量化评价因其简单化、易操作的特点，一度在中西部人才培养过程中成为主流的评价方式。以量化评价为主的高校人才培养与发展被过分操作化、规范化，认为只要按照既定的指标体系去做，就会获得良好的评价，结果常常迷失于对各种指标的追逐之中^[4]。首先，中西部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以学习成绩或等级作为优秀与否的标准，而忽略了人才培养的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等发展性要素；其次，中西部高校往往以就业率和升学率高低作为培养效果的依据，认为“高就业率就等于高教育质量、高就业率就是高办学水平”，置就业质量及其学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于不顾^[5]；最后，在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中往往以获奖数量、评优人数、论文发表数量作为全面发展的主要依据，德智体美劳的发展被简化为一系列数字性指标等。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被细化为各类可量化和可计算的指标，并以赋分性的结果来审计培养成效的好坏及培养质量的高低，人才培养的目的成为高校追求利益和实现绩效的手段。

错位发展是指行为主体在竞争中依托自身优势形成的独特发展模式，是采取规避劣势、以错位优势来实现自身发展的竞争性战略，其本质在于凝练优势，形成特色竞争^[6]。错位发展被视为应对同质化问题的有效理念。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的错位发展就是寻求人才培养目标的合理定位，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的规格和类型，扬长避短，在差异化格局中形成人才培养优势，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此来说，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应从区域间和区域内做出层次错位，实现优势发展和差异化发展。一方面相比东部高校而言，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要立足本区域发展实际，形成差异竞争；另一方面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要在区域内基于不同层次和类型合理定位，培育特色优势。

生态位作为生态学的重要概念，是指在生物群落中，每一物种所占据的不同的空间分布单位。生态位理论认为，“每一物种在生态体系中都有其确定的位置，在此位置上，该物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7]。生态位调适就是不断寻求自身最合适生态位的过程，其目的是寻求并形成一种错位竞争策略。人才培养的生态位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和高等教育群落中，以自有资源禀赋为条件，形成相对有利的人才培养空间与比较优势，表现为差异化(生态位错位)、集群化(生态位泛化)、特色化(生态位特化)、品牌化(生态位维护)等特征”^[8]，其调试具体是指中西部高校在与东部高校同质化竞争中，根据自身办学水平培育比较优势，在差异化格局下自主找寻一种相对独特的发展路径和方式。以生态位调适为理路凝练比较优势、实施差异竞争，对于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来说是一个理性选择。原因在于：其一，该理路具有一定必要性。“高等教育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场域”^[9]，各高校在大学整体格局中分层、分类集聚，兼之大学组织结构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这必然导致同质化竞争。再加上中西部高校对一流高校的盲目跟进和简单效仿，其人才培养发展空间一再被限制和压缩。因此，中西部高校依托自身比较优势，重新谋求和调适其发展空间，以差异化避免同质化，就显得尤为必要。其二，该理路具有较强可行性。中西部高校具有典型的政策优势，政策扶持赋予了其人才培养发展的资源保障和竞争优势；中西部高校便于依托地域文化，如民族文化、边疆文化、中原文化等，形成一条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竞争模式；中西部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也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优势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以现有实践探索来看，河南省成功地建立了以中原学(郑州大学)、黄河学(河南大学)、炎黄学(信阳师范学院)为支撑的特色鲜明的学科群格局，培育了特色人才；西南大学也建有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致力于西南区域民族教育研究和人才培养。总之，错位发展理念下的中西部高校要进行生态位调试，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形成比较优势，遵循差异化办学，合理规划人才培养类型和规格，以提高人才培养的竞争力。

“特色创建是错位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方面”^[10]，培育特色优势是寻求最合适差异化发展空间的关键途径。特色发展是中西部高校办学的现实要求，也是应对高质量人才培养改革的有效路径。首先，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区域政策实施、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又独具特色，高校发展也处在差异序列之中，这就决定了人才培养需要体现特色化和多样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中西部高校办学水平相对落后，难以通过效仿和跟跑发达地区高校，实现跨越式、高质量的发展；只有通过特色化发展，培育特色优势才可与之展开竞争。其次，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需要凸显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特性，人才培养规格需要与区域内产业结构匹配，这就决定了人才培养必须立足区域发展，依托区域资源，吸纳区域特色，培育地方特色优势。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错位发展战略可以立足区域内的层次和类型两个维度进行科学定位。通过合理制定人才培养规格和类型，探索出独特、优质的发展路线，发挥其巨大的优势效应。如贵州大学植物保护学是国家级特色专业，依托国家“减肥减药”(双减)战略，贵州“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等，通过长期办学积累，凝练特色，并带动生物学、化学及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等优势学科发展，在此基础上搭建起了植物保护学科立体人才培养体系。

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路径的探索应以错位发展理念为价值引领，强化自身特色优势的挖掘，推进差异化竞争策略，以优势驱动发展。在具体人才培养路径的探索中，中西部高校应该借助专项政策支持，立足区域经济发展，依托多元文化资源，寻求合理定位，形成比较优势，增强人才培养的竞争力。

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的政策机遇主要体现为国家和地方的教育专项支持性政策。这类政策表现出极强的支持性和补偿性，为中西部高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如何借助政策红利，发挥政策的撬动效应，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升级是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一是要充分发挥政策的撬动作用，“应享尽享”政策红利。为支持中西部高校的快速发展，我国曾先后启动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出台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等重要政策，实施了“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等重大项目，并在国家重要人才和基金项目中增列了西部专项^[11]。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央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从2013年的2 365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3 468亿元，其中80%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12]。利好的政策环境为中西高校的快速发展迎来了春天，沐浴着政策的东风，西部高校要认真研读政策文本，深入分析高校的地域特征和自身境况，用好、用足、用活政策，使这些政策能够充分发挥其支持性、补偿性作用，真正为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保驾护航。二是要找准高校发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最大限度地促进资源效益的提升。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中西部高校支持计划，为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支持。但是，与发达地区高校相比而言，中西部高校在经费投入、资源配置、高层次人才储备等方面均有很大差距，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将有限的资源聚焦到优势专业和特色方向之上；同时，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为中西部经济营造了良好的大环境，中西部亟需培养出大量能够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人才。为此，中西部高校需要破解教育投入精准度偏低，资源利用率不高的弊端，精准施策，科学发力，整合资源打造优势学科、特色学科，集中力量培养紧缺人才、亟需人才，使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高度契合。

中西部高等教育是我国中西部发展的战略内生力量，对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地位和作用^[13]。因此，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应始终扎根区域，敏锐洞察区域发展动向，对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调节学科结构布局，提升高校人才培养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首先，精准定位中西部区域人才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高校学科布局，满足中西部振兴发展的人才质量与数量需求。中西部高校应积极探索对人才增质培养的有效举措，一方面积极把握区域振兴所需的人才类型，形成人才培养的需求体系；另一方面应立足区域内，培养能够真正“用得上”“留得住”“能扎根”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其次，中西部高校应努力把握好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使区域产业结构与高校学科专业建设保持高度的契合性，以此布局高校学科专业结构。

一直以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而不兴”的关键在于中西部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面向高质量发展要求，需要发展基础学科、拓展前沿学科、形成交叉学科。学科专业结构优化了，人才结构就会优化，高等教育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14]。因此，中西部高校在人才培养实践中应立足区域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求，基于院校自身规划发展，针对性调整学科分布，既要在学科框架中合理设置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构成比例，又要兼顾特色学科和优势领域在不同区域的差序分布问题。此外，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应突出行业面向性、产业支撑性，凸显应用服务性，重视区域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学科设置和调整主动对接区域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高校学科布局形成差异竞争优势。当前，中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引发了区域内人力资本存量和分布的变动，现代制造业、新兴产业、大数据等新型产业发展迅速，相应人才需求激增。中西部高校在人才培养中既应及时更新、增设学科专业，调整专业布局，适应当前区域行业需求，又应敏锐洞察区域发展动向，注重学科的超前布局，将新兴学科建设需要纳入院校战略发展的统筹规划之中。

地域文化是指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如方言文化、饮食文化、民间信仰、民间建筑、自然地理文化、民族风情习惯、移民文化等^[15]。中西部因其浓厚的历史底蕴、多元的民族特色、多样的区位生态而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禀赋，为高等学校开展特色教育、培养特色人才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资源保障。地域文化具有典型的教育价值，中西部高校可以基于办学实际和人才培养经验，探索和积累多种方式，充分挖掘和开发地域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开展特色教育的优势。把结合区域文化的特色发展作为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并按其内生的规定性要求对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体系进行相应的结构优化调整，以适应和满足中西部高校内涵式发展对社会文化资源的需求。因此，中西部高校特色教育体系的搭建，应着眼于高校发展的需要，加强对地域文化价值的正确认识、深入挖掘地域文化价值内涵；同时结合高校地域性特征文化语境和教学资源，积极开发特色精品课程，丰富现有的特色教育内容，创新教学模式。

具体而言，一方面，应正确认识地域文化价值，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内涵。端正对地域文化的认识，意识到地域文化对人才培养的支持作用，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教育价值，是中西部高校开展特色教育的前提。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教育资源，中西部高校要明确地域文化的复杂性和内隐性，合理、有效地利用地域文化资源的精华并对其深入挖掘，提炼和总结其蕴含的教育要素，使其转化为特色的教育资源，才能有效释放地域文化的教育价值和文化意义。另一方面，需紧密依托地域文化资源，积极开发特色精品课程。中西部高校可依托民族经验文化与地方性知识，广泛搜集与挖掘地域文化课程资源素材，建立地域文化课程资源库，并拟定特色课程开发目录，积极有效地进行区域特色课程的开发。总之，中西部高校在错位发展的人才培养路径中，应将具备区域文化特质的传统文化形态、特点、理念等融进教学内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渗入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发挥特色文化资源的优势，逐步形成特色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研究范式，院校研究指向单个院校自身发展问题的探索与发展改革，旨在“对单个高校运行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评估、论证，从而服务于该校管理决策。”^[16]院校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行动研究，致力于解决院校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中西部高校开展院校研究，可以作为实施人才培养改革的有效途径。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实施差异化发展，首先需要了解“国家、地方发展战略及其给学校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了解同类高校发展现状并进行同型比较与标杆参照”，“了解本校发展状况，特别是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17]，从而做出科学决策，而这正是院校研究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其次，院校研究具有极强的特定性，持以校本问题导向，立足于自身特定实际，促进切实有效的改革和发展的实现。院校规划改革是人才培养改革发展的场域和条件，各院校基于发展定位差异和学科专业差异，人才培养所面临的问题往往需要在具体场域中才能够得以有效解决。人才培养的差异化发展在院校研究开展中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实现。

中西部高校开展院校研究，推动人才培养改革，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完善和规范现有院校研究组织。中西部不少高校均设置有“发展规划处”“改革与发展规划办公室”等部门，负有院校研究职能，但是这些部门承担多重职能，研究的专业化程度较弱，行政性较强，定位模糊，院校研究往往不受重视而未加以实际开展，这需要处理好机构的行政性与研究的专业化之间的关系^[18]，对“院校研究组织结构进行系统优化，明确院校研究组织的目标定位、职能范畴、任务特点、运行机制等，以促进院校研究组织的规范、有序运行”^[19]。人才培养作为高校发展规划的核心议题，是院校研究的重点，推动院校研究的规范发展，才能够更好地致力于人才培养问题的探索。第二是通过开展院校研究，推动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和特色培育，需要在院校自身定位中，及其院校所处的区域发展中寻求契机。人才培养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评估指标指挥下的局部调整和被动性应对，而是通过具体而扎实的院校研究，开展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主题的行动研究，把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需求，创建和凝练学校发展特色，扎根院校发展实际，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教学模式创新、课程体系建设、培养方式改革等方面入手，探索出一种适合院校自身发展的、体现院校自身优势的改革模式，从而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差异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