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Ensuring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改善民生的核心在于利益，其实质在于权利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有利于从整体上切实保障民生权利，统筹协调好各种民生利益关系，这既是这一制度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其在保障民生权利、统筹协调各种民生利益关系方面的独特优势。

民生与民主之间是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的，民主是民生的重要构成内容，也是实现民生的重要路径和方式，毛泽东指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等等权利，就没有保障”^[16]。实现人民民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治前提和现实基础，而这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阶级属性和根本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属性和根本性质在于资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所构建的国家机器，包括各级社会制度，其本质属性和根本价值诉求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虽然在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也提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民生价值理念，并且主张创造条件去实现这些民生权利，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所倡导的这些民生权利，往往具有阶级的局限性，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大多只能流于形式或口号而无法真正得以落实。所谓的自由只是资本剥削劳动的自由；民主是有钱人的民主，是对工人阶级的专政；人权是资本家享有的特权；等等。从根本政治立场的角度来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因而也无法切实保障人民的民生权利，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两极分化、资本盘剥劳动、失业等民生顽疾，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民生政策措施，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一种牧民、驭民之术，是为了缓和各种阶级矛盾和劳资矛盾，其实质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言，这是资本家阶级一种施舍和恩惠。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途径和方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保障人民切实享有管理国家事务及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权利，即享有最广泛和最充分的民主，同时也保障人民切实享有生存权、发展权等最广泛的民生权利，这对于民生保障和改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没有任何党派利益之争，也没有阶级身份差别，他们是人民这一群体中的一部分，具有深厚的群众根基，人民依托于人大代表去表达自身的民生诉求，并监督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国家机关。而由此产生的国家机关必须遵从以人民为中心，以民生为本的价值导向，及时制定并实施反映民意的民生政策措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民生诉求得到有效满足。同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让亿万群众以主人翁的身份充分发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体力量，这是民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对此，习近平指出：“引导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信念，从而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又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17]此外，人民还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民生监督功能。对于那些不利于民生保障和改善的法律政策措施，可以督促相关部门及时予以校正；对于那些损害人民民生权利的行为，可以责令相关部门及时进行阻止和制止。由此确保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能够及时反哺于民生保障和改善，从而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民生问题的本质是权利问题，但背后隐藏的核心则是价值诉求和利益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在构建和运行过程中，遵从个人主义的价值原则，注重个体的民生权利和利益，强调此岸的“世俗生活”，主张积极获取眼前的民生权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民生价值观、民生权利观和民生利益观，对于打破和消解封建等级制度和生产方式对人的束缚，促进人的独立、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全面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与此同时，这种个人主义的民生价值观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在极大提升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财富创造的同时，也产生了片面追求个体民生权利与利益，片面强调眼前民生权利与利益的问题，使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与分歧，导致整个社会私欲膨胀、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由此，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民生贫富两极分化陷阱”和“高福利民生陷阱”难以自拔，这严重制约了民生发展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而社会主义制度在全面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强调个体民生权利与利益不能凌驾于整个社会民生权利与利益之上，社会整体民生权利与利益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保障和改善个体的民生权利与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遵从这一核心的民生价值原则，在其构建和运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强调把社会的整体民生权利与利益放置于首位，提出了共同富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等民生目标与价值追求，并力求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为人民的美好生产生活创造现实条件，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也强调，人民群众的整体民生权利与利益是一个大范畴，内含丰富的含义与内容，正确处理各种民生利益关系是其重要的方面。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在建构与运行的过程中，片面强调社会的整体民生权利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忽视和抹杀了个体民生权利与利益，导致了整个社会和个体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活力与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建构与运行过程中，全面借鉴了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与不足，在强调社会整体民生权利与利益的同时，也充分尊重个体民生权利与利益，强调社会整体民生权利与利益是个体民生权利与利益的前提与有机整合，而个体民生权利与利益是社会整体民生权利与利益的现实根基与构成基础，社会整体民生权利与利益体现了个体根本的、长远的民生权利与利益，个体民生权利与利益则是社会整体民生权利与利益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注重统筹兼顾各种民生权利与民生利益关系，从而为社会和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与动力，也为民生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及其决定的分配体系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与核心，与民生保障和改善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直接的内在关联。民生的保障和改善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越高，意味着社会所生产的民生产品就越多，保障和改善民生可供使用的资源就越丰富，这是民生发展的必要前提，为民生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却不是民生发展的充要条件。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真正实现民生发展，还要依赖于另一方面，即社会的分配体系，因为分配才是实现民生保障和改善的现实路径，只有通过社会分配体系，把社会所供给的民生产品分配到社会成员手中，才能真正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现实民生需求。以上两个方面，都与所有制息息相关，所有制的性质、结构、形式等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其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层次结构相适应时，就会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民生保障和改善提供丰富的民生产品；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从源头上制约民生的发展。与此同时，所有制的性质、结构、形式等直接决定了社会分配的性质、结构和形式，也间接地决定了民生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布状态，从而深刻影响社会民生的整体样态和发展轨迹^[18]。总之，所有制从质和量、生产与分配的有机统一中决定了民生保障和改善的广度、深度和可持续度，对于民生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分配体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生产资料完全由资本家所拥有，工人虽有人身自由，但却一无所有，被迫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其劳动产品也完全由资本家支配，工人只能获得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资本家则攫取了大量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下，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激发了个体生产的动力与活力，极大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丰富的民生产品；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决定的分配体系的阶级性质，也从根本上制约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广度、深度及可持续度。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广度来看，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了丰富的民生产品，但这些产品却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无法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即无法普惠地反哺于民生保障和改善。凭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产阶级在分配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无偿攫取了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衣食无忧、奢侈富足，而广大无产阶级终日辛苦劳作，却只能获得勉强能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特别是在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失业、劳动力报酬下降等民生问题凸显，更是雪上加霜。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收入的两极分化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有所缓解，反而是愈演愈烈，民生产品的丰盛与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民生悖论现象。对此，马克思曾形象地描述道：“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9]就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深度而言，人的民生需求是有层次性的，具体的内容构成也是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拓展的，生存性民生需求、享受性民生需求和发展性民生需求由浅到深构成了民生的基本层次结构^[20]。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不仅获得了充足的生存性民生资料，而且还攫取了绝大多数人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的民生产品，并用这种自私自利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享受性和发展性民生需求。广大的无产阶级，作为民生产品的生产主体，却只能等待资产阶级的施舍和恩赐，只能获取能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生活资料，其民生改善的深度长期被限定于生存性范围以内。不仅如此，自由自觉的劳动本来是人的基本民生需求，是劳动者的基本民生权利，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连同他的劳动一起被异化了，沦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加强劳动监督。由此，劳动不再是享受，而是一种折磨和摧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自由的劳动、拮据的生活、畸形的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民生的真实存在状态。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可持续度来看，资本主义虽极大提升了社会活力和生产效率，创造了丰富的民生产品，但同时也造成了民生产品分配的不均衡。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贫富两极分化、长期性失业等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民生顽疾，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非持续性，广大无产阶级合理的民生需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绝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产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持续提升。

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而设计和建构的。在所有制方面，主张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分配制度上，用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取代按资分配。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决定的分配体系能够从根源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凭借生产资料私有制侵占绝大多数人劳动成果的问题，为民生产品在民众中的公平合理分配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广度来看，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水平得到普惠式的提升。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传统社会主义在所有制及其分配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公有制，以及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却相对忽视了彼时国家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及层次结构特征，使生产关系没能很好地适应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由此产生了生产效率不够高、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民生产品供给不够丰富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改善民生的深度与可持续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与发展，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扬弃，也包含着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校正与发展。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我们党创造性地作出了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我国的民生发展水平整体较低，民众的基本民生诉求十分突出，这是初级阶段的最基本特征。新的历史方位的确立，为我们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了新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解决温饱、建成小康等重大民生问题，我们党在实践上不断探索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系的重大改革，在理论上不断深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由此，逐渐构建和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及其决定的分配体系，既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民生陷阱，也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民生陷阱，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不断拓展了改善民生的广度，挖掘了改善民生的深度，保持了改善民生的可持续度，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事业发展的新境界。具体来看，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亿万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这充分激发了他们改善自身生产生活的主体能动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有利于国家集中资源和力量去解决温饱、建成小康等重大民生问题。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消除了少数人凭借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去攫取绝大多数人劳动果实的制度根源，能够有效避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民众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甚至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民生困境，为民生产品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奠定了制度基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意味着绝大多数人获取民生产品的主要依据是其所付出的劳动量的大小，从而激励广大民众为了自身的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充分激发了整个社会和个体创新创造的活力与动力，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不竭之源。另一方面，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以及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符合我国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和结构特征，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整合各种资源激发经济活力，促进民生保障和改善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和谐共处、良性竞争，有助于公有制经济保持竞争态势；优化布局、提升效率，有利于整个社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促进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丰富民生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有利于调动一切生产要素来生产更多的民生产品，满足民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民生诉求，全面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与质量。同时，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充实民生财政，拓展民众的收入渠道，增加民众的收入，解决就业等现实民生问题，以及丰富改善民生的渠道与方式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是我国民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现代社会结构的框架内，政党政治是政治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政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体到每一个民族国家，由于有着不同的政治传统、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种政治力量在相互碰撞、博弈与融合过程中，必然生成多种多样的政党结构和政党制度，既有非竞争性的一党制，也有竞争性的两党制，还有竞争性的多党制。不同的政党结构与政党制度，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民生建设的成效与水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一项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既集合了一党制组织能力强、号召力突出、决策迅速、执行力强的优点，也吸纳了两党制或多党制广纳民意、广集民智、发扬民主、注重相互监督等优势；既避免了一党制由于长期缺乏监督与制约，导致专断独行、脱离群众等不足，也规避了两党制或多党制相互掣肘，被利益集团捆绑，决策效率低下、决策执行力不足等弊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保证。

习近平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21]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也是我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为我们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人口规模十分庞大，民族众多，区域城乡发展不够平衡，在这样的条件下推进民生发展，必然会遭遇诸多异常艰巨的困难，解决这些难题，离不开我们党充分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重点突破的领导核心作用。正如邓小平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22]242安全稳定乃民生之盾，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也就无从谈起，硝烟和战乱的土地上开不出民生幸福之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内生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认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充分利用其牢固的执政地位，合理协调各方面关系，长期保持了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并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有效避免了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由于争夺执政权而相互攻击、内斗不断、社会撕裂、政局长期不稳等问题。发展乃民生之基，在和谐稳定的基础上积极谋划改革、促进发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要前提。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底子薄的国家全速开启现代化建设，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科学发展与改善民生，同样离不开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关系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重大事项上，我们党善于从整体上、长远的角度作出科学的顶层设计，并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决策执行能力，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调度一切可以调度的资源，集中解决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着力破解温饱、小康、全面小康及共同富裕等重大民生难题，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比较优势。同时，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体民生发展的能力、水平及诉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和差异化特征，如何有效整合个体民生发展与社会整体民生发展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此时，仍然需要我们党发挥其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通过统筹兼顾、重点安排的方针政策，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措施，有效促进个体民生发展与社会整体民生发展的互促互进，融合发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既需要我们党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也需要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亿万群众的密切配合。作为执政党，我们党有超过九千万的党员，拥有四百六十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可以说把全国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和先进分子都吸纳了进来，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也团结和吸纳了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部分优秀分子，如此众多的社会精英人才和人民群众都团结集中在党内和党的周围，为我们党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根基和智力支撑。在保障和改善民生过程中，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人民群众通过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及各种协商民主的平台，以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式充分表达自身的民生诉求和政策建议，为我们党制定科学的民生路线方针政策措施提供智力支持、奠定广泛的民意基础。与此同时，在各种民生政策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也可以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功能，检视哪些民生政策措施落实不够到位，哪些政策措施尚存在缺失与不足，并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及时予以改正并落实，由此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效性。正如邓小平指出：“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23]273

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人民群众之所以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与之形成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合力，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党不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者，而是真正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当成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和“负责任的勤务员”。正如习近平反复强调的：“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宗旨。”^[24]1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在此共同利益与理想的凝聚下，各民主党派及全国各族人民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到协调一致、密切配合地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极大集聚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共识与力量，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两党制或多党制条件下，不同政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而引发的相互倾轧、政党内斗，社会资源与力量内耗严重等问题。由于我们党的性质与宗旨是始终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领导人民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不是把这作为获取政权的工具，相反，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己作为人民群众创造民生幸福的工具。对此，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4]3-4由此，我们党就可以立足基本国情，从人民群众的根本民生利益出发，合理统筹协调好各种民生利益关系，制定合理的民生政策措施，持续有效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有效地避免了资本主义政党把民生作为竞选的工具，极力上演各种“民生秀”，全然不顾本国的实际国情和财力，盲目追求高福利，从而陷入“高福利民生陷阱”或永远无法实现的“口头民生陷阱”，也有效避免了以前的统治者把民生当成是对老百姓的施舍和恩惠，只做一些“蜻蜓点水”式的保障和改善民生，导致民生疾苦，从而陷入了“民生缺失陷阱”，最终被人民群众所抛弃。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竞争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不同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监督，有助于提高执政党履行改善民生的意识与责任，也有利于提升民生政策措施制定与实施的公开性与透明性，对于缓和由民生问题所引发的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局限性也十分突出。不同政党往往代表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政党及政治人物在竞选期间也接受不同私人资本和个人捐助，竞选成功后，在其执政期间必然要给予相应的回报，在制定并实施相关民生政策措施方面体现特定社会阶层与群体的利益，从民生受益范围来看，难免会出现厚此薄彼的问题。另一方面，各个政党在竞选期间，为了赢得选举，往往打出令民众心动的“民生牌”，但无论是哪一个政党，都不是从人民立场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他们都只是把民生作为赢得竞选、取得执政资格的工具。因此，他们执政后，也不可能从人民立场，从国家社会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规划民生长期发展蓝图，所制定并实施的各种民生政策措施，都是临时性的、应对性的和工具性的，甚至经常出现朝令夕改或单纯口头承诺的现象，其时效性十分有限^[25]。不同政党由于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在关系整个社会民生发展的长远规划上往往很难达成共识，短视、相互推诿扯皮、明争暗斗等是一种常态，政党之间的这种争斗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对立与分裂，很难形成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整体合力。近些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自身的现实国情，盲目剪贴复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片面追求所谓的“民主化”，结果致使国内各种党派林立，政党之间内斗不断，政权更迭十分频繁，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安全稳定的环境，出现了全面衰退的现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危机，如外部势力趁机介入，在各种矛盾和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最终酿成了战乱不断、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的惨状，其中“阿拉伯之春”的政治运动就是典型案例，教训十分深刻。对此，习近平告诫道：“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吸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26]

保障与改善民生，既与所有制及其决定的分配体系密切相关，也与具体的经济体制紧密相连。市场与政府都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要场域，它们二者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构建与运行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实际运行中的关键问题。在理论与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有机结合起来，相比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展现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

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构建起来的，追求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主张政府应尽量减少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主张民生资源的配置，以及民生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应该完全交给自由市场机制来进行，追求所谓的“过程公正”，强调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做好产权保障，不应过多干预民生保障和改善，只对特定群体的民生实施“有限保障”和“最低保障”，否则只会导致政府垄断，政府失灵，侵犯自由市场秩序，民生成本增高等问题^[27]。在实践中，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动力，创造更多、更丰富的民生产品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自由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局限性，也使得这一经济体制在民生保障和改善方面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追求更多利润是市场经济的第一法则，当民众的民生需求与利润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主体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润而损害民生，导致民众的许多民生需求无法有效满足；市场机制自身缺陷所引发的市场失灵问题，会造成大量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浪费，部分民生产品可能出现相对过剩，而一些民生产品的供给又相对不足；纯粹市场机制引发的优胜劣汰效应，如果没有政府的补救措施极易酿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恶果；单纯依靠市场来保障和改善民生，其覆盖面不够广泛，无法真正实现全民共享，等等。这些问题既是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内在矛盾所引发的问题，同时也与资本主义具体经济形式与运行方式密切相关。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初期集中有限的资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快速推进工业化，以及构建低水平、普惠式的民生保障体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逐渐凸显出来，如国家统得过死、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等，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不高；如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分配方式制约了企业和人们生产生活的积极性，这从根源上极大限制了民生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过程。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毛泽东曾指出，在社会主义尚不发达的阶段，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存在是必要的，要适当发展它，并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28]，但此时我们党仍没有突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的认识局限。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社会基本制度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2]373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基本制度的理论误区，从基本理论层面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据此，党的十四大明确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设置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和具体运行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完善，趋于成熟，并展现出了显著的比较优势。对此，习近平强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关键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融合起来，把发挥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既不能用市场作用取代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政府作用代替市场作用，而是促进二者密切配合，互促互进，保障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民生改善^[29]。具体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突出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与改善民生的关键是把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到各个生产领域、部门和行业，并生产出更多的民生产品供人们享用，实践证明，市场机制相比于政府计划在资源配置上更富效率，也更能促进各种资源要素的高效利用。与此同时，市场还可以利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各种具体机制，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动力，促进生产与供给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民生产品，并利用分配机制，调节社会整体收入分配格局，打破平均主义藩篱，为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与路径，同时也充分激发了民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产生活的主体能动性。另一方面，保障和改善民生离不开市场作用，但却不能单纯依赖于市场，还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以弥补市场作用的缺失与不足。针对市场机制自身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我国政府长期制定并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科学引导市场合理配置各种资源要素，加强政府对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方面的宏观调控。针对特定民生领域以及特殊的社会群体，市场无法或不愿提供民生保障和改善的，我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大相关民生财政支出，对于各种重大民生基础性工程，如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交通出行、食品安全等，予以重点投入。同时，还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特殊社会群体的民生保障措施，如促进大学生就业政策、精准扶贫脱贫政策、老弱病残帮扶政策等，以弥补市场遗留下来的各种民生短板。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下，我国民生整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朝着共同富裕的美好民生蓝图阔步前进。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组织原则和组织形式上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始终如一的坚守，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将这一原则和制度提升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30]。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践和人民的需要，我们党又创造性地将民主集中制贯穿渗透于制度建构和社会生活之中，使之成为我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核心机制和显著特色。把民主与集中有机融合起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兼具了民主性与集中性的复合优势，实现了民主与集中的优势互补与互促互进，相比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和两院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既能够充分吸纳民众关于民生保障和改善的意见和建议，又能够快速凝聚共识，整合资源，集中力量解决重点、难点民生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形式，在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是同盟创建和运行的基本组织原则与形式。后来，列宁在创建和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和第三国际时，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党治党和治国理政是加入共产国际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遵从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在实践中对其原则和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运用场域也逐渐从党内拓展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后来还将其写入宪法，予以制度化保障；同时从战略高度明确，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习近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党的制度优势。”^[31]

所谓民主集中制，其核心要义就是习近平指出的：“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32]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贯彻落实好民主集中制的核心与关键。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民主与集中之间不是简单的拼盘关系，也不是前后顺序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从静态的角度看，民主与集中共同构成民主集中制这一矛盾共同体，二者之间相互依存，集中离不开民主，民主是科学集中的前提与基础，民主也离不开集中，集中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和延伸拓展。民主在激发活力、广集民意、规避重大失误上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决策效率低下，政策执行力不强等缺陷，如果离开集中片面强调民主，民主就可能质变为劣质民主、碎片化民主，最终可能倒向无政府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集中在决策效率和决策执行力方面具有优势，但也存在易于忽视民意、主观专断等不足，如果离开民主片面强调集中，集中很容易演变为个人集中，过分集中，最终导致家长制，个人集权专断等问题。可见，在民主集中制下，民主与集中相互依存，不可偏执，正如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23]347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民主与集中是一个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并且与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以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相贯通、相契合。一方面，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是核心与基础，从民主中来，即是从实践中来；从人民群众中来，是对人民群众意见、建议、诉求、智慧的合理吸纳。另一方面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是归宿和目的，回到民主中去，即是认识回到实践；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是人民群众意见、建议、诉求、智慧的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再民主；实践，认识，再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融会贯通的过程是循环往复，充满矛盾的无限发展的过程。实践经验证明，在民主集中制下科学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民生幸福都至关重要。从社会主义国家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来看，既有片面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导致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片面强调民主而集中不够导致软弱涣散、组织不力的问题，两种问题的实质在于割裂了民主集中制下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对此，习近平告诫道：“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只讲集中不讲民主，……这两种情形都会严重影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33]我们党在创立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系统总结了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注重把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并深入推进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化和程序化，进一步落实落细，使其更能发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功能。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生建设事业的成功经验来看，民主集中制无疑是一个科学有效的好制度，它既能够及时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民生诉求、意见和建议，又能够保障党和国家各种民生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有效执行，既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民生权利，也能强化党和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领导责任。具体来看，一方面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可以保证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广大民众有序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各种涉及民众切实利益的民生事务，保障民众能够顺畅地表达各种民生诉求，并且围绕大家普遍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国家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民生政策措施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有利于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领导职能，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以保证党和政府合理协调各种重大民生利益关系，从整体上统筹兼顾各个社会群体的多样化民生诉求，统一思想，减少分歧和内斗，积极调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保证各种民生决策政策措施得以迅速有效的执行。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总是以“先进制度”自居，把自己构建的制度作为别国的必然遵循，总是以三权分立制、议会制为样板，对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提出各种质疑和非议，但我们党和国家却始终坚持执行民主集中制，由此也使我们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有效避免了一些国家出现的执政党和政府缺乏权威，各自为政；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不强；政局不稳定，政策缺乏连续性等问题，也有效规避了一些国家出现的不同政党、群体之间相互倾轧，内耗不断，导致重大民生决策政策措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善民生效率低下的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解决重大基础性民生问题上的突出成就，如脱贫攻坚、应对非典、新冠肺炎疫情、高速铁路、生态环境治理、医疗保障等方面都创造了世界奇迹，这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机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独特比较优势。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好”和“优”，主要在于其在实践中取得了非凡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生建设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尤其是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构建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民众衣食住行、治理生态环境污染等重大基础性民生问题上，取得了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比于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特别是近期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重大民生危机事件中，这种制度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彰显。正如习近平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34]这次百年不遇的大考，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突如其来又持续反复的世纪疫情考验着国家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机遇在于在大考中有助于发现制度存在的短板与不足，不断发展与完善相关制度。我国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积极利用制度优势化危为机，在全球首先控制住疫情，并持续取得抗疫战争与经济发展的重大胜利，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疫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应对疫情的大考也暴露了我国制度体系中的一些问题，这为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契机。由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强烈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在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价值原则的基础上，广泛吸纳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相关的制度体制机制，如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体制机制、重大传染病预防与应急处置机制、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等。有了这种巩固、坚持、发展与完善，我们的制度有了更加充分的时代依据、经验基础、实践根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充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