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hought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我们在理解发展含义的同时，首先要深刻理解为谁发展的问题，因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关切社会性质的标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主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人民对发展的要求不仅是“量”的丰富，更是“质”的提升。基于对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2]137“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2]238，即“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3]41。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在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中这一系列必须回答的问题，成为新时代重要的时代课题。

当前，学术界对这一系列问题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就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阐释。习近平2018年4月在湖北考察时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4]有的学者从经济学的单向度出发，认为高质量发展重在“以效率变革为核心”，要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5]。有的学者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方面的基本特征^[6]。针对诸多看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是供给体系质量高、效率高、稳定性高；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7]。201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对高质量发展的进一步认识和深化，更多的学者开始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全域维度，特别是将问题的导向性和目的性结合起来，对高质量发展予以新的解读。如余泳泽、胡山提出，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8]。何立峰指出，既要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更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9]。张军扩、侯永志等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10]。陈川、许伟更是细化了高质量发展的内容要求，强调人民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提升，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传承质量文化，打造质量自信，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11]。可见，“以人民发展为中心”这一目标，已成为普遍的共识。

二是关于如何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研究。在高质量发展提出早期，学者们大多从经济学的问题向度提出高质量发展实现的可能路径，如蒲晓晔、Jarko Fidrmuc提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构建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彼此依赖的动力体系^[12]。许弟伟提出资本市场发展是着力点，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13]。马昱、邱菀华从高技术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展开了研究^[14]。也有学者从科技、财政与金融、产业结构、产业集聚、城市群空间结构、财政分权、地方政府，以及高质量的评价体制和机制的构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还有不少学者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践行新发展理念进行了深度研究。实际上，从2019年以来，高质量发展“人民性”的本质和要求，日益成为普遍共识，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上，许多成果着力从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双循环格局等维度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张涛、姚慧芹认为，新发展理念是助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抓手，更是实现人民发展新诉求的路径^[15]。任保平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动力体系的系统再造^[16]。动力体系系统再造的需求包括创新驱动动力需求、人力资本动力需求、制度动力需求和改革动力需求，实际上体现了“人民主体性”的内在性。也有学者从双循环的角度展开了深入分析，如李鹏认为，消费拉动是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动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需要引导和树立健康、绿色消费理念，促进我国经济绿色发展；发挥市场在消费与产业有效对接中的“显示器”作用；提高中上等收入群体数量和消费能力，增强经济转型升级的持久动力^[17]。黄志亮提出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就是创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总体的目标路径同向认知体系与实践行动体系有机统一的经济发展系统^[18]。

总体来说，目前这些研究是广泛而深入的，其中关于高质量发展彰显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是为什么以人民为中心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并将这一理念贯穿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人民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及其相应载体、内容和方法等的拓展和创新，目前的研究还有不足，更缺乏系统性、完整性的论证，这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目标。基于此，本文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高质量发展，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要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回应好人民群众的美好诉求；要创建和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维护好实现好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神权跌落和王权崩溃，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日益走向发展的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主旨。但对“人”的认识和理解，即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归谁”这一关乎社会发展的性质和方向的根本性问题，则因生产关系的基础性差异而深深烙上阶级性和阶段性的历史差异性。在以资本为社会基础的所谓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所有者、少数的“人民”占据了更为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一真正的“人民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启了人们对发展本质和发展主体的全新认识和思考。

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深刻揭示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60。从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对抹杀人的社会性、阶级性和历史性进行了彻底否定，提出了人的社会性和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性”，这显然是包括物质条件在内的物质与精神维度的综合基础条件。为实现这样的“现实性”，无产阶级成立自己的政党，依靠政党的坚强领导和引领。而这样的党及共产党人是毫无私利的，为无产阶级的权利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19]411是他们自成立之日起的底色，“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20]，而实现发展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下，克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运动中，列宁进一步细化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现实性”的设想，在《告贫苦农民》一文中说到：“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也是一个“全体劳动者享受”劳动成果的制度^[21]。因此，人民的主体性开始真正第一次走向社会发展本质核心的中心。

中国共产党一经产生就以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使命。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22]1094。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个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22]1094，将其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3]，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取得开创性成就并越来越深入的实践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从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等方面指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4]。党的十九大更是强调，新时代“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25]21。国家十四五规划及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也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提出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26]。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历程就是不断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历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已深深融入和镌刻于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核心。

发展是事物不断实现自身的“扬弃”，是向着更高层次的不断前进。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新的阶段，赋予了发展新的内涵和要求，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本质特色始终蕴含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高质量发展在内涵上有微观层次、宏观层次和社会民生事业三个维度。微观层次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提升微观经营主体的发展质量，即追求投资收益率的优化提升。宏观层次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使国家的总体经济水平保持平稳增长且质量提升。社会民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包括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的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深层次上它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成为新的矛盾聚焦点。显然，无论是哪一维度的发展，在根本上始终是围绕“人民中心”这一不变的主题，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本质和实践导向。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也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22]1031。人民群众不仅是价值主体，也是实践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理论上构建了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关系，即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的关键在于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如果供给结构上的不合理和供求矛盾必将导致“供需失衡”。马克思曾指出，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作为人类社会主体的人是目的，供给的发展变化在根本上反映着社会主体需求的发展和变化。显然，这是从经济发展供给侧的内在本质揭示了“人民主体性”的价值存在和实践动力之源。从我国发展实践来看，通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按人均收入看也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我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阶段性和深层次问题，尤其是长期的粗放型扩大再生产方式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使得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强；另一方面使得有效供给不强，主要表现为从满足人民生活由一般的数量诉求转向满足追求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诉求难以实现。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5]19。从供给侧看，这种矛盾就表现为传统的人口红利弱化，旧的发展动能不断衰减，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因此，必须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透视问题的本质，我们不难看到，这一问题的背后体现的是生产与需求问题，也就是“人民主体性”的问题，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经济发展的转型来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相统一，以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

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当前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内容和环节，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之所以出现产能过剩，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需求的品种发生变化，使得当前制造业的供给质量不高，在经济周期的影响下形成了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直接影响在于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并进一步限制企业职工的收入增长；从整个社会层面看，阻碍的是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因此，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既是企业维持良好运转的需要，更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基础。二是努力降低企业成本。企业乃至行业层面的竞争中，成本永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要素。可通过税收改革、行政审批改革，以及技术投入等方式来提升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成本降低的目的。由于是在劳动生产率提升背景下实现企业成本降低，因此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反而会升高而不是降低，因此企业成本降低与职工收入增长应是有机衔接而非矛盾对立，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三是补齐各类短板。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在于创新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创新，属于“硬”的方面；另一方面是制度创新，属于“软”的方面。“硬”的短板既有交通、信息、民生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或滞后，又有产业和企业竞争力不强的原因。“软”的短板则在于制度环境对于创新创业的支撑。短板的补齐对于提升发展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既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也是对人的发展的核心动力。四是降低杠杆风险。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杠杆率较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泡沫程度较重，如果这种风险不加以处理，则可能对国家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冲击，并严重破坏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无论是对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还是居民的就业民生，都是非常严重的损害。因此，需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首位，去杠杆的核心，就在于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

基于此，要彻底解决上述四大问题，根本上就是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始终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习近平强调：“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27]88没有了人民群众，也就没有了根基、没有了动力源泉。推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发展方式的改变，更是人民思维方式和观念的转变，而其根本的动力依然来自人民群众。因此，在实践中，应把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统一起来，坚持“以百姓心为心”，真诚地做人民的小学生，“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27]89，积极主动把战略决策、计划方案、工作举措落实在基层这个大舞台，切实掌握“需求侧”的内涵与外延，从而把准“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和任务。二是人民群众是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回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历程，根本就是人民的实践过程，人民的伟大创造过程。在推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依然是实践的创造者、推动者，因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向前发展，关键的环节还在如何更好地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三是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标尺。从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到习近平提出的“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27]90。人民群众的评判作为检验工作的试金石已被中国发展成功实践和反复佐证。由此，在推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制定政策、出台规范，还是推进工作，其成效评价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与践行，各项工作应坚持群众标准、由群众来评判，真正体现群众意愿。

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指出，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经历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阶段^[28]。这一论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运行关系，揭示了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原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增长必将促进新的产业革命。新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的发展转变为更高质量的发展，也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改革和建设。经济发展实质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经济条件下更高质量的发展为目标的。从经济学层面看，高质量发展表现出了多维性和丰富性，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根本上是要求创新性地遵循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要走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坚持采取可持续发展方式，这是由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性特征决定的。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就是要围绕高质量发展的各项要求，从经济体系、产业结构、市场调控、政府职能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化改革和设计，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就现实的实现路径来讲，应从以下三个维度去把握。

一是着眼人民群众的“需求侧”，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涉及面宽、覆盖领域广，涵盖了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优化等要素。这些要素统筹协调发展，共同构建起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领域，第一个要素建设实体经济直接指向人民的发展诉求，后面三个要素分别从科技成果转化、消费金融、教育等方面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诉求服务。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回应好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诉求。因此，要重视发展动能转换，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从依靠简单要素投入转变为依靠技术和知识驱动的“智慧经济”；要重视现代金融机制支撑科技创新，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发生的深刻变革背景下，未来经济增长的动能也将改变，需要用现代金融机制来支撑科技创新、助力经济增长、降低风险。

二是着眼突破经济发展的现实瓶颈，努力壮大实体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25]30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目前各种新型经济体系充满活力，但是实体经济始终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它是我国国内经济蓬勃发展、国际经济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柱。习近平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就一定要把制造业搞好，当前特别要抓好创新驱动，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29]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不仅面临着要素成本上升的冲击，也面临着东南亚等国家低要素成本的冲击，使得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制造业竞争力被大幅削减，相关行业失业率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措施也加剧了制造业的价值链竞争。在这种双重挤压下，我国制造业必须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方向发展，走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制造业强盛之路。所以，资本、人力等要素资源都要向科技创新倾斜，以此带动科技强国的建设，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使得实体经济的内生发展动力不断增强。由此，我国必须突破现有的瓶颈，重点是要从生产要素配置、生产效率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增强，不断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培育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以此为新的发展引擎、打造新的经济生长点，进而推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协同发展。

三是着眼不断激发社会活力，构建有效运行的市场机制。一方面，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3]51因此，必须抓住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0]尤其是要使市场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等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打破行业垄断、地方保护等影响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阻碍，引导企业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应对市场供需变化的调整能力。对于政府职能方面，习近平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3]66面对仍然存在的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要通过规范政府职能来大幅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并大力打造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以此实现产权充分保护、要素充分流动、竞争公平有序，切实提高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提高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效能。另一方面，要大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把总需求调控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一起来，用好用活货币、财政、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建立健全各政策间的统筹协调机制，科学有效地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预见性。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31]。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无产阶级政党一经产生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19]283。在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就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32]。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的根本。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这一宗旨就是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首要遵循。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定维护者，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高质量发展体现了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发展，其意味着经济发展健康、稳定、可持续，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减少或消除不同区域、领域和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从而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这可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发展目的的人民性，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蛋糕做大做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体现“全民共享”。二是发展的内容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和领域，体现“全面共享”。三是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人民，党的领导是根本，人民群众的参与创造是动力，高质量发展是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发展。四是发展的节奏是有序的，发展是有序的推进，实现由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渐进共享”。显然，为了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并助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就需要不断地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因为只有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共同富裕才能充分实现，而我们探索共同富裕的过程，必然是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因此，相关的制度环境建设都需要围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不断优化和创新。只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有助于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就目前来看，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高质量发展，需要创建更好的制度环境。重点是着力推进五个方面的制度环境建设：一是创新性的制度环境建设，让创新成果得到法律保护和经济回报，创新投入有序高效，人才培养和交流更加充分，技术交流更为畅通，以此为创新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生态文明的制度环境建设，这需要建立和完善人口均衡制度，保证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建立绿色经济制度，利用产权制度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产权体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利用市场机制有效调节生态成本与收益，以市场化的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三是协调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建设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区域、城乡等各方面的发展都存在较大差距，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优化制度环境来进行保障。从目标考核、税收政策、公共支出、产业政策等方面入手，科学系统地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33]。四是开放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设，加大推进对外发展战略，使“一带一路”建设等结出更好成果；积极围绕其打造开放发展的制度环境，着力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贸易平台的打造、贸易条件的便利、贸易业态的创新、贸易模式的升级、投资环境的优化、开放布局的调整等方面加大力度。五是共享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设，就是要使全体人民实现劳有所得、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的重点问题就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乡村振兴，保证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时需要加快收入分配体系调整，努力缩小城乡、行业、区域的收入差距，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中国发展已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新诉求赋予高质量发展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更高的要求，包括更高水平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更满意的收入水平、更高质量且均衡的教育体系、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丰富且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公平正义的国际发展环境，前行中将面临诸多的风险与挑战，尤其是高质量发展所推动的体制机制优化和创造，将在更深层次上要求新的改革和创新。显然，这一切的实现都需要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不仅要在发展中努力回应好人民群众的美好诉求，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开启高品质美好生活，更需要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激发全社会的责任心和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