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Residents' Forgiveness Scale

社区是人们基本生活与社会活动常用的场域。在社区生态系统下人们时常会面临冲突、冒犯或不公平待遇，在经历或体验这些之后，人们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比如报复、逃避、敌意、宽恕等。研究发现选择宽恕能促进个人的健康幸福，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的和谐发展^[1-2]。宽恕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与行为现象，目前学界对其的界定并未取得一致的认可^[3]，各有侧重、内容多样，从认知、情绪、行为倾向、动机等各个方面予以考察。在汉语中，“宽恕”与“恕道”同义，它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4]。《现代汉语字典(第7版)》对宽恕的解释是“宽容饶恕”，宽容指“宽大有气量，不计较或追究”，饶恕指“免于责罚”。定义的多样性也让测量方式得到了多样性的发展。

目前，对宽恕的测量开发了多种方式，在质性研究、问卷量表、行为和神经生理等方面均有涉及。其中，问卷量表的测量与应用相对较为广泛，Fernández-Capo等综述了相关的宽恕量表^[5]，合计33个，包括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测量对某个人某次侵犯的宽恕，简称情景性宽恕(episodic forgiveness)，如人际侵犯动机量表(transgression related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scale，TRIM)^[6-7]，包含18个条目和三个维度：回避动机、报复动机、仁慈动机。第二类是测量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个人宽恕特质，简称倾向性宽恕(dispositional forgiveness)，或称为特质性宽恕、宽恕性情，如Heartland宽恕量表(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HFS)^[8]，包含18个条目和三个维度：自我宽恕、他人宽恕、情境宽恕。第三类是测量特定关系的宽恕，简称二元性宽恕(dyadic forgiveness)，如Hargrave和Sells编制的人际关系处理问卷(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resolution scale，IRRS)^[9]。这些量表的开发与应用丰富和拓展了宽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虽然开发了多种研究工具，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一些工具仅测量了宽恕的一个方面，或者说仅反映了编制者自身的学术理念，其他方面有待发掘；一些工具信效度信息报告不够完善，结果不令人满意；一些工具的测量显得笼统概括，精细化程度有待提高；一些工具针对性不够，只能通过测量其他心理内容来间接推断个体的宽恕水平^[10]。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所开发的量表虽然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但是否适用于中国人也值得进一步商榷。人际冲突经常发生在社会环境之中(例如，文化、社群、社区、家庭等)，在涉及伤害时应该在社会和社会互动中考虑宽恕^[11]，如果完全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脱钩则不利于回答“何以会如此”等深层次的命题。以往的宽恕理论和干预方法多是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缺乏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相关研究^[12]。对西方文化背景下得出的研究成果不可简单采取“拿来主义”，而要有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国社区现实的根基^[13]。

综合上述考虑，有必要开发基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宽恕量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宽恕思想和理念。以儒家思想为例，“忠”和“恕”与宽恕的概念最为接近，“仁”和“善”是宽恕的基础，而“礼”和“义”则可以看作中国人社会行为(包括宽恕行为)的道德调节器^[14]。“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实践“忠恕”的过程本身就是实践“仁”的过程，“忠恕”之道是仁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化，“故恕字为求仁极捷之径”(《曾国藩全集·复邓寅阶》)。而且，由于受到“和文化”“忍文化”等长期的影响，再加上中国人多是关系取向，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很重视恕道，推崇心胸宽广的做人做事的方式^[15]。生活在社区当中的居民深受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而且个人生活与社区紧密联结，“人类依社区而居”^[16]。从社区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人-社区(共同体)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动态的系统^[13]，在这个系统中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行为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如前文所述，在社区生活中人们时常面临着各种类型的冲突，比如婆媳、邻里、人情、面子等，而宽恕有助于消解社区居民之间各类矛盾与摩擦，有利于保持社区的和谐风尚和良序状态。本研究旨在研制社区居民宽恕量表，这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是深入地理解和解释人们在真实日常生活环境中关于宽恕的所思、所感和所行，为创造安定团结、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区环境提供思路；另一方面是创新理论，为后续相关实证研究衡量社区居民的宽恕水平提供一个可操作、可测量和行之有效的工具。由此，本研究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为背景，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实际出发，探究社区居民宽恕的心理结构与成分，研制社区居民宽恕量表，以期为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服务。

通过各种渠道招募社区居民(如通过社区工作人员线上宣传进行网络在线调查、社交网络、现场发放等)。虽然这种方式不是完全随机的，但是使用不同的调查方法增强了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研究对象包括两个样本，样本一用于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二用于信效度检验。样本一共回收444人，剔除作答速度过快或过慢、规律作答以及陷阱题“我于2月30日出生；我已经周游了世界92次”等^[17]作答不恰当的97人，最终剩余有效样本347人，有效率为78.2%。其中男性94名(占比27.1%)，女性253名(占比72.9%)；年龄在17~65岁之间(M=24.77，SD=7.21)；157人居住在普通商品房小区，74人居住在农村社区，116人居住在街坊型、单位型、保障性住房、高级住宅区等社区。样本二共回收416人，剔除作答速度过快或过慢、规律作答以及陷阱题“我于2月30日出生”等作答不恰当的64人，最终剩余有效样本352人，有效率为84.6%。其中男性107名(占比30.4%)，女性244名(占比69.6%)(一人未填写性别)；年龄在17~70岁之间(M=41.98，SD=13.84)；173人居住在普通商品房小区，88人居住在街坊型，91人居住在单位型、保障性住房、村改居等社区。

按照如下步骤编制社区居民宽恕的初测量表：(1)查阅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宽恕的有关阐释，做到有的放矢；(2)结合前期开放式主题访谈的质性分析结果，对社区居民宽恕的典型特征进行整理汇总；(3)检索宽恕既有文献，搜集和整理国内外相对成熟的量表^{[7-8, 18-19]}。结合这三方面内容，由研究者和2位心理学研究生初步编制反映社区居民宽恕的自陈条目102条。(4)初步条目编制完成后，邀请4位心理学教师、6位心理学研究生、2位社区居民对所有条目进行评估，评估原则主要包括条目言之是否及义、表达是否清楚、阅读是否流畅、是否晦涩难懂、有无歧义等，进而合并相似或拆分杂糅的条目，删除另类或不具代表性的条目。经过多次修订后，由研究者和2位心理学研究生整理归纳最终得到60个初测条目。以60个条目为基准对样本一进行施测，指导语为“在我们日常的社区生活当中，一些冒犯或伤害性事件可能时有发生，请你在下列表述中评定与自己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答案无对错之分”，7级计分(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另外，在校标上采用中庸-和谐性分量表^[20](7级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生活满意度量表^[21](7级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和自评健康状况(参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含一个条目，5级计分)。中庸是中国人思考问题和处理事情的重要起点，而元分析发现生活满意度^[22]、健康状况^[23]与宽恕显著相关。根据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将剩余条目和三个校标问卷对样本二进行施测。居民在完成问卷后再填写人口学信息，最后给予一定的物质报酬。采用jamovi 1.6和SPSS 22.0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采用Mplus 8.3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60个条目中需要进行反向计分的反向计分后，首先检查每个条目的分布状况，结果发现60个条目均未出现极端倾斜的情况，峰度和偏度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Skewness=-1.42~0.86；Kurtosis=-1.32~2.97)。其次，对60个条目高低分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每个条目得分的高27%和低27%作为分组标准，结果发现60个条目高低分组均存在显著差异(t=17.7~46.2，Cohen's d=2.58~6.75，p_s＜0.001)。然后，将60个条目与条目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1个条目相关系数不显著，予以删除；同时，删除8个相关系数小于0.4的条目^[24]。最后，检查每个条目删除后整体量表Cronbach'α系数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每个条目删除后整体量表Cronbach'α系数与原先系数相比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因此对剩余条目予以保留。最终，经过项目分析后剩余51个条目。

对剩余51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χ²=9954，df=1275，p＜0.001，KMO=0.95，MSA=0.82~0.97，说明剩余条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jamovi 1.6进行主轴因子(principal axis factor)和斜交旋转(oblimin rotation)分析，根据平行分析(parallel analysis)萃取因素个数(见图 1)，即比较真实数据特征值的碎石图和一组随机矩阵的平均特征值的曲线，进而确定保留因素的个数^[25]。参考以下标准逐个删除条目进行多次因素分析：①条目因素负荷绝对值小于0.4；②条目共同度小于0.3；③某一条目在二个甚至三个因素上因素负荷绝对值无明显差异；④每一因素至少包含3个条目。经过多次探索，最后剩余20个条目，各个条目的因素负荷在0.40~0.79之间，共同度在0.31~0.69之间，共萃取出四个因素，累积贡献率达50.4%，具体如表 1所示。其中，因素一的条目涉及的是放下怨恨、原谅他人，将其命名为“饶恕原谅”；因素二的条目涉及的是在受到伤害后仍能换位思考，将其命名为“推己及人”；因素三的条目涉及的是在冒犯或伤害发生后的思考处置，将其命名为“洞察省思”；因素四的条目涉及的以宽容、厚道的态度对待他人，将其命名为“宽广包容”。

在信度上，社区居民宽恕量表的四个因素(饶恕原谅、推己及人、洞察省思、宽广包容，下同)和总量表的Cronbach's α(Alpha)系数分别为0.85、0.85、0.84、0.86、0.93，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同时，由于Alpha系数在衡量信度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6]，同时计算了McDonald's ω(Omega)系数，四个因素和总量表的Omega系数分别为0.87、0.85、0.84、0.86、0.93，也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考虑到总量表包含多个分量表，也计算了四个因素和总量表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分别为0.87、0.84、0.85、0.87、0.96，也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综合表明，社区居民宽恕量表的信度良好。

在结构效度上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按照如下步骤进行：(1)构建不区分条目/因素的单因素模型M1；(2)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构建四因素模型M2。结果发现，单因素模型M1拟合不佳，χ²/df=5.69，RMSEA=0.116，90%CI[0.109，0.123]，CFI=0.73，TLI=0.69，SRMR=0.093。四因素模型M2拟合良好，χ²/df=2.72，RMSEA=0.070，90%CI[0.062，0.078]，CFI=0.91，TLI=0.90，SRMR=0.060，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社区居民宽恕量表四因素结构见图 2，各因素负荷在0.40~0.85之间。

同时检验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结果发现，四个因素的平均方差萃取(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值分别为0.53、0.52、0.65、0.52，均大于0.50，聚合效度良好；四个因素分别对应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因素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2)，区分效度良好。而且，各因素与总分之间相关系数为0.76~0.87，高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也表明聚合效度良好；同时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8~0.67，属于中等相关，也表明区分效度良好。另外，在校标关联效度上，居民宽恕四个因素和总分与中庸-和谐性呈显著正相关(r=0.33~0.55，p_s＜0.001)，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r=0.28~0.40，p_s＜0.001)，与自评健康状况呈显著正相关(r=0.26~0.43，p_s＜0.001)，表明编制的社区居民宽恕量表具有良好的校标关联效度。

本研究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为背景，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实际出发，研制了社区居民宽恕量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前期质性访谈以及既有宽恕量表等多方面内容形成测量条目，最后得出，社区居民宽恕量表包括四个因素：饶恕原谅、推己及人、洞察省思、宽广包容，共计20个条目。这四个因素既反映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又体现了时代的发展性。饶恕原谅是指放下怨恨、原谅他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恕的含义之一便是宽宥、原谅，“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战国·赵策四》)，这一因素是目前宽恕测量中较为常用的，无论是针对倾向性宽恕抑或是情景性宽恕的测量^[5]。推己及人是指在受到伤害后仍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理解他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恕的另一种含义即是推己及人，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说“推己及人为恕”，这也是《礼记·大学》中所讲的“絜矩之道”^[27]。推己及人是一种善意的共存意识，体现“仁爱”之精神，“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洞察省思是指在冒犯或伤害事件发生后的思考分析，这与人们常说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相得益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宽广包容是指以宽容、厚道的态度对待他人，不斤斤计较，容人之过而非耿耿于怀。中国文化一直强调与他人相处时要有宽广豁达的胸怀，“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荀子·非相》)，人们也常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宰相肚里能撑船”。针对中国人的“现代人格”研究也发现，当代中国人对他人越来越包容，多元化取向逐步增强^[28]，说明了“宽广包容”的意识赓续绵延，深入人心。实际上，宽容在让别人愉悦的同时自己也快乐；而斤斤计较在让别人痛苦的同时自己也难受。这四个因素统筹组成了社区居民宽恕量表，可用于衡量社区居民在日常社区生活中的宽恕水平。同时，对这一量表进行了信效度检验，结果发现信效度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表明该量表可用于后续相关研究之中。

与传统心理学科相比，社区心理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实践应用性^[29]，本研究研制的社区居民宽恕量表对我们具有一定的作用。其一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有效的测量工具。结构性研究是框架性研究的基础，开发的社区居民宽恕量表可用于验证和推进相关领域的发展，例如居民宽恕对居民其他心理与行为特征、居民人际间的交流与沟通以及居民群际间和谐与认同等方面的影响，以实证和量化的方式说明其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其二为社区居民宽恕意识和行为的养成和创建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提供了参考。已有研究表明宽恕比报复能带来更大的情感和心理益处，包括降低愤怒感，降低消极情绪^[30]，对冒犯者和自我持更加积极的情绪^[31]。在居民宽恕意识和行为的养成上，需着力关注本研究发现的四个因素，换言之，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这四个因素的水平，比如话剧情景模拟演出、社区干部以身作则、居民自身积极实践等等，从而让整个社区环境积极向上发展。特别是在开发基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宽恕干预策略时可将本研究发现的四个因素作为有效的测量指标，用以衡量社区居民宽恕的改善水平。

社区存在多种定义，社区类型复杂多样，如新兴城市社区、单位型社区、老旧社区等，居住在社区里的人也纷繁复杂，覆盖不同的年龄段、从事职业、受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虽然本研究试图囊括更多的社区类型，但不可否认的是本研究仅选取了一些社区类型中的部分社区居民进行了调查研究，人数相对有限，未来可以就不同的社区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不同社区类型居民的宽恕特征。而且，宽恕是一种复杂的心理与行为现象，涉及认知、情绪、动机、决策、行为倾向、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本研究仅从宽恕主体心理与行为表现的角度研制了社区居民宽恕量表，未来研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切入，譬如宽恕的心理机制与成因、宽恕的心理发展阶段、冒犯者或伤害者寻求宽恕、对宽恕的态度及质量评价等等，以系统性的分析视角来拓展宽恕的相关研究。另外，在社区真实生活情境下居民宽恕的心理与行为变化也值得关注，一般情况下的宽恕可能与特定情境下的宽恕存在相互融合或分离的情况^{[1, 32]}，后续研究可细致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