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spect of China's Rural Education Revitalization and Its Re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ury-Old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Continuum

建党以来，中国乡村教育历经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乡村教育发展与改革经验，切实推进了乡村振兴、国富民安。从历时性来看，基于不同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阶段性任务与主要内容，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重点。

近代中国乡村教育运动思潮，发轫于军阀割据混战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外交困时期。为破解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困局，中国共产党及教育先贤们立足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业生产每况愈下、农村经济衰败凋敝、农民难以安身立命的基本国情，对中华民族生存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该时期中国乡村教育思潮纷纷涌现，相互激荡，裹挟于乡村社会改革运动之中，在中国乡村教育史上盛极一时。

一是兴办农民学校，唤醒农民自觉参与革命的思想觉悟。中国百年乡村教育的源头可追溯至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10]。1921年，中共早期党员沈玄庐独资兴办衙前农村小学和农民夜校^[12]，通过教农民学文化，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农民运动和启发农民觉悟^[13]。1921-1923年，彭湃在海丰县总农会下设教育部，坚持以“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14]46为目的开办农民学校和开展农民教育。1925年，毛泽东开办20多所农民夜校，紧密结合文化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农运骨干。1931-1934年，苏区政府大力发展免费义务教育，不断扩大农村小学规模，农村教育获得空前发展。

二是引进教育思潮，基于乡情创新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先进知识分子把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生活教育等思潮引进乡村，试图以乡村教育挽救国家危亡，掀起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救国运动浪潮，使中国乡村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局面。如陶行知强调全面普及平民教育，试图以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和卫生教育解决中国农村“愚、贫、弱、私”病症，这集中体现了以乡村教育改造乡村社会的理念; 黄炎培采取“富教合一”的方针，试办农村职业教育，以期改进农村一般生活，立社会革新之基^[14]49; 晏阳初通过分析文盲数量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并指出真正的乡村教育应该是适应、改良和创造农民实际生活的教育^[15]。

三是开展教育实验，积极投身以教育为主体的乡村建设。中国共产党和教育先贤们通过积极创办乡村教育实验区，多渠道、多形式开展了以教育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实验。1931年梁漱溟开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通过乡村自治实现乡村文明与民族觉醒^[16]。为了把乡村教育运动中的民众教育推向全国，1931年俞庆棠等人成立了中国社会教育社。截至1935年，全国各地的乡村教育、改进与建设试验区就有193处之多^[14]52。尽管从事乡村教育实验各团体的目的、方法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扎根乡村，贴近乡民，以乡村教育为突破口结合乡情开展乡村教育活动，在提高全民族素质、挽救中华民族危机和促进中华民族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事业百端待举，尤其是农村地区农民文盲率高达95%以上^[17]，乡村教育之路道阻且长。为了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提升乡村整体人口素质，中国共产党把发展乡村教育作为当时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领导农民群众进行了一系列乡村教育改革探索。该时期，乡村教育聚焦工农生产，旨在扩大教育机会服务乡民，加快乡村建设进程。

一方面，明确教育方针，旗帜鲜明地引领乡村教育事业发展。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教育要为工农和生产建设服务的办学方针，国家教育事业发展重点逐渐聚焦乡村教育。1950年，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确定了新中国工农教育的基本任务与实施方针，强调坚持以文化教育和时事政策为主要内容，标志着中国现代乡村教育全面展开。1958年，中央下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的教育方针^[18]，这一方针与我国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形式相契合，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另一方面，改革创新学制，积极拓宽面向工农大众的乡村教育渠道。1951年，政务院颁行《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提出设立青年成人初等学校、业余初等学校、识字学校以及多种形式的中等学校等，切实体现了为工农服务的根本宗旨，还将为工农干部和群众专设的学校纳入正规学制系统，使之相互衔接^[19]。新学制的确立奠定了新中国学制的基本格局，增强了教育服务经济建设和培育工农的能力，推进了工农教育事业发展，提高了工农文化水平，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

然而，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乡村教育发展道路的进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1958年，“教育大跃进”导致乡村教育质量下降和乡村教育发展难以为继^[20]。1960年，我国开始整顿、调整乡村教育工作，重新摆正乡村教育发展轨道。直至1977年，邓小平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重要指导方针，率先在教育领域拨乱反正，自此中国乡村教育事业得以再次蓬勃发展。自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中国乡村教育留下了值得汲取的经验与教训，在滚滚历史长河中，教育形式随时代改变，然而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教育改革根本指向恒久不变^[21]。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会议全面纠正了以往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决策。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教育事业的全面恢复与整顿，为中国社会各方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该时期，党和国家纠正了乡村教育理论及实践与乡村经济发展脱节的错误倾向，完成了拨乱反正，乡村教育逐渐进入恢复重建阶段，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一是调整教育结构，保障乡村教育服务于乡村现代化建设事业。随着停滞的乡村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愈加凸显，国家颁布了针对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通过恢复乡村中小学正常教学秩序、加强对农民的扫盲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以及调整乡村中等教育结构等措施对乡村教育进行拨乱反正。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发展教育事业列为经济振兴战略重点之一，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专业人才^[22]。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教育提到全党战略重点之一的地位，强调乡村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乡村教育结构得以调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正确把握。

二是改革教育体制，创建“三教统筹”乡村教育管理运作模式。不断深入的乡村改革，使偏重普通教育的传统教育体制难以满足乡村经济发展需要，乡村教育需要进行系统、整体、综合化改革。伴随着乡村经济改革，“三教统筹”作为一种适应乡村教育综合改革的管理运作模式而提出。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要大力推进基础教育普及工作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工作，增强教育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能力。1987年，教育部原党组书记、部长何东昌明确提出，县政府应立足当地建设需要，统筹“三教”，促使其互助互促、共联共建、协调发展^[23]。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分级统筹管理‘三教’”，以“燎原计划”结合“丰收计划”与“星火计划”，联手推进科教兴农^[24]。中国共产党大胆探索农科教结合的成功经验证明，基础、职业和成人教育的合理统筹与协调发展能够切实提高乡村教育的综合效益。

三是强化三教统筹，实现乡村教育整体功能与综合效益最大化。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强调要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坚持统筹“三教”，服务“三农”，为乡村社会经济建设服务。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面向农村发展职业教育^[25]。这一纲要详细部署了农村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工作，统筹推进农科教一体化。这表明我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经验为乡村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提供了科学思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乡村教育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压舱石，在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处于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建设迈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乡村振兴为战略先手棋，开启乡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并围绕如何办好“有质量的乡村教育”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多措并举推动乡村教育深化改革、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的同时，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完善政策法规，激发乡村各级各类教育振兴活力。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优化了乡村教师的规模、结构和待遇，找准乡村教育发展痛点，为其开出一剂良方。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战略的出炉赋予了乡村教育新使命。报告强调“三农”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应举全党之力答好新时代“三农”考卷。其中人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乡村教育作为乡村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程，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先手棋。2018年，《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了农村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地位，并对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等具体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26]。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将乡村教育工作权责下放至各级人民政府，加强统筹乡村教育工作，提高乡村基础教育质量，推进乡村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旨在为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培育高素质乡民，储备实用人才与创新人才。

二是提升教育质量，保障中国特色乡村教育高位推进。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在统筹规划乡村学校布局、全面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均衡配置乡村教育资源、推进乡村学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对乡村教育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明确了乡村教育振兴的总体方向与战略重点。2021年，《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强调乡村教育是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要求通过增加资源供给、改善办学条件、开展耕读教育、强化网络教育以及深化产教融合等举措，多管齐下深化乡村教育改革，探索乡村教育发展创新模式，高位推进中国特色乡村教育优质发展。

三是拓宽教育视野，探索中国特色乡村教育振兴道路。2020年，党的“十四五”规划强调要探索乡村教育振兴的中国道路，通过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等措施提高乡村教育质量，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兜底性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好教育保障普惠性政策，通过“加强乡村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促进城乡教师的合理流动与对口支援”“继续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特岗计划”等举措，提升乡村教育为乡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探索中国特色乡村教育振兴道路，以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成功接续乡村全面振兴。

纵观百年乡村教育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坚持立足乡村教育发展实际，准确把握乡村教育的属性、主体、成效与动力，推动乡村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及其内在的深度变革。中国乡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脉络之中，并呈现出从无根到有根、从无人到有人、从无效到有效、从无魂到有魂的演进逻辑，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发展模式。

乡土属性是乡村教育的根本属性，它蕴含于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的天然联系之中。深刻彰显乡土属性的乡村教育从乡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孕育而出，蕴含着独特的乡村人文地理特征和乡土文化内涵，促进乡村民生福祉和社会发展。然而，在乡村教育发展进程中，我国剧烈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导致了乡村教育过于重视短期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回报，呈现出较重的功利导向、较弱的人文陶冶以及较强的共性制约等倾向，这种“本末倒置”的教育理念与培养模式使得乡村教育与乡土文化的融合日渐式微，其失范也在所难免。随着中国发展战略重心逐渐回归乡村，乡村教育开始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为出发点与落脚点，重塑乡村教育发展新生态，其乡土属性日渐突显，乡村教育终得落叶归根。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乡村教育悬置于乡土社会之上，与乡村文明脱节，其乡土属性被遮蔽匿藏。乡村教育空有“乡村”之名而无“乡村”之实，其整体结构与乡村社会发展几近脱钩，乡村教育的乡土底色褪色、蒙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乡村教育在救亡图存之际“寻根”。爱国知识分子以乡村教育为救亡图存的突破口，深入了解乡村发展实际情况与乡民发展现实需求，试图基于乡情、民情和学情，因人、因地施教，推动形成乡村教育与乡村经济社会之间协调互促的良性关系，挽救中华民族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村教育在生产建设之中“扎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开展了一系列乡村教育探索实践，坚持以服务工农和乡村生产建设为目的，乡村教育与乡村经济社会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改革开放后，乡村教育在改革发展之中“守根”。乡村教育为适应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统筹三教，根据乡村发展现实需求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充分融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为乡村经济建设提供重要保障。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教育在深耕乡土之中“固根”。乡村教育回归乡土本身，不再以“逃离乡土”“跃农门”“新市民”等为目标，而是承载和弘扬乡土文化与精神，深挖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血脉中的中华文明优秀基因，以在场姿态融入乡村整体场域之中。

在乡村教育发展历程中，乡村教育的工具属性得以充分彰显，而乡民的主体地位未能充分体现。尽管人们很早便已经可贵地认识到乡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广大乡民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但在我国历史演进中，乡村教育在更多意义上只是作为斗争和战争动员的工具而存在^[27]。这种短期、特定甚至游离于乡民切身利益之外的乡村教育，背离了乡民的主体性，难以真切回应乡民日益增长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现实诉求及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扭转乡村教育功利化倾向，使乡村教育成为聚焦乡民的主体性教育，将促使乡民向着更加充分、自由自觉的方向发展，提升乡民整体福祉水平。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乡村教育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探索性尝试。当时我国社会发展形势严峻，爱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与乡情、乡民的内在联系，并深入乡村实地进行了乡村教育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但在紧张时局下，乡村教育的功利性远超其人文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农扫盲教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当务之急。这一时期，乡村教育面向农村、面向农民、面向生产，主要对乡民进行了政治教育和生产技术教育，通过培养乡村人才为乡村生产建设服务，乡民的独立人格与主体地位遭到漠视，乡村教育仍重社会本位。改革开放后，乡村教育是加快乡村经济建设的强大助推力。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工作的重心，乡村教育通过统筹“三教”为经济建设培养大批优质人才，乡民作为社会物质财富创造者的身份地位得以彰显，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推力。然而，工具性价值的过度凸显导致对乡村教育的本体价值有所忽视，乡民的自我价值感缺失，自我实现的需要难以满足。新时代以来，乡村教育是聚焦并增进乡民福祉的有效手段。乡民既是乡村教育振兴的直接参与者，也是乡村教育的最大受益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将乡村教育的焦点重新聚焦于乡民，旨在提高全体乡民的综合素养与道德情操，一方面，为乡民逐渐克服并摆脱对政策倾斜、社会关照等外部条件的习惯性依附心理，找到自我生发的乡土根基打好基础; 另一方面，为实现乡民全面发展、人乡和谐共生提供机会、创造条件。

乡村教育能否促进乡民实现自身发展并致力于乡村社会建设是衡量乡村教育是否有效的标准。基于“以教促智”“以智促富”“以富促教”的乡村教育振兴思路，需要以扎根本土与适应现代为基本取向，不断提升乡民的综合素质与农校能力，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乡民的同时，加大乡村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提升乡村教育服务社会的能力，为推动乡村社会兴盛厚植乡村人力资本，提供人才支撑。

回顾乡村教育发展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乡村教育曾一度独立于乡村社会其他子系统之外，未能着力于乡民自身与乡村本体的发展。随着乡村教育在乡村建设中基础性、先导性与全局性作用的凸显，乡村教育被赋予了新的期待与使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乡村教育通过探索教育理论与实践确保有效。爱国知识分子将关注点转向乡村，基于真实乡民、乡情进行了一系列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大力提升了乡民整体素质，以高度适应乡民、乡情的乡村教育改造了乡村社会，试图于变局中开新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村教育通过确立教育宗旨与方针落地见效。乡村教育以服务工农和生产建设为宗旨，不断拓宽了其服务范围，增强了乡村教育的普惠性、公益性和乡土适应性，切实提升了乡村教育的应得效果。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教育通过有机结合“农科教”提质增效。乡村教育强调了其内外部系统的统筹协调，兼顾“教育圈”和“全社会”，通过把乡村经济发展、先进科技推广和乡村人才培训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农科教一体化的科教兴农模式，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效益最优化提供了强大合力。新时代以来，乡村教育通过全面振兴与特色探索优化强效。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守先待后以谋长远，在探索中国特色乡村教育发展道路的进程中，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活力、更加长效的乡村教育，使其与乡村振兴时间表、路线图“同频共振”，进而切实有效地服务于乡民与乡村。在精进乡民农业技术与能力、提高乡民农业知识与素养的同时，推动实现乡民全面发展、乡民乡村共同富裕，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推力。

乡村教育的内生动力来源于乡民自身。只有根植乡土文化、富有乡村特色、合宜乡村发展的乡村教育培养模式，方能培育出具有坚定乡村文化立场和高度乡土文化自觉的乡村优质新人。然而，精神上“失魂”的乡村教育动摇了乡村文化的根基，这将会导致乡土文化传承“断裂”，并引发乡民对乡土情感的认同危机，从而陷入“离土”与“失魂”的恶性循环。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由于乡村凋敝、城乡经济存在较大差距等原因，乡民热爱乡土的文化情怀和对乡村的认同感比较淡薄，并且教育基于“离土”的运行逻辑缔造了一条单向流动链，乡村教育沦为向城市输送人才的单向传送工具，更加强了乡民对乡土的陌生感与疏离感，其回馈家乡、反哺故土的桑梓情谊也日益淡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教育事业发展重心不断向乡村转移，乡村教育有力唤醒乡民置身乡村社会中的内在价值感，并持续激发其服务桑梓的内源性动力，推动乡民与乡村和谐统一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乡村教育逐渐唤醒乡土意识。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对乡村实际情况进行了理论与实践探索，增进了乡民对乡村的认识与了解，打破了乡民对乡村的心理隔阂，激发了乡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乡民在乡村建设进程中获得满足感、幸福感。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教育培养大量本土人才。乡村教育以工农和生产建设为服务对象，育植深厚的乡土情怀，增强本土人才责任感，将服务乡村建设融为本土人才的内在规定，激发本土人才投身乡村振兴的思想自觉与行为自觉。改革开放后，乡村教育竭力服务乡村建设。乡村教育促使乡民在形塑自我身份的同时自觉置身于与乡村社会切实的生命关联之中。在深植乡民对乡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基础之上，培养乡民服务桑梓的奉献精神与服务精神，激发乡村教育振兴内生动力，加快乡村建设。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展与实施，乡村教育铸魂育人，逐渐将普适性知识与乡土文化、地方性知识有机结合，兼具乡村特色、文化内涵和教育品质，真正起到了教化乡民、淳化民风的作用。

乡村教育振兴意味着要推进乡村教育内涵式发展和深度变革。中国乡村教育振兴不仅能够推动乡村教育全面发展、助推教育强国建设，又发挥着支撑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加快乡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因此，基于中国百年乡村教育发展的演进逻辑，擘画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的未来图景对于引领乡村教育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乡村教育振兴的未来图景应通过思想观念引领、制度体系保障、乡土文化根基、创新人才支撑和数字技术驱动来实现乡村教育的新局面、新格局、新气象、新高度和新生态。具体而言，一是思想观念引领乡村教育振兴实践。实现乡村教育振兴必须认清乡村教育发展的时代方向、树立正确的乡村教育发展理念，扎实推进，久久为功。二是制度体系保障乡村教育振兴推进。全方位的乡村教育政策体系能够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较为完善的政策参照与行动指南^[28]，助推乡村教育全面振兴。三是乡土文化滋养乡村教育振兴土壤。乡土文化内含中华民族历史沉淀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29]，通过乡土文化复育，充分挖掘其育人价值，实现“以文化人”是乡村教育振兴的根本。四是创新人才奠定乡村教育振兴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30]。人才作为创新的先决条件，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首要资源^[31]，更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坚实根基。五是数字技术激发乡村教育振兴活力。“加快数字技术推广应用，通过建强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乡村等途径，实现数字赋能乡村振兴”^[32]，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振兴更是应有之义。基于这些思想观点，本研究绘制如下五维模型图，详见图 1。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秉持科学正确的乡村教育思想观念是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的基本前提。全面深入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开创乡村教育新局面，需要遵循乡村发展的时代逻辑和内在规律，及时转变乡村教育发展思想观念，为乡村教育现代化、本土化、特色化发展提供行动指南与思想引导。首先，转变乡村教育“离农”思想观念，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思想保证。非“城”即“乡”的二元割裂思维将圈定乡村教育振兴的目标范围，限制乡村教育振兴的未来走向。通过扭转非“城”即“乡”的二元割裂思维、摒弃“亲城离农”的传统教育观念以及树立城乡命运共同体融合发展理念等，改变乡村消耗教育资源、城市享受教育成果这种城市受益模式，纠正乡村教育工具主义思想倾向，使乡村教育回归乡民主体发展的本质内涵，在服务乡民的同时保留乡村教育振兴内生动力，避免乡村人力资源流失和乡村社会衰败。其次，增强乡村教育改革创新意识，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在进则全面振兴、退则必然落后的关键时刻，改革创新意识是深入推进乡村教育振兴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它益于破除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打破乡民因循守旧的惯性思维，激发乡村教育振兴活力，使乡村教育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在发展中寻求新突破。最后，树立乡村教育为乡民服务理念，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实践指南。服务乡民体现出乡村教育鲜明的人民立场，彰显出乡村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旨归，是乡村教育振兴的根本价值遵循。为此，应重新审视乡村教育培育乡民、服务乡民的关键作用，使游离于乡村社会发展之外的乡村教育价值观念复归于乡民与乡村，发展既现代又田园的在地化乡村教育。

富有效率、充满活力、严格规范、公平开放的乡村教育制度体系能推动实现乡村教育振兴各项事务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与程序化，为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筑起坚实屏障，为确保乡村教育沿着更加科学、高效、健康的轨道迈进提供制度支撑，构建乡村教育振兴新格局。首先，优化乡村教育顶层设计，推动乡村教育科学化。系统科学、缜密严谨的乡村教育顶层设计在乡村教育振兴过程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局指导性与系统关联性作用。各级部门站位全局对乡村教育工作进行系统谋划与总体部署，以高水平规划引领乡村教育全方位改革，并从源头上化解乡村教育发展积弊，从而为构建乡村教育新格局提供制度保障，使乡村教育振兴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其次，均衡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增强乡村教育公平性。均衡配置优质教育资源是保障教育普惠公平的重要前提。以制度规定和约束教育资源配置行为，是保障优质教育资源跨时空配置以及多元且个性化教育供给的根本举措，能够切实提升乡村教育优质教育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实现乡村教育优质资源配置效用最大化，推动乡村教育公平化发展。最后，健全乡村教育督导机制，提高乡村教育实效性。乡村教育督导机制为改善乡村教育管理、优化乡村教育决策以及指导乡村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健全乡村教育实施与监督机制，强化严督实导，开展常规督导与重点督导，以保障落实乡村教育政策，优化乡村教育政策供给，压实多元主体责任，积极稳妥推进乡村教育工作，增强乡村教育工作实效。

深入挖掘优秀乡土文化，充分发挥乡土文化特性，是乡村教育回归乡土本质、张扬乡土意蕴、引领乡村风尚的重要举措，更是涵育乡风文明、创造性转化与发展乡土文化的应有之义。乡村教育应深植于乡土文化，转变自画自限的乡村教育观，基于地域特色同构并置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融合乡土文化的物质形态与精神气质，营造乡村教育本土氛围，焕发乡村教育新气象。一是要转变“亲城离农”的观念意识，深度挖掘乡村教育与乡土社会的天然联系。深刻把握乡村教育与乡土社会间既有的深层次连接，为实现两者从地理空间到精神空间的整合与凝聚提供内在精神力量。同时，乡村教育与乡土社会的交互渗透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化解乡土文化边缘化与荒漠化危机，并在乡民自觉参与和内心认同基础上培养其乡土意识与文化自信，促使乡村教育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二是要培养传承文化的乡村人才，创设乡村特有精神文化生态。厚植乡土文化孕育乡村人才，关键在于唤醒乡村人才承继乡土文化的信仰与自觉，使其自觉投身乡村文化传承链的巩固与完善，为延续乡土文化提供重要力量。同时，乡土文化将充分释放其生命张力，滋养乡村精神文化生态，守卫乡村文化领地，以规避乡村文化消解、传承断层的风险。三是要挖掘独具特色的乡土资源，促进乡村教育重新融入乡土社会生存场。乡土资源是乡村教育内生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色禀赋^[33]。深耕乡土资源，为解决乡村教育脱节于乡土社会、缺乏乡土文化底蕴、缺乏文化归属感等难题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是系牢乡村教育与乡土文化联系纽带的重要举措。换言之，把握乡土文化根脉，提炼乡土文化精髓，是乡村教育契合乡土社会实际诉求、重返乡土社会生存场的根本保证。

人才是乡村振兴之魂。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与新模式层见叠出，对人才培养提出了稳增量、提质量与优结构的新要求，创新人才培养成为乡村教育焦点性话题。因此，以适应乡村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人才为基本单位，建设数量足、素质高、结构优的人才梯队，是实现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数量充足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强大智力支持。盘活数量充足、规模宏大的创新人才储备将为乡村教育创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资源与人才保障。为此，保证创新型人才数量满足乡村社会发展需要，是乡村教育凝聚智慧力量，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基本条件。其次，结构合理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高效服务。立足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通过优化创新人才配置机制、灵活调整创新人才结构、合理打造创新人才梯队等举措，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创新型人才合理有序流动，打造乡村创新人才高地，充分发挥创新型人才队伍的整体效能，从而为乡村教育振兴注智赋能。再次，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不竭动力支撑。积极探索创新型人才成长与培育规律，整体拔高创新型人才队伍素质，是优化乡村人才存量，增强乡村教育实效的内在要求。在促进创新型人才成长成才的同时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内部交流协作，将充分激发乡村人才创新活力，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永续动力。

随着大数据、5G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汇聚叠加，依托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改革成为乡村教育振兴的必然选择。以新型数字技术为驱动，将数字技术应用贯穿于乡村教育全过程，能够有效释放数字技术动能，扩大乡村教育发展实效，重构乡村教育新生态。首先，深化拓展新型教育数字技术应用，提升乡村教育振兴高效性。在熟练掌握新型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将其灵活运用于乡村教育全过程，既是重新整合碎片化经验知识，增强乡村教育内容系统性与完整性的重要举措，也是针对乡村教育现实发展诉求制定个性化方案，显著提升乡村教育振兴效率与质量的有效途径。其次，构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化网络平台，提升乡村教育振兴全局性。乡村教育与移动终端、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能为构建横向互联、纵向贯通的乡村教育信息化网络平台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这一平台的搭建，将促使更广阔时空范围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深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并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赋能乡村教育整体性变革，推动乡村教育振兴实现。最后，营造全方位协同共享的开放环境，提升乡村教育振兴开放性。建设开放共享、全过程交互的乡村教学环境、构建更加灵活包容的乡村教育生态是实现乡村教育区域统筹与动态管理，盘活乡村优质教育资源存量的有效途径，有益于合理利用乡村教育数字信息技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泛在链接、灵活互补和高效配置，为乡村教育振兴奠定强大技术基础，协助创设乡村教育新生态。

坚定不移地推行乡村教育振兴是缓解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更是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为了全面实现乡村教育振兴，需要深入扎根乡土，契合实际乡情，以乡村教育为先手棋，打好乡村教育振兴当头炮，奏响乡村振兴协奏曲，进而摆脱乡村教育发展的现实桎梏，破除乡村教育发展之困局，激发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永续动力，为实现农业强盛、乡村美丽、农民富裕，保障强农惠农富农夯实根基。

以“回归乡村”为主旨革新教育发展理念，是推动乡村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前提。革新乡村教育发展理念，具体表现为乡村教育主体性增强与乡村教育本体性功能凸显。前者要求坚持扎根乡村与面向城市相统一，推动城乡教育共生发展。二元对立的城乡格局与非“城”即“农”思维方式是“离农”“为农”价值之争的根源。若乡村教育仅面向农村，就会囿于一隅，故步自封，“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黏着^[34]。若乡村教育仅面向城市，就会迷失自身发展方向，逐渐陷入边缘化境地。促进城乡教育融合发展是化解纷争的重要举措，增强乡村教育主体性势在必行。为此，既要树立“城乡教育等值化”发展理念，转变城乡二元对立关系，充分挖掘乡村教育的国家价值、社会价值和育人价值^[4]，建设中国特色乡村教育事业; 还要基于“城乡教育等值化”发展理念构建“城乡教育共生型”发展模式，完善乡村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多重激励措施并举保障城乡教育深度融合，推进城乡教育共生发展。后者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与服务乡村相统一，实现乡民乡村和谐发展。乡村教育坚持以人为本，旨在提升乡村人口的综合素质、技术水平和思想意识，充分发挥乡民主体精神价值; 坚持服务乡村，旨在服务乡村社会各子系统协调发展。乡村教育既要凸显乡村教育本体性功能，坚守育人价值底线，敏锐捕捉乡民呼声信号，努力达到乡民满意标准，推动实现乡民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也要通过办好乡村人民满意教育，筑牢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教育根基，通过全面深化乡村教育改革来建设并改造乡村以加快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

乡村教育振兴具有基础性、长期性与系统性，健全和完善乡村教育制度体系为有序推进乡村教育振兴战略提供制度支撑。一方面，健全乡村教育振兴长效保障机制，推动乡村教育稳定有序发展。坚持区域统筹、均衡发展原则，细化乡村教育制度体系，并据此完善乡村教育保障机制，保障乡村教育全方位、全要素长期稳定、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健全完善乡村教育政策保障机制，加强党和政府对乡村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推动乡村教育统筹协调发展，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坚实制度基础。二是健全完善乡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乡村教育经费投入，强化对乡村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乡村教师工资待遇等乡村教育经费使用管理情况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管，切实提高乡村教育经费使用效益。三是健全完善乡村教育人才保障机制，深化乡村教育人才培养、引进、流动、激励等制度改革，完善教育人才服务乡村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吸引、凝聚教育人才的能力。四是完善乡村教师专业成长保障机制，提升乡村教师职业认同感，激发乡村教师以意识自觉、认同自觉、信仰自觉与实践自觉为表征的主体自觉^[35]。另一方面，加强乡村教育振兴督导制度建设，保障乡村教育政策切实执行。一是要实现源头督导，在乡村教育政策制定与落实过程中，定期向教育行政部门反馈督查情况，为乡村教育决策提供事实依据。二是要强化过程督导，通过强化定量、分类考核等督导方式，构建广覆盖、高效率、专业化、严监管的乡村教育督导机制。三是要加强结果督导，搭建以区域性教育科研单位为中心，各乡村质量监测站点互联互通的乡村教育质量监测网，通过强化乡村教育成效的动态化跟踪督导，对乡村教育质量与成效进行全方面、全过程评估监测，既总结经验，又发现问题，推动我国乡村教育制度体系的良性运转。

乡村地域文化中原本就潜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乡村场域中也存在着诸多合理的文化因素^[36]。我们应在教化乡民过程中，广开渠道，优选方法，整合丰富的乡土资源，深挖乡土资源的乡土特色，将其渗透于乡村教育全过程，探索乡村教育本土化路径。一是挖掘乡土社会地方性知识，开发乡村教育本土化课程。有效挖掘利用地方性知识开发地方性课程，既要在理解和尊重乡土社会地方性知识基础上对其进行筛选与甄别，充分挖掘乡土社会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价值功用; 也要通过科学系统整合乡土社会地方性知识，增强其系统性与明晰性，促使地方性知识充分渗透与融入教育教学过程，提高乡土文化课程资源的应用效益。二是遴选乡村教育适宜性方法，开创乡村教育本土化形式。乡村教育要切实融入乡土社会，需以本土教育经验为基，遵循因地制宜原则，根据乡村社会和学校实际筛选乡村教育的形式与方法，并适时做出灵活调整。例如，采用“小规模、小班额、低师生比”的办学形式保证乡村教育精准化开展，以田野教学方式补充常规课堂教学，依据乡土文化特色编撰乡土教材等。三是创新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催生乡村教育本土化场域。深入挖掘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乡土资源，树立起乡村教育本土化理念，实现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本土化转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乡村教育本土化对话机制，使乡村教育本土实践经验服务于乡村教育特色理论研究，实现二者间良性互动，催生乡村教育本土化场域，深耕乡村教育的乡土根脉，促进乡村教育本土化发展。

培养创新人才是提升乡村教育质量的关键。为了全面深入推进乡村教育振兴战略，需要聚焦创新人才培养，厚植乡村人力资本，强化乡村教育的人才支撑，充分释放人才红利以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37]。一方面，创新乡村人才培养模式是实现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乡村人才培养模式应积极回应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人才的实际诉求。就培养规格而言，基于复杂乡情制定多元灵活的人才培养标准，明确创新人才培养方向，能够培养出适需对路的创新人才，满足乡村社会发展对创新人才的多元诉求。就培养方式而言，通过差别化的培养方式，调动创新人才实现自我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切实提升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性，为乡村教育质量提升提供内在动力。就培养内容而言，构建异质化、融合式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依据地方性资源与特性，兼授通识课程与地方性课程，聚焦于知识传授，着力于能力培养，注重精神品质塑造，提升其课程质量，培养优质创新人才。另一方面，面向乡村培养本土创新型人才是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乡村教育振兴的长效稳定推进，不仅要借助“外援”，更要培育“内力”。培育生于乡村、长于乡村、服务于乡村的本土创新型人才将为乡村振兴提供永续动力。具体而言，乡村教育一是要聚焦乡村发展需求，采用具有乡村特征思维和乡村优势思维的教育培育适应乡情的本土创新人才，为乡村教育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二是要建立创新人才服务保障机制，通过完善创新人才培育机制、评价机制和流动机制等做深做细做实人才服务保障工作，在保障创新人才待遇的同时，为其提供多元畅通的发展渠道。三是要培养创新人才继承与阐扬乡村本土文化价值的乡土情怀和使命感，提升创新人才服务乡村的自觉，从根本上遏制本土创新人才外流，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与数字服务是推动乡村教育振兴的强力引擎。对乡村教育进行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造与赋能，实现乡村教育数字化发展，能够助推乡村教育整体化、开放化与可持续发展。首先，促进乡村教育数字化初步转型以奠定数字赋能基础。数字赋能乡村教育振兴是通过教育信息、数据等资源的共享、流动和交互实现的。乡村教育数字化初步转型，需要在乡村教育数字化设施完善基础上，促使尽可能多的乡村学校参与进来，使乡村教师与学生熟练掌握并灵活使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有效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其次，搭建以教育信息网络平台为依托的数字赋能服务体系。个性化的数字赋能服务能够拓展乡村教育的边界和深度。乡村教育应以教育信息网络平台为载体，整合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采用多元数字应用软件，提供个性化数字教育服务。例如构建全面、动态的数字化教育云资源库、交互开放的网络课程平台以及建设多维、立体的多形态教材资源库等。最后，建立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的数字赋能支持体系。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应聚焦于乡村教育振兴全过程。一是要加快乡村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应用普及，强化乡村教育数字化硬件设施建设。二是要提升乡村师生的数字素养，通过专项培训、系统授课等方式补齐师生的数字技术能力短板。三是要深化数字技术开放合作，提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技术支持，营造良好氛围。

总之，乡村振兴是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促进乡村教育、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具有全局性与战略性意义^[38]。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乡村教育事业发展与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教育发展创造崭新舞台与契机，乡村教育则成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大引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展开，乡村教育逐渐突破地域空间、服务群体、教育功能和学校教育的边界，其育人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在乡村场域得以充分发挥，强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为此，我们要高举党旗汇民力，使乡村教育精准对接、全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以促进农村发展、服务农民生活、增进农民幸福为目标，坚持规划先行、分类施策，优化乡村教育质量，提升乡民精神文化水平，改善乡民物质生活质量，实现乡村与乡民的和谐发展，携手共促乡村全面振兴，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牢筑发展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