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Main Connotation and Mission Pursui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理解。从时间维度看，即起于何时；从空间维度看，即初始时的国内外环境。二者所形成的时空组合，即现代化的延续性。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要素看，在主体维度上包括国家、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政党或政治派别等推动现代化的力量，在目标维度上是国强民富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在性质维度上跨越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阶段，在资本主义阶段中又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又存在改革开放前后发展模式的转换，这就造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起点的争议。而对其历史起点的讨论，则关涉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与使命的认识。

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命题提出以来，学者们多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个维度对其进行研究。涉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起点的讨论，主要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五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起步于近代，确立在现代”^[2]，“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历从被动式探索向主动式探索的范式转化”^[3]，因而其历史起点是洋务运动。二是认为辛亥革命“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4]，“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第一块最醒目的界碑”^[5]。三是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6]，“从理论上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中国社会进步的出路”的探索应当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起点”^[7]，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8]。四是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9]，因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0]。五是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11]，或者说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8]、探索出了“三步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2]。这五种观点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五个重大事件或重要时间节点。那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究竟应该如何确认呢？这既要依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时间节点来确认，也需要依据其内涵界定来确认。将历史起点与道路内涵结合起来，更能够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承载的历史使命及其世界意义。

从整个研究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与意义是学者们讨论的重点内容，主要从理论内涵、实践内涵、制度内涵与价值内涵等维度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有的学者认为是“六个统一”，即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社会主义方向与自我发展完善、经典现代化任务与后现代化任务、对内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与对外倡导和平发展、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公平与效率这六个方面的有机统一^[13]；或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历史方位、基本路线、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总任务、奋斗目标这六个方面的有机统一^[14]。有的学者认为是“五个统一”，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有现代化建设的一般性特征，又有主体性、价值性、全面性、和谐性、世界性的内涵特质^[15]；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内涵在于注重现代化的协调性、体系性、接续性，同时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优越性^[16]。有的学者认为是“四个统一”，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复兴根本目标、“五大发展理念”指导原则、“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两步走”战略规划的统一^[17]；或者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理论、价值取向、制度设计、文化蕴含等维度理解其科学内涵^[18]。有的学者认为是“两个统一”，即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精神、世界情怀，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使命和民族情怀、世界情怀^[19]；或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合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道路”^[20]。有学者从更宽泛的界定上认为凡是那些有助于中国发展的理念、制度和实践“都可以纳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中”^[21]。还有学者立足唯物史观，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梳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脉络，全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就和经验^[22]。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使命上，学者们认为主要集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向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三个方面。学者们关于其内涵与使命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及其世界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管曾经遭遇挫折，但现代化进程并未中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3]。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24]164与“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4]163，指出“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24]237，“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25]。这说明三层意思：一是“四个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持续推进的中心工作，在现代化连续性上并未中断；二是改革开放前后的“四个现代化”在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领导力量、发展目标、发展策略及其连续性来看，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虽然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并不意味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启，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延续并出现质的飞跃的交接点。

目前学者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与使命的研究比较深入，但也存在不足：一是较少从历史起点角度来分析其内涵与使命的呈现原因及其发展变化根源；二是内涵与使命的分析还可以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起点层面进一步拓展，从历史变迁深度与历史环境广度来考量其内涵与使命的丰富性、特殊性及其重要意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既有当时国际环境的特殊性，也有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与建设的特殊内涵与使命，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探索与发展过程中要解决这五个时间节点所赋予的特定使命。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即“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问题。中国人民建立国强民富的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与使命。辛亥革命为中国现代化提出了几个重要命题，即如何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民族现代化、现代化建设方略的制定与执行，以及现代政党如何领导现代化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以承接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使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继续回答辛亥革命提出的现代化命题，因而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一经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就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开启中国现代化的新方向与新征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四个现代化”的提出与实践，一方面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内涵与目标，另一方面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持续回答的问题，即如何与时俱进地从理论与实践上深化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改革开放的特定时代背景，对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重要命题在于，在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国际环境中，如何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并成功形成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创造出新的现代化文明，从而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维度深化其内涵与使命的认识。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不仅要依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时间节点及其深刻影响，而且要依据其内涵来判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起点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有着特定的现代化生发逻辑，而且这一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独特的内涵。”^[13]从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来看，其内涵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建设这两个本质要素。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26]。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四个现代化”探索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小康社会”发展阶段和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27]三个阶段的接续发展，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及其连续性与阶段性，又表明其内涵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从现代化历程来看，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有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6]，其普遍性在四个维度上展开：人类现代化的规律、先发国家(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属于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在传统基础上逐步现代化的循序渐进过程，依循生产力的进步推动生产关系改善及其上层建筑变革的现代化规律。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普遍性来看，基本上是先实现经济现代化再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扩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开启时同样从经济现代化入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并逐步形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普遍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和阶段性现代化规划等。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要解决三大问题，即殖民地时代的遗留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国内现代化建设方案问题。也正是在这些普遍性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的世界意义才凸显出来。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普遍性中显示的特殊性，是由中国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决定的。在现代化目标的特殊性上，遵循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夙愿，新中国成立时开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选择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坚持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方案的特殊性上，从“一化三改”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方案变化中的主轴是：“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28]在现代化任务的特殊性上，在现代化中完成现代民主国家重建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任务比众多发展中国家更加艰巨，国家统一与民族统一依然是重大历史任务。1940年代以来，随着旧的殖民体系解体，后发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兴起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及其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启正处于这个时代背景之中，因此其特殊性反映的也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强化了其普遍性具有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基于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关系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的‘共性’中获得了自己区别于其他国家和类型的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29]。而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量时，我们还可以发现更深层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兼具的原因。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国际局势的深刻影响来看，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欧美式资本主义现代化两种模式，影响着从殖民体系解体走过来的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道路与方式的抉择，这也可视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普遍面临的双重压力。西方国家现代化在时序上虽然起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带动与示范效应，但在实际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行阻滞、打压与破坏。这是由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本性所决定的。从总体上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内在具有反抗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特点：一是彻底瓦解西方国家通过暴力建构的旧的殖民体系；二是突破西方国家建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结构的规训——新的殖民体系；三是摆脱处在西方国家建构的国际产业链上末端或低端的困境，即改变西方国家建构的“中心—边缘”格局。西方国家现代化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基础上，造就了西方国家的普遍繁荣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贫穷。西方国家已经适应并且需要不断强化这种政治、经济与思想观念复合型的“中心—边缘”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开启时既受到苏联式现代化的带动与压制，同时也受到西方式现代化的带动与压制。但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经历、中华文明的和平观和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2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开始就具有抵抗外来压力的特点，形成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方针。其实质是自主探索、艰苦奋斗但又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现代化思路。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遭受的西方压制更加明显。西方国家既不愿意看到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异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不愿意看到其随之而来的对西方国家建构的“中心—边缘”格局的突破。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坚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理念，“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30]。因此，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抗拒外来压力但又对外开放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这种抗压型的现代化道路对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抗压型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导致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延续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四分五裂的国家民族状态和外来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深重压迫的国际国内环境基础上追求国强民富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因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尝试走新的现代化道路^[31]。“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开启不了真正的现代化；离开社会主义，就谈不上‘中国式’现代化。”^[32]“在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既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又赋予了现代化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创造，开创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33]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留下的有效遗产很少，因此一开始就几乎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铺开。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除了建构人民民主的国体与政体及其具体制度之外，明确提出“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目标，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方面开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1954年宪法明确指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一化三改”不仅是经济方面的现代化，同样也是社会与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政治、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方面同时进行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一化三改”与1954年“四个现代化”的初步提出，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协调性。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的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与制度基础，也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经过党的十六大的“三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七大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发展为党的十八大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34]10这个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在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现代化重要目标的伟大成就基础上，党的十九大适时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5]。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它不是辛亥革命开启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延长线，但要继续解决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提出的现代化命题，从而证明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关键是能够实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夙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继承和超越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最大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保证”^[36]。走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前者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后者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主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34]4。与洋务运动相比，辛亥革命之后是现代政党而不是旧式政治派别来领导现代革命与现代化运动。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地域广阔、人口庞大、民族众多、阶层结构复杂、发展程度千差万别、整体贫困落后的国情，这既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一帆风顺的和轻轻松松的，也决定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统合各种政治力量、团结领导中国人民、整合各种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团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建设。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后，1954年宪法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现代化建设思想进行了明确表述，并付诸实践。1982年宪法继续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2018年修订的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三大历史任务”之一^[37]在宪法层面的表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38]。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以贯之地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依次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重大方案，实现了“三个伟大飞跃”，创造了“两个奇迹”^[39]。这深刻表明，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个历程遵循和顺应了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23]。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的。共同富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强烈的现代化愿望。中国现代化发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初期，相对于这时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的先发国家，中国的贫穷落后已经显露无遗了。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各种割地赔款，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进一步加深，更加贫穷落后。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处在绝对贫困边缘，又主要集中在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之中，其中农民阶级占绝对数量。这两个阶级都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基础与社会基础也就主要建立在这两个阶级之上。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现代民主革命之路，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贫困落后有着切肤之痛，对“国强民富”有着深刻感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基础，把中国人民的平等诉求和生活愿望融入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40]。

在新中国成立并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国情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通过现代化建设摆脱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极端重要性。《人民日报》1953年9月25日发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向全国农民发出“团结一致，发挥集体主义精神，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增加收入，争取共同富裕的生活”的号召^[41]。随后，毛泽东提出要通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42]。1954年，周恩来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43]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目的是实现国强民富。1955年，毛泽东再次提出“共同富裕”这个命题，即“这个富，是共同的富”^[44]。其后，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5]64，并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25]373。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重视物质上的共同富裕，也注重精神上的共同富裕。“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45]，“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34]142。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旨在以共建共享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46]。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47]。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启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新中国的成立则上承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夙愿，下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新征程，探索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48]344，而是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4]123-124。这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方面继续完成前面未能实现的现代化任务，另一方面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内涵决定了它有着重要的使命追求，在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34]427的同时，“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34]30。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鸦片战争是一个转折点，中国人民遭遇内部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与外部资本主义国家全球殖民侵略和掠夺的交织，形成了双重危机。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及一切仁人志士与先进政党的现代化重任。洋务运动开启的现代化是被动的，辛亥革命开启的现代化相对而言则是主动的，有明晰的现代化建设思想与方案，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无法实现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愿望。因此，新中国成立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一条具有强烈问题导向的现代化道路，而且是一条目标导向鲜明的现代化道路”^[49]。这个问题的起点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导致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因而目标导向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产生的历史逻辑。1954年宪法在部署现代化建设时将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斗”史追溯到“一百多年”前，即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史。1982年宪法明确将“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英勇奋斗”史表述为“一八四〇年”以来。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担负的现代化使命有着清晰的认识，一经成为国家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就通过全面的现代化建设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4]153。正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开启有别于旧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发展和新时代以来的深化发展，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34]10。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6]。这充分说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开启之时就明确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夙愿与伟大使命。

在鸦片战争前夕，作为传统农业国的中国就已经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人均GDP从1820年的523美元到1950年的614美元^[50]，百多年间增长极其缓慢，说明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开启的现代化并未消除中国人民的贫穷落后与水深火热的困苦。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产生的直接根源有着深刻认识，对中国人民贫困落后的状况有着直观而深刻的体认，“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6]。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有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旧中国的道路选择及其建设方案设计。正是基于对现代化历史的认识和对中国人民历史愿望的回应，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51]。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更高的现代化追求，是建立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之上的。为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路线。这个路线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为核心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注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协调，达到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新中国成立之时开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为‘穷’，二为‘白’”即“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和“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的基础上进行的^[52]43-44。“一穷二白”的国情表明：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代化道路是失败的，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寻求新的道路；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着力解决中国人民的极端贫困问题，要把中国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正因如此，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制定“一五计划”和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这种以现代化建设为核心任务、以阶段性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目标的五年计划与中长期规划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与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53]。因此，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54]，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都将广大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改善与提高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加以完成。“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55]，党的十九大作出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和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56]的中长期规划。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承载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伟大使命。

在洋务运动开启现代化之时，西方发达国家正兴起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成为被掠夺的主要对象。当新中国成立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正兴起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普遍实现了西方式的现代化，并结成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而中国又成为被挤压的主要对象。当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改革开放的模式转变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的时候，恰逢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及其严重后果——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产生之际。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之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其现代化道路何去何从成为世人高度关注的话题。因而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发展一直隐含着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选择及其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意蕴。从前者来看，是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目标；从后者来看，是中国如何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走什么性质的现代化道路去实现现代化。同时，洋务运动开创的现代化开端，是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发生的，在现代化性质上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行为；辛亥革命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性质上转变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回答这个重大问题，答案是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西方国家现代化开启以来，一直沿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其现代化道路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取得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成就，因而将西方现代化道路视为人类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并试图将人类文明进程终止于西方式现代化。所谓“西方中心主义”“普世价值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论调，即为这种西方式现代化观念的意识形态反映。西方式现代化试图终结人类文明进程，不再向前推进一步。因为再向前走，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容忍的，因而西方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满诘难，其背后就是中西“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57]。“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意味着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新道路”^[58]，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证明“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23]。这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低潮中走出来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历史使命，在于继续写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59]，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一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与领导集体既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影响，又对本国独立之后的现代化有着明确的认识与指导思想。西方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虽然创造了极大推进人类进步的资本主义文明，但包含着对内剥削压迫与对外殖民侵略和掠夺等残酷的一面。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内部来看，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强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都要服从资本的需要。以技术—经济部门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技术—经济领域的效益轴心原则、政治领域的平等原则和文化领域里的自我实现原则之间各自相互矛盾，“由此产生的机制断裂就形成了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60]。在政治社会领域，两党制与多党制在本质上代表着社会不同集团之间和资本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呈现出这种冲突与对抗。而这种政治对抗、社会紧张与经济矛盾溢出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时，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灾难性影响。因而，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走出一条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并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是人类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需要解答的问题。

中国在近代以前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有着重大贡献。但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西方国家长期的殖民掠夺，造成了中国的贫困落后和中华文明的衰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6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朝这个方向探索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走出的一条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于一体的总体性文明发展之路。”^[20]这种新的文明发展之路，对内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外“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34]12，致力于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34]470，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者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是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6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更重要的是巩固和发展这种新形态的文明，使中华文明在21世纪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既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强劲动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34]545-546。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推动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同时也是在推动人类发展进步。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人口大国、社会主义国家、坚守和平发展的世界大国，中国的发展进步本身就是在为人类发展进步作贡献，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52]157。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要“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24]237。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更是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63]。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历史使命。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除了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提供物质力量和政治力量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发展进步提供了文明形态上的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坚持“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6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典型地展现了贫困落后国家作为后发国家开创通向现代化国家的路径，并将理论上的后发优势变成现实的可行性与实践性。“独行快，众行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出，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对于世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理论上的一份厚礼^[65]。可以说，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发展进步最直接的贡献。在这些贡献的背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本质上或最核心的贡献，就是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贡献。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及其稳健发展，从根本上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6]。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身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产生和探索发展的，因而也就需要通过其不断成功实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可以说，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真正使命，也是对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最大贡献。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通过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夙愿和历史任务。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各自开启了不同形式的现代化，但均未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初步完成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这个洋务运动无法做到和辛亥革命未竟的伟大事业，解决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提；另一方面将中国的现代化从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改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从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随着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和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这种内涵的丰富也就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现代化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中国共产党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出发确立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既在实现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又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指导思想的正确引领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性重大成就。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奇迹，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66]。从对外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明显特点在于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现代化不仅要面向自身，更要面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它必须要在面对全球现代化浪潮所带来的问题同时解决自身的现代化任务。”^[67]在这点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着重通过解决自身的现代化问题，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治理秩序的变革吁求、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呼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夙愿和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赋予了它特定的内涵与使命，其内涵又在道路发展过程中不断得以丰富，而不断丰富的内涵又表明其使命追求在不断拓展。“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种问题意识，反映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48]545。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首先是对人类发展规律的崭新实践，是对既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68]。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不是传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既借鉴吸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又借鉴和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因而呈现出继承与超越的特点。这就深刻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69]，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和提供了全新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了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