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eneration Logic, Epoch Value and Practice Compliance of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of the CPC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等重要场合，多次论述历史主动精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27，明确将“历史主动精神”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1]1-2，将历史主动精神作为面向新时代新征程发出的伟大号召。这些重要论述，为深入研究与大力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命题。

梳理发现，学界关于历史主动精神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从成果数量上看，相关研究成果产出不多，尤其是高质量成果偏少。截至2023年1月16日，通过中国知网以“历史主动精神”为主题检索，显示期刊文章151篇、报纸文章34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论文仅65篇。目前尚未有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和硕博士学位论文。二是从成果产出时间上看，研究成果集中在近两年。2021年党中央部署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历史主动精神研究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并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呈现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快速发展态势。党的二十大召开后，历史主动精神研究在学术界持续保持了较高热度。三是从研究内容上看，对于历史主动精神的历史、理论、实践视域均有涉及，学界围绕历史主动精神的学理内涵、生成发展、实践路径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展开。

一是关于历史主动精神学理内涵的研究。旨在通过学理化阐释或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弄清历史主动精神蕴含的理论内核和精神实质，回答历史主动精神“是什么”的问题。王炳林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历史主动精神是一种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善于把握历史规律的意志品质^[3]。沈传亮从主观能动性出发，认为“所谓历史主动精神，就是掌握运用历史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沿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主动作为、积极作为的一种精神状态”^[4]。朱康有等认为，历史主动精神从本质上讲，是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性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5]。侯衍社提出，历史主动精神包含五方面具体内涵：尊重历史规律的科学精神、尊重人民的主体精神、清醒自觉的主动精神、未雨绸缪的预见精神、勇毅前行的担当精神^[6]。王峰等基于党的百年奋斗实践，认为历史主动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党勇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政治本色、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自觉、党敢于斗争的政治品格^[7]。

二是关于历史主动精神生成发展的研究。从理论渊源、精神承继、文化底蕴、实践基础等维度论述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机理，着重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考察历史主动精神的具体表现和发展演进，回答历史主动精神“从哪儿来”的问题。张少义将历史主动精神作为一种具体精神形态进行考察，认为其蕴含在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8]。金更兴认为，剖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发展的历史必然逻辑，能够为更好地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增添精神力量^[9]。曲青山以党史为主线，认为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掌握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性，发扬了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10]。张志勇等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用‘主动求变’的历史主动精神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接力探索的产物”^[11]。

三是关于历史主动精神弘扬路径的研究。学者们立足于新征程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基于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时代命题，从理论和实践出发回答历史主动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弘扬”的问题。何锡辉提出，新时代更好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根本方向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历史动力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12]。孙晓莉等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历史主动精神，要在担当使命中弘扬、在抓住机遇中弘扬、在开拓创新中弘扬、在敢于斗争中弘扬、在自我革命中弘扬^[13]。骆丹等认为，弘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需要我们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历史自信、勇于创新创造和强化责任担当等方面下功夫^[14]。李辉等聚焦历史主动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提出将历史主动精神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教育之中、融入“四史”教育之中、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之中的实践路径^[15]。潘洵等谈及在新时代弘扬红岩精神，需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确保在应对风险考验中赢得主动^[16]。

总的来看，学界对于历史主动精神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出了研究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必要借鉴，但在研究的系统性、深刻性、创新性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研究视域不够宽。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涵阐释、生成基础和发展脉络分析、弘扬路径探究等方面，“研究主题同质化程度较高”^[17]，而对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历史借鉴、时代价值的研究虽偶有涉及，但总体不足。二是分析论述不够深。从历史维度看，现有成果多以历史阶段为主线，以历史事实为论据，对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进行梳理，缺乏在内涵剖析的基础上，探究历史经验与借鉴。从价值维度看，现有成果主要对新时代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意义进行概括性论述，带有较为浓厚的理论宣教色彩，论证不够深入有力。从路径维度看，现有成果着重于开展“面”上探讨、“点”状研究，缺乏系统化论证和立体化阐释。

基于此，本文尝试建立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大框架，对历史主动精神进行系统研究。一是基于历史主动精神的丰富蕴含，从党的百年奋斗实践中考察中国共产党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主要表现和重要经验，厘清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逻辑；二是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的历史节点，统筹党内党外、国内国际，基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对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价值进行全方位考察；三是面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和历史使命，贯通理论与实践、当下与未来，提出如何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好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主动把握历史规律、主动顺应历史潮流、主动直面历史抉择、主动应对风险考验，创造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也锻造形成了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体现了自立自强的历史自信、清醒明智的历史自觉、奋发有为的历史创造、敢于作为的历史担当。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大规律”，“因而总是能够从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把握时代大势，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把握历史重任”^[18]，始终掌握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主动。

第一，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其内在规律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领导、组织、推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根据时代变化、自身发展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不断探索并深入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执政、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等根本性问题。包括提出并践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执政根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执政地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略，坚持党的自我革命的执政保证，等等。这些规律性认识，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不断增强，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十个坚持”解码了“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2]2的重大问题，把对党执政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第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19]。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殊国情结合起来，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一步一个脚印，在理论上取得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一系列原创性重大成果，在实践中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成功开辟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第三，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全面分析世情、国情、党情变化，正确把握和及时调整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并以此为依据确立工作重心，从而推动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面对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并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发动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投身大革命洪流。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0]，之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探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1]。党的十九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重大判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2]，党带领人民迈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程。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对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变化的准确判断、对国家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精准定位等历史性判断，都是在遵循历史规律、洞悉历史大势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决策^[23]，并在主动顺应历史潮流中不断增强清醒明智的历史自觉。

第一，顺应社会主义发展大势。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伟大决策，都是中国共产党尊重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科学判断、积极顺应社会主义发展大势的结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土地革命时期，党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顺应人民要求，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党主动顺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主义发展壮大，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党把握历史机遇，积极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1970年代，党对世界历史大势作出科学判断，下决心转移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第二，顺应国际关系发展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顺应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及时调整外交战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基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提出“一边倒”外交方针，宣布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24]。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方针，积极争取有利于发展的国际和平环境。1974年，毛泽东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推动外交工作打开新的局面。1985年，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25]104的重要论断，积极调整外交方针政策，中国外交得到全方位发展。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习近平总书记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大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第三，顺应科学技术发展潮流。“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6]近代以来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引起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追赶、跨越、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推动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发展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科研机构，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在国防科技、民用科技、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了“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重大成就。改革开放后，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5]274的重大论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大科技投入，培育和激励科技人才，取得了“载人航天”“探月”“北斗导航”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党的二十大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33，推动中国科技从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历史的转折和抉择中奋进，在历史转折关头分析把握历史大势，积极作为，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扭转发展形势，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第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勇担使命。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几经失败挫折之后，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面对历史劫难，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使命感自觉扛起了救国救民的大旗，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创造了一个个伟大奇迹。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爆发之际，中国共产党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在第二天就发表了全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共中央次日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创造性地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1950年6月，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威胁和挑衅，党中央和毛泽东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27]的战略远见和非凡气魄，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打响了立国之战，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开辟了和平道路。

第二，在党遭遇挫折困难的历史关头毅然抉择。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应对各种磨难与挑战的历史。百年来，党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艰难探索，毅然抉择，化险为夷，扭转危局，在历尽苦难后辉煌迭现。1927年10月，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1934年10月，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红军主力被迫战略转移，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历经曲折，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战略远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有生力量并走上胜利的道路，成为党和工农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艰难险阻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前瞻性的视野作出正确抉择，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人民。

第三，在国家改革发展的历史关头慎重决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国际环境发生重要演变的大格局下，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正确理论的指导，慎重决策，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重大历史关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认真清理，毛泽东直接领导起草制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党自成立以来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达成高度一致，切实增强了团结统一，为战胜困难、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难局面，邓小平审时度势，在1978年5月领导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全党的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8]的历史性决策，领导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为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正确方向，为探索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重要条件，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发出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复杂环境，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29]，着力破解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机中锤炼钢筋铁骨、掌握战略主动、不断创造历史。

一方面，积极应对和防范党内风险，加强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2]70。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党敢于直面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了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1949年3月，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特别“提醒全党同志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30]。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党政机关内部暴露出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党大张旗鼓开展“三反”斗争，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形成了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改革开放后，党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加强党的建设，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开展集中性党内学习教育，克服“四种危险”，经受“四大考验”，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64.8万件、处分457.3万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31]，在反腐高压下形成了“主动投案潮”，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

另一方面，沉着应对和防范内外挑战，敢于并善于斗争。百年来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环境，要求党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正确看待应对各种矛盾和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在风雨来袭时岿然挺立。抗日战争时期，为改变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党和人民面临着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国内生产萎缩民生困苦的“烂摊子”、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等多重严峻考验，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局面很快得到控制，秩序迅速得到恢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国内发展面临严峻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从容应对压力，克服金融危机不良影响，平息政治风波，开展反对“法轮功”邪教组织斗争，抗击特大洪涝灾害，成功捍卫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保持忧患意识，不断防范化解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比如，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中方在多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中不卑不亢、坚守底线，始终以和平稳定的战略大局为重，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维护国际秩序；在涉港问题上，全面开展反干预斗争，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制裁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有关机构和个人，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切实维护“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和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一系列炒作抹黑和政治操弄，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大程度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了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历史思索后的清醒自觉，团结带领人民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冲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历史主动精神蕴含于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之中”^[32]，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积累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精神钥匙。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守正创新的精神武器，是深化自我革命、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精神动力，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应对风险考验的精神堡垒。

精神层面的自觉主动、自信自强，是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历史主动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之上发挥作用的，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3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坚持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要有新发展、在实践上要有新突破，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思想认识、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障碍，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首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强烈的理论自信。守正的底气来源于理论自信。百年党史，既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增强理论自信的历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就，进一步增强了理论自信的底气。我们要警惕那些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洗脑论”等错误观点，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新的贡献。其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积极地主动创新。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34]对于当前的时代境遇，需要一分为二辩证分析，一方面，“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35]219；另一方面，“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35]224。面对快速变化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理论创新不会自发实现，迫切需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主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自觉结合新的实践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握时代发展趋向，提出解决矛盾问题、应对风险考验、引领时代发展的可行方案，担负起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如果没有历史主动精神，就会一味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消极应对，也就丧失了理论创新的勇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便无从谈起。

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历经磨难而不倒，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各种党派团体粉墨登场，都未能挽救中华民族脱离水深火热，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才彻底改变了积贫积弱的面貌，推动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如此深刻地、历史性地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离不开强烈的历史担当和自我革命精神。进入新时代，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中国共产党依然“以敢于担当的历史先锋精神推进自我革命，掌握新征程上的历史主动”^[36]。当前，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1]64张士海，安瑞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与弘扬路径》一文中提到：“历史主动精神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先进品质、敢于斗争的胆识气魄和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赋予了党敢于正视自身问题的魄力和刀刃向内的勇气。”^[33]针对党的建设自身在不同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克服松懈心理和消极态度，自觉正视矛盾和问题、警惕短板和不足，坚决清除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素，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日益强盛、更加先进。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共同特点，也有本质区别，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切合中国实际，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坚持独立自主，扎根中国实际，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情、体现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的迷思，拓展了人类文明迈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开启了中华民族引领时代发展、文明发展的新征程。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绝不会坐视不管，只会越来越感到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绝不会一帆风顺，国际与国内问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相互交织，处理不好极易造成现代化进程迟滞乃至中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1]26。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之“变”更加凸显，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引发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深度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引起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大调整，也为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异质社会思潮的传播与渗透提供了温床。如果防范不及时、应对不得力，小风险有可能转化为大风险，局部风险有可能转化为全局风险，外部风险有可能转化为内部风险，导致出现各种风险传导、叠加、演变、升级，最终会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产生干扰。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环境、新挑战，必须保持历史清醒，增强斗争精神，才能从容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才能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好顺应时代潮流，引领时代发展。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乘势而上，砥砺前行，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37]。

“新时代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绝不是喊喊口号、贴贴标语，而是真正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以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扬历史主动精神”^[38]，必须坚持遵循历史规律与增强战略主动相结合、坚持总结历史经验与面向发展未来相结合、坚持把握历史机遇与应对风险挑战相结合、坚持伟大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相结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能。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发展史观，历史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固有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具有社会能动性，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不是纯粹自在的物而是自觉活动的人。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遵循历史规律与增强战略主动是本质统一的，遵循历史规律是增强战略主动的前提，把握战略主动是遵循历史规律的应然状态。

一方面，要遵循历史规律，不断强化“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7。“两个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的思想升华，我们要在洞察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进“两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当前实践之“的”，以当前中国实践之“的”锻造马克思主义之“矢”，不断开辟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互鉴”^[39]，“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力量，在不同文明的交融互鉴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9]。

另一方面，要把握战略主动，切实增强战略思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百年历程中直面历史挑战，有效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品格，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战略主动提供了统合动力^[4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41]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世界经济重心重回中国，中西方力量对比“东升西降”，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趋势”。中国发展具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等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42]，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所遇之“战略优势”。既然战略趋势和战略优势都在中华民族一边，我们就应该把握战机、顺势而为，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增强战略主动，善于在战略问题上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历史不仅蕴藏我们“从哪里来”的密码，也标定我们“走向何方”的路标。总结历史经验是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重要方式。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要面向谋划未来的发展，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这样才能从历史经验中增强谋划未来、赢得主动的战略定力。

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是开创未来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离不开对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的客观把握^[4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概括了党的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这十条历史经验是我们过去为什么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未来继续成功必须坚持的行动指南，“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2]71。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十个坚持”宝贵历史经验的全面认识，从整体上理解“十个坚持”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把“十个坚持”作为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作为判断大是大非、把握政治原则的重要遵循，作为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政治能力的重要指引。

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使命任务。认清历史方位、明确历史任务是科学预见未来的立足点，对历史方位认识不清，对历史任务把握不准，历史主动就会成为胡乱盲动，预见未来就会误入歧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前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心任务，这是我们党在科学把握时代趋势和国际局势重大变化、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论断，有着充分的时代依据、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清晰描绘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和美好前景。我们要深刻把握历史主动精神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意义，把握其中蕴含的实践要求，从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机遇和挑战是矛盾的统一体，往往相伴而生，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向矛盾的对立面转化。历史机遇，是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由必然性和偶然性等因素所引发的可能促使事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历史机遇和条件。把握住了历史机遇，充分运用好有利于事物发展的历史条件，就能从容应对风险挑战，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风险挑战与发展机遇并存，风险挑战应对不好，就会错失历史发展机遇。

一方面，要牢牢把握历史机遇。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比如，“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深入推进，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发展”^[44]，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正在重塑；中国加快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推力，但也存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围堵遏制的风险挑战，“对中国进行系统性污名化，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削弱中国的国际声望，抑制中国理念、中国话语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45]；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弯道超车”，推动创新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但我们也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在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斗争中，凸显了“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差距，但也存在某些西方政客抹黑甩锅中国的风险。因此，我们一定要增强机遇意识，大力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另一方面，要主动应对风险挑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及其推动的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新变化，使得我国发展的外部压力有增大之势，未来不排除遭遇各种形式的重大风险考验，这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我们必须把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能力。要提前制定科学的防范风险策略，防止不利因素形成累积效应，冲击历史机遇形成的良好基础，从变局中发现机遇，从危机中寻找机遇，努力将危机转化为发展的有利条件，防止机遇向危机转化，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权。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取得更大胜利。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强调要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更加注重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46]。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是相互促进、内在统一的。唯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强化历史担当，坚持推动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相统一，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才能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一方面，推动伟大社会革命需要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47]。当前，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社会革命进程中，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利益固化的国内矛盾，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需要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深化自我革命。我们必须以刀刃内向的勇气推进改革，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在自我革命中实现自身跨越，为推进伟大事业的发展、伟大斗争的胜利、伟大梦想的实现提供根本政治保障。

另一方面，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党的自我革命是伟大社会革命的先导，没有党的自我革命，伟大社会革命就难以为继。要领导和推进这样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社会革命，必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1]64。自我净化，就是要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必须清除党的顽瘴痼疾，保证党的肌体健康。我们要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意志，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打好反腐败这场自我革命的持久战。自我完善，就是要加强党的制度化建设，必须要堵塞制度漏洞，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我们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1]65-66，不断推动党的制度建设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发展。自我革新，就是要推进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16新时代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并不断创新，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自我提高，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和政治历练，不断增长政治本领。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牢固树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把握历史主动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与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进入新时代新征程，面临新形势新考验，历史主动精神彰显出新的愈加重要的时代价值与实践意义，新时代新使命也会赋予历史主动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与发展路径。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这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更好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快速变化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需要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踏上第二个百年新的赶考之路，以自我革命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需要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应对前进路上具有更多复杂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挑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研究正逢其时但仍需深入，我们要坚持大历史观与回答时代之问相结合，坚持理论探索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继续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研究，努力打造历史主动精神研究的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