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al Youth: Perspective on the New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用极大力量做好青年工作，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2]。新时代做好党的青年工作，关键是要做好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2]。面向广大青年开展高质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在于科学把握当代青年发展的新规律，全面透视当代青年发展的时代新特征、新变化，这样才能更好提升青年工作的针对性、亲和力、实效性与时代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3]。时代变迁的感知最先体现在青年群体，社会迭代的印记也最集中展现在青年群体身上。随着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等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开始步入大数据时代，青年一代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显著特征与时代印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者更倾向于将大数据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称为“数字青年”(Digital Youth)。关于“数字青年”的概念，至今仍无学者给出清晰明确的界定，华为公司和计世资讯联合发布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青年”调查报告》认为，“数字青年”包含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层是指伴随数字化设备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他们以实际的生活诠释了“数字化生存”的本质；第二层是指这一代人对于“基于网络连接”的天然性认同和使用，是“数字原生代”完整意义上的第一代人群；第三层是以数字青年直接使用互联网而非单独的计算机(电脑)作为根本性标志^[4]；2019年腾云峰会发布的《数字新青年研究报告》认为，数字新青年具备三大特征：兴趣是他们探索世界、了解新事物的最大动力，对外界有更开放的态度，喜爱跨界碰撞的文化形式^[5]。

本文认为，“数字青年”指大数据时代环境下当代青年群体中实现数字化具身认知的新兴人群所具有的新发展特性标识。其主要构成要素有：互联网世界的原住民、原生代而非“数字移民”，以“数字化生存”作为其生存、生活、生命的主要形态，其自我同一性以网络社会为根基建立，自身拥有稳定的数字身份(电子身份)，通过数字技术(手段)认知和改造世界。需要指出的是，“数字青年”在我国当代青年群体中并非全局分布，而是主要分布于较发达地区的高中生群体、大学生群体、专注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行业领域的青年人群体以及活跃在网络空间中“那些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流浪艺人等种类繁多的新兴群体”^[6]65-66中的青年群体。“随着互联网的繁荣演化以及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数字青年的相关议题正成为教育学、图书情报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共同关注的研究方向”^[7]，数字青年已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研究对象，“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是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主要趋势和重要推力”^[8]。

199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对“数字青年”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主要围绕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理论展开，集中于“网络暗面与网络欺凌”“生存学习与信息获取”“个人构建与沟通交流”^[7]等方面。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学界对网络化、数字化环境下青年的新变化有了关注，但研究成果多是从现象到现象的探讨，而且数量相对较少，CNKI检索相关文献仅有10余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数字青年”相关现象研究，如“数字青年网络阅读心理影响因素”^[9]、“‘数字新青年’的弹幕狂欢”^[10]、“数字青年微信公众平台健康信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11]、“青年的数字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12]等，或从国际传播视角探讨运用数字青年故事“破圈”^[13]，探讨“数字青年”的出场理路、样态透视与发展考量^[14]，探讨“元宇宙世代”的属性、开启与发展^[15]等。二是“数字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主要有“‘数字新青年’爱国现状及引导策略”研究^[16]，“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缺场背景下‘数字青年’中国价值内化”研究^[17]，以及公共图书馆红色经典数字阅读如何向数字青年推广^[18]、“元宇宙视域下青年群体情感危机的消解”^[19]等。

基于研究现状，可以看出从本质特征层面分析“数字青年”这一新兴青年人群特征的研究相对不足，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透视数字青年这一新兴样态特征，需要把握数字青年在本质特征上发生的革命性的时代变化，结合时代背景透过现象看本质，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力求从本源层面为数字青年进行“画像”和检视，以更好地深入新时代青年、了解新时代青年、引导新时代青年、服务新时代青年。

数字青年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数字技术对青年发展的反作用呈现。特别是近年来因新冠疫情的深度影响，人工智能的纵深发展与广泛扩张，元宇宙的快速兴起，数字青年的表征在青年一代的成长中愈发明显，青年一代对网络空间、数字技术等高度依赖，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以人为中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在新的时代环境下，青年一代呈现给世人的是什么样的崭新形象、样态特征，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和青年工作必须及时准确回答清楚的关键问题。立足于数字青年成长发展的当代具体实践，结合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新变迁，在已有学术成果基础上，可从数字青年的新身份特征、新认知模式、新思维模式、新交往模式、新发展模式等五个维度，尝试为数字青年精准“画像”。这一新时代青年新样态特征的透视，可以带来思想政治教育新变革场景，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迭代创新提供新的实践基石与需求源泉，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大踏步迈入数字文明时代，更加有效地教育引导新时代广大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源源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数字青年从小成长于网络化和数字化的环境中，其成长过程呈现出数字与现实深度融合的特征。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已经不是截然对立的时空场域，尤其对于数字青年而言，两者之间深度交融、不可分割。网络空间也不再是纯粹的虚拟空间概念，数字青年将网络空间视为与现实空间同等重要的基础性生存与活动场域，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元宇宙”将逐渐成为数字青年赖以生存的重要场域，“‘元宇宙’是新一代智能和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是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超高清视频等技术支持下与现实社会深度融合的网络世界”^[20]，这一越来越成熟的网络世界将会深度融入青年一代的各个领域，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普遍情况是，数字青年的身体在现实空间中驻留，思想行为等又在网络空间中交流、碰撞、展开，由于现实空间是在场空间，而网络空间是缺场空间，数字青年可以同时存在于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之中，甚至可以从事不同行为、展现不同面貌。同时，数字青年在网络空间身体的缺场，并未影响其精神的在场。这也就决定了数字青年既是现实空间的鲜活个体，具有现实社会身份，也是网络空间中庞大网民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数字身份(电子身份)，“个人的数字身份是个体参与网络活动形成的可以表征自己身份的数字信息”^[21]。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数字青年具有现实与虚拟交融的身份特征。

现实社会中任何个体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现实身份，这是现实空间中的基本常识。数字青年是现实社会中的成员，必然具有自身的现实身份，这是其在现实空间中从事各类活动的基本前提。同时，网络空间又是数字青年不可或缺的生存场域，他们在网络空间中有多种以数字符号标识的网络身份，比如网络论坛中的网名、QQ号码及昵称、微信号及昵称、微博账号、电子邮箱账号、今日头条账号等，这些代表其网络空间身份特色的数字符号，就构成了数字青年的数字身份。目前，数字身份已被20余个国家的公共部门及私营机构大规模采用，我国也开启了数字身份的试点工作，并于2019年成立公民数字身份推进委员会^[22]。数字身份在某种情况下，存在着对数字青年现实身份的映射，但这种映射并不是始终存在的，而是仅仅局限于网络空间的现实社会关系之中。对更多的陌生人群体而言，数字青年的身份是混杂不透明的，很难辨别不同数字身份在现实空间中的身份对应。数字青年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突破了现实空间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实现更广阔、立体、平滑的拓展。

数字青年具有现实与虚拟交融的新身份特征，也就意味着他们在现实空间中有着与常人不同的行为表现。在这些行为表现背后，展示的是数字青年思想、心理等深层次因素的特征与变化，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与分析手段为其进行“现实画像”，凸显其在现实空间的基本特征；同时，数字青年借助数字身份，在网络空间中也能够通过其网络言行等展现他们的思想心理等基本状态。这为我们能够借助他们在网络空间留下的纷繁复杂的数据信息进行数据爬取、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为其进行“数字画像”，找到其在网络空间的身份特征。“现实画像”与“数字画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数字青年的“综合画像”，综合画像具有全面性和真实性，否则很难对数字青年的本质特征作出科学的判断与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画像”与“数字画像”很多情况下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呈现截然相反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数字青年在现实空间中大都是生活在熟人社会框架之中，面临基本道德约束、主流价值导向约束、严格法治约束等各类制约条件，会呈现“中规中矩”的一面，这也是社会道德规范所期望达到的基本目标。由于数字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处于形成期和动荡期，其思想、行为、心理等其他侧面往往会在网络空间中展现出来。网络空间具有匿名性、开放性、去中心化等基本特征，加之网络空间的法制仍不够健全、责任界定不够清晰等，因此数字青年在网络空间中就会显现出其更加“自由洒脱”的一面，呈现出与“现实画像”相异的面貌。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通过对社会互动的考察，认为人的身份往往限制于“镜中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的扮演：在人际互动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他人犹如一面“镜子”，人们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进而去调整和改变自己的社会行为^[23]。数字青年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中扮演“超脱”的数字身份，在现实社会中扮演“规范”的现实身份。郭晓航发现，“在大学生用网过程中，长期的虚拟互动体验会对现实的交往活动产生影响，‘键对键’冲击‘面对面’，可能导致大学生表达欲望降低，形成‘思想茧房’”^[24]。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规律，“现实画像”与“数字画像”对立统一于数字青年的个体身上，从不同侧面和视角展现其全貌，这对开展好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强的现实必要性。

数字青年的双重身份所展现出来的双重“画像”，是对其自身的全面而深入的系统刻画。通过“现实画像”与“数字画像”的综合分析，科学掌握数字青年的成长规律与时代特征，精准把握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客体的“变”与“不变”。需要看到的是，数字技术催生出新一代的数字青年。数字技术既是人体功能的延伸，为人的生存发展带来诸多便利，同时也改变着人的生存环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包括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数字青年必然具有青年群体共有的一般性生理特征、社会特征等，但也必然存在着与以往的青年群体不同的数字特征，这是技术进步所引发的系列变迁中的应有之义。大数据时代新兴技术赋能下的数字青年，其认知模式、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需要坚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25]的基本原则，以全新视角去审视数字青年这一新兴群体，在全面把握他们所思、所想、所盼、所做的基础上，透过外部表征和内部表征看本质，实事求是作出符合数字青年实际的规律性新判断，为做好大数据时代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支撑。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是最重要的资源，万事万物皆可实现数据化，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转变为对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数据作为世界构成的基本元素，承载了表达世界、解释世界的基本功能，其自身具有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等基本特征。伴随着传感器等智能设备的普及化，数据的产生方式也实现了智能化，推动着世界逐步实现数据化转型。网络空间结构中的任一节点都可以成为数据的发源地，通过发达便捷的互联网向四面八方传递，任何节点都可以成为数据的接收点，从而实现网络空间的数据交互。数字青年作为网络空间的常驻民，既是大数据资源的重要生产者，更是大数据资源的重要接收者，每时每刻都在海量的数据信息中观察和认识世界。事实上，由于数据信息过于庞杂且呈指数级态势增长，单纯依靠人脑的力量无法处理庞杂的数据信息，必须借助数字技术或载体才能实现，实质上就是“他人、技术人工物、外部表征和环境共同构成了认知实现不可或缺的部分”^[26]。数字青年在大数据时代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不再是仅仅依靠书本和师长的知识传递，更是广泛借助于互联网和新兴数字技术(载体)开展认知活动，大大拓展了认知的渠道与空间，这就是“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这一认知模式意味着“既不是完全由人类认知者决定的，也不是完全由非人类的软件机器人或搜索引擎决定的，而是由相互纠缠的社会—技术等因素共同决定的”^[27]。在“分布式认知”模式的催化之下，网络学习空间已成为数字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青睐的新一代在线学习环境。网络学习空间中的学习是“系统化的交互过程”“知识的交流与共享过程”“工具沉浸式的体验过程”^[28]，我国积极开展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学习空间普及推广工作，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都拥有个人网络学习空间，根据《2022年2月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月报》显示，“爱课程”网中国大学MOOC移动终端累计下载安装9 042.52万人次，平台在线开放课程数量为6.39万门次^[29]。同时，腾讯课堂发布的《2021全国青年终身学习指数报告》显示，受访学习者中有52%的人通过在线学习完成了跨行业发展，有12%的人计划通过学习去转换职业赛道^[30]。

数字青年这一“分布式认知”新模式，是基于时代环境变化和新兴数字技术迅猛发展而产生的，“着眼于宏观的更为广阔的层次，认知是大脑、身体、技术、环境乃至文化所共同构成的”^[31]，可以在短期内有效提升他们认知世界的速度和广度。传统意义上师者和长者的“传道授业解惑”依然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但数字青年运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自由探索感知世界已成为其必备的认知路径，这使得他们的认知方式趋向自主化、分散化。这就意味着师者和长者在数字青年成长中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必然会受到严峻挑战，不再是青年人认知世界的唯一信息来源和中心，自上而下的被动接收方式也不再是青年人的不二选择。师长所传递的信息还需要数字青年通过其他渠道的检验与认证，如若一致则会欣然接受，反之则会直接提出质疑。师长在与数字青年交互往复的过程中构建起一种新型的更趋平等的关系，科层关系向扁平关系甚至平面关系迭代。

数字青年这一“分布式认知”新模式，也催生了其“后喻文化”特性。所谓“后喻文化”，是指“在知识的流动与生长突破时空限制、信息壁垒被打破的时代，知识权威逐步消解，长辈往往需要反过来向晚辈学习”^[32]。大数据时代活跃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青少年，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庞大的网民群体中青少年的比例依然占据绝对优势。这也就意味着数字青年可以运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接触和掌握更多的数据信息，其对世界的认知广度逐渐超越长辈。尤其是对于那些极具前沿性的领域，数字青年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长辈向晚辈学习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发现，数字青年遇到难题时更多倾向于自主向网络空间寻求帮助，在纷繁复杂的网络大数据中探寻答案；反观生活中的中老年人，遇到一些难题尤其是新鲜事物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向青年人请教。这实质上也反映出数字青年实现认知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更强，基于自身的个性需求和兴趣爱好等，更愿意在网络空间中主动地去探寻未知、自主地去寻找解决方案，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广泛认知所处世界的全貌。后喻文化表面上强化了青年与老年群体的沟通，深层次却加深了代际鸿沟。数字青年依靠“分布式认知”开展认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以“自我认知为中心”的感觉；同时，中老年群体艰难的“网络再社会化”过程，看似追赶年轻人的脚步，实则难以融入青年群体的话语体系。这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数字青年这一“分布式认知”新模式，其中也隐含着“碎片化认知”的倾向。“碎片化认知”是“分布式认知”的一种具象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新媒体的横空出世改变了以往信息的整体性，零散的信息使得媒体的传播内容、传播主客体、传播渠道都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33]。数字青年青睐借助互联网认知世界，每天通过搜索引擎、即时通信、微博、门户网站等渠道获取大量数据信息。一方面，这些数据信息往往不具系统性，将很多复杂系统的信息刻意简化，甚至某些数据信息运营商为了吸引眼球、增加流量而选择断章取义或运用“推荐算法”，这就导致数字青年掌握的数据信息很可能是片面的、零散的；同时，大数据时代数字青年的注意力是稀缺的，面对庞杂的海量数据，他们无法也不愿意在一个数据信息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此他们对于接收到的很多数据信息所展现出来的状态仅是浅尝辄止，缺乏足够耐心，也没能深入探究，这也会导致数据信息的片面性。另一方面，数字青年的时间也是碎片化的，喜欢在各种时间空隙通过移动通信设备获取各类数据信息，如就餐时观看短视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刷“朋友圈”、睡前翻看各类信息网站，等等。这种“碎片化认知”倾向，容易让数字青年陷入“信息茧房”窘境或“数字痴迷”陷阱，无法系统全面深入地实现科学认知，这也容易诱发数字青年群体中的偏执性格症候，不愿意接受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数据信息与观点。在“碎片化认知”的影响下，数字青年的思想观念变化不再严格按照“知、情、意、行”的规律线性发展，接受观念快，抛弃观念也快，呈现出显著的不确定性。

徜徉于大数据时代，人们更加期待依靠大数据可以更加广泛地预知未来。然而大数据本身并非能知吉凶祸福的“神算子”，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通过大数据的挖掘分析，发现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很多研究者最喜欢使用的案例就是“啤酒与尿布”案例，通过原始交易数据挖掘与分析，可以惊奇地发现一个现象：顾客在超市消费中，与尿布一起购买的商品中最多的是啤酒，也就是说尿布的销量与啤酒的销量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基于此，超市将二者放在相邻的货架上销售，结果销量双双增加。因此，所谓“相关性”就是意味着A的变化与B的变化之间存在某种正向或反向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关性是大数据的灵魂，失去了相关性，大数据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客观来看，相关性必然存在。自然科学界普遍认同世界是整体的系统，任何一个系统要素的变化都会对其他要素产生深刻影响。以往人类受限于技术发展水平，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不足以直接呈现相关性，因而在大数据技术出现前，相关性在普遍意义上仅是一种理念。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相关性由认识范畴转向实践范畴。在大数据的海洋中，通过科学的数据爬取、挖掘并运用恰当合理的算法去探寻世界万事万物之间的相关性，在一系列的相关性分析中观察世界、认识世界。重视相关性而非因果性，成为大数据时代人类思维模式的革命性变化。正如舍恩伯格和库克耶所指出：“相关关系很有用，不仅仅是因为它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而且提供的视角都很清晰。而我们一旦把因果关系考虑进来，这些视角就有可能被蒙蔽掉。”^[34]

数字青年作为大数据的忠实“信徒”，已成为“相关性思维”的重要实践对象与现实拥趸。沉浸在大数据世界中的数字青年，开始会惊讶于“为什么经常浏览的网站、使用的软件会如此清楚自己的兴趣偏好”，经过对大数据基本原理的学习与了解找到的答案是：网络运营商通过对数字青年个体在网络空间中产生的浏览、搜索、购物、交际等大数据信息，运用大数据相关技术对其进行了精准“画像”，然后使用推荐算法等向数字青年投送符合其个体特征的数据信息。毫不夸张地说，数字青年在大数据世界中已被“相关性思维”模式重重包围。因此，对于数字青年而言，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因果思维模式逐步让位于相关性思维，相关性思维成为其青睐的思维模式。因果思维注重的是对世界进行归因解释，揭示的是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变量A是变量B的因，则变量B就是变量A的果。而相关性思维则倾向于不深究事物的原因，侧重于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至于产生这种相关关系的原因探寻则可以忽略。因此，数字青年越来越关注“是什么”，也就是“谁与谁相关”以及相关度如何，至于相关性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即“为什么”则会居于次要位置。这一思维模式的迭代，是基于大数据时代的环境变革所衍生出来的，具有其客观必然性，也是数字青年基于时代变化作出的顺势反应。然而，看似由数字青年自我控制的“相关性思维”，实际上则是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结合体。如滚雪球般的海量数据生产、即时性的大数据传递，也就是说相关性是无限的，这就意味着数字青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探寻每一对相关关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甚至并非每一对相关关系的归因解释都绝对必要、具有必然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青年必须遵守智能算法的底层逻辑和大数据的技术规则，面临着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异化”风险。

数字青年思维模式的迭代，是对时代变迁的积极回应，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独特优势。相关性思维模式有助于数字青年把握时代变迁的脉搏，大数据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所有事物若都力求穷究其深层次原因，会导致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错失重大发展机遇，进而可能会延缓时代前进的节奏；运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可以迅速对世界变迁进程中的相关性作出反应，洞悉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提前布局、未雨绸缪，紧紧跟上时代步伐，勇立时代潮头，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是在大数据时代环境下因果思维模式很难企及的理想目标，这也恰恰是相关性思维的独特优势。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蓄势待发，世界格局发生着深刻变革，数字青年是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甚至是主力军。掌握数字青年就掌握了战略主动，因此需要积极推动其思维模式迭代，不能因其固守旧有思维模式而迟滞了其创新潜能与创造动能。

数字青年对“相关性思维”的推崇，固然有其时代进步性，但同时需要高度关注这一思维模式所潜藏的弊端。如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种思维模式也有两面性。在大数据环境之下，“相关性思维”模式大行其道，推动着工具理性、技术主义在数字青年群体中不断蔓延，价值理性逐渐退居次要位置甚至被忽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青年更容易走向工具理性或技术主义的极端，不问手段、方式是否正当合理，只求最终目标达成，于是出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20》调查显示，部分大学生对拜金主义人生观、极端个人主义人生观等消极人生观持赞同态度，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观点持赞同态度的大学生比例，分别占到了23.8%和21.8%^[35]。这是大数据时代开展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工具理性至上、技术主义至上而忽视了价值理性，势必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在机器越来越像人的同时，人却越来越物化，人的存在价值趋向工具性，这在数字青年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通过实践思考，可以发现“相关性思维”模式更侧重目标的相关性，对价值相关性的重视不足，就会导致工具理性、技术主义的泛滥，只看目标达成，而将目标达成过程中的价值合理性束之高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彼此之间逐渐变成了互相利用的工具，简言之就是相互之间寻找利益互补性。这是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数字青年“相关性思维”新模式必须要作出回应的重大问题，着力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助力数字青年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前进。

自人类诞生以来，交往就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这不仅是一个社会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实现进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中，‘交往’是一个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性范畴。”^[36]马克思交往理论认为，物质生产是交往活动产生的基础，精神生产又是交往活动关系的内在反映，交往活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演进。在大数据时代，随着5G、新媒体等技术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学习、工作、生活当中，催化社会生产力水平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进而推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网络空间作为新的交往活动场域，突破了时空限制，让人们彼此之间的社会交往越来越便捷和自由。在以往，人们往往依赖于地缘、血缘、业缘的“交往三角”开展交往活动，而大数据技术则颠覆了这一交往模式。在数字青年的社交版图中，是否开展交往、在何种平台开展交往、交往内容是什么，这些交往的核心问题都是围绕核心的“趣缘”来建构的。“趣缘”根据数字青年的即时需要而变化，从而使得他们交往的触角可以遍布世界任何角落，只要有网络连接，无论天南海北都可以发生交往关系，人类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数字青年作为大数据时代的排头兵和生力军，通过网络空间和数字技术极大地突破了现实空间在场交往的有限性，网络社交的不断壮大积极推动其交往模式朝着多元扁平化方向迭代，无限扩大了自己的交往“朋友圈”，增强了自己的交往潜能，增添了自己的交往乐趣，交往对象日趋多元，交往媒介日趋多元，交往层次日趋扁平化。数字青年正在经历一场耳目一新、前所未有的“交往盛宴”。

网络社交这一“身体缺场、精神到场”的交往方式已成为数字青年的主导交往方式，网络空间也成为数字青年进行交往活动的主导场域，数字青年在大数据世界的交往实践中自由驰骋。数字青年的交往对象越来越多元化，熟人之间的交往已无法满足其发展需求和心理期待，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进入交往视野与范畴，这些陌生人不分国界、种族、民族、年龄、性别等，每一个交往对象在数字青年眼中都是社会交往网络上的节点。在社会交往实践中，数字青年并不会因为是陌生人而产生交往障碍，因为他们关注的是“趣缘”的根本基座——交往内容，而非交往对象本身。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弱人工智能时代逐步向强人工智能时代迭代，人工智能机器逐步具备了人类的交往技能，可以像人一样与人类进行流畅的交流沟通。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字青年甚至会将人工智能的产物(或虚拟人物)纳入其交往对象的范畴。目前，不少数字青年将数字技术打造的“二次元偶像”作为其交往对象，基于数字技术构建的“元宇宙”方兴未艾、备受追捧。这一切都说明，数字青年正在把自己的交往模式升华为一种社会存在层面的关系建制。数字青年的交往媒介也日趋多元化，即时通信工具、综合社交应用、图片/视频社交应用等都已成为数字青年须臾不可离开的重要交往媒介。这些交往媒介让数字青年的交往活动也变得更加立体丰富，通过文字、符号、语音、图片、视频等多种载体进行思想交流、文化沟通与人际互动等，“通过移动互联网渠道，社交媒体用户保持了较高水平的互动黏性”^[37]。数字青年的交往层次则更加扁平化，这一扁平化的趋向源于网络空间的“去中心化”，人与人之间在同一平面上进行交往，传统意义上的科层化交往结构被数字青年不断解构，逐渐消解于他们的交往活动实践当中，数字青年的交往活动无论在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层面都不断走向平等化、扁平化，交往范畴内虽有远近之分、亲疏之别而并无高低之分、贵贱之别。

一般而言，数字青年痴迷于网络社交这一“虚拟化”交往方式，固然有其时代的必然性，然而同样不可回避其负面效应。一方面，网络社交的“攻城略地”实质上却在削弱数字青年的现实社交能力，悄然拉大了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雪莉·特克尔通过研究发现的奇怪现象：“出于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我们与机器人的关系正在升温；我们在网络上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却变得越来越孤独。”^[38]这种“群体性孤独”正弥漫于数字青年的现实精神世界，在现实空间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难以构建起亲密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空间的交往关系越紧密，现实空间的交往关系却逐渐疏远，这成为不少数字青年苦恼的交往窘境。现实空间交往与网络社交相比较而言，仍然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一味沉浸于网络社交的世界中是不可取的，虚拟与现实交往的关系需要平衡。另一方面，数字青年的社会交往“朋友圈”无限扩张，必然会遭遇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明形态等轮番碰撞，极容易冲击其固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而导致其思想观念的混乱，甚至丧失其基本的辨别力与判断力而误入歧途、难以自拔。“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6]50，青年往往也是境内外敌对势力重点侵染诱导的对象，通过利益引诱、道德绑架、欺骗威胁等或明或暗的手段扰乱数字青年的思想，促使他们成为被外部势力利用的工具和牺牲品。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大数据时代环境下不断增强数字青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正确政治立场，不被外界干扰所惑，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大数据时代是迈向智慧社会的伟大时代，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有机融合，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越来越趋向于智能化、智慧化。人工智能正朝着“类人”的方向阔步前进。通过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人工智能可以使其逐步获得像人类一样的学习分析能力，进而模仿视听、触觉、交流、思考等人类活动，实现人类大脑的智能模拟，进入了强人工智能的历史性跨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正在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颠覆性的变革，“人与数据的聚合正在成为构造世界和塑造个人的基础性活动”^[39]，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方式等方面都将进行重构和重塑，智能设备与智能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物助力人类进入更加便捷的“体验之旅”。“人类”与“类人”将进入一个和谐共处的新历史阶段，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并行不悖、交叉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数字青年是发展人工智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推动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美国OpenAI研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于2022年11月发布后，受到了青年一代的广泛追捧，其使用量以惊人的速度爆炸式增长；同时其他人工智能设备尤其是穿戴式智能设备已经成为数字青年学习、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备品，如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等，这些智能设备通过特定的软件进行数据交互、云端交互发挥其强大的功能，实现人工智能与数字青年发展的深度融合，这一深度融合的实质就是新兴技术对人在实现全面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赋能”。有学者指出，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可能带来学习方式的重大变革”和“学习层次的重大分化”^[40]。人工智能的实质就是技术嵌入人的全面发展实践体系，发挥重要的驱动作用，推动实现人的重构，“肉眼凡胎”的普通人正迈向数字技术加持下的“数字超人”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人的活动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个性的自由发展等多方面规定性。”^[41]在马克思的技术观中，技术从来不是独立于人的存在，而是人的劳动的外化表现形式。数字青年在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已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人工智能这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以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丰富自身的发展结构，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将成为数字青年身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如同眼耳鼻舌等身体器官一样不可或缺。“以智能可穿戴设备为代表的媒介技术正在全面‘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现象在乐于接受新技术并沉浸其中的都市青年身上尤为凸显”^[42]，数字青年对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更是情有独钟，这类弱人工智能物已成为广大数字青年的日常标配而须臾不可离身。

人要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就必须依靠劳动；在数字时代，人类劳动离不开数字手段。人机协同作为大数据时代的重要社会发展趋势，正在并将继续成为数字青年实现全面发展的新模式。这一新发展模式能够突破以往发展模式的某些局限和约束，丰富了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个性发展、均衡发展等方面的现实基础。大数据时代在人机交互的基础上实现人机协同，实质上通过运用数字技术的劳动过程，在实践中拓展了数字青年智力、体力等方面的内在潜能，让过去许多单纯靠自身力量无法企及的领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极大增强了数字青年的发展动能和创新潜能。目前来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并不冲突，二者有机协同，以人类智能为决策主导，人工智能为过程控制的新模式，是人类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人机协同实现的是人机混合智能，人工智能不断助推数字青年的发展趋向更加智能化，数字青年将成为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共生耦合的新型综合体，未来必然会进入“超人类智能”的新发展阶段。

数字青年在人机协同中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需要引起警惕的是人自身的主体价值的削弱甚至是消亡，走向技术功利主义的歧途。这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技术异化”问题，所谓异化“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43]。数字青年的全面发展，其自身发挥主体作用，人工智能发挥的是辅助作用、催化作用，满足的是人的个性化需求。所以，人类智能是人工智能的主宰，而不能本末倒置，过度依赖人工智能，陷入技术至上的泥潭，丧失了人的主体性甚至被人工智能所“奴役”。数字技术是人类的创造物，要防止其成为人的对立面，就必须在运用技术时围绕人来搭建伦理底座。大数据时代技术异化，不仅对数字青年自身会产生不良影响，出现摧残身心、扭曲人性等问题，而且对社会规则秩序、结构体系等产生系列负面影响，人工智能就容易加深“人的自我异化危机”“人的类本质异化”与“人的交往危机”^[44]。数字青年在享受人工智能等带来的“红利”同时，需要尽可能减少其对自身在认知能力、思维能力等方面的损伤，同时应避免过度技术依赖甚至是成瘾。强人工智能具有“类人脑”功能，如果数字青年不能牢牢坚守自身的主体价值并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是放弃了个体思考的自主权，被动跟随技术世界的节奏与步伐，就很容易成为智能机器人的“奴仆”而不自知，相距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目标也将愈发遥远。这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也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需要正视和面对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正在迈向数字文明时代，对于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数字青年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青年一代的新样态，具有显著的时代印记与迭代特征。网络空间孕育产生了全新的人类虚拟生存方式和虚拟社会的社会存在形式，网络空间及空间转向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充满诱惑和生机的新兴领域^[45]。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引下，科学把握数字青年的本质特征，全面理解数字青年的思想行为，是做好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数字青年具有现实与虚拟交融的新身份特征，展现“分布式认知”的新认知模式，青睐“相关性思维”的新思维模式，形塑多元扁平化的新交往模式，崇尚人机协同的新发展模式。同时，数字青年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主客观环境的不断变革，其内涵与外延也会不断得到丰富。因此，对数字青年这一新表征的持续关注与研究，实现与时俱进，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持久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46]，“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47]。面对数字青年这一新生事物，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需要积极回应这一新兴表征的青年人群的新期待，“把‘线上’和‘线下’、‘键对键’和‘面对面’结合起来，增强联系服务青年的实效性”^[6]79，当好青年成长发展的引路人、贴心人。

时间和空间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中介和环境的基本状态，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内容、方法、途径等因素^[48]。“大学生对网络数字化的依赖性势必会影响其信息接收习惯，规制其对思想政治理论的接收方式，使得他们更青睐数字化、碎片化的思政教育内容”^[49]，在新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做好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于把握新时代青年的新表征，进而深入掌握数字青年的新期待，在此基础上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和途径创新。首先，需要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石，走近数字青年、走进数字青年、把握数字青年的成长规律，与数字青年成为朋友，精准掌握他们在想什么、干什么、期待什么、反对什么，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做到有的放矢、靶向引导，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其次，需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分析把握大学生网络群体的性质特点和需求内容，在学习、发展、交流、服务等方面，为大学生网络群体提供美观大方、人性舒适、便捷高速的网络空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用户界面和使用性能”^[50]，实现贴近数字青年与数字技术赋能有机融合，善于运用数字媒介、数字技术与数字青年进行平面交互，用数字青年的语言与思维方式进行思想引导，“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6]13，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创新与方法创新；再次，需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体，发挥“三全”育人的协同效应，充分调动线上线下各方面积极因素，教育引导数字青年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向推动力量，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创新；最后，需要千方百计消弭新兴数字技术对数字青年的异化效应，不能让数字青年被数字技术所奴役，“化解技术矛盾，进而弱化技术奴役”^[51]，让数字技术更好服务于数字青年的全面发展，持续增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校正功能。

总之，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需要立足数字青年的新样态表征，以满足客体新需求为导向，实现理念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途径创新，推动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数智思政。“数智思政”是教育主体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手段和新载体，融入数智思维，面向数字青年构建起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可感知、场景式、体验式的多维立体空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赋能，为教育客体提供沉浸式交互体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是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化的新成果，可以更加有效地贴近数字青年的需求、引领数字青年的思想行为，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鲜活生动、更具时代感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