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mestic and Foreig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Resour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ao Dun's Viewpoi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和西方相比，中国儿童文学显露出理论先行的发展特征，“儿童”在五四时期被视为独立自主的生命个体，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观”才应运而生，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崭新的评判标准与价值尺度。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儿童文学自诞生以降就呈现出复杂性的一面，其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与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变革密不可分。以往研究者过于重视思想现代性而轻视语言现代性，停留在对现代性的单向度理解层面上。倘若不能从语言现代性的角度洞悉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是存在一定缺憾的。这容易导致研究者无法真正把握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的整体态势，也就无法呈现其具体特质。由翻译的特性可知，翻译既是语言形式的转化，又是思想文化的整合。值得注意的是，翻译并非只有如英译汉、日译汉等跨语际翻译一类形式，在广义的“翻译”范畴中，跨语际翻译只是翻译的一类，将文言文改写为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白话文也是翻译的另一类形式。借助于翻译，中国儿童文学得以从异质文化资源与本土文化资源的化用中萌蘖。

1916年，茅盾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跟随孙毓修编撰《童话》丛书，在域外资源翻译与本土资源转译过程中，逐步确定了其儿童文学的理论根基。他不仅身体力行地从事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也深耕翻译理论，其翻译思想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茅盾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的分支，他曾多次撰文指出市面已有儿童读物的弊病，由此引发了与之相关的翻译题材与翻译方法的讨论。在五四科学精神与“儿童本位”观念的指引下，茅盾开辟了儿童文学现代转译的新路径。作为历史转型期中国儿童文学的拓荒者，茅盾的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及其翻译理念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关于茅盾翻译思想与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的关系问题，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其一，从先驱者的身份历时性地全面展示茅盾翻译实践在儿童文学版图上的轨迹。王泉根认为“像茅盾那样对苏联儿童文学进行持续翻译介绍的作家是不多见的”^[1]。金燕玉认为茅盾的儿童文学翻译有着“强烈的时代性”，阅读其儿童文学译作是一种“艺术享受”^[2]。魏同贤直言茅盾正是在译写、改编和创作儿童读物中“迈上了他光辉的文学道路的”^[3]。其二，聚焦语言、思想、题材等对茅盾儿童文学编译理念及实践进行阐释。不同于周作人、鲁迅、叶圣陶等人在儿童文学某个领域内的开创性贡献，茅盾借助于域外儿童文学的艺术经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以贯之地关心、注重儿童文学”，致力于“给孩子以审美教育”“把孩子的灵魂推向崇高”^[4]。廉亚健肯定茅盾的翻译思想自成体系，其文学翻译的艺术创造性对中国现代翻译史的理论建构起到了范式作用^[5]。关于茅盾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主题重构，王彬将其认定为编译者、出版者重要的文化资源^[6]。论及茅盾的儿童文学翻译观念，徐德荣等将其细分为功用观、翻译选材观、翻译文体观等方面，详细探析了茅盾翻译思想的体系性与深刻性^[7]。王志勤将茅盾的翻译思想置于历史语境下，从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视角探讨茅盾翻译思想的当下借鉴意义^[8]。刘金龙等通过对茅盾转译活动的文化解读，系统展示茅盾翻译思想的内涵^[9]。上述研究从不同维度探讨茅盾的翻译实践及翻译思想，但均未深入细致地考察本土与域外两类不同资源的化用对其翻译观确立的影响。

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整体框架内考察两种资源的转化，有必要立足本土资源与域外资源展开对话，以期借鉴域外经验扩充本土文学的整体内涵，进而寻求符合中国儿童文学主体建构的理论路径。就本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而言，文浩认为茅盾的“文艺民族形式论”坚守“开放型的民族文学观”，以“两结合”的视角推进民族形式的改造^[10]。吴翔宇注意到茅盾将自己的文学观念投射到对传统资源的改编中，自觉跳出旧文学范式的藩篱，以“儿童性”“文学性”“现代化”重铸传统资源^[11]。对于域外资源的选择与接受，宋炳辉等认为茅盾侧重对俄苏文学和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翻译实践，总结其“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本土文学建构策略”^[12]。发生期中国儿童文学的探索不可避免地一度陷入到“域外儿童文学影响的焦虑”与“中国传统资源的时代转换”^[13]的两难之境，这就既要批判性地继承传统资源中的合理质素进而对其重新编码并赋予时代意义，又要避免过于尊崇域外资源而导致民族立场的丧失。整体来看，研究者对茅盾内外两种资源的化用进行了研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缺乏整体性地将茅盾的翻译思想纳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脉络中；二是对内外资源转化的理论体系及实践路径观照不够；三是没有系统地阐明茅盾翻译思想的现代性与深刻性。

据此，从资源转化角度切入茅盾儿童文学翻译观建构的话语实践，将本土资源的创造性取用与域外资源的精神培育相结合，审视两种资源的互动所呈现出的茅盾翻译观的演变历程，进而理解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机制与理论建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域外资源的引入是发生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必经之路，但翻译只是外在的形式，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中，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才得以生根发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域外资源的译介特别是儿童文学的译介，应当契合中国儿童的接受心理，并最终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范式确立标本。茅盾正是站在民族性、现代性的立场上，对域外资源进行过滤、淘洗、重铸，才使得中国儿童文学带有明显的本土化基质。以茅盾为个案，梳理其翻译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与翻译实践的互动关系，可以更为清晰地反观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进而系统地完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体系建构。

语言的转化是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学的进步也将推动语言的革新。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生期，魏寿镛等将“文言译成白话”看作是翻译的一种，“取他的内容，用我的形式，尽可把他的组织重新改造，做成‘笔墨如生’的文学”^[14]，以此赋予文字全新的活力，增益作品的价值。茅盾以译者身份介入儿童文学领域，洞悉白话语言之于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跟随孙毓修编撰《童话》丛书的过程中，取域外资源为我所用，也取材于中国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用传统语言与日常口语进行文本的创造性表达，力求构筑“一个全新的属于儿童的文学话语系统”^[15]36。

受制于思想的规约，儿童文学在古代没有适合生存的土壤。在儿童文学的现代生成中，茅盾受启蒙思潮的影响，加之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契机，他身体力行地将本土资源运用到创作实践中，自觉使用白话开展编译工作，剔除古典文化中不利于儿童阅读的片段，使之更符合儿童的需求。茅盾提出，儿童文学作品在文字上，要避免“半文半白”“不必要的欧化”“死板枯燥的叙述”，要用“活的听得懂说得出的现成的白话”^{[16]关于“儿童文学”，422-423}；在选材上，要符合儿童“爱‘奇异’，爱‘热闹’，爱‘多变化’，爱‘泼辣’，爱‘紧张’”^{[16]几本儿童杂志，469}的天性，注重从本土资源中发掘有益于儿童的养料，使之更具趣味性与可读性，激发儿童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这一思想驱动下，儿童文学的改编与转译跳出了原有的逼仄空间，开始具备现代性质素。

茅盾自幼学习《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新教材，进入学校后“《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论说入门》则引导我写文章”^{[17]学生时代，80}。通过阅读梳理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部等古籍，他编撰了《中国寓言初编》一书。在寓言取用上，舍弃了“辞意浅陋”的篇目，对原文不易领会的注解“僭加删改”“俾就浅明”，并在文中“略加评语”^{[17]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46}，使这些散布在各处的寓言如《浴室与玉》《月攘邻鸡》《可必不可必》等篇目集中面世。这种改编整理不仅切合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又将年代久远的故事置于儿童眼前，培养具有民族传统与历史视野的儿童新人。此后，茅盾根据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陆续编纂适宜儿童阅读的童话，比如《牧羊郎官》出自《史记·平准书》，《大槐国》出自《唐人传奇·南柯太守传》，《树中饿》出自《古今小说·羊角哀舍命全交》等。不过，语言的革新并非一蹴而就，僵化的思想必然牵制文学的现代发生。有研究者指出，茅盾早期的儿童文学改编还不是很成熟，文言向白话过渡的痕迹过重，一些见解有时代的局限性，一些不加修饰的说教也破坏了故事本身的轻松愉悦感。从茅盾编撰《童话》呈现出来的效果看，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相较于之前的作品都已大有改观，蒋风指出：“沈雁冰的童话创作是他从事文学活动的最早尝试，同时明显地记录了中国艺术童话萌芽时期的基本风貌。”^[18]整体来看，茅盾的儿童文学编译工作主要有以下特色：其一是重构本土资源的民族特性，以儿童的阅读接受能力为限度，通过科学的整理方法，传达有益于儿童身心的文化思想；其二是倡导使用符合儿童心理特点与教育认知的材料，选取情节曲折的故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发儿童的兴趣，正所谓“典与雅，非儿童之所喜也”，其言语切实符合“浅而不文，率而不迂”^[19]。

故事性、趣味性、幻想性等元素的存在，使茅盾的儿童文学改编有了“为儿童”的自觉意识，也使茅盾的改编有了浓厚的中国本土白话小说特点，深刻影响了其翻译思想的确立。在《大槐国》中，茅盾保留了“南柯一梦”的基本故事架构，用白话语言对充满奇幻色彩的人物经历进行重述，同时删去淳于棼与已故父亲带有宿命论的通信及与宫女的调笑情节，使之更适宜儿童阅读。对于文言传统资源，茅盾保持原作故事的基本样貌，以简单的白话进行转译重组，并在故事的开头或结尾加入自己的观点或态度，帮助儿童理解故事并以此影响儿童价值观的形成。如在《负骨报恩》中，茅盾对历史背景进行简要交代，评析报恩行为，向小读者指出“交友是在意味相投，施恩亦要择人而施”^[20]。诸如此类的改编，使原本抽象的道德观念与圣贤学说融会在具体的故事中，更易于儿童接受与理解。

对于初创期的儿童文学来说，本土资源的转译是建立在中国已有成果基础之上的，目的在于以全新的文字形式与表达技法来将其擦拭与抛光，使有益的质素最大限度地得到发掘与继承，并最终作用于文学的发展。作为“民众教育”的工具之一，“连环图画小说”的形式不失为文艺传播的有效载体。茅盾注意到这一形式的优势与影响力，也看重其“连环图画的部分不但可以引诱识字不多的读者，并且可以作为帮助那识字不多的读者渐渐‘自习’的看懂了那文字部分的阶梯”^{[21]“连环图画小说”，390}，主张文学工作者妙应用，剔除“有毒”的内容，创作出更有价值的大众文艺作品，满足求知欲强烈的儿童读者。如此，传统文学材料如《水浒》《封神传》《西游记》等也能摆脱被“胡诌”的尴尬处境。简言之，无论是获取知识还是重建思想，儿童文学都需要通过合乎大众趣味的形式才能更好地发挥效能，达到教育儿童、启蒙儿童的目的。严既澄说：“凡是叫儿童学的，必得是那儿童的生活，适应儿童的要求，能唤起儿童的兴趣的东西。”^[22]依照儿童的心理，越是怪诞、奇崛、冒险的就越符合他们的要求，本土资源不乏此类小说与故事，倘若能将其与儿童文学、儿童教育关联起来，用全新的语言和文学形式加以处理，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与茅盾之后在《给他们看什么好呢》一文中所表述的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通过“连环图画小说”具体的形式切入，也更具有实践意义。一些人以封建意识等问题的存在来拒斥本土资源，盲目翻译大量域外资源，这在茅盾看来是“因噎废食”的做法，也难怪他会鼓励热心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去研究何以“孩子们会偷偷地去租看各种‘毒物’，任何方法都禁阻不了”，“他们的译著何以不受儿童的热烈喜爱”^{[21]“给他们看什么好呢？”，475}。只有这种基于以儿童读者为中心的“或编或译”，才能打破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天然壁垒。

茅盾对本土资源的转译始终保持一份执着，反复强调儿童读物缺少新鲜的题材、炮制雷同的故事，因而建议编译历史的、科学的读物，以满足“儿童的历史兴趣和‘说真话’的要求”^{[21]论儿童读物，489}，主张给“‘古代传说’和民间传说吹进了现代的新空气，使成为我们现代合用的新东西”^{[16]关于“儿童文学”，421}。1936年，茅盾《再谈儿童文学》再次提及“民间故事改编为儿童文学本来是极应当的事”“民间故事有些固然是大众智慧经验的积累”，告诫当下文学创作者“改编民间故事绝不是可以草率从事的”^{[23]再谈儿童文学，62-63}。茅盾对中国本土资源的坚守，一定程度上指引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然而，民间本土资源只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作品想要真正走进儿童的内心世界，则必须加上“文艺的外套”^{[21]论儿童读物，489}。将“已有之物”转化为“将成之物”，就是要把握语言、情节等多方面因素，建立起转译的现代准则。首先，语言要简洁凝练但不能失去力量。郭沫若说，儿童文学不是“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平板浅薄的通俗文字”“鬼画桃符的妖怪文字”，而应具有“秋空霁月一样的澄明”“晶球宝玉一样的莹澈”^[24]53，要有幽默和童趣。这与茅盾的理解是一致的。其次，情节要紧凑热闹而富有悬念。越是意想不到的情节越能调动儿童读者的注意力与兴趣，使儿童达到“由受动的想像而入于发动的想像”^[25]的理想境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作品不能脱离文学性而存在，要“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诉其精神堂奥”^[24]54，在此基础上引导并发展儿童的志向。当然，茅盾并不将其儿童文学的转译准则视为金科玉律，而是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为其赋义。

考虑到编译只是儿童文学叙事的一种方法或途径，传统的翻译加工效果有时差强人意，他提出“不要你哄”的理念。倘若从数量或题材来看，儿童文学的发展已由青黄不接发展为雨后春笋，市场上呈现一派热闹景象。但问题是，如果仔细辨别已有各类图书，“大多数是承袭误谬的理论与学识，或者是支离割裂凑搭敷衍，——客观上实在是‘哄’！”^{[23]“不要你哄”，133}茅盾意识到功利主义对现代儿童的戕害，他以更贴近儿童的视角去揣摩儿童的喜好，寄望作家能持守更高的要求，创作出真正满足儿童的精神食粮。由此，茅盾对于本土资源的现代转译，实际上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起到了方向性与指导性的作用。

茅盾对域外资源的译介并非浅尝辄止，而是经历了从思想上“一日千里”到艺术上“探本穷源”的探索过程^{[26]“小说新潮”栏宣言，14}，既注重思想的时代性与先进性，又强调文学自身应有的美学特质。在引进新思想的同时致力于文学翻译标准的制定，不仅促进了翻译的文学化，也有利于域外资源的现代转化。受五四新文学影响，中国儿童文学一方面从域外资源汲取精神养料，另一方面又顾虑域外资源的强势介入不利于自身主体性的建构。茅盾翻译思想的确立，回应了域外资源借鉴的可能性及限度问题，也为域外资源的“中国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得益于域外资源的引进，在译介中产生的科学精神，正是其现代化的精神基础。在先驱者看来，以小说为科学启蒙的手段，在增益知识的同时破除传统的迷信，有利于人们思想的革新。借助外语的优势，茅盾在为《学生杂志》写稿时，以英美杂志《我的杂志》《儿童百科全书》为底本，先后译写了多部科学小说。茅盾的翻译工作始终没有脱离启蒙视域下对科学教育的关注，他认为“科学知识是一切知识中之最基本的，尤其对于小朋友们”^{[27]从《有眼与无眼》说起，96}，他认同朱元善“技术部分要忠实于原文”的理念，在翻译美国洛赛尔·彭特《两月中之建筑谭》时，将其中技术部分交由弟弟沈泽民，一些专业名词因而得到精准翻译。此后，茅盾时刻关注英文儿童文学的引进情况，庆幸现代儿童已经可以有所选择，“尤其是年长些的孩子常能得到从前所没有的儿童科学小说”，而在评价其中一本书时，他认为该书之所有价值主要在于“描写得非常美丽而又无处没有科学的根据”^[28]。进一步分析，“科学”不是茅盾的目的，只是他的“工具”。一方面，以科学小说为阵地，推动中国科学文艺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以科学行教育之功用，在思想上改造儿童，从而做到“心之所安”。

茅盾的翻译并未踯躅于此，从1924年9月到1925年4月，他先后翻译了10篇希腊神话与6篇北欧神话，在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将希腊、北欧的神话资源介绍给中国儿童，使之生发出“优美的情绪和高贵的思想”^{[29]普洛末修偷火的故事，33}。茅盾对神话资源的开掘与译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不过，茅盾的儿童文学翻译不只是在科学小说、神话等方面发力，而是广泛取舍，跟随一定时期的儿童观而发生变化。茅盾的译介从以欧洲为主逐渐转向以与中国类似国情的民族国家为主，从“以儿童为中心”向“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万卡》《太子的旅行》《雪球花》《团的儿子》等儿童小说、儿童剧及童话译本相继问世。纵观茅盾1920年代及之后的译作，始终围绕“儿童问题”展开，这种翻译观念也不是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而是在翻译实践中以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逐步沉淀下来的。在他看来，无论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或是为“足救时弊”，翻译家介绍外国文学以“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26]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283}，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儿童文学作品的话语空间。

茅盾的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成及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取精用宏”^{[17]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67}原则的指引下，从域外资源中发掘对现代儿童有用的质素并予以化用。茅盾的翻译实践的特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以科学启迪儿童的心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科学文艺赓续了时代精神，推动了儿童文学现代化。茅盾的翻译是一次行之有效的尝试，凭借文学的艺术魅力，向儿童读者传播科学有用的知识，培养他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正如陶行知所说，“从农业文明渡到工业文明，教育的主要使命在造就科学的儿童，以建立科学的社会”^[30]。二是以神话滋养儿童的想象力。茅盾的神话编译具有开创性，选取有益于儿童的材料进行艺术加工，既保留神话的幻想色彩，又揭示神话的本质。同时，以神话为媒介向儿童介绍希腊、北欧的自然风光及原始居民的生活状况，激发儿童的求知欲望。正如周作人所说，“我们对于神话拿研究文学的眼光看来，是有价值的，有趣味的；又从心理学上来看，那更是不可漠观了”，“对于神话与对于其他的科学是一样看重的”^[31]。三是以革命精神塑造儿童的品格。“一切文学作品的译本对于新的民族文学的蹶起，都是有间接的助力的。”^{[26]译诗的一些意见，328-329}茅盾选取反映贫苦儿童生活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调展示被压迫儿童的真实处境，既表现出力透纸背的辛酸，又塑造在黑暗中勇敢战斗的儿童形象。在鲁迅看来，好的作品是属于世界的，儿童没必要也不应该拒斥最真实却残忍的描写，“要全愈的病人不辞热痛的针灸，要上进的读者也决不怕恶辣的书！”^[32]基于此，茅盾对域外资源的译介与开掘既考虑到时代性与教育性，又考虑到儿童文学应有的趣味性，实现了其翻译实践与翻译思想之间良好的对话与沟通。

茅盾以文学建设者的身份从事翻译活动，认为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是“研究文学的人”“了解新思想的人”“有些创作天才的人”^{[26]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100}，特别强调创作对于翻译的重要性，批评将翻译事业看作临摹名画等观点。与郑振铎“对于原文的著作的风格与态度的同化”^[33]翻译法则相契合，茅盾主张保留译文的“神韵”，“文学的功用在感人(如使人同情使人慰乐)，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本的‘神韵’难免要失了许多的感人的力量”^{[26]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94}。茅盾从思想与艺术两个维度对翻译方法进行界定，并贯彻于创译实践中。比如，茅盾结合已有的知识与兴趣译述希腊与北欧神话，就显示了再创作的独特魅力。茅盾深谙古代英雄形象在儿童内心的地位，以澎湃的创作激情、极具感染力的语言文字，赋予神话人物崭新的灵魂，《普洛末修偷火的故事》中被锁在高加索岩石上的普洛末修、《卡特牟司和毒龙》中与恶龙作战的卡特牟司等，自然地进入到儿童的内心世界之中。

如果说“神韵”是茅盾对文学翻译的整体性建议，那么“美”则是其所期待的儿童文学译文语言最形象的映射。茅盾提出译本要“简洁平易”“生动活泼”，并且“给儿童认识人生”“启发儿童的想像力”“给儿童学到运用文字的技术”^{[16]关于“儿童文学”，420}。以上标准的制定切中肯綮，充分考虑到了“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双重标准，使翻译语言更贴近儿童的心理，这对于创生期的儿童文学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茅盾关于翻译语言的思考建基于具体的文学实践，早期翻译工作受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影响，在语言上仍受文言的限制，先后翻译了《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二十世纪后之南极》等作品。他很快意识到文言翻译对于儿童读者的接受存在障碍，于是从古白话中汲取鲜活素材，加之学习西方语言，其白话文运用日益成熟，逐步走出旧文言的语言藩篱。《探“极”的潜艇》《沉船？宝藏？探“宝”潜艇！》等作品，几乎就已完全没有文言痕迹。1924年，茅盾在翻译一则希腊神话时有这样一段描写：“风是这样的软，太阳是这样的暖，百花是这样的争妍斗艳，吐着清芬；快乐的人们都在那里跳舞唱歌。”^{[29]何以这世界上有烦恼，38}舒缓的节奏，清浅的文字，带着儿童感受户外宜人的风景，充分展现了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茅盾翻译的第一篇安徒生童话《雪球花》也是以简短的句式、明白晓畅的语言，传达出了安徒生作品的独特魅力，不失安徒生作品那种纯美的语言风格。基于自身的翻译实践，茅盾将“儿童”与“文学”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考虑阅读接受者的特殊性，拓宽了语言的新路径。由此，儿童文学语言变革的实绩可以在儿童读物的发行中得以检验，这是茅盾翻译语言观的特殊之处。

不同于郭沫若“鄙薄翻译是‘媒婆’而尊创作为‘处女’”^{[16]“媒婆”与“处女”，46}的态度，茅盾认为翻译的难度倍于创作。他指出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及青年人对翻译的误解，试图加以纠正。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茅盾指出了业已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陈旧的翻译习惯。《三百年后孵化之卵》译出后，朱元善勾掉了原作者姓名，但总算保留了个“译”字。茅盾曾说：“商务编译所的刊物主编者老干这种事。看内容明明是翻译的东西，题下署名却是个中国人。”^{[17]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54}读者因此很难辨别作品的来源，稿件的质量也不能得到保障。二是对“直译”根深蒂固的偏见。茅盾说：“看不懂的译文是‘死译’的文字，不是直译的。”^{[26]“直译”与“死译”，291}鲁迅对此也是支持的，他曾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谈及《月界旅行》的翻译：“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34]直译的标准不在于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而是忠于原文的精神面貌。在翻译《团的儿子》时，茅盾聚焦现实，真切地传达出当时的社会情境，保留了原作的讽刺与戏谑。他不赞成所谓“顺译”，“因为‘顺译’者所谓‘看得懂’只是‘一目看去即懂不用想一想’的意义，然而文学作品中颇多需要带看带想然后能够辨悟那醇厚的味道的”^{[16]直译·顺译·歪译，50}。

茅盾从自己的翻译实践出发，打破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障碍，通过把握原作的精神意旨，秉持民族化立场进行儿童文学再创造，即域外资源的“中国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翻译理念，可以视为其西方文学本土化过程中的先进经验。茅盾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探索，是一次艰难的行之有效的尝试，提供了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助推器。

茅盾儿童文学翻译观的形成，无法脱离本土和域外的内外资源互动，也因此具备了思想现代化与语言现代化两方面的质素。就本土资源而言，茅盾在转译过程中既保留了原文的基本风格，又运用白话语言进行了现代性改造，使作品的趣味性与生动性不受遮蔽。对于域外资源，茅盾始终坚持“中国化”原则，在遴选优质儿童文学作品之外，也使作品的思想具有民族文学的特质。作为“外源型”现代化的中国儿童文学，不可否认其受动源于西方资源的引进，然而，“以从前的文学、文化作为基础的儿童文学的体内自然也会积淀下前现代的基因”^[15]47。要整体考察茅盾儿童翻译观的生成，不仅关注到两种资源的双向发力，还要以中西互审的方式从语言、艺术等多个维度予以观照。

文言的晦涩陈旧与儿童之间形成了天然鸿沟，文言词汇中的一些术语概念也很难表达现代人复杂的情感，如何使文艺作品更好地脱逸语言限制，就成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尽管在儿童文学语言现代化的生成过程中，域外资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域外资源为本土资源的化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代标尺，使其语言脱逸出文言文或半白半文的怪圈，而转向清浅、直白、有趣的白话语言；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翻译作品的介入，一些新鲜的词汇被铸造出来，使得现代汉语在表达时更为血肉丰满。茅盾推崇布兰特斯《安徒生论》的观点，“谁要是用文字来讲故事给孩子听，他必须有这样的本领——音调要能够抑扬顿挫，要能够突然来个停顿……这一切，他必须织进在他的文字中”^[35]，以此为范例，其语言的滑稽与趣味就会刷新汉语的使用习惯。但茅盾并没有固守“唯西方”的路径，而是在传统语言系统内寻找适合儿童文学语料、词汇的有用质素，运用到两种资源转译的尝试中。他在《论大众语》中说：“如果我们不把欧洲语文法规的模子放在心目中，而先从中国语文本身中间找它的法则，使不成文者变为成文，又从而补苴发展之。”^{[27]论大众语，481}在他看来，传统文法并不是一成不变、毫无可取之处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变，其“节奏柔和而富于风趣”^{[27]论大众语，480}的语言倘若能加以提取锤炼，便是一条适宜本民族文学的路。具体落实到转译的实践中，譬如加强方言的改造，使之成为现代合用的新语法及新词汇便是值得推介的一例，由此产生的文艺作品才能兼具准确性与生动性。基于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与翻译实践，茅盾对儿童文学中涉及的语法、词汇、句调等提出了具体要求：“语法(造句)要单纯而又不呆板，语汇要丰富多采而又不堆砌，句调要铿锵悦耳而又不故意追求节奏。”^{[36]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256}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惯有的文言规范，使之更适应现代的审美。儿童文学的语言因此具备了口语化的特质，同时满足“儿童性”“文学性”的要求。

正是剔除了传统文言带给儿童的“隔”的因素，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是传达思想的方式，思想是内嵌于文学语言之内的。茅盾翻译语言标准的建立，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儿童文学思想的革新，而这归根结底是两种资源双向发力的结果。

茅盾对两种资源的取用是一以贯之的，借域外的理念来再造传统，使中国儿童文学与新文学一道被纳入现代化格局之中。一方面，借助域外儿童文学理论、作品等的引入，传统资源的话语体系被重新进行价值认定，一些不利于儿童文学发展的思想自然被抽离出去；另一方面，吸收域外资源中可资借鉴的理论思想，中国儿童文学便具备了世界性的眼光。在这一思想规约下，茅盾主张儿童文学应该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教育，要有“教训意味”，但这里的“教训意味”与说教截然不同，指的是“助长”“满足”和“启发”。由于“‘儿童性’与‘文学性’之间并非天然相洽，思想的‘为人生’与艺术的‘去教化’构成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37]，因此如何避免二者的失衡是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在与苏联作家马尔夏克会面后，茅盾意识到“教训”应观照到作为阅读对象的儿童个体，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加以处理，引导儿童主动认识到不足，这是教育的另一个层面。茅盾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结合时代语境，以“儿童本位”观念审视教育思想的合理性，用现代眼光过滤其不足之处，以新的立场来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儿童文学写作的方向，破除“把所谓‘教育意义’者看得太狭太窄，把政治性和教育意义等同起来”^[38]，鼓励儿童文学创作者解放思想，让中国儿童文学绽放出新的光彩。

尽管在内外资源联动下，茅盾的翻译思想是指向成人的文学创作者，但他并不忽视作为接受对象的儿童。由于创作者与接受者的非同一性，作为接受者的儿童不能主动创作自己的文学，只能借由成人的话语为自己立言。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文学作品失去“儿童性”。茅盾直面这一理论难题，阐明“儿童智力发展的阶段论”“从四岁到十四岁这十年中，即由童年而进入少年时代的这十年中，小朋友们的理解、联想、推论、判断的能力，是年复一年都不相同的，而且同年龄的儿童或少年也不具有完全相同的理解、联想、推论、判断的能力”^{[36]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269}。他鼓励创作者要熟悉每个年龄段儿童的特点，重视其“自然法则”，用适宜的表现方式创作出合乎年龄特征的艺术作品。金燕玉认为，茅盾对“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能力”是充分信任的，“小读者对儿童文学的接受是个能动的创作过程”^[39]。遵循儿童文学的这一特殊性，茅盾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批评等方面，有着与同时期新文学翻译者不同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茅盾的翻译指向从来都不局限在某一国家、某一作家或某一体裁，而是广泛汲取一切有利于儿童发展的元素化为己用，以此扩充儿童文学的精神气度。基于这样的立场，中国儿童文学的翻译实践具有更清晰的指导方向，这也回应了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所倡导的理念，即“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编成几部书”^[40]，以供给儿童的教育或文学。

由此而言，本土资源的现代转译与域外资源的“中国化”打破了内外资源彼此孤立的状态，更好地适应儿童读者的接受心理，实现翻译的“儿童文学化”。以儿童为本位的翻译意识，不仅融通了本土资源与域外资源的关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深耕于儿童文学领域的茅盾对内外资源化用的准则、方法、立场提出了新的要求，又对如何化用两种资源进行了有效的示范。在这种双向互动的翻译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儿童文学化用本土资源、域外资源的“现代”标尺得以确立，其“民族性”“世界性”的特质也由此显现。

茅盾的翻译观不仅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话语资源，也深刻影响着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走向。立足于本土资源的现代转译及域外资源的翻译改写，茅盾始终从“现代化”“中国化”的角度出发指导儿童文学工作者的创作。在此基础上，选取本土资源中可资借鉴的成分，赋予其新的艺术形式与语言风貌，使之跳脱出原本的故事内涵。而域外资源的汇入，拓宽了其翻译理念的模式与限度。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儿童文学和教育之间产生着紧密的关联，正如有学者在研究中国早期动画评论时指出的其内在叙事逻辑是“教育‘实践启蒙’”^[41]，但问题在于如果一旦落入“教育工具主义”的窠臼，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折损、弱化儿童文学的艺术品质。自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之日起，儿童文学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道难解的谜题。围绕着儿童文学和教育之间萌发的龃龉与扞格，一直以来都是儿童文学界争讼不断的话题。但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下，茅盾努力在“文学”与“教育”之间寻求平衡点，力避后者对前者的抑制与束缚，在肯定文学教育功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赋予儿童文学艺术自由度。这使得两种资源在转译过程中有了可资借鉴的标准，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起到了理论纠偏作用。茅盾所践行的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翻译思想，不仅重塑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汉语形象，而且为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译介作为一种方法，可视为儿童文学先驱者们践行儿童文学理念的重要实践手段。民族语言的内部转译与不同语言之间的转译合力助推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变革与发展，而儿童文学的语言现代化也会推动两种资源的转换与互动。这一关联也就是吴翔宇所说的“从外源性上廓清中外儿童文学之间的授受关系”“在内源性上揭示其与中国传统资源的深刻关联”^[42]，二者的融通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对于茅盾而言，内外两种资源的取用最终都指向接受主体“儿童”。本着对儿童这一接受主体的重新审视，茅盾的翻译思想得以深化，他主张引入符合儿童天性的文艺作品，同时注入中国式基因，以此推动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的现代变革。因此，考察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茅盾翻译思想，不是机械地梳理业已形成的策略与机制，而是需要串联起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批评，进而演绎出具有整体意义的方法论。具体地说，可从三个层面予以观照：第一，茅盾的翻译思想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其发生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紧密相关；第二，茅盾的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的良性互动，使得其翻译理念更具有借鉴意义；第三，本土资源的转译不脱离现代精神的指引，域外资源的转译始终以民族性为参照，两种资源的互动促进了翻译“儿童文学化”的形成。遵循茅盾翻译思想的发展理路，可以洞见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从而理解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制。

从发生学角度审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历程，可以清晰地窥见在不同资源交织、碰撞与融通的过程中，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格局变迁。其中，域外资源的译介与传播是中国儿童文学由发生走向圆熟的重要推手。而持守“现代化”“中国化”的精神尺度，中国儿童文学才显露出蓬勃的生机。朱自强说：“中国儿童文学在借鉴西方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不是造成了自身主体性的迷失，而是促成了主体性价值。”^[43]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离不开域外资源的介入，借助域外资源的现代标尺，中国儿童文学才得以进入世界儿童文学的视野之中。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以思想文化为基础的二次创作，翻译文学是“经过本土化‘改写’和‘操纵’的‘外国文学’”^[44]，其实质是思想层面的博弈。儿童文学先驱者审慎地寻找、辨析域外资源的有益质素，经过合理化的改造生成“内蕴着民族文化因子的‘新’文化”^[45]，从而提升中国儿童文学的活力。在百年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中，茅盾以特有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思想的变革中，其鲜明的民族立场彰显出极其可贵的精神品格。尽管茅盾没有过多地论及儿童文学的创作策略，但他关于儿童文学现状的漫评与分析无一不指向“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而落脚点还是关于民族语言的使用与表达。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内外两种资源，如果只有域外资源的引进，中国儿童文学没有牢固的根基，很容易失去其民族性的特质；反之，则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很难建立起理论基础与批评标准。基于此，融通了“普世性”与“本土性”^[46]的译介，才能发挥其作为思想资源的作用，更好地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本土创作及域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