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绕不开的一个“先发”话题或前提任务，就是回观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国现代化的研究现状及其主要面向或存在的问题，乃是本文选题的原初动机或重要缘由之一，当然也是本文的研究得以构成的不可或缺之义项。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化研究发轫于1930年代，经过1940年代之后30余年的沉寂，再次活跃于1978年至今。何传启将这一学术进程概括为中国学者研究现代化的三次高潮：早期现代化讨论、经典现代化研究和多学科的现代化研究^[4]。1919年五四运动特别是1920年代以降，伴随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兴起，“现代化”一词频繁被中国文化学者和思想进步人士使用，用它表达或传递的是一种“近代化”“西化”“欧化”观念。1930—1940年代，现代化思想开始在中国盛行，形成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早期现代化讨论”。这一讨论有两个鲜明趋向：一是学者们从史学领域出发探讨近代中国历史问题，大都坚持“近代化”解释模式并企图从历史演变或文明变迁中解释近代中国“何以落后”的问题，其结果是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李鼎声《中国近代史》(193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1938)、周谷城《中国通史》(1939)等；二是学者们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开始把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客观上拓展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代表性著作有李达《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胡绳《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1944)、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47)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改革开放后的邓小平，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政治话语角度，提出了“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代化”。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加之诸多西方现代化学术著作的译介，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在国内掀起现代化研究的第二次高潮，罗荣渠的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1992)、《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1993)、《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93)、《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97)等。不同于1930年代，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认识到西方现代化理论内蕴的意识形态陷阱，在广泛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资源及其实践经验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致力于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尝试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学派的基本架构。罗荣渠从探索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架构出发，用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代替长期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一元单线”观，主张把一国现代化同世界大变革的进程融通起来，在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比较中把握现代化的趋势和规律，使现代化理论研究逐渐为国内学界所广泛关注并持续展开^[5]。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第一次研究高潮主导学术走向的是“呼唤现代化”思想，那么，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学术主题就转换为“反思现代性”，是“对于现代化的理论审视”^[6]，1994年的“中华性”和2000年前后的“多元现代性”等概念的提出就是典型例证。如果说略带偏激的“中华性”概念是中国学界对“现代化—现代性”本土阐释的一种话语尝试，那么，坚信“现代化≠西方化”的“多元现代性”就无疑是中外学人对“现代化—现代性”全球关照的一种普遍焦虑。当然，也正是从这时起，现代化研究与全球化紧密联系起来了。

世纪之交，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步入第三次高潮，以“多学科的现代化研究”为核心逐渐接近世界学术前沿。由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介入，尤其是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等方法的运用，一批高质量、综合性和前沿性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成果蜂拥而出。何传启先后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综合现代化理论”“国际现代理论”和“现代化科学”等概念。学者们开始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新文明类型”为切入点，以“现代化”“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为视角，多向度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密码，重点围绕中国现代化的核心要义、理论特质、逻辑链环、作业方式、实践作为、世界性意义乃至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展开讨论。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推进：一是“经典现代化研究”继续向前推进；二是以知识化、网络化、全球化、创新化、个性化、生态化和信息化等为特点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全面爆发；三是“中国崛起”的现实情状需要全新的现代化理论进行解释。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钱乘旦《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1999)、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1999)、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化》(1999)、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2006)和《现代性的多元反思》(2008)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迎来了春天。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需要全新的现代化理论进行阐释并示范引领；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实践亟待理论支撑。国内外协同联动乃至助产催生，“中国式现代化”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出场亮相，又一次激发出中国学者的现代化研究热情，进而掀起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第四次高潮”。这一次高潮的莅临或可径直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微，意味着引致学术创新的思想主题已发生彻底转换：既不是第一次高潮中单纯地“呼唤现代化”，也不是第二和第三次高潮中一味地“反思现代性”，第四次高潮更毋宁说是一场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沉浸式、全生态和共享性“创新现代化”。这种“创新”表面看来呈现的是“以现代化看待中国”的实然判断，实际上指向“以中国看待现代化”的应然逻辑，这也恰好表征或宣示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微的真正世界意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何爱国《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12—1949》(2014)、王立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2022)、辛向阳《中国式现代化》(2022)、张占斌等《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2022)、蔡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与路径》(2022)、洪银兴《中国式现代化论纲》(2023)、张神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2023)等。至于“中国式现代化”更加详细、具体的文献综述，傅慧芳^[7]、郭昭^[8]、潘东梅^[9]等已有相关成果，此处不再赘言。

中国现代化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第一，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自193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就存在两种范式：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代表人物是蒋廷黻，他在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说：“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10]9革命史范式代表人物是范文澜、郭沫若、胡绳和刘大年等，主要特点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强调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向是反帝反封建。比照而言，现代化范式主要基于现代化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抱有同情国民政府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意见”；革命史范式则强调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范式演化为两大流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告别革命派和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主张以民族化、工业化和民主化为衡量标准的现代化范式学派。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两大范式或两大流派的激烈论争后，有学者提出革命与现代化的兼容问题，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二者在中国近代社会形态、社会发展动力、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上存在巨大差异。进入21世纪，更多学人提出构建超越两种范式的新范式，认为革命史范式过于教条化，而现代化范式又不适合中国国情且极具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为基础，人们着手创构新的研究范式，马敏提出“总体史范式”、夏明方推出“新革命史范式”、李怀印创立“在时和开放”的近代史观照范式等^[11]。当然，伴随上述范式之争的，还有关于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分期之争，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方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可以统一用现代化标识，另一方则认为这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段，应以1949年为界分为近代化史和现代化史，尽管现代化是近代化的直接接续，但在本质上，中国近代化属于资本主义化，现代化才是社会主义化。

第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类型和发展阶段等问题。基于对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的不同分期，学者们对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存在鸦片战争起点说、洋务运动起点说和戊戌变法起点说三种。至于中国社会何时或在何种意义上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三种说法都有一定合理性，但都不能令人完全服膺。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类型，孙立平指出中国现代化应当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或防御性现代化，但许纪霖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开启确实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不可分割，但中国内在的矛盾也是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12]。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阶段，王翔认为经历了从技术到思想再到政治的历时态嬗变历程；但孙占元认为应把技术、思想和政治三者统一起来理解中国现代化，他举例说，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并不仅限于制度变革，毋宁说是在物质、制度和心性三种文明中交互共生的^[13]。

第三，关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研究。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1993)是新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首次全面探析了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程和经验教训。肖前等主编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哲学反思》(1994)基于唯物史观，系统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性质、内涵、运行机制、运行动力和发展进程。这两部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进入21世纪，伴随网络时代和信息社会的到来，马崇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2003)论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成就；贺新元《中国道路——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2014)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着重分析中国道路与苏联模式及西方模式的异同，揭示中国道路内蕴的世界性意义；赵士发《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16)基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发展阶段，旨在阐明二者在历史和逻辑上的统一性，确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10]14-15。近年来，伴随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更多学者试图解密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关系。这一关系论视域又可一分为二：一是以经济全球化为视角透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内涵和意义等；二是以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为依据，揭示中国道路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统一性。单就全球化、世界历史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而言，代表性著作有王文凯《全球化视阈下中国现代化道路研究》(2013)、徐艳玲等《从“被动现代化”到“主动现代化”》(2013)、詹真荣等《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道路研究》(2016)、张建君《全球化视阈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2017)等。

中国现代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基于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不同判断，分为两大理论派别，即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革命史观以阶级斗争为视点考察中国近现代史，现代化史观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回观中国近现代史。从1940年代开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史观占主导地位，现代化史观逐渐式微。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术界重新青睐现代化史观。问题在于，革命史观尽管揭示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历史主题和发展主线，厘定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及内蕴的根本利益冲突并以此为理论地平线，确认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但由于其漠视现代发展问题，加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间较短且经验不足，革命史观因此无法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做出正确判断和科学总结。与之相似，现代化史观由于过多强调经济社会变迁，尽管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出过诸多建设性意见，但一些激进的现代化史观学者却开始发生“右倾”转向，否定近代中国革命史乃至否定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就违背了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

无论是革命史观还是现代化史观，都存在割裂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二者联系的内在短绌，不能准确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点，更不能认识到革命本身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中国近代以来探索现代化的历程与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以获得自身的现代化发展；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无不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相关联，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与西方帝国主义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矛盾斗争的当代表现。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本身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只有进行彻底的革命，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成功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2]，一个更加有力的明证在于，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推出的“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论断，恰恰提醒我们“革命”并未过时，更遑论改革(现代化)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本质与特点，……告别了革命，无异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告别与游离”^[14]。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的“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告诉我们“现代化”正在续启，“革命”和“现代化”必将在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推进中得到融合与创新。

为此，本文认为，尽管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双方皆具有一定解释力，但都有明显的理论缺陷，这也预示着一种新的现代化阐释范式或分析视角应当且必须出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正是在此提供了这种可能。进一步说，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能够超越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超越“刺激—反应论”“传统/现代二元论”“帝国主义论”等既有解释模式，从而获得一种的新的阐释视角；而且可望深刻揭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科学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动和推进路径。

与以往历史哲学家(譬如黑格尔)不同，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审视世界历史并将其看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自然的历史过程。正如叶险明所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着力探讨的无非是“以社会有机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系统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及其演变发展的整体”^[15]118。

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这一围绕“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换”而展开的人类社会(相对于“史前史”)历史叙事，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更是阐明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向，为我们进一步科学分析并精准把握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特点及其规律提供了基本遵循。其精髓要义可简单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世界历史即“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乃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缘起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资本主义不断殖民扩张作为一种最深刻的历史动力，才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其中，世界市场的开拓和大工业的出现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论，世界市场和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6]566，而为了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寻求新的市场，“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7]。这一切的实现方式，不外乎就是资本主义乐此不疲地进行殖民扩张。

第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包含并体现着多重理论内涵和世界观方法论启示。就理论内涵而言，不仅包含着唯物史观基础上融历史规律论、历史进化论、历史动力论、历史目的论乃至道德发展论等为一体的新的历史哲学理论谱系，而且体现着“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发展”与“人的解放”、“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相统一的“新世界观”的渐次确立。在具体方法论层面，透射着注重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之关系、注重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注重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重大意义)的有机衔接、注重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分析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认为，尽管世界历史是通过各个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所承载和体现的，但这些具体民族的发展道路又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对其施加影响的结果。

第三，世界历史的前途或归宿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论断按照马克思的论述，不仅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世界历史性，而且共产主义社会本身也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6]539马克思还指出，世界历史尽管或迟或早都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但对于具体国家以何种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则要经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这些阶段从大的历史进程看，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第四，社会主义运动虽发轫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但其发展重心伴随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注定发生位移，从欧洲移向东方诸国。马克思由此探索落后国家和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随即出场，表明马克思不仅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关注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马克思揭示的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方案，反过来助推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促进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乃至跃进。马克思多次强调，不要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18]强加给俄国，认为应具体分析俄国社会情况，俄国完全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被学界普遍认为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一大变化，即马克思开始注重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包括俄国在内的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违背马克思早年提出的五大经济社会形态说，只不过是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第五，资本在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中业已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早期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资本的(全球)扩张本性包括其成就世界历史的“辉煌业绩”早已被马克思揭示出来；在随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条件下，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加快了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形态的变迁乃至更替，这反过来又加速了世界历史进程；在“一球两制”的现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向世界历史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过渡阶段，在中国恰好属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需要发挥资本的效能和威力，亦要警惕资本的“双刃剑”效应，直面当代资本主义花样众多的教唆和挑战。难怪有人说：“如何对待资本是现代化建设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辩证扬弃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基点……中国共产党以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文明可以为我所用、社会主义能驾驭资本全面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擢升。”^[19]

显而易见，“‘世界历史’是马克思分析时代问题的视野和方法，世界普遍交往时代境遇中的资本逻辑、秩序危机、自由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跨越论等重大问题构成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问题域’”^[20]及其精髓要义。时至今日，马克思探讨的这些世界历史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1]。

应当承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并不是死的教条，而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动态发展过程。迄今为止，这一理论谱系已经或正在经历三次大的转向。

第一次转向主要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批判。一方面，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形成并向全球扩展；另一方面，其“历史的终结”也随即拉开帷幕。马克思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考察世界历史的本质，在他看来，世界历史一旦被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本质就不仅仅是物质的历史，而更是资本及其逻辑的历史。单就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结果来看，世界历史不耽于时间维度上的人类发展史，更是空间维度上的生产结构变迁史。《资本论》一再表明，世界市场的形成实现了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转移，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的世界历史不过是一种外在表现，其本质和结果不啻资本主宰的异化。质言之，世界历史的形成乃是资本及其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这其实告诉我们，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第一次转向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开辟使得资本主义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生产方式，资本的伟力得以充分显现和发挥；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得以确立，主要包括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及其交往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终结”的必然性、无产阶级与世界历史的关系，等等。这一切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进而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第二次转向主要指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及其开创的人类历史新纪元。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以苏联为代表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开启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历史新阶段。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紧密相连。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世界从此进入“一球两制”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长期共存、长期竞争的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阶段。正如列宁所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22]。毛泽东指出，“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23]。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现第二次转向，因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直接现实过渡本身就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飞跃。如果说作为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只是为人的解放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则为实现人类解放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制度与实践基础。

第三次转向主要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范性历史推进，特别是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历史型构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展示出无与伦比的光明前景。按照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逻辑，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整体性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在今天出现了某些逆全球化乃至反全球化潮流，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化依然是顺应人类发展趋势的一个大的历史潮流。问题的关键是全球化究竟由谁主导以及是否符合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对此，当今中国提出的作为处理资本主义全球化困境和正视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出了新的时代性阐释，展现了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研究几乎一致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顺应历史潮流、回应时代关切、凝聚各国共识基础上提出的全新理念和崭新话语。因为在理论深处，它内蕴着“大历史观”逻辑，即以世界历史为基本视角，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根本原则，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为根本目标；在现实层面，顺应了“一球两制”这一客观世情，适应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实践之需，体现了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主要形式和价值追求，是人类社会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途径；在方法论层面，其蕴涵的“天下—世界”思维模式，在突破西方“个人本位”思维模式前提下超越了以往“民族—国家”的狭隘思维模式以及先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拓宽了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维视域，在范式革命乃至更广的方法论意义上启示人们着手创构新的世界观。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历史型构，对世界历史做出了典范性的理论推进，完全可以视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第三次转向。进一步看，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视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其深远意义正在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三次转向”的发生，我们才拥有了包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之完整版图。而在更深刻的理论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等的多向度契合意义上，无论是立足新发展阶段重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还是面向新发展格局重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都必须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何以可能这一“时代之问”结合起来，才能更具时效性和实效性。这也恰好验证或佐证着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唯有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真正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本真要义，精准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动和推进路径，增强我们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合理性根由或合法性依据则需要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中得到进一步体认和把握。

如果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对话，我们不妨先看看何中华的论述：(1)“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使革命的重心由西欧转向了东方，从而赋予中国革命以合法性”；(2)“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外化为西方—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之后，无产阶级的角色因之转变为以民族为单位表征的形式。这是被压迫民族主体意识觉醒的历史契机，也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形式的历史语境”；(3)“中国作为东方国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实际跨越，客观上格外要求中国革命的主体发挥能动性”^[24]。以此为前提或基础，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诸多合法性依据，大致有五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通过对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的揭示和批判得以演进，因此其理论谱系反映的经验事实既是物质生产生活本身，又是现代化的发展史，从而有了马克思现代化发展史观。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现代化”概念，但其反复使用的“现代工业”“现代资本主义”“现代资产阶级”等概念实际上表征着其现代化思想，因此，我们应该大胆使用并理直气壮地探析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是现代化理论的创始人”。严书翰把马克思现代化理论概括为唯物史观层面的三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其一，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简称自然历史过程论)”；“其二，人类社会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简称社会发展趋向全面发展论)”；“其三，社会发展结果是无数相互交错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简称社会历史发展合力论)”^[25]。就此而论，立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运用马克思现代化发展理论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抑或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这在逻辑上十分自洽，毫无违和感。

第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立足包含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世界历史视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症候中率先揭示西方现代化的困境，并从中孕育出发展现代化新形态的现实条件。换言之，尽管世界历史开辟的直接后果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拱心石的西方现代化的先行确立，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否认现代化发展形态和实现形式的特殊性。甚而至于，“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亚细亚现象’。这种个案性使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既是能够的也是必要的。这就从学理层面上为东方国家按照自身的历史特质，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开辟了可能性，由此决定了‘中国道路’的选择和方向”^[26]。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苦难辉煌”，正是在深谙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规定及其方法论基础上，条分缕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不断获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最终证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把握和利用资本价值，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逻辑，让资本为人民服务”^[27]，这对克服西方式现代化弊端方面突出表现在重新赋义现代化和重新赋义民主两个方面，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化体系下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问题，使现代化与民主发展的规律从单一的西方化形态中获得彻底解放^[28]。可见，立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既符合既有历史事实，又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极具历史合法性。

第三，在方法论意义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一贯秉持世界历史的时间、空间和价值“三维统一”的分析视角，注重世界历史整体和部分的互动关系，注重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注重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重大意义)的有机衔接，注重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关系，等等。马克思这种融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于一体的研究和叙述方法，对于我们重视中国近现代史和重释中国式现代化，包括深度透析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具有重要方法论启示乃至最高位阶的指导意义，因为在根本方法上，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路径上体现出长期性与阶段性相统一、学习型与创新型相融合、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互动、非均衡性向均衡性发展的特征”^[29]。

第四，就理论本身的品质或开放性而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并不是死的教条，而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动态发展过程。迄今为止，这一理论谱系正如前文所论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三次大的“转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批判；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及其开创的人类历史新纪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范性历史推进。需要强调的是，正因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三次转向”的发生，我们才拥有了包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之完整版图。在更深刻的理论与现实、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等的多向度契合意义上，无论是立足新发展阶段重置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还是面向新发展格局重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都必须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何以可能这一“时代之问”结合起来，才能更具时效性与实效性。

第五，就中国式现代化自身的历史脉动与推进路径而言，纵然它难逃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纠缠”，但终究是以消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原初出发点，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终极价值鹄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更广视野、更大尺度上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逻辑——致力于澄明一系列“历史问题”以令人完全服膺，正所谓历史叙事可资镜鉴。这些“历史问题”主要包括：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历史中突出重围的？又是如何实现作为承担世界历史使命的个人与作为世界历史结果的共产主义的深度统一的？当今乃至往后该如何在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推进中赓续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和历史主体能动性的完美结合？等等。这些问题本身属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再发展，属于“何谓现代，谁之中国”语境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再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实正当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和前提下”，独立自主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超越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和物质文明丰裕、精神文明贫乏的片面和畸形的西方现代化”^[30]。

吴晓明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就在于：除非中国革命历史地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否则这场革命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得以完成；除非中国的历史进程将革命的领导权最终托付给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否则它就不可能完成其社会革命的任务从而为整个现代化事业真正奠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革命具有本质的联系，而中国革命又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同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31]。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本身就是同一历史性过程，“回顾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史，本质地看就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32]，二者接续或融通的关节点只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寻找答案。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在完成中国现代化任务——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同时，也为整个人类作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贡献——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不言而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有价值同一性、内在一致性与逻辑同构性。在哲学视域下，一方面，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社会哲学视角乃至全新的阐释范式，极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中国式现代化唯有置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进行考察，才可能在更长时段、更宽视野和更真价值的“三位一体”维度得到精准把脉与真实确断；另一方面，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的中国式现代化，其“实践—价值”吁求事实上不断开辟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无论是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脉动积累的“经验教训”，还是归档其推进路径产出的“理论成果”，都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乃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而丰富发展着包括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需要补充的是，所谓历史—社会哲学视角，“就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历史性批判，它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完成了关于人类‘历史之谜’的哲学思考。这种历史哲学以‘世界历史’为基本定向，以‘人类社会’为立脚点，实现了对‘当代的自我阐明’”^[33]；所谓全新的阐释范式，则相对于以下情况而言：学术界以往要么从“刺激—反应论”“传统/现代二元论”“帝国主义论”等视角阐释中国现代化道路，要么从革命史观或现代化史观阐释中国现代化历程，而没能从“大历史观”尤其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范式转换。问题在于，“刺激—反应论”只是从外部观察中国，不能整体看待中国近现代史，更不能提供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动力，而作为“大历史观”的核心或基础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恰恰能以历史规律论、历史动力论、历史目的论等弥补上述范式之缺陷。正如有人指出，新时代以来，我们应当“坚持科学的大历史观，积极推动人类社会历史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在秉持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历史意识这一思想前提下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叙事”，因为唯物史观，特别是奠基其上的历史—社会哲学视角和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赋予中国道路以现代性理念，推动中国道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实现自主创新，使中国在现实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构建出现代化新道路的宏伟图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立足新的历史高度和时代起点，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展示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之变’的辩证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构建基于世界历史理论分析全球现代化发展的多元路径，开启了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新起点，推动了当代世界共同发展格局的构建”^[34]。

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阐释范式应当是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的“大历史观”。换言之，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阐释视角。当然，此一判断的成立与如下三大前提性明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所谓“大历史观”是指依据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对现在和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做出合理判断，用长远的(长时段)、比较的(宽视野)和价值的(注重历史结果或历史的重大意义)思维来看待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不言而喻，“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继承和创新。从唯物史观到大历史观的推进，是直面大变局时代“中国与世界”这一“双历史”线索及其互动关系的必然要求，其根本出发点就是既要探求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遵循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又要探索和捕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遵循大历史观基本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3]420这透射出“大历史观”的三个基本特点：于历史长河中洞观历史演变；在时代大潮中蠡测社会发展；于世界风云中把握历史规律。

第二，基于大历史观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就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树立正确的“双历史观”，特别是从中国近代以来180多年斗争史、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发展史、中华民族5 000多年文明史等历史长河对中国式现代化给予科学研判，进而更好地把握历史大势，探究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增强历史自信。

第三，历史是民族精神的书写，民族精神亟待历史延续和传承。作为“四史”之外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全新介入，本身属于“大历史观”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再发挥和再运用，理当一并重视，叶险明称之为“作为世界历史理论构成部分的民族观”^[15]335。

如果肯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双方，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世界历史性”事业中得到“绝对同一”并最终证成，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动完全可以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开班式讲话”，通过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现代化“创造”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并为之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使历时态梳理得到精进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形成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进程，也奠基和实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35]，那么，我们不妨从普遍性历史进程与特殊性伟大实践的“同一性”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动。质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这场特殊性伟大实践本身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普遍性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开班式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苦苦求索、进行各种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党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我们在战略上不断完善，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我们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需要强调的是，有学者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动简单概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时期的“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三个阶段，这显然忽视乃至消弭了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先行“创造根本社会条件”抑或中华民族需要先行“站起来”这一现代化之前提任务。他们认为尽管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起，中国人的现代化思想就被撬动并表现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起步，但这毕竟属于“被迫的”“被动的”“中国旧式现代化”之探索，即何传启所讲的“局部现代化”，并非我们孜孜以求的“全面现代化”^[36]。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前文已述，中国革命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且不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于现代化的意义，我们至少不应忘却“改革(引者注：现代化)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7]的“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因此，在最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上，应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视野。如此这般，我们才能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开班式讲话”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四个阶段”划分之真实阈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四个阶段”的重要论述，是“大历史观”的发用。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启蒙，“南陈北李”和毛泽东等人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并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救国”目标中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30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兴国”目标中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锻造出在经济发展层面足以震惊世界的“中国模式”乃至“世界奇迹”，进而在“富国”目标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领导中国人民继往开来，接续奋发，取得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进一步创造并展示出融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于一体的“中国之治”盛世荣景与光明前景，在“强国”目标中“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本建成，而且其比较优势及世界意义也一览无余地彰显开来。所谓比较优势及世界意义，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历史的主线，在生发背景、指导理念、方法途径、价值立场等方面凝结出了独特的理论思想与实践经验，以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优化了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向世界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38]。

作为一个现代化基础十分薄弱的落后国家，在短短百年光景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接续奋斗中，创造出极具世界典范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究其成功密码，归结起来不外乎一条，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39]。当然，也应当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奠定”“提供”和“推进”四部曲，原本就属于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必然要遵循的一条渐进式发展之道。如果一定要提炼归纳这一道路的比较优势，那也不外乎三点：党的英明领导、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以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正确运用；而其特点和规律在世界历史视野下，亦不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之遵循和历史主体能动性之发挥的完美结合。概言之，依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面向“大历史观”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脉动不仅清晰可见，其特点和规律也已彰明较著。这也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共同包蕴并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发展道路的辩证关系，共同“分有”或“模仿”着世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之基本原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判断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世界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后者即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一“世界历史意义”，意味着“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承担起新的历史任务，由于这种任务在‘世界历史’中具有更高的普遍性，所以便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31]。习近平总书记“开班式讲话”基于认识上的深化、理论体系上的建构、战略上的完善和实践上的丰富等方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路径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令人振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路径还可经由学术论断层面的“宏大历史叙事”得以结构性测度，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经济纲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历史型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典范样本，等等。如此归置和判断，其用意或目的更在于通过管窥蠡测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一系列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抽丝剥茧中国式现代化在渐次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理论成就或贡献，进而证成这一早已日用而不觉但未来依然熠熠生辉的命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遵循和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人间正道”，注定开门大吉并将走上星光大道。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于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的论述，特别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相关阐发，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获得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后者事实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推进的总依据。目前，中国现代化道路依然行进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战略任务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按照已有学术识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将为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更高发展阶段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立足“大历史观”特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构成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体现了各国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或阶段性特质，至关重要的是把握住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推进的“最大实际”和“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理论创新之一，是根据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立论总依据。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原创性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继承和重大创新。‘新发展阶段’最新论断精准标定了当前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新时代创新发展，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遵循。”^[40]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现阶段最大“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其实践，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战略布局的总依据，更是在本世纪中叶前践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的总依据。要言之，厘定包括“新发展阶段”在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校准了最清晰的理论推进坐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定制了最牢靠的发展—实践座驾。胡鞍钢在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三大客观规律即“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时指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大规律和三大发展，也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基本依据，更是展望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战略目标依据及其发展阶段依据。”^[41]更有学者指出，“在未完成现代化的历史境况中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应以此为立足点去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跨度和发展进阶问题”^[42]。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于资本在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中重要作用的论述，为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视野。在当下“一球两制”历史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建设离不开世界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影响。对于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变的中国而言，正确对待资本和资本主义就成为中国建设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问题。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善于利用和发挥资本之于市场经济的先天优势，又要认识到其内在矛盾和缺陷，尤其是要体悟到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进而省思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重要论断的真值和要义。“回顾近代以来发展历程，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卷入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历史进程，到主动改造资本性质，再到运用资本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中不断深化对于资本的认识，区分了资本与资本主义。其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了对外资的利用与发展国内资本市场。这一宝贵实践举措确保资本生产和运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从而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具有了特殊性质和行为规律，以此运用和引导资本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式的现代化。”^[43]问题在于，“在这一个半世纪中，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一次革命的背后，每一次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都伴随‘两个决不会’的争论”，但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正确理解和把握‘两个决不会’，可以更好地让我们保持战略定力”^[44]，纵使“市场”可能兴风作浪，但“社会主义”多年积累的强大物质基础足以驾驭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的一系列创造突破，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具中国特色、最值得津津乐道的伟大创造之一。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乃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个“最伟大发现”，因为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中国创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不仅正确把握住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阶段性特质，而且精心打造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和驾驭资本提供了经验和借鉴。而之所以用“最”来定义，是因为它让历史上曾经“势不两立”或“水火不容”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三大社会发展要素以“政治经济学”而非“经济政治学”的方式首次真正实现联姻并得以完美辐射，最终缔造出“中国范儿”乃至“世界奇迹”，而这又绝对是中华大地上前无古人且光前裕后的事情，其中“裕后”意味着在未来至少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依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经济纲领。

“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三重属性是世界性”，这种世界性并非人为附加，“而是中国和人类社会发展到现时代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要求”^[45]。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于世界历史的前途或归宿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论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乃至理论自信。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马克思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考察，使得其共同体思想得以递嬗塑形，相应经历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种历史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克服自然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最终达至真正共同体的当代中国审视与实践。袁祖社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的中国在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问题，基于“全球一家、人类一体”价值期许独创的一个“世界性”伦理叙事文本^[46]。简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新时代顺应历史潮流、回应时代关切、凝聚各国共识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原创性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话语，极具世界性意义。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着一种“大历史观”逻辑，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基本视角，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根本原则，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为根本目标，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观察历史的脉动；它不仅适应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实践之需，而且体现了“两个大局”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主要形式和价值吁求，是世界历史发展和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如果“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范畴来理解会看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先行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定，这一本质规定使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价值导向，同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更高的价值导向。这一价值导向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逻辑先在性”^[47]。综上所论，我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历史型构乃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最具标识性的一个“创新突破”，无论是基于历史与未来，还是理论与实践，抑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性考量。我们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典范样本之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这一围绕“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换”而展开的人类社会(相对于“史前史”)历史叙事，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且阐明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走向。由于该理论谱系反映的经验事实既是物质生产生活本身，又是现代化的发展史，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逻辑自洽性，有望真正揭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科学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与推进路径。如果承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是一种视野和方法，那么，其注重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之关系、注重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注重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重大意义)的有机衔接、注重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关系之方法论原则，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反过来说，作为“前所未有的伟大发展模式”或“现代化3.0”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因为既领悟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普遍性和连续性，又深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既注重遵循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注重发挥历史的主体能动性，所以才能不断实现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和实践上的成功推进，最终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世界历史性”伟力。

作为全文结尾，最后强调，本文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审视只不过是一种“抛砖”，而“引玉”才是关键。这里所谓的“玉”，不外乎一系列“宏大历史叙事”的交互铺陈，也是后续努力的核心议题：(1)如何在时间、空间和价值三维合力向度归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2)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学术关系难题究竟该如何破解？(3)何以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生态阈关系？(4)如何整饬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跨文化认同关系？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正是这些“宏大历史叙事”及其互动关系，构成具有动态演进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之问题域，而其价值鹄的亦不啻面对“两个大局”下“中国与世界”“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多值域复杂关系，着力构建出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对此，我们正充满无限期待并已吹响冲锋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