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ue Orient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Not Capitalism"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生存发展方式向文明方向演进的内在规定，是世界各国人民群众为实现美好生活预期而孜孜以求的目标。就人类现代化的发展起源看，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因而今天在谈及现代化时必然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讨论，必然离不开对资本范畴的认识、把握和体悟^[1]。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以资本为轴心、“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使其社会内部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其现代化道路的不可持续性。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和资本主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病，为人类构想出了扬弃资本的新型现代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构想，不仅为社会主义驾驭资本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而且为社会主义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阐释框架。就此而言，十月革命对人类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划时代意义，不单单是将马克思的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为人类现代化创造性地开辟了社会主义道路，更重要的是，它使世界历史呈现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本质差异的分野。从人类现代化历史发展维度看，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范式，十月革命为人类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的世界历史基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具体历史国情不断深化认识“三大规律”，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形成了对人类现代化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向度既是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前提，也是定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标尺，通过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扬弃资本实践中呈现出的价值向度，不仅可以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的因由^[2]，而且可以进一步推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事和价值表达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经提出就成为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论题，梳理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有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为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向度和方法论意蕴提供了研究基础。一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表征的研究，廓清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向度研究的范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兼具特殊性、普遍性和抗压性特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3]，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拓新的^[4]，具有整体性、全面性和唯物史观本质内涵的现代化^[5]，同时作为新型现代化道路呈现出了协调性、体系性、接续性、独特性和优越性特征^[6]。二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渊源的研究，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马克思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的，不仅有着从近代到新时代的历史发展脉络^[7]，而且在世界历史中获得了合法性依据^[8]。三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意义的研究，为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研究提供了较为直接的理论涵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具有话语革命意义的范畴^[9]，它进一步拓展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理论，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10]，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参照^[11]。总之，现有理论研究已关注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渊源和价值，为深化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含的价值向度提供了研究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定向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离不开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把握。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扬弃资本理论和实践中呈现的价值理路，为此本研究尝试从扬弃资本角度来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呈现的价值，并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升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法论蕴含。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原创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关键论据在扬弃资本逻辑，即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客观进路进一步形塑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以资本形而上学反思为人类新文明形态提供了可能^[12]。资本是各民族走向现代化不可回避的核心范畴，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人类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将资本作为社会发展的起点和终点，日益呈现出不可持续发展的症候；社会主义现代化将资本作为实现人民群众全面自由发展的生产要素，呈现出旺盛生命力。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着价值意蕴丰富的内在层次，并且围绕扬弃资本全面彰显了其内含的价值向度。从扬弃资本视角看，资本现实性和现存性融通的历史向度、资本文明性和负面性共生的理论向度、资本主体性和客体性互构的现实向度，构成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关键维度。基于资本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系统发掘和提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资本呈现出的价值向度，不仅有益于深化认识社会主义资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而且还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深化驾驭资本提供方法论指导。

资本的产生发展与商品经济存在紧密关联逻辑，因此资本拥有古老的社会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属范畴，即资本是有其现实性和现存性的范畴。资本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特殊性，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实现了与上层建筑的联姻，并以此充分激活了资本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资本主义为人类贡献了物质丰富、政治民主、社会繁荣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界据此将资本主义现代化界定为经典现代化模式。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必然会逻辑映射到其现代化进程上。资本主义奉行资本至上、经济理性至上理念，颠倒了发展目的和手段，即资本僭越主体成为社会发展的绝对主宰力量，造成了影响社会持续发展的问题。为此人类现代化理论必须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待资本的态度，辩证把握资本的现实性和现存性表征。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事实和趋势说明，纠偏资本宰治一切的现代化，成为人类需要直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扬弃资本为基础的新型现代化，因此在历史向度上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必然离不开对资本现实性和现存性的解释。

就现实性和现存性的关系来看，现存性是资本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表面现象，现实性是资本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关于本质、定在、必然和规律的深层机理，二者共同确证了资本的历史发展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存和现实之间建立了深刻的关联逻辑，主体在劳动过程中直观体验的事物或事件并不能界定为现实，现实是蕴藏在现存事物中的合理合法性。就此而言，社会现实是本质和现存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内在必然性，同时现实不是现存的、僵化的、静止的，而是建立在感性直观基础上合乎理性的规律。“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13]资本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是马克思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范畴，它鲜明地呈现出了现存性和现实性的融通表征。现存性在资本发展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历史流变性，具体主要指资本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形态和历史作用存在的差异化表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并不是主导性生产关系，它主要发挥了润滑小农经济的作用^[14]。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轴心范畴，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十月革命为人类利用资本开创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资本的历史作用和发展空间得到了进一步延展。现实性在资本发展过程中主要体现在内在规律方面，是资本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形态中不变的恒定存在。无论在哪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还是在哪种资本形态中，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的逻辑都是不变的。资本以实现自身增殖为唯一存在目的，同时资本增殖推动物质生产系统扩张、创造物质文明的规律不变。马克思穷尽一生研究资本，以宏篇巨制式的《资本论》全面阐发了资本的现实性和现存性表征及逻辑，为社会主义利用资本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从资本现实性和现存性的辩证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利用资本现象，原因在于缺少对资本现存和现实关系的科学认识。资本的现存性是服务于社会现实的，一味强调资本的现存性而忽视资本的现实性，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极容易陷入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认知误区。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理论，马克思资本话语也不是停滞的教条，形而上学地将资本与资本主义勾连，忽视了资本的现实性，是用抽象意识形态原则指导资本发展的谬论。质言之，资本是人类走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范畴，社会主义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15]，并不意味着可以跨越利用资本和市场的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将资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认识，偏离了对资本现存性和现实性的辩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资本的曲折探索和利用阶段，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资本话语存在问题。坚持马克思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地位，意味着必须重视资本的现实性和现存性辩证逻辑。回到马克思创造资本术语的原初语境，发掘马克思资本学说的真谛，正视资本从现存性到现实性的演进规律，是马克思后继者深化利用资本的核心理论和实践原则遵循。深刻省思形而上学处置资本现存性和现实性的做法，引导资本从现存到现实的发展轨道上来，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直面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证明，中国共产党扬弃资本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功，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了对资本现存性和现实性关联逻辑的辩证把握。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将资本从现存引向现实的理性实践活动，是不断用新的合乎价值理性的资本观念，来认识和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探索。

融通资本现实性和现存性构成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向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契合了以资本现存性为基础发掘资本现实性的希求，实现了对资本的历史扬弃和社会主义改造^[16]。新时代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进一步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资本现存性基础上对资本现实性的历史追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是资本现存性和现实性的相互交织融通，是在切实触及资本现存性基础上，激活了具有更深邃历史视野的资本现实性。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资本现存性和现实性的历史向度为基础，为马克思资本学说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注定载入人类文明史册的贡献。社会主义现代化利用和对待资本的种种探索，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为人民谋福祉的深层价值预期。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进程中，扬弃资本的探索与资本的现存性存在密切关联，这些或正面或负面、或主体或客体的现存性表现，不只是单纯反映资本的现存，更是把握资本现实性的独特表征，即资本的现实性和现存性融通全面建构起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向度。从根本上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决非用简单线性的资本现存性或深邃透彻的资本现实性可以阐释的，而是融通资本现实性和现存性，追求马克思指明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价值彰显。

资本最突出的现实价值，在于其与人类现代文明成果的关联逻辑。作为最先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的主导性生产关系，资本为人类物质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关联价值，不仅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宏大而抽象的逻辑论证，而且在于实现了社会物质财富的无限增殖，实现了资本与美好生活的逻辑勾连与现实承认。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预期，型塑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借助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力量，资本发展演化成了依靠自身增殖、改造世界的“万能神”，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最具流动性、最敏感的生产要素，资本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是推动前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力量。正是资本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效率优势，进一步加固了其作为生产力量的优势地位。如果人类不对这种优势加以引导，则容易造成社会发展的分化撕裂，甚至可能造成动摇社会发展根基的不可调和矛盾，即资本的文明性和负面性共生，在理论层面构成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向度的依据。“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指向的是要资本文明性，同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与资本主义勾连带来的种种掣肘现代化无法持续的困境，这是解释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众多理论工作者聚焦资本开展研究，为人类深化认识资本提供了理论积淀。但就资本的历史作用来看，他们的研究都无法企及马克思关于资本历史作用论述的高度。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将资本视为天命般的恒定，全面论证了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始和终极作用，实际上这失去了对资本历史生成和历史作用的科学辩证把握。马克思从资本历史作用出发，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视为终极社会演进形态的荒诞逻辑，为阐发和建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做了充分的理论储备。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资本在缔造现代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展现出了强大推动作用，但同时也是造成普遍性社会贫困和社会撕裂的根源所在。为缓和以资本增殖为中心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并没有触及矛盾根源的修补政策。如福利社会仅在局部修正了社会矛盾，并没有真正化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17]。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浪潮在重塑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延缓资本主义现代化危机的同时，还带来与资本金融化虚拟化关联的、更加尖锐的社会贫富分化和经济虚拟化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矛盾的展现，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严重冲击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而且伴随其中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进一步侵蚀了现代化的未来发展空间，给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21世纪人类要化解和纠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资本偏向问题，必须回到马克思关于资本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寻求智慧，一味强调资本积极正向作用、为资本主义做终极意识形态辩护的做法注定无解。资本最大化占有剩余劳动价值并投入再生产机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基础。同时由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结合，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极为强势的地位，这种只关注利益而忽视劳动者的做法造成了威胁资本主义现代化稳定发展的潜在风险。马克思深刻剖析了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典型国家的英国，通过资本正反两方面作用澄清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建了旨在全面实现人自由发展的学说，在理论层面擘画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资本增殖逻辑与劳动生产相协调的新型现代化道路。马克思围绕资本历史作用形成的丰富论述，不仅澄明了资本在物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根源层面批判了资本损害人的发展权益以及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此，资本是文明性和负面性共生的范畴，为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阐释向度。

无论是马克思对资本历史作用的认识，还是马克思后继者在资本实践中对资本历史作用的把握，都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十月革命为列宁探索利用资本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设了全新的社会环境。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曲折探索而确立的“新经济政策”，初步厘清了社会主义利用资本和商品经济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保障，即社会主义拥有激活资本文明作用，同时控制其消极作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18]。中国共产党沿着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实践，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发展中，结合具体的历史国情深化了对资本历史作用的辩证把握，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资本学说^[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根据地探索运用商业资本开展生产，而且形成了引导民族资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方向发展的新民主主义资本观^[20]。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恢复和过渡时期，民族资本在发展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面助推了当时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资本历史作用的泛意识形态化解读，遮蔽了资本的积极文明作用，偏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历史作用的论述^[21]。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文明作用被进一步发掘，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约束资本负面作用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为进一步激活资本文明作用，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以“三个有利于”为激活资本历史作用提供了指导原则。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要的是资本文明的积极作用，目的是充分发挥资本在发展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不要资本主义”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约束资本的负面作用，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

资本的文明性和负面性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理论向度，任何偏离资本历史作用的观点，不论是颂扬资本永恒，还是贬斥资本罪恶，都属于偏离马克思资本学说精髓的荒诞认知。需要指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资本负面作用，并不是否认资本历史作用，这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资本的理论前提。新民主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要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了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提出要充分尊重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在民主革命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2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资本泛意识形态化认识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苏联对资本的教条化理解以及资本主义围追堵截社会主义，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历史作用的全面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基础上，形成了对资本历史作用的辩证把握，既充分发挥了资本发展生产的文明作用，实现了驾驭资本为人民群众发展服务的目的，又在根源层面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实现了对资本消极作用的约束，最大程度消除了资本负面影响。借此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为探索新文明类型提供了可能，这是在理论层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依据。

资本要最大程度实现自身增殖，不仅需要打破一切束缚自身发展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而且需要打破主体对资本发展的影响，即超越主体获得资本主体性是资本增殖的内生需要。资本之所以能演化成涤荡一切的社会关系，根源在于资本通过对主体性的希求，实现了对主体的僭越，进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跃升。资本僭越主体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奉行资本至上原则演绎的必然结果，它不仅为拷问资本主义现代化症候提供了核心程式，而且为解释资本与劳动的互动逻辑提供了关键视角。尽管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衡量劳动和剩余劳动价值的资本，与主体的劳动关系变得日趋复杂化；但资本追逐剩余劳动价值的内在秉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与劳动尖锐化对立并没有得到实质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强势支配和占有，压制了劳动者的发展空间，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和撕裂矛盾。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主客体互构关系，成为解释资本主义现代化种种现实问题的核心维度，在此语境中，资本的主体性与客体性亦构成体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现实向度。

那么资本为什么会存在主体性和客体性问题呢？溯源资本的社会生产流通过程，可以深刻把握资本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内在关联。资本本身是为主体发展服务的客体，它的客体性是其社会地位的自然延伸。问题在于资本的主体性如何理解，或者说作为客体的资本缘何获得了主体性？在马克思资本学说中，资本的主体性来源有三个层面：一是商品生产过程内生了资本的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主要是指资本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发挥的主体支配作用，那么资本究竟如何从客体层面获得了主体性呢？“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23]在商品生产交换过程中，劳动者是原初本真意义的主体，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需要，将劳动主体颠倒为客体，将劳动者本质存在颠倒为纯粹的物质交换价值，即人的生命被抽离了真实意义，人的主体性被原本作为异己客体的资本取代了，资本凭借合目的性和合工具性僭越了主体，窃据并获得了主体地位^[24]。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越发达，资本主体作用发挥得越明显，资本甚至成为超越主体的绝对存在，而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被降为服务资本增殖的客体，劳动者沦落为工具般的存在。实际上资本的主体性是主体对资本的主观反映，它是资本与人格的相互显现，以此形成了资本对主体的消解，人的生命成为资本增殖的组成部分，资本获得了对主体的绝对支配。二是资本作为社会权力形成的权力崇拜，是资本获得主体性的重要来源。资本对劳动及劳动产品具有支配权，同时资本是主体无法抗拒的购买力。在形式层面，资本权力是通过拒绝他人使用获得的，资本家凭借这种权力获得相应的使用回报。在本质层面，资本权力巅峰体现在资本与政治权力勾兑方面，由此资本实现了资本家和政治家皆要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意图。就此来说，资本不仅获得了支配社会的权力，而且获得了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解释权。三是异化是资本获得主体性的深层机理，是资本僭越主体获得主体性的理论依据。在劳动生产分配过程中，劳动者异化成为自身的对立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替换成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关系，物质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形成了维护资本绝对权威的价值观念，即不符合精于计算的经济理性行为将被置于怀疑和否定的尴尬境遇。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借助主体性和客体性互构，最大程度实现了维系资本增殖目的，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强势支配以及对劳动者主体的僭越，同时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陷入失序发展困境的根源。沿着马克思资本学说指明的方向，纠正资本偏离客体带来的主体性僭越问题，平衡劳动和资本、资本增殖和人民发展的关系，构成了体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现实向度。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劳动者发展权益的保护和实现。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如何恢复劳动者主体地位。新中国成立标志着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获得了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的系统确认和保障：在政治层面，以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劳动人民群众的劳动主体地位，为消除资本对劳动者、对劳动的强势支配提供了根本制度支撑，真正激活了亿万劳动人民发展生产的能动性；在经济层面，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保证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在分配领域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保证了劳动在分配领域的合理地位，为人民群众追求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在文化层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形塑了维护和保障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社会氛围。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的目的，在于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和社会公共利益服务，深层次内涵在于平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消除资本僭越主体带来的异化和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立起了有利于其增殖实现的主体性和客体性，作为本真意义的劳动者主体被降解为物化存在^[25]，由此形成了资本和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双重剥削。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体性造成的问题，建构起了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服务的主体哲学批判范式，破译了绝对哲学理性和绝对市场公理的内在联通机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理性经济人是资本不加反思的默认前提，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合谋建构起了经济理性与资本至上的强关联逻辑，并以此把劳动者物化成工具、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主体性资本追求的是无限制条件、无限制数量的、可供奴役的劳动者，以此实现源源不断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价值的目的。

资本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在现实中鲜明地体现在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互动关系方面。资本逐利过程内生出了超越劳动、僭越劳动者的异化趋势，而一旦资本实现了与政治权力的联姻，就获得了上层建筑的助力，同时资本和资本主义就建立了对劳动者的双重剥削。获得上层建筑支持的资本，如同“脱缰的野马”，其以增殖为唯一导向肆意横行，最终会导致社会陷入无法救赎、难以持续发展的“泥淖”。就此来说，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获得持续发展空间的因由、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得到了学理性解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架构内对资本增殖为所欲为荒诞逻辑的纠偏，对劳动和资本对立关系的创造性平衡。中国式现代化激活和利用资本的前提是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公共福祉，为此在经济发展中既需要赋予资本一定的主体性，同时又必须牢牢将资本固定在发展经济的客体位置，为资本标定社会主义尺度，建立劳动和资本和谐相处的全新格局^[26]。在这个语境中，资本的主体性和客体性构成了体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现实向度。

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沿着马克思开创的扬弃资本方向，形成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现代化范式。作为人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进路，不仅呈现出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而且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独特的、颇具新意的阐释视角，为揭示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守正创新提供了宏大且深刻的理论逻辑。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来看，新时代要深刻把握扬弃资本探索呈现的历史、理论和现实向度，进一步领会和弘扬其蕴含的方法论意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资本逻辑的探索轨迹，与中国共产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同向同行，彰显出了鲜明的人民价值立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不仅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以人民价值立场锚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原则。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资本的价值本源在人民，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价值旨归^[27]。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民谋福祉的价值指向推而广之，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价值追求。即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原则，阐释清楚“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深层价值追求，有益于形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进方向和目标指引，进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积蓄力量。

第一，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主体力量^[28]。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生动地体现为人民群众选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近代中华民族落后挨打局面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存在紧密关联逻辑，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围绕如何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做了积极探索，最终他们都失败了，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面貌才得以焕然一新，革命前景才得以展现出光明未来。中国共产党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核心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同时在当时国内外特殊环境作用下，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历史对中华民族现代化道路发展走向的内在规定。广大劳动人民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坚定选择并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为中国式现代化“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提供了主体力量支持。

第二，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价值底色。历史唯物主义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历史作用，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陷入难以持续发展的困境，根源在其现代化对人民价值立场的拒斥，见物不见人、见利不见义，褫夺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发展权益的实现，保证了资本与劳动权益的科学化实现。无论是革命时期重视开展土地革命保障农民权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视以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改革开放时期激活资本积极作用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新时代重视完善驾驭资本体制机制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都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描摹厚重人民价值底色的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起源的客观现实是世界历史纵深发展潮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动卷入世界历史，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的历史起点^[29]。基于世界历史视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发现“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不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价值指导作用，而且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大背景是世界历史，正是各国从孤立发展走向世界总体发展的趋势，为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解放提供了历史必然性解释和支撑。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导的世界历史牺牲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空间，血腥的暴力殖民严重侵犯了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的权益，即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导的世界历史难以为继，人类要获得解放必须回到马克思论述的扬弃资本的理想社会。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单一资本主义走向，世界历史开始向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人类解放的方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一步打破了资本主义强势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推动了世界历史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升级，为人类现代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第一，世界历史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起点。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如何走向现代化、走向什么样的现代化，是各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需要深度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动卷入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国家为最大程度获得利益，通过殖民全球扩张实现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深度介入。这种效用是双重的，资本主义殖民活动严重侵犯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权益，同时在客观层面加速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面对资本主义的强势殖民侵略，如何走向国富民强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的现实起点。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探索都失败了，顺应世界历史潮流、扬弃资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世界历史对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

第二，中国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个性和经验升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经典模式，如何定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和经验，事关人类现代化建设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走向。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现代化理论的社会主义创新和表达，其个性和经验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存在，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物史观光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对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在中国的具体表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又反映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其“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经验升华，不仅在对立面为资本主义深化利用资本提供了历史经验，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指导方案。

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探讨了未来新文明的可能。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否认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的文明成果，他立足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认识，形成了对新文明未来形态的理解和预测。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看，随着生产力的持续解放和发展，人类必将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相较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属于新的文明形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必将实现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和孕育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历史同构。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现实依据，在其现代化忽视劳动人民群众发展造成的尖锐社会矛盾。因此社会主义新文明发展的基础在现实的个人，即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发展是新文明形态的现实表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接续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构想。中国共产党将资本置于社会主义制度架构，全面驾驭资本为人民群众发展贡献力量，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实事求是地说，作为新文明形态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但由于新生事物的初始发展阶段，注定有局部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

第一，新文明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创新发展。新文明形态并不是空穴来风，其形成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对新文明形态的论述和预测，这为社会主义探索新文明形态提供了理论基础^[30]；中国共产党接续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实践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构成了新文明形态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上文已述及新文明形态的衡量尺度在于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大程度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同时控制了其消极面，在持续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过程中最大程度保障了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资本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绕不开的至关重要的范畴，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了资本至上的现代文明，同时因忽视人的发展衍生出了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面，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新发展了人类现代文明形态，为探索人类新文明形态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问题导向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优良传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是人类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必然会因为经验不足、体制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存在诸多问题。正视、研究并解决问题，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向前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用主义解决问题，在具体实践中从来不抽象或形式地谈论利用资本问题，而是紧密结合具体历史国情来寻求优化解决问题的方案。“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深化利用资本呈现出的客观逻辑进路。坚持问题导向优化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历史积淀。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过程中，如何对待资本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马克思以资本和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对待资本提供了理论指导。资本以自身增殖为唯一目的的强制性逻辑，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巨量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因其对发展目的和价值的偏离带来了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为此，如何激活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最大程度规制其消极作用，成为人类现代化建设必须直面的现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不仅贡献了对人类驾驭资本具有重要原创价值和世界意义的经验，而且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分利用资本提供了方法论启迪。资本是诠释现代化绕不开的范畴，中国式现代化扬弃资本的探索呈现出了鲜明的价值向度，即资本现实性和现存性融通、资本文明性和负面性共生、资本主体性和客体性互构构成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维向度，以此为基础，可以进一步把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启示。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了驾驭资本为人民谋福祉的现代化，同时以铁的事实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唯一“神话”，证明了“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31]，全面推动了世界历史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型升级，展现出了深邃的世界历史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