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 of Vertical Narrative about Chinese Modernization

在2022年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战略安排，还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023年2月7日，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2]。正是在这样的重大情境和顶层设计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和未来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坐标，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必须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命题”^[3]。

对事物进行逻辑分析是窥探某一事物的重要窗口。逻辑既是事物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也是人们对事物进行思维把握时所遵循的规律和规则。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也就是有其存在的逻辑。当这一事物与人的思维发生关系时，便产生人的思维逻辑。因此，从人的认识和思维角度讲，所谓事物存在的逻辑就是这一事物的存在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只不过，人们对事物认识的逻辑思维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有当人们形成正确的逻辑思维时才会导向正确的实践，反之，错误的逻辑思维必然会导致错误的实践。

叙事逻辑是逻辑分析中常见的一种形式。根据《逻辑学大辞典》，叙事逻辑包括广义叙事逻辑和狭义叙事逻辑^[4]532。前者由“故事逻辑”——探究故事本身的奥秘和“叙述逻辑”——探究讲故事的奥秘所组成，其共同点都在于从功能、模式、符号等形式结构出发探索这些奥秘，从而整体上常呈现出横向的内容展开。后者由法国叙事学家布雷蒙(Bremond)首次提出。他先于1966年提出了“叙事可能之逻辑”理念，通过论述事情生发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阐明了叙事的基本序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合序列。之后他在1973年的《叙事逻辑》一书中系统阐述和进一步发展了此理念，将该理念正式升华为“叙事逻辑”理论，指出叙事序列是叙事的基本单位，其基本序列由“可能→过程→结果”三部分组成^[5]，从而整体上常呈现出纵向的内容推进。具体来说，“可能”是指由于主客观条件的达成使得事物具备了形成的可能，其中“最大之可能”也就是最基本的规定(逻辑起点)。“过程”是指在“可能”的基础上主体为了达到目的即“结果”所进行的各种行动，其中“最大之结果”也就是最根本的规定(逻辑终点)，“各种行动”也就是连接“可能”和“结果”即连接逻辑起点和终点的逻辑中介。这三大部分不仅是事物进程必经的三个阶段，也表明了事物从无到有的深入和推进的纵向历程。

在厘清了叙事逻辑的广义和狭义之分后，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几乎都是从广义角度出发的，即更多关注的是横向的内在的逻辑展开，常见表述如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逻辑、生成逻辑和发展逻辑，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如张旭从人类发展规律、人民立场、唯物史观、世界历史思想四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6]；吴明永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步走战略、四化同步、五位一体五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7]。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与文化逻辑。如臧峰宇从近代中国的“两半社会”开始梳理，认为“在世界历史语境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具体实际，方能把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苦难辉煌的历程”^[8]；代玉启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逻辑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个方面^[9]。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与辩证逻辑。如于金富等从国家制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充分发挥国家主导作用、有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条件”^[10]；杨荣刚从发展规律、发展要素、发展过程、发展意义四个层面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11]。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与价值逻辑。如韩庆祥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逻辑就是从“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再到“世界向我”的演进历程^[12]；张波等从以人民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平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逻辑^[13]。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与时代逻辑。如任洁从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文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人类文明发展四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逻辑^[14]；张润峰认为建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逻辑^[15]。综合来看，这些研究从多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进行了多维解读，初步构建出中国式现代化无可比拟优越性的理论“大厦”，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路与启示。

然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中涉及“逻辑起点(最大可能)—逻辑中介(行动过程)—逻辑终点(最大结果)”的纵向叙事逻辑屈指可数，叙事逻辑研究整体呈现一种“重横向逻辑，轻纵向逻辑”的不均态势。从少数相关研究来看，有学者认为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与超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对人类解放的追求与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16]；也有学者认为实事求是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基点，人的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归宿^[17]，等等。这些研究是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纵向叙事逻辑的积极尝试，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范围和领域，但综合来看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一是对某一事物为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或逻辑中介或逻辑终点的理论性分析相对不足，典型的如对逻辑起点的学理证成有待补充。二是不约而同地具有碎片化和分散化倾向，只注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或逻辑中介或逻辑终点某一点或某些部分的探讨，而涉及将“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终点”全部纳入进行一体阐释的整体深入研究亟待加强。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狭义即纵向叙事逻辑究竟是什么？

从抽象意义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叙事逻辑既是指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的因果关系及其运行规律，也是这种逻辑关系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如何科学合理地精准定位并论证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叙事逻辑，成为理论工作者必须回答好的重大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遵循，从叙事逻辑的狭义内涵出发，深入剖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叙事逻辑，充分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终点”的内涵意蕴。这对于新时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要求。

如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所形成的相关理论知识愈来愈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体系“是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进行排列的，这种规律性也就是逻辑性”^[18]。逻辑的内在特质体现了它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系统过程，因此需要“先确定一个最基本的范畴作为逻辑起点，这样，全部理论才能从起点开始逐步展开”^[18]，继而形成科学完整的逻辑链条。因为“逻辑起点是对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进行回答所依赖的关键概念，直接影响到基本问题的回答，并进而影响整个理论体系”^[19]。正如黑格尔所言“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20]是首要的逻辑命题，而且他在辩证法体系所体现的逻辑“在叙述方法上是科学的”^[21]，从而受到了马克思的认可与继承。因此，逻辑起点对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叙事逻辑首先需要从逻辑起点这个最大可能开始。

逻辑起点(logical starting point)是“科学的开端”，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具有决定意义和根本地位。无论何种知识体系都要首先确立于最基本的范畴并将其视为整体演绎的立足点和出发点^[22]，一旦缺乏明确且正确的逻辑起点，整个理论体系之树就丧失了源头活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亦是如此。

马克思关于逻辑起点的含义与特征的相关论述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伟大真理，理应成为确认逻辑起点的科学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遵循三个环节，即从具体到抽象或一般再从抽象或一般到具体。这是马克思在批判“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23]701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他指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3]701。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在“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环节中，第一个“具体”指的是存在于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生动的客观存在物或实际现象；“抽象”指的是在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梳理出它们的内在关系和本质，探寻出普适性的规律，总结出普遍性的结论，对逻辑起点的确认也就存在于其中；第二个“具体”指的是通过“抽象”后形成的逻辑起点、中介和终点这三个步骤实现“具体的再现。这种具体是思维中的具体”^[24]175，得到比第一个“具体”更高级的、更丰富的、更全面的“具体”的客观存在物或实际现象，从而实现认识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因此，马克思语义下的逻辑起点存在于“抽象”之中，是整个“事物”最本质、最一般、最具规律性的内在“支点”，并能够成为后续“具体”即内容展开的第一基础与核心指导。

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逻辑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在论述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逻辑起点的过程中阐明了逻辑起点的本质特征^①，即最抽象性、最简单性、细胞元素性、起点和终点辩证统一性、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相一致性^[25]。逻辑起点的最抽象性表明了它不是某个或某些社会的关系、矛盾、问题自身，而是能将其容纳概括并以其为实质的、隐藏在它们身后的、不易被直观发觉的、抽象得不能再抽象的东西，换句话说逻辑起点就是全部内容的依据。逻辑起点的最简单性也就是最抽象性的侧面，最抽象的往往就是最简单的，简单到本身不以任何东西(概念、知识)为前提和中介，不需要被任何更为基础的东西进行解释从而不能再被拆分，由此成为回答“基本问题”的最本质概念。逻辑起点的细胞元素性一方面指明了它像生物之细胞一样具备共有普遍性和必然存在性，否则将会失去生命；另一方面也比喻了它具有细胞的扩张延展性(从简单到复杂的作用)，从起点这个初始细胞中生长出其他细胞元素即其他概念范畴，成为整个学科体系的“原始胚芽”。逻辑起点和终点的辩证统一性说明了“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23]707，“第一个转化的终点……同时是第二个转化的起点”^[26]。“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27]，终点作为一种“间接存在”立基于起点这一“直接存在”并实现对它的超越和升华，以此区别“起点—终点”的简单回归和原地循环。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的相一致性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根本原则，强调了最初历史与最初起点的同步性，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23]14。

①《资本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因此马克思是从商品开始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并在分析过程中阐明了商品作为其起点的特征从而指明了逻辑起点的内在规定性。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7-102.

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主体向度上是关于“人”的学说，因此沿着唯物史观的逻辑进路，研究焦点应首先聚集于“人”上。回溯历史，关于“人”的研究自古有之，但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圣人先贤还是资本主义时期的哲学大家，或受制于朴素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或受制于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或受制于机械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都没有抓住“人”的本质。只有当焦点从虚无缥缈的人类学说转移到马克思语义下的“现实的人”时，人类历史演进和人类社会发展才真正具有了现实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才真正具备了生发的最大可能。因为“现实的人”是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28]287，“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还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既然唯物史观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去分析主体，在不同主体基础上所形成的群体及其实践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延续与进步，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所塑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样离不开“现实的人”这一主体。因此，人即现实的人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形成的最大可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在学理论证方面，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确认为“现实的人”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首先，现实的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符合最抽象性和最简单性的特征，是一种最本质的存在。我们可以对现代化的外围圈层进行层层分解来以此说明。现代化的核心和对象在于生产关系，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生产关系是否现代化，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又是劳动者即现实的人，从而现实的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抽象和最简单的表达，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规定。此外，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的一对矛盾在于现代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即现代化建设实施主体与现代化成果分享主体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无论主体还是客体)都是由“现实的人”所构成的。现实的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基本矛盾进而是所有矛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产生和存在的现实基础。因此，只有现实的人才是完全符合逻辑起点特征的最抽象、最一般、最本质的范畴，才是中国式现代化基本问题的核心答案。其次，现实的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符合细胞元素性的特征，是一种源泉的存在。现实的人的细胞元素性，既说明了它本身具有的普遍特质又说明了它具有成为任何现代化理论起点的普遍特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的人像生物之细胞一样必然地、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之中。如果社会不存在现实的人或只是存在黑格尔(Hegel)语义下的“理念的人”和费尔巴哈(Feuerbach)语义下的“抽象的人”，那么现实社会就会被“虚幻的人”所颠倒和倾覆，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就无从谈起。二是现实的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有矛盾的“原始胚芽”，无论何种理论都是由现实的人所提出和建构的。在人的作用下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也就是说，现实的人的存在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总之，现实的人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从始至终的全过程，囊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所有的研究范畴，“包含着它在辩证思维上升过程中矛盾全部展开的可能性”^[24]177。再次，现实的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符合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相一致性的特征，是一种同步的存在。无论是晚清的实践探索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国家和人民深陷“两半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那时的中国并未真正开始现代化，那时的人也不具备开启现代化的各种能力。“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30]，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人民从“三座大山”中解放了出来，国家具有了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持久稳定的国内外环境，这时无论国家还是人民才真正有条件和能力打开现代化之门，继而对“现实的人”的理论抽象不仅有了实际可能，而且中国式现代化也在此时真正成为现实的东西。因此，现实的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具有一致性。最后，现实的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符合起点和终点辩证统一性的特征，是一种全过程的存在。中国式现代化源于而又不止于现实的人(这里现实的人指的是当时此时此刻的人)，现实的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被逐步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人的质量也各有千秋，后继现实的人作为优于起点时的前初现实的人而存在，这时后继现实的人已经具备了全新的内涵和意义，向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断迈进。可见，现实的人以一种全过程的姿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与终点连接起来，实现彼此的辩证统一。从逻辑起点“现实的人”到逻辑终点“人的现代化”，实现了“人”的质的飞跃，这也是后文所要详细论证的。

在价值分析方面，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确认为“现实的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首先是理论价值。现实的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的开端”是什么，从而为后续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有利于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且深入的探讨，避免出现跑偏甚至走错的现象。这不仅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所寄托的最基本的范畴，还为后续理论的逐步展开和整体演绎提供了立足点和出发点。因此，这为我们科学擘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顶层设计，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体方向提供了理论遵循。其次是实践价值。现实的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有利于提高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的合法化、科学化、合理化水平，能够提高国家行政人员的民本意识和为民理念，使得现代化事业在规划、落实、监督、修正的不同环节中都能始终围绕人民利益展开。具体来说，一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指明了要善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人的劳动与实践消除现代化道路上的各种阻碍，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二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指明了不能忽略个人所处的时代条件。人民群众的劳动与实践、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受制于当时的时代条件尤其是物质生产条件。三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指明了要注重回应人的现实需要。既然现实的人是有生命的、在社会中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个体，那么现实的人就会有现实的利益诉求，即现实的需要^[31]。因为人类所有行为的终极动力在于利益，它引导了人们行为活动和交往互动的现实走向。最后是方法论价值。现实的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延续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认识的方法步骤。马克思认为无论分析何种理论范畴“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3]82。现实的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范畴，是对活生生的、具体的、社会的、历史的、经验的人的抽象把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认识的从具体到抽象或一般再从抽象或一般到具体的方法在科学理论意义上的合理抽象。因此，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善于从社会化大生产、人际联系普遍化、能力需求全面化这样的具体中进行现实的人的理论抽象，继而从现实的人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细胞”出发，在之后的逻辑思维进程中一步步揭示与再现实际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所有矛盾。

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现实的人”实际上指的就是“现实的中国人”而不是“现实的全人类”，不能任意扩大“人”的所属范围。从共性看，中国人与全人类(外国人)有作为“人”所共同固有的抽象物；从个性看，“中国式”规定了其现代化是在中国范围内进行的现代化因而受众对象首先应是中国人，在这里“现实的人”无形之中就被加以“中国人”的限制。类似的“共性—个性”分析同样适用于“现实的中国人”之中。从共性看，现实的中国人是单个中国人所共同固有的抽象物；从个性看，现实的中国人应是以不同角色为基础生活在中国现实社会之中的活生生的、具体的单个中国人，他们拥有或处于不同的政治面貌、知识学历、职业行业、工作等级从而被加以区分。因此要准确把握“现实的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意蕴。

所谓逻辑中介(logical mediation)即逻辑中项，是指：“辩证思维整个过程中起点到终点之间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其逻辑表现形式是一系列范畴的联系和转化，或称为中介转换。”^[24]177在逻辑起点转化为逻辑终点的过程中，逻辑中介起着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是起点和终点实现彼此连接的纽带。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中介作为连接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的中间枢纽，现实地看主要包括思想中介、组织中介、主题中介、基础中介、目标中介、条件中介六大环节。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2]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中叶诞生以来，以其科学性、人民性、革命性、实践性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广泛影响着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邓小平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33]习近平强调：“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34]66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提出来。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因此，在实现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全方位、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指导地位。

具体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化理论直接指导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其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先决条件的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前提。“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35]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正是以此为基础，首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扫清全面建设现代化事业“两半社会”的障碍和“阶级对立”的矛盾。其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实质的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西式现代化目标被简单归咎于“物”的增长，然而现代化的终极目的并不在此，而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36]。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以此为基础在推进现代化的全过程中时刻高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大旗，始终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己任。其三，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实现道路不唯一的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发展路径。既然俄国不用经过“卡夫丁峡谷”就能直接迈进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那么后发国家也就不必墨守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规“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37]728。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以此为基础在推翻封建专制后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跨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旗帜鲜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指引下通过“五个文明”和“五个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来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34]2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自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只有始终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才能成功，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是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中必须坚守的根本原则，这既符合中国发展的基本逻辑和根本规律，也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使命和执政规律。这些规律内生于党的长期革命中、成熟于党的伟大建设中、巩固于党的自身改革中，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和发展的根本遵循，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根本保证。

现实地看，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挥着核心作用。进入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不断完善各项制度体系，明确了现代化的鲜明指向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党百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已经充分证明，党是凝聚人心、汇聚民智的最强纽带，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动力，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未来能否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关键在党，党既是领导核心又是组织保障。在我国，党的这一根本地位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必定且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是扫清现代化道路障碍的最大常量又是不断推进现代化的最大变量。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出现西方那样的两极分化、社会动荡、治理失效、零和博弈、生态损害的“现代化之殇”，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无从谈起。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始终围绕在党的周围、紧紧依靠党；需要始终把党的领导放在第一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毫不动摇地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党的全面领导不是随便说说的口号式、标语式提法，而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全面落实；不是虚无缥缈的抽象，而是党的领导能力在具体实践中的展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迈上现代化道路，切实实现现代化目标。

“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37]655，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业化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大工业是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38]。由此，生产力、工业化、现代化彼此实现了联动耦合，以工业化为典型表征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就需要不仅解决生产力的数量问题，更要解决生产力的质量问题。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旗帜鲜明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1]。这是在深刻总结中外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全面把握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彰显根本性意蕴的重要论断，因此要时刻以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才支撑为抓手，以创新驱动为动力，以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为两翼。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理论层面上就是遵循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在实践层面上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从而将过去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有没有”蜕变为“好不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主动选择，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体现，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发展主要是以物质技术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但如果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仅仅理解为物质技术的高质量发展，那就是对高质量发展的最大误解。高质量发展是多领域、全覆盖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人口等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其中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基石、政治高质量发展是柱石、文化高质量发展是灵魂、社会高质量发展是重点、生态高质量发展是要义、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核心。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理顺各方面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着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实体经济的壮大做强来有效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所谓国家制度体系在我国就是由总体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所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大踏步前进的重要手段，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支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四梁八柱”。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特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的制度体系进行保障。总体有效的单个国家制度和健全完善的国家制度体系是实现现代化的小技巧和大智慧。

一是多领域共同推进的制度体系。在横向类型上的全部领域中，形成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所构成的制度体系。具体来说，根本制度是那些关乎国家性质、命运、走向的制度，包括“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为主体的根本领导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体的根本政治制度；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为主体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军事制度”^[39]。基本制度是根本制度统领下的深刻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深度影响经济政治生活的制度，包括公有制、多种所有制、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基本经济制度；政党制度、民族制度、基层制度在内的基本政治制度。重要制度是保障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等各项制度有效运行的体制机制，包括党的请示报告制度、为人民服务制度、民生保障制度、依法治国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等。二是多层次协同共治的制度体系。在纵向空间上的不同层级中，从中央—省—市—区(县)—乡镇，每一级的制度落实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阵地。上至中央的顶层设计，下到地方的传达谋划甚至是基层一线的具体实践，都需要不同层次制度体系的保驾护航。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民族的宏伟目标，更是基层社会的真实写照，中间贯穿着层级节制的制度体系，使现代化成果覆盖“上—中—下”的不同层级单元。三是多主体有效衔接的制度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将政党、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大众、媒体等不同主体吸纳进来，通过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实现不同现代化领域的协调发展，使现代化成果覆盖“前—后—左—右—中”的不同主体单元。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座谈会、听证会、评议会等各类具有协商性质的制度和民主形式，在有效衔接多主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始终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制度”这一政策工具的治理作用，时刻以制度化治理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40]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唯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功找到了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梦想逐步变为现实的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41]。如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正是由于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的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是对百年复兴历史的战略审视和实现中国梦道路的科学阐释，还成为今后指导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政治宣言书和实践动员令。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指向。纵观中国历史，中国既有汉唐之盛世，也有宋明之昌荣，在众多领域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到了清朝后期，一系列主客观原因使得整个国家迅速脱离世界经济科技文化中心。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之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启程的，形成了“外源—政治”驱动型的独特风格。从古代的大国泱泱、大潮滂滂到近代的“两半社会”“三座大山”，这样巨大的落差使得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思索救亡图强之出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并打击了列强势力，但最终都难逃失败的命运，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42]后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主心骨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式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全面开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国内外环境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渊源和客观现状，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矛盾、阶级转换、主要任务发展变化的内在需要中，孕育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也就是以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从毛泽东的“四个现代化”到邓小平的“三步走”，再到习近平的“五位一体”现代化和“新时代三步走”，每一代党的领导人都采取了社会主义体制内渐进式的现代化改革方式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向高位，这为我们再次实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的中国梦提供了根本动力。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牢牢铭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更好发挥其助力和反哺作用。

新形势下，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43]，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反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社会和谐稳定、国家治理生态总体优化，各项制度落实井然有序，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在我国主要矛盾转化、风险社会加剧以及科技产业更新的叠加作用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愈发突显了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性和迫切性，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多机遇与挑战。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的世界经济重心正在悄然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转化，现代化后发国家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2020年以来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催化了世界之变，进一步加速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把双刃剑，它为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可能——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不断交融，设施互通度和资源共享度不断提高；但它又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新威胁——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思想加剧了全球社会的风险异化，国际局势十分复杂。综合来看，无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还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今国家竞争的实质已由传统军事现代化转化为以全面现代化为核心的综合实力比拼。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我们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育先机、开新局的首要前提就是要牢牢把握国内外局势、深刻领悟“两个大局”，不断推进和发展既立足国情又面向世界、既导源于历史又面向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之，要不断提高中国式现代化的变革性、适应性和内聚性，在为后发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同时改造环境、塑造世界。

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关于前文逻辑中介的相关论述探讨得比较充分，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向逻辑终点进行转化提供了充足的学理支撑，从思想、组织、主题、基础、目标、条件六大方面不仅与逻辑起点一道预制了中国式现代化逻辑终点的前进方向，还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叙事逻辑架构。由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中介、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的组织中介、以高质量发展为任务的主题中介、以国家制度体系为架构的基础中介、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导向的目标中介、以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为形势的条件中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叙事逻辑中具有重大意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转化为逻辑终点提供了可能与路径，搭建起从“现实的人”走向“人的现代化”的“四梁八柱”。

所谓逻辑终点(logical end point)即逻辑终项，是指“辩证思维进程的最后环节，实质上就是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进程的相对完结”^[24]178，“以形成系统理论最后所获得的最丰富、最具体的范畴”^[4]665。从简约主义来看，逻辑终点也就是构成某一事物本体的所有范畴的终极目的和归宿，其他概念和理论都为它服务。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逻辑终点与起点具有辩证统一性。既然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人”，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终点也应该聚焦在“人”上，是对“现实的人”的超越与升华。“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实现的最大结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终点。由此，中国式现代化就形成了以“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终点”为轮廓的纵向叙事逻辑架构(如图 1所示)，体现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独特风貌和价值追求，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学理依据。

“现实的人”与“人的现代化”具有辩证统一性，“人的现代化”实现了对“现实的人”的超越与升华，以此区别于逻辑起点到逻辑终点的简单回归与原地循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于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起航与推进内嵌了根本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以现实的人为起点并隐藏于人际关系的表象之中，以对实践中的物质生产所显现出来的具体问题的回答为终点，是一个不断循环上升的过程，“逻辑起点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具体实际的解释说明，显现出起点和终点的统一”^[19]。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从现实的人中来，又到人的现代化中去，“人”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从无到有、从初建到成熟的整个过程，在这一来一去的无数过程中实现“人”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正如马克思在阐述资本流通的辩证法时指出的那样，资本循环中存在着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的那个点。一方面，在短时距上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为例。我国将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时现代化的基本实现需要那时的人来完成。那时的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将比此时的人更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此时的“现实的人”是逻辑起点，那时的“现实的人”也就是与此时的人相比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是逻辑终点。我国将于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时现代化的真正实现需要那时的人来完成。因而那时的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将比此时的人更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此时的“现实的人”是逻辑起点，那时的“现实的人”也就是与此时的人相比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是逻辑终点。另一方面，在长时距上以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例。当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人的各方面能力和素质与此时的人相比有了大幅提高，但这也只是持续至少100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未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那时的人在高度自由自觉的基础上要比之前任何时期的人都将实现更丰富的、更全面、更高质的“人的现代化”。概言之，某一阶段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完成不仅意味着上一阶段事业本身的结束，还意味着下一阶段现实的人的能力和素质的新生(人的现代化)，从而实现全新的被丰富的现实的人作为之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起点的继续。

对“现实的人”和“人的现代化”及其二者关系的理解，要注意两点。一是这里所述的“现实的人”与“人的现代化”是在一般意义上而言的，即从“现实的人”到“人的现代化”是逻辑纵深发展的过程。如果机械地认为“人的现代化”中的人仍然是“现实的人”，或者“现实的人”中的人仍然是“人的现代化”，从而把二者静态地画上等号来否定这种超越性和升华性，那么不仅是对马克思关于逻辑起点和终点相关论述的误解，而且囿于相对主义的理解方式，从而陷入形式主义和循环主义的泥潭。二是“人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终点，对“人的现代化”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不是说人的现代化一旦达成就停滞不前了。就逻辑终点自身特质来看，逻辑终点具有相对性。一方面，逻辑起点的阶段性使得逻辑终点在某一较低层次时可以表现为事物的逻辑终点，但在某一更高层次时又表现为事物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人的实践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的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得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呈现渐进的过程，也就是无限接近真理的过程。因此，“人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终点，也会因为自身相对性的特征而展现出时刻发展变化的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的图景。这就启示我们，以“人的现代化”为逻辑终点的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不断通过推进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等全领域的现代化，来为实现更高层次的人的现代化持续创造机遇和条件。

当现实的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被确认下来时，后续的现代化道路在起点的预制作用下就会不断朝着“人”的方向前进，犹如路径依赖般无时无刻不在加固和深化这样的走向。英国哲学家莱斯利·史蒂文森(Leslie Stevenson)以“交叉学科”式的言说技巧在《人性七论》一书中指出人的看法各异“自然就导致了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我们能够怎样做的不同结论”^[44]，向我们说明了“逻辑起点不同及对作为逻辑起点的‘人’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伦理学说对人应当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应当如何做的不同结论”^[45]的道理。质言之，既然现实的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那么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和行动都应该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因此，人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终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它不仅科学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是谁、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的理论命题，还有效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关于现实的人的最大丰富性和完备性。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现代化有深刻的内涵和明确的所指，即在新时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在未来远景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只不过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的现代化，是共产主义社会所实现的人的现代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序章。

现实地看，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在新时代所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指向。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46]从人的主体地位来看，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始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说明了“谁是主人”的问题，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要把人民认不认可、答不答应、高不高兴、满不满意作为检验现代化建设工作的唯一标准。“依靠人民”说明了“谁是主力”的问题，只有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通过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好地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始终共享发展成果。“共享成果”说明了“如何共同富裕”的问题，它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从人的自身发展来看，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始终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位置。只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夯实现代化的硬基础，才能为人的现代化提供充足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始终坚持文化的育人滋养作用。通过科教兴国战略和文化强国战略不断丰富人民的知识积累和精神世界，不断提高现代化的软实力。从人的生存环境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既追求“美丽中国”又打造“便捷中国”，是对马克思语义下人类社会范围的丰富和发展。所谓美丽中国也就是人的生态环境优美化。“自在自然”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背景”，深刻影响着现代化的轨迹和走向。所谓便捷中国也就是人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生活世界”是人类通过“自在自然”创造并发展自身所形成的特定空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背景”，直接决定着现代化的效果和质量。因此，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必要的，“主体地位”“自身发展”“生存环境”是人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人学理论的继承延续、贯彻落实，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开辟道路。

在唯物史观指引下，我们大力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最终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归宿。在中西方的比较中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归宿。自从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世界上关于现代化究竟是指向“物”还是指向“人”以及指向什么样的“人”的争论就甚嚣尘上、不绝于耳。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人的全面发展三大阶段，尤其后两个阶段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意义更大。普遍来看，西式现代化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使人对“物”的依赖不仅出现“拜物教”还导致劳动深陷资本的泥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抑或“资本”出现了“人”的抽离的异化继而具有主体性和独立性地位，资本不仅摇身一变为现代化的“主宰”，甚至连掌控资本的人——资本家也仅仅只是具有“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23]158。西式现代化表面上看是人的现代化但实际上却是被资本所裹挟的现代化，真正的现实的人从始至终就没有在这样的现代化范畴之内切实发挥作用，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必然出现人的异化和劳动异化，导致这样的现代化必然表现出片面性和破坏性。

虽然有一些西方学者表面上看似乎跳出了“物”和“资本”的桎梏而大张旗鼓地向世人鼓吹他们的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宣称“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47]。这一观点除了具有与封建社会相比实现了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合理意义之外，更多更重要的是假借这样极具迷惑性的表述来粉饰阶级矛盾、掩盖阶级剥削、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从而确认现存社会的合理性。本质上这样的人的现代化仍受制于“物”的枷锁，与马克思语义下的人的现代化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截然不同。西方所谓的“人的现代化是指工人劳动能力的‘现代化’，即人作为工具的现代化”^[48]，因为资本需要人，没有人就没有资本增殖，没有工人劳动能力的提高就没有剩余价值的源源不断。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49]407，也就是工人作为“机器”与机器本身一起被资本家所霸占，“结果是，人(工人)……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49]54。这就是资本主导下的人的现代化的真实面目。

综上，西式现代化是受资本逻辑自发驱动，以实现资本无限积累为目的的。无论资本主导还是所谓的人的主导，西式现代化最终指向“物”是不争的事实，是赤裸裸的“物”的现代化。人与物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彻底颠覆了，出现了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的奇葩景观。在以资本为中心的物质生产框架和现代化体系中，少数资本家掌握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凭借资本的贪婪本性无情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导致社会出现一极的财富积累和另一极的普遍贫困的畸形局面。“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23]297，因此资本“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28]158，人民成为资本家走向现代化的跳板和牺牲品。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50]正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和破坏性以及“物”的现代化对人的压迫和吞噬，所以“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9]412-413。

因此，西式现代化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培养出无产阶级这个推翻资本统治的掘墓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49]406。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就有了科学的革命理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本性，竭力打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异化劳动，自觉把最高级、最根本的人的现代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自身的永恒使命。从此意义看人的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指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归宿。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的快车道上不断“策马扬鞭”，独立自主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深知物的现代化只是为了实现真正的人的现代化的工具理性层面的手段，所以通过现实的人对资本的驾驭来时刻彰显人本主导的现代化发展逻辑，从而不断朝着马克思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前进。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处于“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3]267。这样的社会形式也就是马克思语义下的“自由人联合体”，那时经济基础体现为一种公有经济和共同经济，既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私有制和资本增殖的固有弊端，也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超越和升华。在自由人联合体里，“共同生产，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单个人的劳动……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51]，“不是为了获得财富的单纯增长，而是为了每一位自由公民的自我实现”^[52]，在根本消除“异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全人类的解放继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指自由人联合体——作者注)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8]571一方面，人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具有了实现真实平等的自由的可能，避免了资本主义在“物”的逻辑下所出现的资本自由，从而实现“私生活”与“公生活”的最终和解。另一方面，人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是立基于充分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届时人的覆盖范围、综合素质、互动过程、社会关系等各方面都实现了长足进步。概言之，个人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最高级、最根本的人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高屋建瓴地概括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战略安排，这为我们进行学理阐释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逻辑分析为切入点，以狭义和纵向叙事逻辑为突破口，在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进行解读与阐释的基础上进行了说理与论证，系统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终点”的纵向叙事逻辑，构建出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逻辑进路，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的理论问题。目前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如火如荼，但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伟大事业。结合本研究，未来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研究时需要注意三点：一是精准把握“逻辑起点”。一方面是因为逻辑起点不同于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它是“科学的开端”，直接决定着某一事物(如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的走向和质量；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学界对逻辑起点的运用有比较明显的误用和滥用倾向，常常把它随意与“必然要求”“应有之义”等词互用甚至混用。对逻辑起点的确认是有一套科学标准的，某事物只有符合这些标准时才能称之为逻辑起点。二是持续深化研究内容，在中西对比中不断深挖中国式现代化纵向叙事逻辑的内涵、特征、意义、路径等要素，从而实现叙事逻辑多领域研究内容的丰富和发展。三是不断拓展研究视野。视野大小决定认知宽窄，视野长短决定理论深浅。共时态方面，虽然中国式现代化纵向叙事逻辑研究主要属于政治学学科，但也应从哲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中“兼收并蓄”，从而不断拉宽研究视野。历时态方面，虽然我们是在此时此刻对中国式现代化纵向叙事逻辑进行研究，但也应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从现实中获取力量、从未来中锚定方向，从而不断拉长研究视野。基于此，只有对中国式现代化纵向叙事逻辑研究提出更高要求和更大使命，才能更好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好局、起好步，从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