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cy Evolu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National Planning Textbooks Construction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shing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突出强调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不断强化教材相关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教材编写、修订、选用、使用、监测等环节的协调和合作机制^[1]。2017年，教育部成立教材局，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2018年教育部又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进一步体现国家意志，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的战略判断^[2]。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是加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教材体系与基础教育教材体系、高等教育教材体系一样，都是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的职业教育教材整体建设工作起步较晚。直到1993年，《关于职业技术教育教材规划工作的意见》颁布后，职业教育教材才开始整体走上发展之路。到20世纪末，“初步探索出符合职教实际和教材建设的路子，基本建立了一套教材规划、开发、信息服务的机制……教材建设方面解决了教材有无问题”^[3]。2002年，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也随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教育部以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为抓手，大力推动职业教育教材建设。2019年，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工作的通知》，在“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要“以国家规划教材建设为引领，加强和改进职业教育教材建设”^[4]。同年，教育部印发《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对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出版和选用等都做出了规定。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在“总体要求”中指出要“以规划教材为引领，高起点、高标准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职业教育教材体系”^[5]。可见，以规划教材为引领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已经成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重要途径。

我国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经历了恢复期、建设期、发展期、统筹推进期的发展历程^[6]。如前所述，职业教育教材在20世纪末才基本解决有无问题，故本研究以21世纪职业教育教材进入发展期为研究起点，选取“十五”至“十四五”时期的五轮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相关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相关政策的演进特点，把握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出版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从出版环节的角度提出建设职业教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建议。

现有文献针对职业教育规划教材的理论研究总体上较少。我国的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政策虽然已经执行数十年，但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在既有文献中，对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这类文献针对具体学科课程教材进行研究。例如，对于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数学》，丁百平指出教材具有符合学生实际、结构严谨、突出数学应用的特点^[7]；李瑞阁等基于数理逻辑用语的视角，认为教材内容安排合理、知识前后联系系统精到、衔接自然^[8]；王梅分析认为教材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前瞻性等特点^[9]。也有学者对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语文》进行了研究：余映才提出了教材的编写特色和施教意见^[10]；蒋琼瑛认为教材可以让学生感受到人格魅力、形成纯正的审美趣味、认识为人处世的人生哲理^[11]；黄惠玲则提出要立足教材、用好教材，加强口语交际实践教学，帮助学生提高口语交际能力^[12]。

这一类文献占较大比例，往往是结合教学实践，对教材的编写特色、具体内容进行述评。但是，其着眼点往往是具体的教学过程，对职业教育规划教材缺乏整体考量，提出的也多是较为琐碎的教学策略，应用性较强，但理论性不足。

包金龙等采用内容分析法，从教材设计理念等四个维度，对财经商贸大类“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进行了分析，梳理该类教材存在的具体问题，据此提出规划教材建设应提升与高职专业教学标准的适应性等对策^[13]。肖潇等提出，共同体理论是教材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职业教育英语课程的规划教材开发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编写中要精准定位思政目标等^[14]。彭石普根据“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编写实践，提出了市场营销课程教材要将掌握知识技能与职业道德养成相结合等四个方面的编写经验^[15]。丁喜纲则以高职电子信息专业为例，分析了“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在出版单位、主编单位等方面的特征^[16]。

这一类文献往往是从某一专业大类出发，对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编写进行了深入探讨。由于各个专业各具自身规律，教学标准、教学方式差异颇大，因而个性较为鲜明，但共性研究不足。

孔全会分析了“十一五”期间职业教育教材存在的问题以及总结了“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在构建新体系等五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提出职业教育教材出版工作还需要在对接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17]。曾天山等根据对“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数量、结构和质量等的分析，提出了高起点、严要求、优选用和强支撑四个方面的教材质量提升策略^[6]。杜婷婷等以黑色金属材料类“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为例，从国家顶层设计和战略需要等六大方面对教材的创新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探讨^[2]。胡高波等以“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高职医药卫生大类108本立项教材为研究对象，从教材总数及课程结构等6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可从教材规划等环节入手，切实提升护理职业教材质量^[18]。

出版社在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教材出版环节包括选题策划、内容编写、三审三校、印前质检、报备送审、试教反馈、付印发行等多个流程。以上研究，均对规划教材出版质量进行了考察，但忽视了出版环节的流程要求，对于教材出版的整体观照还有所欠缺。

也有学者结合数据分析对规划教材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宏观研究。比如，蔡跃等对“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书目高职部分的分布特征进行数据分析，得出了国家规划教材对应的专业大类实现了全覆盖，但分布呈两极分化等结论^[19]。郑雁对“十二五”和“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省份、区域、院校和主编等情况进行了对比^[20]。葛高丰等总结了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实现了专业大类全覆盖但门类分布不够均衡等特征，提出新时期需要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方面深化中国特色高质量职业教育教材体系建设^[21]。曾天山等则通过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实证分析，提出推进职业教育“专精特新”教材高质量发展路径^[22]。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建设机制和现实情况，然而，现有研究大都忽视了出版环节在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教材建设涉及多元主体、多个环节，包括编写、审核、出版、研究、管理、应用多方面^[23]，出版社作为教材选题策划、内容审定和出版发行的负责单位，是教材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体，对教材出版的数量和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出版单位而言，有必要对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规划教材建设中发现的问题，从出版环节的角度提出建设职业教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建议。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从“十五”到“十四五”时期，教育部已进行了五轮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工作。通过梳理这五轮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立项和遴选政策，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演进特点。

“十五”规划主要侧重做好顶层宏观设计，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和高等教育司分别负责各自管理范围内规划教材申报的组织工作。中职教材方面，教育部对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的管理方式是发布教材目录，出版基地根据教材目录中公布的选题提出申请，有关专家负责选题的评审，最终由教育部审批。高职高专教材方面，由教育部成立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编写委员会组织教材编写，并委托高等教育出版社等有关出版社出版。政策文本涉及规划教材的申报、评审、出版、发行等环节，但都是从宏观上提出指导意见，尚未细化到具体流程步骤。

“十一五”规划对教材的类别划分更为细致，具体表现为：(1)首次将德育课教材的编写、审定及使用单列出来，由教育部颁布大纲，统一组织编写；(2)分别规定了文化基础课、专业课教材的编写、审定和使用要求；(3)明确提出了加强指导和管理的要求。

“十二五”规划较之前有了较大的变化，加强了对整个流程的指导和管理，政策文本也越来越细化。一是统一了认识，明确加强教材建设是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和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重要抓手；二是提出了总体要求，打造精品教材，服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并首次提出“统筹开发中高职教材，强化教材沟通与衔接”；三是制定了教材建设能力提升路径，要求加强开发能力培训、出版基地建设，并坚持科研先行、改革开放；四是进一步强化了规划教材建设规范管理，要求完善教材管理体制、开发机制、准入机制和评价机制。

“十三五”规划的要求更为明确，这与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教材局的成立紧密相关。在此背景下，“十三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明确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任务目标”不仅提出分批遴选、建设1万种规划教材的目标(受疫情影响未能完全实施)，还列出了重点领域。“建设原则”也从四个方面做了详细规定：坚持职教特色，突出质量为先；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双元开发；坚持编选结合，完善教材体系；坚持示范引领，扩大优质供给。“申报条件”较之前历届规划教材评选也更为详细，并对编写人员、教材审核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此外，还对遴选重点和教材形式做了说明。

正在进行中的“十四五”规划教材建设，对全流程管理的要求更加细化。《“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不仅详尽规定了总体要求、重点建设领域、编写机制、保障措施等，还新增了“退出机制”等内容。在“重点建设领域”，首先统筹建设意识形态属性强的课程教材，明确中职学校每门公共基础课程教材不超过5种，专业课程教材中特别列出服务国家战略和民生需求紧缺领域专业教材，并将新形态教材单独列出。“规划教材编写要求”对编写人员的资质进一步提出了严格要求。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我国不断加强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并逐渐明晰了教材建设体系化的趋势要求，流程管理上亦愈加严格。这与我国整体教材建设政策是一致的。特别是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和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首次系统规划教材建设，描绘了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蓝图，对教材的编写修订、审核、出版发行、选用使用、激励保障、检查监督等各个环节都做出了规定。21世纪以来我国进行的五轮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政策的演进，正是国家教材建设政策变化的集中反映。

“任何国家的教材都把在社会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维护放在重要位置，把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作为主流或主导的知识观念加以传播，这是教材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24]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25]。

“十五”期间，具有高职高专教育特色的教材极其匮乏，当时的重点是解决培养社会各领域急需技能型人才的问题。2000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颁布《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开始首轮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建设，并陆续出版部分规划教材。“十五”期间，教育部立项并组织出版了1 000多种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在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2004年发布的《关于制定〈2004-2007年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编写计划〉的通知》中，也提出要大力开发编写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教材。

“十一五”期间，思政类课程教材开始成为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体系的重要板块，中等职业教育德育课教材纳入统编范围。教育部2006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中等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中等职业教育德育课教材的编写、审定及使用，必须严格按照2005年颁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规范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使用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05〕15号)要求，由我部根据中等职业教育部颁德育课大纲，统一组织编写、审定德育课教材。”^[26]

“十二五”期间，教育部强调“职业教育教材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按照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系统培养的要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就业创业和继续学习能力的重要载体”^[27]，凸显了德育的重要地位。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共有3 973种入选，“无论是公共基础课教材还是专业课教材，都注重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渗透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和劳动精神，灵活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中涌现一批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技能培养相结合的好教材，潜移默化地把思政教育融入知识讲解之中” ^[6]。

“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进一步明确统筹建设意识形态属性强的课程教材。国家统一编写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在部分公共基础课程和财经商贸、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公安司法、公共管理与服务等专业大类相关专业领域，推进职业教育领域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

综上可见，21世纪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加大了思政教材建设的统筹力度，这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总体要求相吻合。

2010年之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而中等职业教育则由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分段进行建设。

具体来说，“十五”和“十一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建设，中职和高职是分头进行的。2000年，高等教育司发布《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先用2至3年时间解决好高职高专教育教材的有无问题，再用2至3年时间推出一批特色鲜明的高质量的高职高专教育教材。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于2001年印发了《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申报、立项及管理意见》，组织开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使用的各种形式(文字、音像带、磁盘、光盘等)的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建设。

2005年，高等教育司发布了《关于申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的通知》，其中指出“为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加强教材建设，确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教育部决定制订‘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 ^[28]。可见，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仍包含在普通高等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之中。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于2006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中等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十一五”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德育课、文化基础课及重点建设专业主干课程教材的修订、申报、立项、审定及使用做出了规定。

这种局面在“十二五”规划中开始改变，这与管理机制的调整紧密相关。从2011年开始，中职教材和高职教材都由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2012年，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十二五”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统筹开发中高职教材，强化教材沟通与衔接。……推动各地在优化专业布局和层次结构的同时，加快形成中高职教材统筹建设机制”^[27]，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进入有机衔接和融合发展阶段。

2019年发布的《关于组织开展“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工作的通知》在“指导思想”中提出，要“以国家规划教材建设为引领，加强和改进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充分发挥教材建设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4]，赋予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更加重要的使命。

2021年，《“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延续了这一精神，强调“促进中高职衔接教材、高职专科和高职本科衔接教材建设” ^[5]。

可见，受管理体制的影响，中职和高职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在经历长时间的分裂状态后，在“十二五”时期进入统筹规划、有机衔接的阶段，并一直延续下来。这和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改变密不可分，同时，与我国教材管理制度的逐步发展也不无关系。

在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2006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中等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工作的通知》就曾指出“十五”期间在教材质量和教材管理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26]；教育部2012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十二五”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教材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不紧密，职教特色不鲜明；教材呈现形式单一，配套资源开发不足；教材建设管理制度、服务体系不健全；中高职教材脱节、断层和重复等，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27]的问题。可见，虽然国家高度重视规划教材的顶层设计和教材质量，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教材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是做好课程思政工作的关键，对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起着支撑作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愈来愈复杂的国际形势使现代教育中共识性、普遍性和权威性的价值观遭遇前所未有的全球冲击，教材在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国家主流文化方面面临巨大的压力，也面临教材建设意识形态薄弱化、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挑战^[29]。我国职业院校涉及众多专业，且以理工农医为主，教材内容长期以来往往是承载知识与技能的文字与符号，与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似乎相去甚远，教材编写中落实课程思政还不够到位。在教材建设中，部分编写者都是采用“专业知识+思政元素”的模式，生硬地将思政元素插入教材中。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就指出，“很多教材只在每章开始的学习目标处添加几句与学生价值观形成相关的内容，或是硬生生地修改案例的应用背景，存在形式主义的影子”“一些教材的理论部分多由西方经典理论组成，且教材同质化程度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国在改革发展中总结凝练的先进理论并未充分吸收内化至教材中”^[30]。

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应突出思想性价值定位，即把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人格养成等与各个专业的固有知识、必备技能结合起来，做到既能使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与技能，又能触及学生的思想和心灵。从目前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来看，很多编写者已经采用多种方式，在专业课程教材中融入思政元素，但也有教材教学内容和学习活动设计中出现了尊崇西方文化、贬低中国文化的现象^[22]。

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积极性，大家共同来做好这项工作”^[31]。这些重要论述不仅阐明了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的辩证关系，也说明了教材体系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各方努力。

当前，一方面，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重要文件的陆续出台，尤其是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类型”的定位，职业教育发展不断开拓新局面，相关的学科理论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而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课程教材基础理论还不丰富，教研机构专业优势发挥不够充分，教材建设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尚不深入，鲜见专家学者在宏观格局上主动深入研究职业教育教材体系建设。教材理论相对教材实践滞后，科学合理的学理性阐述支撑薄弱，高水平研究成果严重缺乏，这也导致过去一段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服务体系不健全，中高职教材脱节、断层等现象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急速扩张的职业教育规模和不断涌现的新兴职业、新兴专业对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不断变化，而教材建设规划周期较长，不能及时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因此，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教材理论体系的引领指导作用，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还任重道远，需要学界更多的关注。

在教材建设领域，出版社尤其是高校出版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15年，《教育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指出，高校出版是我国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力量，要做好各类教材和教学用书的出版工作，在出版物的数量、质量、结构和载体等各个方面满足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需要^[32]。

然而，从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来看，出版社的教材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在有关我国首届教材建设奖获奖情况的分析中，有研究者结合先进个人奖、先进集体奖和第一主编单位的获奖情况，得出了出版社的教材建设整体能力水平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相比相对偏弱的结论^[33]。从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入选数量来看，两极分化现象也非常严重。以“十四五”为例，从入选教材前十名的出版社来看，入选数量第一名是高等教育出版社，为1 329种；第十名为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为122种^[22]。第一名与第十名的差距，就有近10倍之多，更不用说排在十名之后的出版社。此外，部分出版单位对于立项后的规划教材重视不够，没有以就业为导向及时对教材内容进行更新调整和修订；不同编写单位、不同出版社重复建设同一课程教材，导致教材同质化现象突出等，也影响了教材建设的总体水平。

高质量教材体系离不开出版环节功效的发挥。在我国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的进程中，出版社尤其是高校出版社发挥了生力军作用。但是，2000年之后，出版社作为教材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其角色和功能在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中发生了改变。在“十五”到“十三五”规划中，出版社是主要申报单位，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目录提出立项申请，并投入配套资金进行规划教材建设，具有较大的主动性。但“十四五”规划中，申报主体变更为职业院校，出版社的功能变更为配合各院校进行相应的审查工作，不再掌握主动权。

《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出台后，国家对教材的管理更加严格，对编写、出版、发行、审查和选用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对具有双重属性的出版行业而言，竞争无疑是激烈的。在这种压力下，出版社要想在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在新一轮教材出版发行竞争中占得先机，就必须以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为目标，着重加强以下几项工作。

在图书出版中，出版社一直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教材的意识形态决定着人才培养的方向，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体现。因此，在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中，出版社不仅要承担出版发行功能，更应承担起意识形态责任，必须严格审查教材的意识形态问题，把好政治关，大力推动课程思政落到实处，确保全面实现党的教育方针。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必须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必须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将课程思政贯穿所有专业教材体系、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确保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支撑。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出版社要从三个方面加强审核：

一是强化内容审查。在思想性方面，职业教育教材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四个自信”，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科学性方面，要符合国家教学标准，内容科学，体系完整，准确反映企业真实工作过程、工艺流程和技术规范要求。

二是强化对教材审核人员资质的审查。教材审核人员包括编辑队伍和审核专家。这两类人员都应该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客观公正，作风严谨。教材编写、审核要贯彻执行编审分离原则，审核专家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教材编写工作。

三是强化对编写人员资质的审查。强化编写资质审查，加强对教材编写人员及单位的前置审核。在流程管理上，编写人员应经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核同意；在政治立场上，编写人员应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在职业素养上，编写人员应对本学科专业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有丰富的教学、科研或企业工作经验；在职称职务上，编写人员一般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技术资格)；在学科能力上，有丰富的教材编写经验和一定的创作水平；等等。

以前我们提到科研能力，往往指向的是院校方面。实际上，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出版单位同样需要加强科研能力建设。目前，我国已有多家出版社设立了科研机构。如早在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就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开展了“出版传媒”博士后培养项目。可见，加强出版科研建设和人才培养已成为促进成果落地和产业转化的重要抓手。

对于教材出版单位而言，一方面，出版社要加强与教学科研机构的合作，为编辑提供深入了解职业教育教学规律、探索教材建设规律的必备条件，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鼓励其从教材基本理论、政策研究、发展历史、编写出版、教材评价、数字教材、比较教材研究等多维度，通过科学研究积极参与高质量教材体系的出版科研创新工作，推动出版社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出版社也应加强对教材编写的研究。一是要加强对教材形态的研究。要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的要求，加快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传统教育与在线教育的有机融合，探索可听、可视、可练、可互动的数字教材及信息技术应用适当的融媒体教材，并不断提升编辑的数智素养。二是要加强对教材内容的研究。传统的教材编写流程包括学科内容的选择、逻辑结构的确定、例题习题的设计、编写步骤的确定等方面，新形态教材的编写增加了配套资源的建设、装帧方式的设计、学习平台的选择等。出版社要培养编辑对这些内容形成统筹安排的能力，用全局性的眼光来思考如何优化每一个工作环节。

目前，多方联动、校企研协同开发教材，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等相关方在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中的作用，已成为共识。从对“十二五”到“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目录的分析中可以得知，中高职院校已成为教材编写单位的主力军，本科院校数量比例在明显下降，中职学校、技师学校等其他学校比例有所上升，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教材编写的积极性虽在不断提升，但所占份额也只增加了2.48%^[20]。

企业拥有工程实践经验，职业院校拥有教书育人的优势，科研院所拥有高质量科研人才队伍。鼓励行业、企业专家参与教材编写，能够将岗位需求、工作流程、技术标准等融入教材，从而弥补理论脱离实践、脱离岗位的不足。出版社要积极协同当地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共同发挥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教材研发机制的积极作用。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进一步落地落实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健全完善，“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一体化的职业学校体系将逐渐形成，目前已有部分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开展合作，共同培养四年制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此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协调发展也将逐步得到统筹推进。出版单位要高度重视课程教材在促进职业教育不同学段，以及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不同教育类型有效衔接中发挥的作用，要深入思考如何解决教材体系价值导向的一致、教材培养目标的差异、教材内容建构的方式、教材评价体系的机制等方面的具体衔接问题。

如前文所述，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一直强调质量的保障，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版社要围绕“提质培优、增值赋能”这条主线，狠抓质量，以高质量课程教材建设推动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一是要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出版社应着力打造高政治素质、高责任意识、高专业水平的高水准编辑队伍，健全教材策划、编写、编辑、印制、发行各环节质量保障体系，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印前审读制度，对内容、插图、案例、版式、印制等各方面制定规范要求，并不断完善教材试教试用及质量反馈机制，及时组织修订，确保教材质量。

二是要着力提升内容质量。职业教育教材要根据中高职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选择学科专业中基础性的和反映行业进展、新动态的知识、技术和技能，采用符合职业院校学生学习特点的项目式、案例式和模块化的体例结构，结合职业技术等级标准和证书标准，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准确叙述，用丰富的案例以及多媒体形式等多元方式，引导学生学习。

三是要强化教材编校质量。编校质量是图书质量的基础，是提升教材质量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教材的编校质量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学生发现教材中存在错误的新闻频频出现。出版社要坚持问题导向，高度重视编校质量工作。要严格遵守《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编校质量差错判定和计算方法》等规章制度，在教材的实际编校工作中尤其要注意避免出现政治性、知识性、科学性、常识性错误。

综上所述，我国21世纪以来所进行的五轮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逐渐形成了在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领导下，教育部统一组织，有关行业部门、行业组织、行指委、教指委发挥行业指导作用，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工作机制。为了适应国家战略需求，保障教材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出版社必须锚定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目标，坚持质量为先，规范教材编写要求，严格遴选教材编写人员，完善编写机制，加强教材研究，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