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vilization Re-engineering: Keeping the Roots of the Logic of the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要求“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2]。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提出了“两个结合”的要求，着重阐述了“第二个结合”，并在6月30日举行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3]。这样，认识、理解和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中国式现代化文明逻辑的根脉及其与魂脉的结合，便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具体而言，研究主要沿着三条进路展开：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逻辑的研究。文化是现代化的深厚根基和内在尺度，只有文化现代化，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因此，全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刻揭示并运用内蕴其中的文化逻辑，充分激活文化的内源性、驱动性和持久性力量。学者们认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逻辑的主要内容^[4]，或可将其文化逻辑视为马克思笔下的文明要素的生产规律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体现^[5]，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前提定位、基础底蕴、动力支撑、目标旨归^[6]。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学者们认为，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可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与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7]，集中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8]。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被赋予了现代性内涵与时代精神，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9]。有学者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角度研究中国走上独特现代化道路问题^[10]。在这些研究中，较早且具有代表性的是沈湘平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的基本提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11]。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魂脉与根脉贯通即“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研究。学者们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构必须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目标，而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是把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结合起来^[12]，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两者结合的重大成果^[13]。“第二个结合”的实质是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以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广阔的国际视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4]。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具体形式^[15]。作为“两个结合”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发展照亮了前路，开辟了通途^[16]。还有学者研究了“第二个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效应：在造就文化新形态中，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据；在思想解放中，创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制度空间；在相互成就中，滋养中国式现代化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7]。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脉的研究富有成效，既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传统文化根基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特性的认识，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宏阔的研究视野以及广阔的拓展空间。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逻辑并推动文明再造、创造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根脉作用尚缺乏系统梳理，深入总结和全面提升，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能”的问题回答不够。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实现文明再造，重要原因在于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文明逻辑的时代延展。因此，把握和坚守中国式现代化文明逻辑的根脉，不忘本来，对于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行伟大的文明创造，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和实践任务。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光耀古今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重新定义了文明并认定了文明形成以及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在国家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方面的发明创造的总和”，“文明形成的标志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达到一个新的水准”，而“国家的出现”则是“进入文明社会最根本标志”^[18]，从而证实中华大地上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甚至可称之为“文明帝国”。黑格尔就曾写道：“自从欧洲人知道中国以来，它就是一个曾经让、并仍将让欧洲人惊叹不已的极为独特的帝国。……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远古时代保持至今的帝国。……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个民族拥有自远古以来至少长达5千年前后相连、排列有序、有据可查的历史，记述详尽准确，与希腊史和罗马史不一样，它更为翔实可信。”^[19]熊玠也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不仅出乎意料地长寿，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复制的。从这点上看，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文明古国。”^[20]197

精神文明是文明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以及制度文明等在人脑中的反映，包括统一的世界观和传统习俗，主要表现为宗教、哲学、艺术、伦理、文学、艺术以及人的才能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文明的本质和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1]。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将文化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相提并论，甚至看作是同义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看作是两个阶段。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指的是中华文明形成后的历史，而中华文明则起源于“一万年文化史”的肇始之时。在生成学意义上，文化是文明之母、文明之根，是文化孕育并创造了文明。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中认为，“(文化)即尚未达到成熟、尚未达到最佳状态、尚无法确保其成长发展的文明”，而“经过一系列经济、一系列社会，仍坚持生存下来，同时几乎只是一点一滴地才改变方向者，就是文明”^[22]。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创造文明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文化史观”。人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根源于社会存在，生成于人的实践之中，因而，文化创造文明的实质是人通过创造性活动创造了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证明：在距今10 000年前，我国北方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与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开始栽培水稻；在距今9 000~7 000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取得发展，人口增加，村落的数量和面积有所增加，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丰富起来；距今9 000~8 000年的长江中游地区彭头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取得初步发展，出现了周围有围沟的定居的聚落，史前文化取得发展；距今7 000年前，形成了高庙文化，以白陶和表面刻圆目、大口、獠牙的兽面形象为代表的陶器反映出当时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23]。这些文明成果都表明，从文明起源来看，中华文明居世界四大古文明之首，即早于6 000年前的尼罗河文明、5 000年前的两河文明和4 000年前的恒河文明。文明是文化对象性的结果，而文化是文明的内核，农作物种植、聚落定居、精美陶器等既是一种物质文明，也是一种物质文化，内蕴着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生活智慧的提升，表征着人的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形象，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24]。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了中华文明五个方面的突出特征^[24]：其一，突出的连续性。这是中华文明的首要特征，也被熊玠称之为核心特征。熊玠认为：“作为一种从未中断的文明，其核心的特征不会因朝代更迭或外来入侵而改变。中华文明即符合这一条件，从黄土高原发源一直绵延至今。尽管中国人一次次地迁徙，又一次次不断改变并调适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一直被完好地保留下来。”^[20]6其二，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余年生生不息、繁荣发展、历久弥新，具有连续性，就在于它遵循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既按照自身逻辑循序渐进、自主生长，又不断适应新变化、解决新问题、产生新知识、发明新技术而实现创新发展。其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之所以从未遭到根本性破坏，即使是在与他者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也从未被同化或分裂，其主体地位始终坚如磐石，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括统一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其四，突出的包容性。统一性不是无差别的同一，而是有差别的统一，因而，开放包容便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和统一性的前提和基础。开放包容，既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内不同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和谐并存、相互促进，也包括对世界文明的兼收并蓄、交流互鉴，从而实现包容性发展。因此，“导致中华文明绵延不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其自身的包容性，以及其兼容并蓄的能力。中华文明这一难得的特性，将新旧、内外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促进了自身的不断发展”^[20]13。其五，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一个重要原因是尊重不同文明，以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发展，从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或政治体制强加于人。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25]。这五个突出特征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形象。那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哪些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呢？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很多阐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其概括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重要元素，是这些重要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可亲、可爱、可敬、可信的形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标识着中华文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26]的任务。这个“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当然只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这是塑造中华文明形象的一个基础性工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中华文明的根本性。标识即标志，是用来识别的记号或符号，表明事物的特征。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指在精神方面体现中华文明特征的核心内容与文化符号，从而展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精髓即精华，是事物最精粹的内容，体现事物的本质。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是指中华文明内涵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思想观念或基本文化精神。实际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概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以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而其内蕴的基本文化精神即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精神标识和文化精神是一个整体性结构，以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立体地呈现了中华文明的形象。这些精神标识内蕴着精深的中国文化精神，或简称中国精神。

根据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这里重点强调五个基本文化精神：其一，天行大道精神。“中华文化是‘道’的文化，中华民族是讲道、信道和为道的民族”，因而，“‘道’就是一把打开中国传统文化奥秘的钥匙，是破解其深层文化基因的密码”^[27]。关于道，朱熹的解释是：“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28]后来引申出道路、规则、规律等。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一直循道而行，既遵循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也循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曲折前行，而且始终走自己的路，一以贯之、行稳致远。其二，自强不息精神。这一思想在《周易》中得到了经典呈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9]4自强不息即刚健自强、生生不息，而“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29]366。生生不息与自强不息紧密相连、二位一体，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前者是体，后者是用。只有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不断磨砺自身品格、提升自身能力，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才能不断强大自己、超越自己，从而永不衰竭。其三，厚德载物精神。这一思想仍出自《周易》之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9]19厚德载物即厚养德性、包载万物。厚德是关键，只有厚德，才能以民为本、才能开放包容，才能重义轻利，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其四，天下国家精神。孟子有言，“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30]。天下国家精神即“大一统”精神，亦即“君子万年，保其家邦”^[31]的精神，也就是今天讲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32]精神。其五，和而不同精神。《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3]和即和谐、和睦、和平，和而不同即从差异中寻求一致、从对立中寻求统一、从矛盾中寻求和谐。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和实生物”^[34]，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人与人、人与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乃至人与自然之间都有不同，不同即矛盾，而和谐是对矛盾的克服或控制，和谐是发展的前提。

在全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4]。“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基于“中华文明”提出的新概念，旨在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因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形式。“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走出一条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并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是人类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需要解答的问题。”^[35]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华文明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虽然一脉相承、基因不改，但内容、形式及其使命都有了质的飞跃，是一个文明再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有力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以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和路径。

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文明再造不是传统的断裂，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重建过程。对待传统，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一分为二的态度，既批判又继承，将其看作是创造历史的必要前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6]470-471马克思主义始终坚信，创造真正的共产主义新文明，必须借鉴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全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离开了这个传统，共产主义新文明是不可能被创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文明型政党，始终立足传统、面向未来、创造新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守护者和真正传承者：“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7]534其目标是“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37]663。从中国革命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坚定前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中华文明的断裂或终结，而是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深深植根于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了这种创造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24]进行的。“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主要指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根本上讲，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或者说，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明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旨归。理解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这一根本维度。中国式现代化有“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扎根在文明的土壤里，向文明的未来生长，必定有着广阔的文明前途。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被置于“大历史观”的视域中进行理想擘画，使其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张力中得以创造性构塑。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普遍价值，具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点，又具有特殊意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国特色既根源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也来自于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再造。“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38]315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就“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更加坚实的“文化根基”^[24]，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现在何处以及去往何方，从而有了更加强烈而深刻的文化自觉。也就是说，在古与今的时间传续、传统与现代的文明模式转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在场并深深地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之中，从而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因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思想基础、价值观基础以及方法论基础。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极为深刻而丰富的文明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四观”，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39]。上述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都囊括在这“四观”之中。“四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既贯穿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实践之中，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遵循和文明取向。从“天人合一”到“生命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主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贵为万物之灵，因此，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实现天人互泰、和谐共生。从“协和万邦”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协即帮助、协助，和即和谐、一致，因此，协和万邦就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和而不同”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不同民族、国家有不同的利益，也有共同利益，只有维护和实现最大共同利益，才能摒弃利益藩篱、文化屏障、文明隔阂，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从“人心和善”到“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目标。善是一种美好的德性，是“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高尚品格。只有人心善，才有公平正义，才有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毕竟是传统的，很多东西不能拿来就用。传统与现代既是不同的时间概念，也意味着不同的历史语境，不可同日而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发挥基础性、根本性和决定性作用，就存在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即如何继承传统、再造文明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另一种“两个结合”，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关于第一个结合，人们关注得并不多，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是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即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要有问题意识，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归，从而必须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质上就是与当代中国发展具体问题相结合。当然，在世界历史不断深化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的背景下，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也需要与世界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有全球视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这个结合的意义不仅在于给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更在于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争取主动。毫无疑问，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言，精神主动是最根本的因素。

“第二个结合”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成为现代的，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支撑和核心内涵，这就需要与西方文明的精粹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之所以必须如此，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以西方文明主导的人类文明做出了最具说服力的阐释并对其前景做出了充分的展示，把西方文明的逻辑推到了极致，显示了西方文明的限度，让人类看到了扬弃西方文明的可能性，因而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完成’”^[40]151，而且因为马克思主义一直参与了当代中国新文明建设的实践进程，从而表明没有马克思主义魂脉，是不可能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马克思主义是魂，只有有根有魂的文明才是鲜活的、有广阔发展前途的。事实上，这个结合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其必要性在于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可能性在于两者之间虽然具有差异性，但也有高度的亲和性、契合性。历史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41]120更重要的是，自从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联系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亲相通相融并不断实现其中国化时代化，从而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方向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明再造是一个创新创造的过程。作为一个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条吐故纳新、常新自新的河流，既守正固基、培元固本，又开源纳流、创新发展，是一条“大河文化”。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余年不断流且日益汹涌澎湃，就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揭示了这个奥秘：“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42]世界古代文明纷纷凋落、消失，唯有中华文明五千余年屹立不倒、雄奇巍峨，就在于其“亦新亦旧”。“亦新亦旧”实质上就是守正创新。“旧”不是旧物，而是传统，是不可移易的文化基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守正创新”被确定为新时代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贯彻的原则之一，“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6]。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铸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根本方法论，是其自诞生以来一直站在人类文明制高点的奥秘。在与传统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是“吸收和改造”了包括“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在内的“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43]，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在与自身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反对将他们的个别观点绝对化、固定不变，而是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6]15条件变了，认识也得变，“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44]。两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之所以恒久地照亮人类文明的星空，就是因为守正创新，不断地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历史。

守正创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展的根本方法论。文化的生命在于创新，而文化创新往往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一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先后经历了周文革命、儒家革命和理学革命等三次革命，每次革命都在不同程度上使中华传统文化发生了历史性跃升，从而形成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尽管如此，到了近代，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的阻击下节节败退，正如梁漱溟所言，“中国文化到了清代已僵腐，内容很不行，完全失掉了中心信仰——人类精神；因之礼教成了硬壳，硬固的虚假，对于自己的真精神没有把握，胸中无主”^[45]。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失掉了“自己的真精神”，没有守正创新。没有创新的守正和没有守正的创新，都会导致自身文化主体性丧失。因此，上述几次革命都不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中华文化传统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次革命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肇始的、以伟大的社会革命为载体的新文化革命，它“已经复兴了并正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46]，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的过程。

守正，就是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和马克思主义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两个“老祖宗”，“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47]。守正，首先是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就是守中华民族之根。这是最根本的任务，否则，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现在何处以及将往何方，将失去自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就在于它富含着精深而独特且具有重大时代价值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特别是蕴含其中的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21]因此，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罗素曾言：“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48]中华民族自古至今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明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49]。因此，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的根本任务、首要任务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38]245。二是坚持和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四观”和“六理念”是统一的，“四观”具有总体性，“六理念”则是“四观”的具体体现，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六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和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成为铸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因和标识，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

守正，还必须守马克思主义之正。马克思主义“移自外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属于外来文化。也就是说，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但传统是相对的、延续的，历史总是不断地将有价值、有生命力的新内容纳入其中并形成新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开放创新、包容发展是其不变的主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质性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成分，马克思主义实质性地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两者融合生长为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其实，“早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中国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吸纳、改造和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了，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游离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外，而成为其不可分割的内在部分”^[40]124。因此，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要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也要守马克思主义之正。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守马克思主义之正，一要守规律之正，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辩证统一起来，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二要守立场观点方法之正，最根本的是坚守人民立场，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三要守实践品格之正，科学地认识世界，切实地改造世界，以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全面发展。

“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创新意味着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但不是对“旧”的全盘抛弃、绝对否定，而是一分为二，是扬弃，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发展。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使“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4]，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即人们常讲的“两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过程。这实际上就是两者结合的问题。两者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毋庸置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结合。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47]。这实际上是一个相互成就或融合生长的问题。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理论创新的根，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毕竟是传统的、是过去时，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便成为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任务。这个任务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来承担。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当它与古老的中华文明对话、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性”，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容，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现代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结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硕果实，必须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这样，“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便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重要课题。只有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才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才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表面上看，这是理论创新的两个维度，但实际上是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旦将两者割裂开来，既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无法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两者统一于当代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只有在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才能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从而熔铸成“一块整钢”。因此，“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47]。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某一方面的现代化，而是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生态文明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其中，文化现代化是最本质的内容，起根本性的支撑作用。在宽泛的意义上，文化即人化，没有文化现代化，也就没有其他的“四化”。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所提出的，“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50]。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首先是且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强国，展现的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文化强国具有根本性。没有文化的发展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是一句空话。关于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清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38]309-310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必然进路。坚持守正创新以文化自信自强为必然前提和当然表征。没有文化自信自强，就没有守正创新，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创造。

“文化自信”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51]。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文化自信自强”这一新的时代课题，体现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文化自信自强”是在文化自信的基础实现文化自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指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尊重与热爱，对其生命力与前途充满信心，后者则主要是指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推进自身文化的创新发展，增强其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创造力和竞争力，使之成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但二者又是统一的，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中。文化自信是文化自强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就失去了根基；文化自强是文化自信的目的和旨归，只有文化自强，才有文化自信。因此，“文化自信自强”是一个总体性概念，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大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文化自信自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24]是文化自信，“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26]是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文化自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4]是文化自信自强。

文化自信自强，“自”是立足点，即根据自己的实际，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文化”当然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文化生命体”的有机整体^[52]。文化自信自强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为前提与基础，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4]。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文化生命体”是不可分割的，但必须看到，在这一“文化生命体”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生命之根、生命之源。因此，文化自信自强首先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信自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断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基础。文化自信自强的首要内容是“不忘本来”，也就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对自身文化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趋势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从而形成的一种认同感、自豪感和责任感。文化自信不是盲目自信，而是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的。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能数典忘祖”、不要忘记“老祖宗”，就是要“不忘本来”。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祖宗”主要有两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53]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就不可能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没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就不可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就不可能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因此，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自信为前提和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核心思想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为解决当今世界问题、全球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41]314。因此，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价值理念的正当性、正确性及其时代价值必须高度自信。这是最基本的自信，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这个自信，就失去了根，就会在世界文化激荡中丢掉主体性。从另一方面讲，文化自信是在文化比较中呈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纵向的维度，即从自身发展历程中自己与自己比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就在于它从未将自己固定化、模式化，而是一个不断淬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断地海纳百川、借鉴吸收，从而实现包容性发展。二是横向的维度，即与世界不同文化进行比较。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奔腾不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从而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性、正当性、正确性以及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自吹自擂，而是历史事实。因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信。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魂脉，因此，文化自信，最根本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但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历史的、具体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不仅在于其自身的真理性，更在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具体实际，能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两个结合”的伟大成就，是西方文明的精粹与中华文明的精华相互结合、相互融通而生长出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因此，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大思想资源起了举足轻重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一直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中华传统文化仍然是他最深厚的情结，他主张“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37]707-708。其思想一直浸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其思想鲜明的理论特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以及“窑洞对”中提出的“人民监督”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诚如费正清所言：“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54]或如澳大利亚学者王赓武所言：“对于绝大多数毛泽东的传记作者来说，追寻他的中国根基几乎成为责任所在。人们设想，这其中一定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产。”^[55]邓小平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论述较少，但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继承、综合、发展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先富带动后富”“走自己的路”“三个有利于”“观其会通”以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和对“实事求是”的新时期阐释等，都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新时代，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重要的地位，将其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根基”“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脉”，创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当代中国现实，萃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精华，借鉴吸收了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26]。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自强的集中体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自强的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终结，而是在不断拓新，在新时代的“双创”中创造新的传统，不断开辟新境界，创造人类新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深度和实践高度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成为“现代的”。实际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价值观，文化自信自强实质上是价值观自信自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而，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56]，或者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辟了中国价值传统的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表征着当代中国人民的价值体悟，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价值目标，因此，只有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凝聚人心、汇聚民力，才能形成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合力。

回眸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五千余年来历史风云激荡、文明兴圮，中华文明始终屹立不倒、巍峨挺拔、烛照古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在新的历史方位，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磅礴之势、雷霆之力向未来展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一轮旭日正喷薄而出。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赓续，是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守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需要坚持三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卫者和忠实传承者、弘扬者，而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动力，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为根本目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毛泽东“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结合”，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中华文明走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但强调“第二个结合”并不意味着“第一个结合”不重要，相反，“第二个结合”必须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从而铸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是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无论是坚持党的领导，还是坚持“两个结合”，都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文化和文明的主体是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群众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因此，必须依靠人民，通过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