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Value Examination and Ethics Reconstruction of the Heroic Spirit Communication: An Analysis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所谓传播，就其传递的内容性质而言，不仅包括对客观事实的报道和对人类知识的普及，而且也有对特定价值、信仰与精神的承载。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英雄精神需要传播，“英雄美名需要广为传扬，英雄风气需要广为培育，这就是英雄传播的担当与责任”^[2]。只有通过对英雄事迹的传颂，对英雄价值观的弘扬，英雄才能成为人们所崇敬与学习的价值标杆与示范榜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英雄精神，但当前学界针对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重要论述研究的综述仅见一篇。周莉在对当前研究成果的发表时间、被引频次等进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和内容体系，提出新征程上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开展英雄精神研究要从夯实理论基础、深化实践研究、拓宽国际视野三个方面入手^[3]。截至2024年8月19日，在中国知网以“英雄精神”作为主题词，检索到相关文献933条，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史党建、中国文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对其中论及“英雄+传播”的相关内容进行筛选梳理，主要集中于英雄精神传播的价值与意义、困境与挑战、实践策略、格局构建等方面。

其一，英雄精神传播的价值与意义。(1)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与载体。英雄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的契合，“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品质”，“继承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特质”，“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4]。英雄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具有示范和引领、激励与鞭策、唤醒与激活、辨识与警示、团结和凝聚等作用^[5]。(2)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英雄精神是应对价值观念多元与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化的有效手段，坚定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6]，构成了新时代强军思想的文化资源^[4]。(3)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英雄精神展现了英雄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坚毅奋斗的责任与担当，彰显了“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和实干加苦干的韧劲^[7]，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的精神动力。

其二，英雄精神传播的困境与挑战。(1)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从西方传入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在中国最先以“全盘西化论”为重要特征，往往打着“学术研究”“反思历史”等旗号，采取以部分细节代替整体、将主观臆想当作客观事实等手法，通过篡改英雄事迹、丑化英雄人物以达到其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从而“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8]4-5的不可告人目的。“对英雄的虚无，蚀耗了新的价值和道德广为传播和接受的社会基础。”^[9]在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新媒体环境，对英雄人物蓄意唱衰抹黑^[10]。“解构英雄论”作为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论调之一，“具体呈现为对英雄人物的复杂性进行深究、批驳质疑传统英雄叙事、借反思英雄崇拜的文化现象之名行折辱英雄之实等”^[11]。(2)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网络平台将文化变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实施‘文化资本化’与‘资本文化化’策略，宣扬利己主义、消费主义与泛娱乐主义，消解文化育人与化人的崇高价值。”^[12]消费主义文化展示的是一种极端的文化现象，强调对物质资料的绝对占有与对物质享受的无限追求，消费主义将英雄人物、英雄精神纳入其文化魔圈中，英雄人物成了随意消费、无限娱乐的内容，由于“对社会生活实践层面的‘英雄’研究不足，导致成果多集中在文学艺术及文化娱乐领域，导致将‘英雄’在一定程度上流俗化、市场化而堕入消费主义和商品乌托邦的漩涡”^[13]。(3)虚拟信息传播干扰、代际传承隔阂、“偶像崇拜盛行”带来的“英雄情结淡化”和“西方英雄观渗透”^[14]等，也构成了英雄精神传播面临的挑战。

其三，英雄精神传播的实践策略。(1)优化宣传教育方式。“英雄精神作为中国精神借助英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具象表征，是新时代中国人民精神状态的生动体现，是激励中国人民奋进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力量。”^[15]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引导学生传承民族气节、崇尚英雄气概，引导学生学习英雄、铭记英雄”^[8]71。要协同推进英雄精神传播，加强青少年英雄观的培育，开展英雄教育^[4]。要不断强化英雄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打造优秀文化作品承载的传播载体，发挥优秀文艺作品的育人作用，增强英雄精神的感染力^[7]。(2)发挥英雄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英雄模范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与特定历史需求相关联，表征不同时期的‘英雄主义’”^[16]，“英雄的榜样示范会产生强大的社会引导作用，哪里有英雄，往往哪里就会以集体形式涌现出更多的英雄群体”^[6]。(3)加强英雄制度文化建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民族英雄”升华为“人民英雄”，形成国家荣誉中的英雄表彰制度；通过表彰劳动英雄，形成中国共产党的英雄模范表彰制度；针对“诋毁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通过法律等国家体制力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英雄保护制度^[17]。国家通过建章立制，在全社会树立捍卫英雄的底线意识，极大增强了英雄的荣誉感和尊严感^[14]。

其四，英雄精神传播的格局构建。(1)提升传播内容的深刻度与精准度。英雄精神传播内容的精准与深刻程度直接影响传播的效果，要加强对英雄精神内涵的解读，结合党的领导人关于英雄精神的重要论述，对英雄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掌握清楚，深入挖掘其在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等方面的丰富内涵^[18]。“英雄气概是多种精神力量之中的一种，系统把握英雄的精神整体，才能更好地理解英雄，进而成为英雄。”^[19]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英雄精神与圣贤情结共同视为理解传统理想人格的两个维度^[20]。(2)创新传播方式载体。“当前，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网络传播以其特有的实时性、互动性、便捷性和高效性等优势，为英雄精神传播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有效补充和延伸了英雄事迹的时空场域。”^[21]新时代青年“确立了自身主体性，他们在接受教育和传播时更能自主理性认知”，“在接受英雄传播的过程中，传媒、影视等社会文化传播成为超过学校和家庭的最重要渠道”^[2]。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优势，增强英雄精神正向引导力^[7]，融合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方式，构筑多元化立体式传播矩阵^[22]，形成传播合力。(3)健全传播话语机制。讲好英雄故事，是传播英雄精神的有效形式，通过讲好英雄故事“形成具有说服力的英雄话语，使我们的英雄观能够成为充分体现主体自信并得到跨文化广泛接受的话语”^[2]。将“英雄”话语置于多向度、全方位、立体化的语境中，建构具有百年党史宽宏视野和民族复兴现实主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英雄话语体系，呈现新时代英雄观的叙事样态^[23]。(4)英雄精神国际传播。英雄精神是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追求，中国英雄故事经由国际媒体的全球传播，可以成为全人类的集体记忆^[24]。应在世界各个目标国家建立智能化、分众化的媒体传播机构，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创建人工智能伦理与价值观全球多边合作，不断提高文化产业主流价值国际智能传播、反馈和迭代能力^[25]。

关于英雄精神传播的既有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要看到，目前对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与英雄精神传播相结合的研究，仍处于现象描述层面，多是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本身具有的内容特点、规范要求、实践意义等展开，而关于人工智能为英雄精神传播提供的多面向多视角的价值意蕴及人工智能融入英雄精神传播进程中的价值冲突研究，目前还缺乏哲学审视，尚未形成深入的价值反思与系统的理论建构。一是关注了人工智能时代英雄精神传播的工具理性思维发展，强调了人工智能之于英雄精神传播的工具性、手段性特征，但对英雄精神的价值理性维度挖掘不深，对其融入英雄精神传播过程中的价值性、人文性审视不足。二是对人工智能时代英雄精神传播的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冲突剖析不够深刻，没有深入探寻现实的人在情感、意义、价值等维度失落的内在根源。三是对英雄精神传播价值重塑的针对性不强，没有从人工智能的属人性特质出发，寻找二者在现实实践中的契合点，探求其在伦理视域中的价值旨归与融合策略。对以上现有研究中不足的审视，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切入点。

如何对人工智能技术与英雄精神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考量，可从三方面入手。其一，基于对人工智能属性的哲学理解，将人工智能视为现实的人的一部分，从其属人性特质出发，超越工具理性层面，追寻人文价值意义，强调人工智能嵌入的英雄精神传播仍然具有满足主体利益需要的价值选择、展开应然道德标准的价值评价、实现理想人格塑造的价值教育等价值内涵，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二，人工智能所表征的技术文化及其背后工具理性思维的彰显，导致英雄精神传播价值本真与现实形态的疏离，具体体现在崇高性追求与扁平化趋势、情感体验要求与数据计算方式、一元价值导向与多样价值取向等之间的价值冲突，使得英雄精神传播呈现出资本化、数据化、虚幻化等现实特征，这确立了本文研究的具体场域。其三，根据以上研究基础，探寻英雄精神传播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契合点与融通处，提出相应的伦理重塑策略，形成一种基于人性的以道德责任为主要内容的底线共识，在人工智能治理实践的向善价值追求中，确立英雄精神传播的底线意识，最终落脚到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超越英雄精神传播中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导致的英雄人格的物质化倾向，构建涵纳理想、道德、责任、情感、技术等互补元素的英雄叙事生成模式，实现主流价值引领的英雄精神传播的理想目标；优化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公正的制度设计消解“算法偏见”与“数字鸿沟”带来的英雄信息传播不平等，厘清“传统把关人”与“智能把关人”的角色定位，提升“把关人”在履行社会责任与平衡信息配置中的道德水准，实现贯穿社会正义价值原则的英雄精神传播；承认人工智能在英雄精神传播中的主体协作地位，重视以主体协作、情感交流、价值融通等现实实践驱动对冲英雄精神传播的资本化与虚幻性，在人机互动、圈层互补中构建良性的伦理融合机制，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英雄精神传播在具体统一中深度融合。

传播行为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建立关系的过程，在符号中介的两端即信息、观念、态度、感情的输出者与接受者之间，客观存在着客体功能属性与主体需要期望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关系。英雄精神传播，无论是英雄事迹叙述、英雄形象塑造抑或英雄价值观认同等，都离不开主体需求的价值尺度，其对信息的选择、传导与接受都凸显了特定的精神价值内涵与鲜明的价值立场导向。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与深度嵌入为英雄精神传播构建了技术生活图景并驱动英雄精神传播的价值内涵变革，具体体现在满足主体利益需要的价值选择、展开应然道德标准的价值评价、实现理想人格塑造的价值教育三个维度。

人以其需要为内在本质规定性，为实践活动、社会联系的内在动因；同时，需要也是价值关系的形成根据。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26]在这一宏大叙事背景下，“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激励我们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力量”^[13]。英雄精神的感召，有利于增强青年对英雄精神的情感认同，激发成长成才的精神动力，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27]。在英雄精神传播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个体或群体能根据一定的需要在不同价值准则或善恶冲突中自觉抉择，源于人的具体而现实的意志自由，这就承认了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而表现出选择的主体性价值。作为一种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意识形态，英雄精神体现了一定群体或组织的意志与利益，无论是其传播目的的确定、传播方法的选择还是传播效果的评价，都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利益与价值取向。英雄精神传播中的利益需要、价值取向、意志表达都显示了选择的主体规定，显示了主体意向的现实投射，体现了英雄精神传播的价值诉求。

当人工智能应用于英雄精神传播的信息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其算法推荐、数据决策等核心技术为英雄精神传播嵌入了新的技术规定。人工智能“运用智能算法所形成的映射关系对数据进行自动感知和认知，并据此驱动智能体的自动决策与行为”^[28]，实现了现实人类主体与虚拟人工主体的传播行动主体多元化，也通过促进传播方式由单向线性向双向(或多向)的交互式转变，确立了受众根据个体需求选择接纳信息的主体地位，激发了受众结合个体意愿建构英雄观念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基础架构的推荐算法，结合大数据技术收集受众行为的数据，运用抽象的数学观念去整合加工具体数据，通过对个人特征、环境特点等信息的计算来推测受众的兴趣爱好、文化心理等，推荐相关的数据信息内容，为英雄精神传播提供更精准的英雄信息与个性化英雄资讯，为英雄价值观念构建提供数据前提，能有效满足受众对多元价值观的需求与意愿。受众群体对英雄价值观念的理解，既有对《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等有关“英雄”电影的热捧，也有“放烟花、裸奔”庆祝IG战队“英雄联盟”世界电竞大赛夺冠；既有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为好人好事点赞、转发与刷屏，也有粉丝为偶像发声的非理性“互撕”等^[29]，这恰恰体现了受众主动根据个体需求选择英雄信息、建构英雄形象的行为特征，也证明了受众更加多元的英雄价值诉求的存在。

评价是人对事物价值的一种观念性把握，是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及其大小所作的判断，也称之为价值评价。当然，评价的标准归根结底是主体需要，这种主体需要不仅体现为选择中的主体责任，更表现在评价中所确立的应然标准。

英雄精神传播的应然评价涉及社会评价与自我评价两个维度，其中，自我评价的标准、情感、意志与价值取向等都是社会意识的内化，而社会评价的功能作用发挥又离不开自我评价的内在认同与接受，这主要涉及个体基本的道德良知、道德感与外在社会评价的内在关联。英雄精神传播的应然评价，一方面在于传播的内容本身所具有的理想性，包括社会所期待、赋予的理想价值形态与人格色彩，这种理想属性为价值评价提出了更加崇高、先进的标准，作为一种理想人格的精神表征，英雄精神以其蕴含的应然道德标准，体现了对价值现象的理想评价，英雄精神的这种应然属性为其传播道德价值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应然属性还体现在社会舆论这一传播方式的作用机理上，社会舆论因其代表群众的意志、情感和价值取向，给人以善恶评判、荣辱体验，影响着主体的道德选择与价值判断。无论何种传播方式，只要面向社会公众，都理所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接受社会舆论的规约，英雄精神的传播亦是如此。它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家国情怀，捍卫马克思主义信仰阵地，有助于提升社会道德水准，巩固与增强政治认同，构建新时代道德建设的价值坐标。英雄精神传播的应然评价还体现在它是特定价值理念的凝结，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不仅包括对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的理想要求，而且彰显其对先进价值理念与科学价值原则的追求，“英雄主义精神引领展现了强大的现实力量，不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是落实到具体生活情境中，营造出浓厚的人人争当英雄的现实氛围”^[16]。

作为人类本质的对象化与现实化，人工智能体现着人类意识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即使人工智能技术具备了先进工具的特点，也不能改变这种技术手段的属人性。人工智能嵌入英雄精神传播过程中，在政府及各部门主导结合主流媒体的设计中，传播内容的理想性特点及相应社会评价标准有了更多层次的更清晰灵活的话语表达，“人工智能技术的生活化、场景化、沉浸式体验”让英雄精神传播“避开了以往干瘪的观念灌输、道理讲述，转而运用大数据、智能算法、个性化推荐、自动识别等话语”^[30]，并以此证明其科学性及价值理想追求。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社交圈层交往的发展，经过主流传播渠道与亚文化圈层互动讨论相结合及多元渠道的价值比较，英雄价值观念的形成、英雄事迹的传播、英雄形象的塑造变得更加理性和更加贴近本质，更加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要求。

作为一种价值文化形态，英雄精神承载教育功能，作为最鲜活的价值观，英雄“树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和舆论宣传最出众的标杆样板”^[6]。英雄精神的价值教育功能表现为对社会文明发展有序和谐的促进作用，对社会成员个体品德的协调发展产生影响，“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用伟大人物——神话上的人物或现实生活里的人物——的勋绩，向青年表现出来的”^[3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讲授中国历史时，要注重引导学生传承民族气节、崇尚英雄气概，引导学生学习英雄、铭记英雄，自觉反对那些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自觉提升境界、涵养气概、激励担当”^[8]71。在一定意义上，英雄精神正是依靠传播实现其教育功能，强调传播者在社会生活与交往中，通过文字、声音和图像等表现形式，传播英雄价值观念，激发受教育者的英雄情感，引导受教育者的英雄行为。“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8]70-71作为一种信息选择、传导与接受的过程，英雄精神传播就是传播者通过塑造、表彰与弘扬英雄文化、英雄形象，在传递文化、技术与审美的同时传播英雄价值信息的过程，又是受众在一定传播场域中主动参与、接受英雄精神价值信息的熏陶与感染，促进英雄精神情感与价值的内在认同，实现自我教育、自我塑造的过程。

人工智能背景下，英雄精神传播的育人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尽管在智能媒介条件下，出现了受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制约的卡通人物、流量明星等娱乐偶像以及西方价值观主导下的个人英雄主义等，但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更加关注为民族、国家与集体奉献而牺牲的英雄个体、群体，比如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有一群英雄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战斗的春天。他们中有医生、护士、基层干部、抗疫志愿者”^[32]，“汇成了新时代的英雄群像”^[4]，收获了无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上普通民众的点赞，这种价值认同是基于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的深刻理解所形成的对国家、民族与集体的政治认同与情感认同。即使是深受网络社交圈层影响而形成的非主流文化社区，英雄精神传播也发挥着塑造理想人格、抒发爱国情感等育人功能。如，“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简称B站)中的“刷屏”弹幕——“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随着爱国题材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走红而成为经典台词，表达了当代青年为生在中国而自豪、愿来世依然生于中国的浓浓爱国之情^[33]。

价值冲突是由于生活条件、现实利益等不同而导致价值观念的多种样态，价值冲突具体表现在多种可能性的选择冲突与不同性质价值观念的对立冲突等。人工智能时代英雄精神传播中的价值冲突，表征了以工具理性思维为代表的价值观与以价值理性思维为核心的价值观冲突，遮蔽了英雄精神传播的本真价值关系，呈现出传播实践中的深层次价值认同问题。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与价值理性的缺失，导致了价值虚无及人类生存意义的危机。这种冲突具体表现在英雄精神传播的崇高性追求与扁平化趋势的冲突、情感体验要求与数据计算方式的冲突、一元价值导向与多样价值取向的冲突三个方面。

英雄精神传播的价值选择主体性体现了占统治地位的群体与组织的现实利益与统治意志，表明英雄精神传播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新时代的英雄精神在人格形态上，与社会典范、人民楷模、时代先锋等融为一体，内在地要求英雄精神传播承载崇高道德价值理念，产生价值引导与榜样示范效应。“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的身上感受道德风范，从自身内省中提升道德修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1]337在传统传播模式下，传播者处于中心地位的自上而下、以一对多的传播体现了与主流英雄价值观同构的模式特点，结合主流舆论导向、思想政治教育等传播主渠道与导向力量，有效实现了这种崇高价值追求与国家认同建构。

人工智能条件下的英雄精神传播，由于算法推荐对受众个人偏好的关注，每个人既是信息源又是接受点，主体与受众、受众与受众形成非线性关系，传播呈现扁平化的结构状态。英雄精神传播的受众不仅受到主流权威媒体传播的影响，而且接受智能技术根据个性需求进行的算法推荐与信息派发，形成英雄精神的多元信息建构。基于数据的算法推荐更是迎合了受众的个体兴趣与偏好，容易导致信息传播受少数集团利益倾向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控制，甚至使网络平台、智能技术成为满足个体私欲的工具与手段。2021年，罗某在观看《长津湖》电影和纪录片后，为博取关注，利用自己达220余万粉丝数的网络影响力，发帖侮辱嘲讽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冰雕连”英烈。尽管因用户举报被平台处理，但此前阅读量已达2万余次，相关内容在网上广泛传播，导致了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再结合之前2006年、2014年“恶搞雷锋的笑话”“恶搞邱少云、黄继光”等诋毁英雄的言论，“往日崇高庄严的英雄文化被少数自媒体用作随意调侃、博人眼球、制造流量的工具”^[34]。在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新媒体环境，对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蓄意唱衰抹黑^[10]，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通过篡改英雄事迹、丑化英雄人物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刻意抹黑我们的英雄人物，歪曲我们的光辉历史，要引起我们高度警觉。”^[35]传播信息的碎片化，个性需求多元的零散受众，使得共同思想、理性意见与价值共识形成的难度加大，信息接受的即时性导致意义价值等深度信息解读偏差，从而遮蔽事物本质真实。真正的价值信息极易被无用信息所覆盖，失去英雄精神传播应有的道德示范、价值引领的社会责任，容易导致英雄理想人格的商品化、物质化等不良趋势，结合由消费主义滋生出来的泛娱乐化现象侵蚀文化传媒领域等，尤其是在影视作品中英雄人物被冠以“娱乐”标签，沦为大众娱乐消遣的文化消费品的现象^[4]，不断消解英雄精神传播的崇高价值追求与民众政治认同。

英雄精神传播的价值教育功能，表明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性，正是基于情感交流与体验，传播者才能更深入广泛地影响受众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品质，形成道德价值认同，实现英雄精神的教育功能。英雄精神传播的这种情感体验要求尤其体现在人际传播中，传播者可以通过语言、表情或者身体等接触方式，充分依赖和占有相关情景，通过反复参与进行交互式传播，从而实现有效信息传播、情感交流与价值认同。比如亲历革命战争的老英雄张富清，有着对革命战争年代的亲身体验及对今天和平生活来之不易的鲜明对比，他讲述的革命经历和先进事迹，在传播英雄精神信息过程中能更有效地进行情感交流，更易激发受众的价值认同。他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说：“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个排、一个连的战士，都倒下了。他们对党忠诚，为人民牺牲。和牺牲的战友相比，我有什么资格张扬呢？”这让人们对他的深藏功名与默默奉献更加感动与敬佩。随着当年亲历中国革命战争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等历史阶段的人民英雄与民族英雄逐渐离开人世或步入晚年^[18]，而新的“00后”“10后”们没有亲身经历当年的战火纷飞与艰苦奋斗，“对‘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自力更生、艰苦卓绝’等英雄精神的历史依据和现实观照缺乏亲身体验”^[36]，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英雄与英雄精神的价值传播效果。

人工智能以数据与计算为基础，推崇“算法为王”，然而，计算数据与人的思想情感的差异是无法替代的，机器语言与自然语言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主导下的大众文化传播普遍存在技术统治或技术专制问题，甚至扩展为“溢出单纯的经济疆域和政治边界，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技术封建主义”^[37]，并进而由其进行“数字垄断”构成宣扬西方中心主义的“数字殖民体系”^[38]。在工具理性优先的价值原则支配下，英雄精神传播往往强调目的与手段的非人格关系，被技术化为虚幻的神话，而人自身的价值与信仰、意义等却常常受到忽视。现实实践告诉我们，一方面，海量数据处理、信息精准推送、智能定向传播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确提升了传播的速度和规模，拓展了信息传播渠道，展现了英雄精神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科学性；但另一方面，数据处理技术、信息嵌入方式与算力程度却将英雄转化为冷冰冰的符号与数据，尤其是“数据主义将人类体验等同为数据模式，也就破坏了我们的主要权威和意义来源”^[39]，让本应彰显英雄精神传播价值理念的情感体验与价值沟通都变得遥不可及。

英雄精神传播具有价值评价应然性，要求传播内容具有崇高性与先进性，传播形式具有公共权威性，换言之，作为主导价值观念、主流意识形态，英雄精神必须被表彰、宣传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倡导全社会民众去学习与效仿，“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表彰”^[8]71。英雄精神的传播价值，强调在了解英雄事迹与认可英雄精神中，实现国家的权威认定及对社会的贡献认同。

在人工智能条件下，个体不再单纯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同时转化为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技术门槛的降低让更多普通受众有了表达利益诉求、宣示个体权利的可能，一元中心导向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受到挑战，这些都降低了英雄精神的社会认同与传播效果。人工智能技术根据分属不同圈层的受众进行过滤，推荐数据信息，让受众自己甄别而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结合亚文化网络社区，互动交流、即时反馈及灵活的网络用语为多元价值选择提供便利，也为英雄精神传播的多样话语表达指出了可能。但通过对原本题材丰富、类型多样的信息进行选择性裁剪，根据受众偏好进行呈现，也容易导致出现“偏颇吸收”，“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圈层内部的观点，从而催生群体极化问题和‘信息茧房’效应”^[30]。人工智能的算法推荐本身带有迎合受众和催生偏见的风险，这种迎合行为本身更多强调的是人的无度欲求而非合理需求，可能导致其与社会整体利益、公序良俗的价值冲突，例如流行的“饭圈文化”“粉丝文化”伴随商业利益驱动与智能算法加持，更容易错将一些流量明星、动漫卡通和网络游戏里的虚拟人物打造成“粉丝”所追捧的英雄形象，极易混淆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标准，以低层次的感官满足取代崇高的理想追求^[14]。究其原因，算法推荐中的不公平既有技术局限、社会偏见等层面的影响，更包括社会利益集团的资本导向这一“资本逻辑”对民众价值观的偏离引导。同时，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时代背景下，承载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西方个人英雄主义观渗透也不可避免，宣扬以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意志为特征的西方英雄，如欧美电影中的超人、美国队长等银幕形象在网络空间大量传播，“在好莱坞的国家主义经典叙事中，‘英雄’无处不在”^[40]，为西方的霸权政治和个人英雄主义发声^[41]，对我国以集体利益为重的英雄价值观带来了冲击，任其放纵传播，将会导致削弱文化自信、虚无理想信念，扰乱思想文化秩序的风险^[14]。

面对人工智能，英雄精神传播中的价值冲突根本上是人类自身的存在危机，是技术变革中带来的大众文化中人的价值塑造的危机。那么，英雄精神传播如何化解价值冲突，重塑主体的价值理性从而实现价值认同呢？在多元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中寻求共识，是建构人工智能时代英雄精神传播价值的重要路径。道德共识是对某一确定范围内的道德公理的共同认可，价值并不等同于事实、知识、数据本身，而是隐藏于其中的精神内涵，具有非概念化、非数据化的特征，这种精神价值特征决定了它与人工智能的数据化、信息化保持一定的张力，价值传播中不能以事实替换精神、以人工智能数据代替人类价值体验。如果说英雄精神传播中的价值冲突根本上是大众文化中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那么追求终极意义与人的生命关怀的伦理理性则应成为一种有效策略，具体包括确立英雄精神传播的人性底线意识、追求英雄精神传播的理想价值目标、坚持英雄精神传播的社会正义原则、构建英雄精神传播的伦理融合机制。

人工智能时代的英雄精神传播中呈现出来的数据计算与价值体验的冲突，是在传播形式上由工具理性思维和原则所带来的冲突，遮蔽了英雄精神所具有的事关人类主体的信仰、意义、关怀等道德价值特征。人工智能技术与英雄精神传播之间需要形成符合人的本性的新型伦理关系，这种人的本性在于人的社会性，尤其是其中的道德属性，从而确立人之为人的底线。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本质不同，在于人类智能所具有的社会属性。英雄精神传播中的关系主体是人，而人工智能作为人类自身的对象化、现实化，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外在延伸。人工智能的这一属人性特点，决定了在英雄精神传播中，无论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抑或是作为主体的传播者、受众与作为客体的英雄精神之间，其所建构的关系都应充分考量人的社会本质要素，体现主体的价值关涉，在“算法为王”中嵌入人本价值原则，形成基于人性的以道德责任为主体的底线共识。这一道德责任就是要求在英雄精神传播中不能只关心数据信息的工具合理性，而要考虑传播技术所承载的道德价值与伦理后果，其应用可能为人类带来的福祉以及可能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在英雄精神传播中，嵌入人工智能技术向善的价值原则，契合受众的情感理性需求等心理特征，比如在传播“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的英雄精神时，固然要讲述他在解决世界粮食短缺和粮食安全问题方面为国家和人类作出的卓越贡献，也要关注并讲好他的日常生活故事，他不仅是崇高的，而且是贴近群众的幽默风趣的“90”后，还是葆有纯真可爱品质的“孩子王”。在传播“英雄航天员”、中国首位“太空教师”王亚平的英雄精神时，不仅要讲述她两次出征太空，成功完成“天宫课堂”太空授课的卓越表现，而且要再现一位思念女儿，愿为女儿摘星星的好妈妈形象^[14]。这样，全面生动的英雄形象就更易触动人心，契合人民对英雄的情感需求，从而超越冷冰冰的英雄话语信息数据化模式，形成对英雄精神的价值认同，有效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人工智能技术与英雄精神传播之间的道德价值共识不仅体现于二者具有共同的人性底线，也体现于作为具有理想人格特质的精神形态，英雄精神在传播中能够形成超越人工智能的工具化维度而实现道德价值提升。在英雄精神传播中出现了英雄精神价值要求的崇高性、神圣性与人工智能的扁平化、去中心化趋势的冲突，从而导致英雄人格物质化、商品化及英雄形象“千人一面”“高大全”等负面影响。尽管“去中心化”传播带来了多种利益及其价值主张、多元文化思潮在多样化渠道中充分表达，受众在各种网络链接和现实连接中形成了复杂多重的共同社群及英雄价值观的群体建构，但国家、民族仍然是最重要的核心社群^[29]，相应的社会道德标准、文化氛围及审美意识仍然构成了英雄精神传播的理想价值目标，网络表达的分散多元的英雄价值观仍然可以再次形成一定的中心化共识。2021年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与“中国肝胆外科的开拓者”吴孟超院士相继逝世，当天《新闻联播》披露了两位院士珍贵的生前影像，引发亿万社交媒体用户刷屏悼念和致敬，体现了广大民众仍然认可国家主流话语塑造的英雄形象。对广大民众而言，“英雄”仍然是有着特定内涵、关乎社会共同价值的崇高概念。英雄精神传播不仅是一个中心化主流价值建构过程，也是不断传播英雄信息、阐释解读英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进而塑造大众尊崇与学习的典范榜样与社会精英的过程^[29]。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塑造英雄理想人格、倡导英雄崇高道德境界等方式，促使理想性价值追求构成英雄精神传播积极向上的精神品格，从而防止传播中的资本逻辑导致英雄人格的物质化倾向。构建优质的英雄叙事内容生成模式，形成更有包容性的国家主流引导话语，促进社会受众的互动参与，在实现英雄理想人格形态与历史真实体验的融合中，“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8]70，重塑更具价值引领作用的英雄道德榜样。理想人格的道德价值追求中也包含了对英雄人格的理想特点的彰显，通过发挥榜样示范的作用，“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1]318，有利于超越人工智能的技术工具逻辑力量，实现英雄精神传播的道德价值。

正义是对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中制度和行为之合理性的道德认识和肯定评价，作为伦理学范畴，正义既指符合一定道德规范的行为，又主要指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分配的一种原则，即一视同仁和得所当得。正义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大小不等的各种社会集体。具体来讲，它或者是一种个体美德，或者是一种社会伦理，其中，人们常常将社会制度、社会总体上的人际关系、社会的各项决策等方面的正义称之为社会正义。在现代社会制度化、组织化的背景下，正义常常首先被视为一种社会美德，一种社会制度伦理。对于算法偏见与“数字鸿沟”带来的英雄精神传播的不平等，我们要坚持以人为中心，实现“公正制度的设计”，构建“一种参与、协同、共享的社会治理框架”^[42]，在这一治理框架中，包括构建公平合理的规则，“建立健全关爱机制，维护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的荣誉和形象”^[43]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同时加强事后监管，尤其是以司法手段捍卫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针对污蔑诋毁英雄、伤害民族感情的恶劣言行，特别是对于损害国家尊严、出卖国家利益的媚外分子，要依法依规严肃惩戒，发挥警示教育作用”^[43]24。《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一条指出，保护英雄烈士的目的是“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44]。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涉英烈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其中有八个案例涉及英烈的名誉、荣誉等的网络信息传播，极大遏制了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对英雄精神传播效果的消解，彰显了英雄精神传播中的社会正义原则。同时，在人工智能条件下，作为全新的协作主体，人工智能打破了传播媒介形态、用户与非用户的边界，其在渗透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对信息传播秩序带来冲击，改变着英雄精神传播格局，要把握技术与人文、现实与虚拟、秩序与赋权的动态平衡，提升传播的引导力、公信力^[42]。面对传播主体的“位移”，要重新定位智能“把关人”与传统“把关人”的角色分工，前者在主流价值引导下承担更多的信息过滤、内容鉴别等任务，而后者积极转换把关方式，在锚定方向、趋势研判等方面继续履行、承担传播先进英雄文化、塑造高尚英雄形象、弘扬崇尚英雄风气的社会职责，体现“对社会信息的表达和配置有更强的平衡能力、更多元的制衡机制”^[45]。另外，要在英雄精神传播中让受众切实感受到国家、社会的发展中体现出来的权利与利益的共享，“明确认识英雄与祖国、人民、民族的关系，明确英雄与时俱进的新时代特征”^[19]，从而更加容易认同英雄精神传播中的应然性社会评价目标，更有可能形成社会的公序良俗。

人工智能时代英雄精神传播面临的文化场景是技术与价值、目的与手段共存的多元文化场景，人工智能的多元行动主体带来了多种利益与多样价值观念，英雄精神所蕴含的主流价值观念特质则要求实现鲜明的价值立场导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为消解道德价值冲突、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有益启迪。事物之间的具体差异、各不相同是客观现实情况，以差异性为前提，聚合不同事物协调平衡，就可以促进事物发展，基于“不同”与差异的融合协调，就能在价值共识的基点上促进事物的共同发展，也就是“和”之价值目标。要承认表征技术文化的人工智能与价值文化的英雄精神传播之间的差异，以“万物一体”的情怀实现传播中的伦理融合，体现人的道德主体性，实现有差异的人机融合，注重传播中多元主体的交往与对话，促进主体间的沟通理解。“主流媒体、互联网平台、政务新媒体、自媒体与用户在信息内容的生产与分发方面相互协作，这种协作式的多元传播使得在政府、媒体和用户之间形成循环流动的传播信息流，在对话中取得潜移默化的主流价值传播和引领效果。”^[42]要注重主流权威媒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确立国家主流话语对受众英雄价值观塑造的主导地位，“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1]319，关注自媒体等传播主体在英雄事迹叙述、英雄形象塑造中的信息传递和价值承载等作用，促进英雄价值传播秩序理性构建。对于人工智能推荐算法为英雄精神传播带来的信息呈现的同质化、扁平化趋势，“要给这一部分同质化人群以更多的异质化社群呈现，……达成用户群之间的立场协商、观念对话，并促成用户群思维方式上的自省”^[46]。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不仅表明了伦理包容情怀，也指出了实现万物一体的伦理融合路径与机制，在英雄精神传播中，通过人机交互、群己交流、圈层交流等不断拓展虚拟圈层空间，贴近现实社群生活，“英雄既是一种精神品质的概括，更是由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体现的，讲好英雄故事就是对英雄品质的具象化和实践化，是英雄理论的现实显现”^[2]。将“英雄”话语置于多向度、全方位、立体化的语境中，建构具有百年党史宏观视野和民族复兴现实主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英雄话语体系，呈现新时代英雄观的叙事样态，这一话语体系不仅有宏大历史场景，也涵盖微观个体生活；既体现国家治理的叙事特征，又刻画社会建设的发展状态^[23]。英雄精神的传播不是冰冷的信息交换，而是关涉人格、个性、情感的沟通交流，随着媒介技术变革，受众群体表达和互动场景得以拓展，更容易借助弹幕技术等进行信息交流和情感互动，从而实现自身的角色认可、意义建构与价值认同^[33]，如打造各种“智能+英雄精神传播”模式，创设英雄精神传播的数字化和场景化的场域，让受众身临其境、参与互动，实现沉浸式体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代际传承弱化导致的对英雄精神传播的不利影响，提升受众对英雄事迹、英雄精神的深切体验，激发其英雄价值观念的情感认同与政治认同，最终实现多元伦理主体协同、多样价值融合、圈层内外融通的英雄精神传播秩序的伦理重塑。

作为主流价值形态的存在形式，英雄精神传播不可避免地受到人工智能这一颠覆性与变革性技术制约，在其提供的现实技术生活图景中展开，英雄精神传播在与人工智能的“熔铸”与“耦合”中获得了延展性空间，同时，也因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价值体认与理性思维分歧而导致一系列价值冲突，无论是崇高性追求与扁平化趋势、情感体验要求与数据技术方式，还是一元价值导向与多样价值取向，都是二者价值冲突的现实彰显，如何有效化解这种技术变革中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冲击，重塑英雄精神传播的本真价值关系，固然需要从价值主体层面增进伦理价值认同，培育传播实践中的伦理主体理性，“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47]，实现英雄精神传播价值，也要考量英雄精神传播中的利益驱动，注重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规避资本逻辑的控制与消解；让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不断赋能英雄精神传播话语内容，“提供动态化、个性化、场景化的主流价值话语内容”^[42]，让每个人在新的技术运用中促进自我精神生活完善，在创新技术革命中提升理想境界^[48]，以期让人工智能时代的英雄精神传播成为培育时代新人的价值之源，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舆论支持与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