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storical Facts Related to the Ancient Silk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Based on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Cultural Relics

张骞开通西域后，丝绸之路得以凿空且得到官方确认。近年来不断出土的简牍材料，尤其是西北简牍材料，为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古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地理位置上看，西北简牍的出土地敦煌等地处古丝绸之路西段的要冲，人员、物质、文化等的交流基本都要以其为中介。需要说明的是，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首先是要有人员的流动，人员流动才会带动物质的流动和文化的传播。而且，人员流动越具有双向性，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范围才会更广，程度才会更深。敦煌地区出土的悬泉汉简和江苏连云港地区出土的尹湾汉简即为我们更详细地了解汉王朝和西域诸国在人员、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互鉴提供了更多可能。

悬泉汉简简Ⅱ90DXT0214①：130和居延汉简简E.P.T.59：582是记载丝绸之路东段的里程简，两支简为我们勾勒出了长安到敦煌的详细路线。两简共列出34个地名，分别记录了七个路段所经过的县、置和区间里程。由里程简可知，从长安出发，沿泾水河道西北走，经平凉、固原绕过六盘山，在靖远过黄河，再穿过景泰和古浪到武威，经河西四郡出敦煌，这是当时东段的主要路线，是官员、使者和商旅的首选^[12]。悬泉汉简和居延汉简里程简，为我们开展丝绸之路东段的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为详细的一手资料。而且，悬泉汉简中还保存有汉王朝与西域诸国通过官方使节交往的史料。

西域诸国使团沿丝绸之路进入汉王朝疆域，需要一套完整的行政审批流程：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閤下……(Ⅱ90DXT0213③：6)^[13]146

以上是敦煌太守千秋、库令贺就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若干人及马、驴、骆驼、牛等牲畜于戊申进入玉门关一事向酒泉郡太守所发的文书。西域使者和随行牲畜要想进入汉朝疆域，首先需要汉朝相关关口负责人向上级主管部门或官员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入关。使团顺利进入汉朝疆域，入驻悬泉置后，相关人员还要负责接待工作：

客大月氏、大宛、踈(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Ⅰ0309③：97)^[14]133

以上简文是悬泉置接待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等若干西域王国使团的记录。其中，大月氏最早和汉王朝发生联系，西汉建国之初，北方面临强大的游牧民族部落的威胁，统称为“匈奴”的部落军事联盟经过春秋战国和秦汉的发展，基本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史记·匈奴列传》有关于匈奴和汉王朝之间或战或和的多次记载，汉初国家财力不足、元气不满，很难与匈奴抗衡，在与匈奴的交往中多处于被动地位。随着国力的增强，汉武帝决定改变被动地位，一方面派遣卫青、霍去病等将领主动出击匈奴，一方面派张骞出使西域来联合月氏“断匈奴右臂”。实际上，在张骞开通西域、凿空丝绸之路前，大月氏人就在新疆至河西走廊一带从事东西方贸易，尤其是玉石贸易^[15]。可以说，大月氏人所开辟的“玉石之路”为后世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均在西域三十六国范围之内，皆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16]3836扜罙，即扜弥。于窴，即于阗。《汉书·西域传》“渠勒国，王治鞬都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扜弥接”^[17]3881，“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17]3880，“莎车国，王治莎车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17]3897，“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17]3898。西域诸国虽与汉王朝相隔较远，但却阻碍不了二者交流的强烈意愿和需求。而且，西域诸国还常以使团的形式结伴出访汉王朝，如悬泉汉简有“送精绝王诸国客凡四百七十人”^[14]114和“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14]110的记载，使节交流的频繁由此可见一斑。

以使节和使节团为主的人员交流必然涉及饮食，悬泉汉简亦保存有详细的供给西域使者的饮食记录：

1.出粟一斗八升。六石八斗四升，五石九斗四升。以食守属周生广送自来大月氏使者积六食食三升。(Ⅱ0214①：126)^[14]106

2.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属董竝、叶贺所送莎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24)^[13]131

3.出粟二斗四升，以食乌孙大昆弥使者三人，人再食，食四升，西。(V1611③：118)^[14]143

例1是悬泉置供给大月氏使者食物的记录；例2是汉朝使者董竝、叶贺供给莎车、罽宾、祭越使者的食物记录。罽宾地处丝绸之路南道的一条重要支线上，罽宾商人经常来往中国。由于丝绸之路贸易利益丰厚，罽宾时常派遣使节来到中原，并向中国称臣纳贡。罽宾与汉朝建立关系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15年张骞出使乌孙，派副使至罽宾。“祭越”一名未曾见记录，据罗帅先生考证当为《汉书·西域传》中的“西夜国”，在今叶城县南山谷中，与莎车为邻，地当罽宾—乌弋山离道^[18]。例3是供给乌孙大昆弥使者食物的记录，乌孙大昆弥是乌孙国国王。可见，在招待西域到访使节事宜上，国家在人员安排和供给饮食方面皆有成熟的体系。而且，西汉政府还会根据外客所属国家的强弱、使者的级别等因素制定待客标准，敦煌郡则负责按照标准提供相应的待遇^[19]。简言之，西汉敦煌郡在接待西域到访使者时有明显的尊卑等级区分，接待规格亦由此制定。

西域使节来访交流后，汉王朝还会专门安排相关人员送他们回国：

神爵二年四月戊戌，大司马车骑将军臣□承制诏请□：大月氏、乌孙长□凡□□□富候臣或与斥候利邦国、侯君、侯国、假长□□□中乐安世归义□□□□□□□□□。为驾二封轺传，十人共□，二人共载。御史大夫□下扶风厩，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十月□。(V92DXT1411②：35)^[13]138

简文是说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四月戊戌，汉朝中央政府的御史大夫、大司马、车骑将军按照皇帝诏书的旨意，安排大月氏和乌孙的使臣、王侯回国。乌孙国亦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与汉朝的交往也非常密切，《汉书·西域传》和《张骞传》有汉朝嫁公主于乌孙昆莫以及乌孙向汉朝进贡的记载。

纵观东西方交流历史，我们会发现不仅有大量的西域诸国使节出访汉朝，汉朝也有使节频繁出使西域诸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到“(张)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16]3847，后“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16]3847，目的是“因令窥汉，知其广大”^[16]3847，强化与汉王朝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另外，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有著名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是记录东海郡一处大型武器仓库库藏情况的账册。其中，木牍6背面记有“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20]115。使节，古代卿大夫聘于天子诸侯时所持符信。《周礼·地官·掌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郑玄注：“使节，使卿大夫聘于天子诸侯，行道所执之信也。”^[21]据史籍记载，随同张骞至长安的乌孙使者回国后，报告了汉王朝的强盛，为了巩固两国关系，几年后江都王刘建(汉景帝之孙)的女儿刘细君被封为公主，嫁给乌孙国王昆莫，即乌孙公主。《汉书·西域传》记载到“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17]3903，乌孙公主常以故国的丝织品赏给昆莫左右的贵人，这是汉王朝远嫁的公主在用代表故国的丝织品拉拢乌孙贵族。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为了抗击匈奴，决定和乌孙国组成联盟，而乌孙公主是汉武帝时期被派遣和亲乌孙国的公主。从丝绸之路的功能考虑，此时的乌孙公主政治目的更强，而九十三个“乌孙公主诸侯使节”藏在汉墓武库更可说明乌孙国和汉朝在政治往来上的频繁。

据上可知，西域诸国与汉王朝在官方使节往来方面比较频繁，这种官方使节往来虽是政治行为，但也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为之后更广领域的交流互鉴作了坚实的铺垫。人员流动是文明交流的基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均由人创造，亦由人传播。无论是商业贸易，还是政治往来，抑或是文化交流，不同文明形态的交流互鉴归根结底是人类多元思想文化的展示、共享、交流和互鉴。

伴随着使节往来、商品贸易，西域诸国和汉王朝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在宗教传播方面。关于这一点，敦煌悬泉汉简的公布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丝绸之路上外来宗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和路线提供了新的认识。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最早且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佛教。而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则有多种意见^[22-23]。荣新江先生根据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和汉明帝遣使到大月氏写经两条史料认为佛教入华最早的主要推动力是中亚贵霜的佛教，而不是印度佛教。中原地区接受的应当是从贵霜那里传来的佛教，而且这也与贵霜王朝大力推广佛教的政策相符^[7]59-67。这一观点极具启发性。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128枚简，其中编号为Ⅵ91DXF13C②：30的简文内容为：

少酒薄乐^①，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24]186

① 简文“少酒薄乐”，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理解为“少饮酒，不耽于怡乐”，而对于“乐”究竟为什么内容，还难以确指。二是主张“少酒”当读为“小酒”，“薄乐”意为少许快乐。“少酒薄乐”意即饮小酒稍作快乐。三是将其看作“请人赴宴”的客套话、谦虚词。学者多根据“少酒薄乐”一词，判定这支简很可能是遗落在悬泉置的一封僧徒之间的来往信件，或者是一件佛家弟子要求拜见长老的名刺。按：客观上讲，单从“少酒薄乐”一词看不出佛教元素，而且它和佛教“五戒”之第五戒“不饮酒”，“十戒”之第十戒“不饮酒戒”亦没有太大关联。此简为谭堂请人聚会的书信，“少酒薄乐”应为请人赴宴的一种客套话。“薄”有“少”义，《汉书·东方朔传》云“令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奉禄薄”即俸禄少。古书有“酒乐”一词，《墨子·非命中》：“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后汉书·史弼传》：“外聚剽轻不逞之徒，内荒酒乐，出入无常。”“沉于酒乐”和“荒酒乐”即沉湎于饮酒享乐。简文“少酒薄乐”与后世常见的“略备薄酒”相似。所以，从“少酒薄乐”是看不出佛教色彩的。可参看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90-194页；王裕昌：《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简牍文书研究》，《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第78页；赵宠亮：《“悬泉浮屠简”辨正》，《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第33-36页。

学界一般将此简称为“浮屠简”。浮屠简出自悬泉置坞院内靠北墙的一间小房子里，由与其同一地点和埋藏层位出土汉简可知，其所载年代最早为公元51年，最晚为公元108年。也就是说，浮屠简的具体年代应在公元51年到公元108年及其前后。

简文“浮屠”，又作“浮图”，为佛教用语，有佛陀、佛教、和尚、佛塔四种解释。“小浮屠里”，当从郝树声、张德芳先生理解为“有僧人或佛塔的一个里”^[24]191。当时社会中不少地名都包含佛教元素，如《高僧传》中的“佛陀里”^[25]是非常典型的以佛教词汇命名的地名。汉以后的十六国高昌地区，大量的僧号、道号出现在各种文书中，而且俗名中都明显带有佛教痕迹，如僧求、佛保、浮图、白佛救、竺佛图等^[26]。简文说谭堂写信请人来小浮屠里一聚，可知小浮屠里应当在敦煌城内或悬泉置附近，至少应当在敦煌的范围内，说明当时敦煌应该有了浮屠建筑或有僧人居住。也就是说，早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传入敦煌，而且一开始就流行在民间。

悬泉置“浮屠简”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丝绸之路上佛教传入汉王朝的路线和时间提供了新的材料，在贵霜与东汉之间的佛教传播链上增加了一个关键点，填补了佛教传播史上的重要缺环。除此之外，我们还可得知贵霜佛教是经过敦煌所在的河西地区传入内地的。佛教传入内地后，很快就和中国传统的黄老思想混在一起，在东汉都城洛阳和东南沿海一带流传开来，形成了中国式佛教^[27]。《后汉书·楚王英传》“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28]1428，《后汉书·襄楷传》“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28]1082，说明佛教在社会上层有了一些信徒。《三国志·吴书·刘繇传》：“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29]此时佛教已遍布民间，开始铸造佛像，修建寺院，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之后，中国佛教又向外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区^[2]98。国别化的宗教文化逐渐走向区域化和全球化，多元化的宗教文化格局就在文化的双向互动和交流融合中得以形成。

除了敦煌悬泉汉简，东部沿海地区出土的尹湾汉简为我们重新认识丝绸之路的起点提供了重要材料。关于丝绸之路的起点，一般认为西汉时期的起点是长安，东汉时期的起点是洛阳。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上记录的一些物品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丝绸之路”的地理空间范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木牍6背面记有“薰毐八斗”^[20]116。关于“薰毐”，李均明先生认为其“疑指熏烟的原料藁艾之类。集簿见薰毐8斗，以容量计，当为原料之类，非器物”^[30]。如果说“薰毐”为熏烟的原料藁艾之类，那么它为何会出现在武库中呢？所以，“薰毐”具体为何物还需要再研究。张显成先生指出，“毐”为“毒”字省写，“薰毐”即“薰毒”。尹湾汉简中的“薰毒”和悬泉汉简中的“薰力”皆指“薰陆”。毒，定母、觉部；陆，来母、觉部，二者韵相同，声同为舌头音，故“毒”通“陆”^[31]274。他进一步指出：

薰陆，是一种药物，也可作香料，为橄榄科植物卡氏乳香树的胶树脂。……此物在本草书中多有记载，且又名较多，魏晋·佚名《名医别录》称之为“薰陆香”“乳香”，五代·李珣《海药本草》称之为“马尾香”“乳头香”，宋·寇宗奭《本草衍义》称之为“西香”，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称之为“天泽香”“摩勒香”“多伽罗香”“浴香”，等等。薰陆的主治功用是止痛长肉、调气活血、治跌打损伤。……上引《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记该物为军中藏药，显然是战备药物。“薰陆”中土不产，产于红海沿岸至利比亚、苏丹、土耳其等地，是外来药。上举该药的“西香”“摩勒香”“多伽罗香”等名即是典型的外来药的名称。……这些文献记载均说明薰陆来自西亚，由商贾转入中土。……此药汉王朝设置在东南地区的大型兵站也仅藏了“八斗”，显然是藏于武库的极其珍贵的军用药品，说明由于薰陆来自遥远的西亚，非常难得。^[31]274-275

薰陆产自西域，古医药文献中多有记载。《本草纲目·薰陆香》引宋掌禹锡之说曰：“《南方异物志》云：薰陆出大秦国。”又引宋叶廷珪《南蕃香录》云：“乳香一名薰陆香，出大食国南。”^[32]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引《本草图经》曰：“(沉香)又薰陆香，形似白胶，出天竺、单于二国。”^[33]以上大食国即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大秦国即罗马帝国，天竺即古印度，单于国即匈奴，这些国家均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记载的年代为永始四年，即公元前13年，说明此时丝绸之路的东段已延伸到今江苏连云港东海县。

西北地区的敦煌悬泉汉简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尹湾汉简，分处古丝绸之路的西、东两端，通过简牍材料记载，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丝绸之路东段的具体路线，还可更深入地了解丝绸之路凿空后东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从空间上看，丝绸之路的起点已经到达了今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从商品贸易到使节出访，遥远的西域与汉王朝因丝绸之路的开通而联系越来越密切，交流和互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另外，由丝绸之路上敦煌悬泉置所出“浮屠简”可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主要推动力是中亚贵霜的佛教，中原地区接受的应当是从贵霜，而不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出土简牍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张骞开通西域、凿空丝绸之路是对丝绸之路的官方确认，此时的丝绸之路已经比较成熟，所以在此之前还应存在一个“前丝绸之路”，即丝绸之路的奠基期。

“古往今来，中国与域外的联系始终存在，其密切与广泛的程度幅度，或许远超现有的认识。”^[34]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成果的不断公布，我们对“前丝绸之路”的认知也在不断扩展和加深，即在“前丝绸之路”时期中国即和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以丝绸为主体的物质和文化交流。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西方文化和来自东亚的东方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交流，为汉武帝时代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纵观中西文明交流史，巴泽雷克和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葬是前丝绸之路时期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过程中非常典型的文化遗存。由墓葬出土实物可知，从丝绸到金银器、青铜器、漆器，再到铸造工艺等，都在传播和交流之列，为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前丝绸之路”时期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前丝绸之路”时期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亦以人员的双向流动为基础，交流对象始于丝绸，这与中国古代起源非常早的蚕桑文化密切相关^[35]。

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考古学家С.И.鲁登科和М.П.格里亚兹诺夫先后在阿尔泰山北麓发现巴泽雷克文化大墓，包括巴泽雷克墓地的5座“国王冢”，其墓主人为驰骋欧亚草原的斯基泰人。关于墓葬年代，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36]347。值得注意的是，在巴泽雷克第5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非常精致的茧绸鞍褥面，制作技术为平纹，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链环状的线脚绣成，刺绣主题为凤栖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已故的В.М.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认为这类丝织品为中国制造，是供最富有的人们特别是供“公主”出嫁时用的。刺绣主题选凤凰飞翔于壮硕的梧桐树之间，按朱子的注疏，有象征宫廷昌隆之意^[37]。牧金山先生认为巴泽雷克第5号墓出土的凤凰主题的丝绸可能和楚国相关，他进一步论述道：

中国楚地可能与巴泽雷克文化人群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契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好鬼信巫、崇尚凤鸟，而巴泽雷克文化人群遵循万物有灵的萨满教传统，将格里芬当作自己的图腾。巴泽雷克文化的格里芬和楚国的凤鸟纹在形式上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38]85-86

“凤”为楚人的至上灵物，其信仰范围主要流行于楚国中部和南部腹心地带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凤”崇拜是楚公族信仰与土著楚蛮信仰相互浸淫的结果^[39]。1981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楚墓发现大批丝绸和刺绣。其中，墓葬出土的凤鸟纹刺绣与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的马鞍褥面上的凤鸟纹刺绣如出一辙；巴泽雷克3号墓所出大几何纹二色锦残片，与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大几何纹二色锦相同^[40]。又如，湖南长沙楚墓M1569出土一件战国中晚期的凤纹刺绣，主题为一凤大步行走于花草之间，与巴泽雷克第5号墓出土的凤凰刺绣同类^[41]。另外，包山楚墓中亦出土不少凤鸟纹绣，与巴泽雷克第5号墓出土的凤凰刺绣亦属同类^[42]。毋庸置疑，巴泽雷克第5号墓以凤凰为主题的刺绣正是中国古代楚文明所孕育的物质文化成果经传播交流而保留在丝绸之路沿线巴泽雷克大墓的物质遗存。因此，牧金山先生对刺绣的文化溯源是准确的。

关于丝绸是如何传入阿尔泰山北麓地区的，牧金山先生认为中国楚地可能与巴泽雷克文化人群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契合，楚地器物可能是由穿行于河西走廊的游牧人带入的，从阿尔泰到新疆再到河西走廊东端可能存在人群的交往或思想、观念的传播^[38]85-86。乌恩岳斯图先生指出巴泽雷克文化的居民同北方草原地带早期游牧人之间有着频繁的交往关系，他们同中原地区的交往也必然经由中间环节。因此在巴泽雷克文化遗存中发现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就不难理解了^[36]348。两位先生皆强调了巴泽雷克文化和中华文化交往过程中游牧人群所起到的重要媒介作用，这一点极具启发性，我们可以顺着这条思路继续向下挖掘。

关于草原在文化传播上的作用，林沄先生曾提出著名的欧亚草原青铜文化起源上的“旋涡理论”，即中央亚细亚的开阔草原地带，是一个奇妙的历史旋涡所在。它把不同起源的成分在这里逐渐融合成一种相当一致而稳定的综合体，又把这种综合体中的成分，像飞沫一样或先或后地溅湿着四周地区^[43]。由此可见，草原和草原游牧人群在文化交流互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以，很多中外史学家考证得出“前丝绸之路”即“草原之路”，是当时连接东西方交流往来的主要通道之一。一般认为，草原之路通常是指始于中国北方，经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通道。这是古代游牧民族经常迁徙往来的通道，来自东欧的印欧语系民族斯基泰人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就是沿此通道由西而东并南下印度或东南行至阿勒泰地区^[44]。实际上，在春秋中晚期到战国初期，中西方之间的物质交流就已经日渐起步并逐渐繁盛，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元素相互交融，而早期中西方之间的物质及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就是经由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进行的，其大致路线是经过长江流域的楚地、黄河流域、太行山、雁门、河套地区、蒙古高原最终抵达阿尔泰山及该区域以北；同时还向西开辟出经由南俄草原并抵达黑海北岸的路径，可见草原“丝绸之路”具有多个分支并横贯欧亚大陆，甚至通向南亚或西亚地区，其对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都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45]。可以得知，“前丝绸之路”时期东西方文明即在人员、物质和文化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互鉴。

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地区和中国楚地虽相隔遥远，但这丝毫不会阻碍两种文化之间交流的愿望，因为文化本身就有扩散和交流的内在需求。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曾论述道：“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决不独占山头……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对大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内心认识得越来越深入细致，为自己谋的福利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46]“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句话在巴泽雷克和中国楚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得到了直观的体现。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东南部发现的张家川马家塬墓葬，从出土的遗物观察，墓地的总体年代应当在战国晚期，碳-14测年为公元前350年左右^[47]27-30。此墓地有着浓烈的当地土著——西戎文化的因素和特征，应是秦人统治下的某一支戎人首领的墓地^[48]。马家塬墓地出土器物丰富多样，因此成为早期秦文化考古非常重视的一个文化遗存。

墓葬内錽金银铁饰件上的忍冬纹、巨喙鸟、变体鸟纹、镂空带有剪纸效果的带饰、动物相斗纹、成列行进的动物等与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有密切的关系^[49]。尤其是马家塬出土金银饰所具有的剪纸艺术特征最有可能来自巴泽雷克文化，是西戎人在同中亚、萨彦—阿尔泰地区的互动中，借鉴巴泽雷克文化因素，并吸收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规整的图案设计之美进行再创造，从而达到的一种独特、新颖的装饰艺术之新境界。显然，巴泽雷克文化同中国在战国晚期已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往来、互通物资，可以肯定已是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最直接的通道很可能是马家塬西戎族人通过新疆阿尔泰哈巴河地区与巴泽雷克文化互动^[50]。毋庸置疑，游牧人群在巴泽雷克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墓葬内出现的大角羊等图像或纹饰以及人形车辖首等形象，皆与中亚波斯文化关系密切。马家塬墓葬出土的带翅膀和鬣鬃的大角羊分别与东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冢出土的大角羊雕像和阿尔泰地区阿卡-阿拉哈1号墓地1号冢鞍垫上贴的大角羊形毡花相似。李零先生指出中国的有翼神兽，无论就文献记载看，还是从文物形象看，都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艺术有不解之缘。它在中国艺术中的出现可上溯到春秋中期或至少是晚期，是从那时突然出现，逐渐发展为中国艺术的重要主题。其流行时期主要是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这一段。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前6—前3世纪)，即与格里芬在波斯、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流行期大致同步而略晚。同时还指出，中国的有翼神兽虽受外来影响，但它们与中国的艺术主题长期共存，又受后者影响，二者是互动关系^[51]。来自中亚的波斯艺术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北的过程中，亦与沿线地区发生着艺术的交流和融合。以上伊塞克古冢、阿卡-阿拉哈1号墓地以及马家塬M3的大角羊形象，均源自于波斯风格的格里芬。在我国新疆地区和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已经完成了从鹰首到羊首、角明显变大的转变，在阿尔泰和新疆东部翅膀或者背鬃已经消失，整体演变趋势是逐渐地简化和变形。在这一演变链条中，马家塬M3的大角羊处于较晚的阶段。另外，马家塬墓地M4一号车的车辖上有一戴尖帽的半身胡人雕像，人两手握在胸前，应为套在车辖主体顶部的车辖首，常被称为“人形车辖首”。马家塬M4的人形车辖首最显著的特征是鼻梁高，头戴尖顶帽，人物的欧罗巴人种特征非常明显，应源于西方。值得注意的是，人形车辖首也见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马车上。如波斯波利斯的阿巴达纳王宫东踏道浮雕中的埃兰贡使进贡队列中的马车上的人形车辖首，与马家塬M4中的人形车辖首极为相似。从年代上看，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与马家塬墓地的年代前后相接。所以马家塬M4的人形车辖，来源于波斯的人形车辖的可能性最大。马家塬的人形车辖上出现的尖顶帽和高鼻的特征，可能是从波斯通过中亚的塞人(即斯基泰人)传入甘青地区的过程中出现的。戴尖顶帽的斯基泰人形象见于波斯波利斯阿帕丹宫殿东台阶的波斯人朝贡浮雕，在中亚的伊赛克古冢、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中都可见到带金银装饰物的尖顶帽^[52]99。从以上所列举的大角羊和人形车辖首形象，我们可以得知先秦时期中华文化中的动物图像或纹饰元素很明显与古丝绸之路西段的波斯文化密切相关，马家塬墓葬出土器物的丰富多样直接表明了二者之间交流和互动的频繁和深入。

除了巴泽雷克文化元素和波斯元素，墓葬所出器物还体现了鲜明的秦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等特色。如墓葬出土的铜壶、铜鼎、铜戈、茧形壶、陶釜、釜甑组合的甗、龙纹带环、绳纹灰陶罐等来源于秦和中原地区。墓葬之中以台阶数量的多寡区分等级的观念也明显是在中原礼制的影响下而形成的；铜敦、车辆上的漆绘花纹等则是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而且楚文化传到此地应是得益于中间环节的秦人^[47]27-28。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马家塬是前丝绸之路时期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节点。

在吸收西方巴泽雷克、波斯等文化元素，东方秦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等文化元素的基础上，我们还可透过马家塬墓葬出土的多元器物发现古丝绸之路两端不同文化元素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如在装饰用物的选择上，多用金银器是欧亚草原地带的斯基泰、巴泽雷克等文化和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特征之一，而我国古代中原传统文化中则主要以玉为装饰。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当黄金被人们认识后，首饰很可能就是黄金应用的第一个领域。就首饰的质地而言，在北方地区一直以金属为主，基本不见玉器，而形制独特的黄金首饰更成为北方文化集团区别于中原文化的一种标识^[53]。从欧亚草原看，希罗多德《历史》中有格里芬看守黄金的记载，而且这一时期阿尔泰地区使用黄金非常广泛。再看我国，战国中晚期金器的制作工艺日渐成熟，金银镶嵌技术也日臻完善，这一点从宝鸡益门村2号墓、曾侯乙墓和内蒙古伊克昭盟阿鲁柴登匈奴王墓中出土的金器可以看出。从马家塬墓地的情况看，在已发掘的墓葬中未见到任何玉器，金制品主要为各类人体、衣服装饰和车马饰件。从文化传统上来说，应是结合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西北地区传统文化和欧亚草原文化的因素。象征着墓主的财富和地位^[54]。从马家塬墓葬出土的金制品，我们可以看出古丝绸之路两端的文明交流不是单向的输入或输出，也不是文明之间在物质、文化等方面机械、僵化地双向互动，更多的是交流过程中不断吸收、借鉴多元文化元素，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契合点，进而生成为一种新质文化的创新过程。另外，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随葬品中还可以见到斯基泰风格的动物纹、植物纹和几何形纹为母题的装饰纹样、具有剪纸艺术风格的动物造型、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和墓主所戴的有珠饰的尖顶帽^[55]。由此可见，马家塬墓地所反映的西戎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的复合体，墓葬所出琳琅满目的珍贵器物正是多种文明相互碰撞和交流的反映。

巴泽雷克和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葬是前丝绸之路时期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过程中非常典型的文化遗存，除了丝绸，金银器、青铜器、漆器甚至工艺等都在传播和交流之列。而且，中西文明在不断地交流过程中还互相借鉴，在保持外来文明因子的基础上，还适当融入了本地域或本民族特色。其实，不只西北部，早在商周时期西南部的成都平原亦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核心区域，通过近年来不断公布的三星堆考古发掘成果，我们可以得知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这里就存在一条从成都平原出发，经由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东南亚、中亚、西亚的重要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此即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56]。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可以说，“前丝绸之路”时期中西文明交流已经非常频繁，这也为后来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可知，将近年来出土简牍材料和考古发掘成果与传世典籍记载相结合，运用二重证据法从文明互鉴视域观照古代丝绸之路，可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从空间上看，丝绸之路的起点已延伸到今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使节来往的政治行为促进了中亚、西亚等丝绸之路西段国家和汉王朝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和融合。另外，由丝绸之路上敦煌悬泉置所出“浮屠简”可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主要推动力是中亚贵霜的佛教，中原地区接受的应当是从贵霜，而不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

第二，从时间上看，在“丝绸之路”凿空之前存在一个“前丝绸之路”，这一时期东西方在人员往来、商品贸易和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为之后张骞开通西域、凿空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草原游牧人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一是连续性，二是创新性，三是统一性，四是包容性，五是和平性^[57]。中华文明具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平统一、开拓创新的文化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丝绸之路”很早就成为古代中国一个非常显著的民族标志的原因。立足文明互鉴视域，结合近年来新出土的文献和文物，通过对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相关史实的详细考察，我们还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文化交流是文明进步的内生动力，文明互鉴是尊重文化差异、化解文化冲突、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必由之路。“丝绸之路”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代名词，运用出土文献和文物开展丝绸之路研究是促进“丝路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有益实践，对体系化、科学化“丝路学”研究方法论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中国学者在从文明互鉴视域下开展丝绸之路研究时，既要牢牢坚守中华文明的自信和本色，同时也要放眼世界，从国别史到区域史再到全球史，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扩展国际视野，全力构建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着力将“丝绸之路”学打造成中华文明一张亮丽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