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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几十年持续高速增长之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作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明确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等问题指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和“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并要求“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3]。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4]这一精辟论述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目的与手段。提升居民收入质量正体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和目标要求。居民收入质量与收入结构、收入来源稳定性等紧密相关，本文将其定义为：居民在各种经济活动中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及其在资本、要素等市场交易中获得的各种收入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程度，即居民参与获取收入分配的可行能力和所获各种收入属性的结构特征。提升居民收入数量水平，优化稳定收入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充分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更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拉动经济合理增长的重要途径，是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重要条件。经济高质量发展又为提升居民收入质量创造了物质基础，两者应是耦合协调的关系。
那么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耦合程度究竟如何？居民收入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何影响？分析这些问题可对新时期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问题、新现象及其与居民收入质量耦合关系等方面形成新的认知，也可为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质量提升，确保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进而有效推动两者耦合发展等提供政策依据。本文基于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内在联系的理论逻辑以及两者之间整体关系的宏观视角，聚焦分析我国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的耦合水平及其区域差异，力图回答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期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提升居民收入质量、实现共享发展的制约因素等形成认知并引发思考，为推动两者更好地耦合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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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关注效率，大多分析单一增长过程，忽略了公平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方面，如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代价、资源环境成本等[5]。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研究边界逐步扩大到制度体系、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生命健康等方面，关注重点也从增长质量转向了发展质量[6-8]。
有专家从宏观经济、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等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要求[9-10]。与评价经济增长单纯只看GDP数量多少、增速高低不同，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具有多维性和主观性特征。目前有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和动力机制等研究不断深入，有学者基于社会主要矛盾、“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视角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结构、增长稳定、资源配置、福利分配、生态环境、创新效率、城乡协调、对外开放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价[11-15]，认为在新发展阶段，经济持续增长动能已转到要素、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动能上，应特别关注经济总量扩张和结构优化，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升级等方面[16-18]。
当前亟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扩大内需是带动国内循环的重要驱动力，提振消费则是扩大内需的关键，解决居民收入分配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直接关系扩大消费和国内经济大循环[19-21]。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等均强调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可支配收入是支撑居民消费的核心因素，劳动收入份额的高低与我国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劳动收入份额将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有助于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22-25]。还有学者实证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低收入和年轻家庭的消费性支出，导致更多的储蓄或更少的消费[26-27]。总之，现有研究大多把居民收入增长、成果分配公平等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认为居民收入增长质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发展质量。
目前关于居民收入质量问题的研究稍显单薄，居民收入质量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也鲜见研究分析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多数学者对居民收入质量的讨论和评价主要聚焦在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量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上，尚未形成一致的居民收入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杨少雄等从农民工视角出发，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内涵进行了思考和提炼，分别从农民收入充足性、收入结构性、收入成长性和收入知识性四个维度构建了农民收入质量指标体系，为本文分析居民收入质量提供了参考[28]。
文献梳理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多数文献在评价居民收入质量时往往看重人均收入等数量指标而忽视收入结构、收入成长性等质量指标；第二，缺乏对全体城乡居民收入质量的评价及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的研究。对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用1998—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未含西藏和港澳台数据)，运用熵权法、核密度估计法和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测度分析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水平及其区域差异，并提出推动居民收入质量提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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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高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收入来源(如房租、股票分红等资本化收入)在收入中的占比越高，收入架构就越良性，收入质量就越高。这说明决定收入质量的关键是收入的结构比例，而不仅是收入的绝对水平。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是衡量居民收入质量的重要指标。基于本文定义的居民收入质量概念，高质量的居民收入主要表现为：收入数量充足且有所富余，收入来源多元且稳定可靠，收入结构合理且不断优化，收入增长持续且发力强劲，收入前景宽广且支撑坚实，收入变化适应能力持续增强以及收入增长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人们为适应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不断更新知识技术储备，提升创新创业能力，通过投入知识、技术、管理等人力资本要素所获取的收入，具有适应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特征，其较高的收入占比反映了较高的居民收入质量。
提高居民收入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促进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根本目的，二者寓于同一发展过程。提升居民收入质量和生活水平，既是充分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二者互为手段和目的。提高居民收入质量是经济发展质和量良性互促的关键因素，也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的重要抓手，对高质量发展起关键促进作用，二者互为前提和条件。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有效供给增加和效益不断提升，为调整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提升居民收入质量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收入质量应是同步协调和耦合发展的过程。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居民收入质量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同侧面互相影响的复杂联系，抽象地看近似于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但远比其复杂，且两者耦合机制等问题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暂不涉及机制问题，仅基于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关系的宏观视角，根据两者之间互促耦合机制的理论逻辑，按照“整体把握—科学分解—综合提炼”的分析框架，聚焦两者整体的耦合关系及其平衡性问题，通过整体分析测算两者耦合程度，再进行维度分解和空间比较来分析其耦合发展的不平衡性，最后归纳提炼作出解释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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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民收入质量指标体系。 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完善分配制度的重要精神以及共同富裕目标下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内在要求[1]，本文认为居民收入质量除了包括收入数量水平外，还应考虑居民收入或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以反映收入分配合理性，居民收入来源结构以反映收入多元化程度，以及技术、管理和知识要素对收入可持续增长的支撑程度等因素。因此，本文主要从四个维度构建居民收入质量指标体系，结合数据可得性，选择7个分项指标和11个基础指标如表 1所示。
(1) 收入数量水平，反映居民通过国民收入分配获得的货币数量是否合理以及能否满足其基本消费。居民收入数量合理性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来反映；收入充足意味着收入能满足消费支出且有更多的余钱用于储蓄、抵御风险和再生产，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支出的相对数量来反映。收入占比越合理，相对收入越充足，说明居民收入质量越高。
(2) 收入来源结构，考量居民收入来源的多元性及其构成比例的平衡性。我国居民收入来源主要包括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大类，这四类分项收入的赫芬达尔指数可衡量居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程度，赫芬达尔指数越小，表明居民收入来源越多元；用四类收入比例的离差平方和来衡量居民收入来源的均衡性，离差平方和越小，表明收入结构越均衡。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合理，比值越接近于1则差距越小。居民收入来源越广、结构越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居民收入质量则越高。
(3) 收入增长稳度，考察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情况或稳定性。分别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减去当年CPI增长率以排除通货膨胀等因素来反映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情况。实际收入增长率越高表明收入增长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越好，居民收入质量越高。
(4) 收入智力支撑，主要是指技术、知识和管理等人力资本要素对居民收入的支撑水平。通常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能更好地理解并应用知识、技术参与创新或管理，从而获得较高且稳定的收入，所以用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代表受教育程度来反映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增长的支撑水平。该指标计算方法是把各受教育阶段的就业人口数量占比作为权重，对各阶段学制年限进行加权求和得到。
2.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重要论述[4]，本文具体从经济增长协调性、经济增长稳定性、发展成果共享性、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和经济发展创新性五个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具体16个分项指标和21个基础指标如表 2所示。
(1) 经济增长协调性，主要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市场交易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进行衡量。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本文采用随机前沿方法(SFA)进行分析。采用第三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来考察产业结构。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考察投资结构时，鉴于2018年起统计口径调整导致支出法GDP数据不可直接获取，本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替代资本形成总额测算，通常增量资本产出比率越小，表明投资效率越高。消费结构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市场交易结构主要关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程度，采用樊纲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市场化进程[29]。采用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度来反映国际收支结构。
(2) 经济增长稳定性，主要从产出波动、价格波动和就业波动三方面来考察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分别对应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和城镇失业率3个量化指标。
(3) 发展成果共享性，主要考察经济发展使人们在收入、民生、成果分配等方面享有的福利改善。分别选择居民收入增长弹性、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口死亡率和成果分配公平性作为测度指标。成果分配公平性在我国主要涉及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统计口径不一致，且农村人口比重较大，故选用泰尔指数来度量城乡人口比重变化和城乡收入差距。
(4) 经济发展可持续性，主要考察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的消耗成本。选择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2011年起统计指标由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变更为工业颗粒物排放量)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测度每单位经济产出引起的废气和废物污染排放量。工业“三废”中的废水排放量统计截止于2015年，由于缺失数据较多，故不纳入分析。
(5) 经济发展创新性，主要考察经济发展是否依靠创新驱动。选择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占比、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和技术市场成交额3个指标来分别测度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能力和技术交易活跃度，其中部分年份缺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用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数据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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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熵权法。 本文首先采用熵权法对各评价指标赋予客观的权重，具体方法是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依次计算各指标信息熵、权重和加权指数，在此基础上计算居民收入质量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2.耦合发展水平的测度。 两个指标体系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具体包含耦合度与协调度两个层面。设d1(x)和d2(x)分别表示居民收入质量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T表示由两个指标体系构成的复合体系的发展水平(即发展度)，本文参考逯进等的研究方法[30]，认为T遵循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且具有严格凹性和规模报酬不变性，则有：
其中，λ表示外生参数，本文取λ=1。θ与1-θ分别为两指标体系的产出弹性，表示二者相对于复合体系的重要程度，令θ=1-θ=0.5，意味着二者同等重要。进一步引入偏离差系数：
其中：
式(2)中Cv表示居民收入质量指标体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之间的平均偏离程度，当Cv→0时，两体系的偏离程度越小，两者的协调性越好，此时C→1。故本文界定C为两个指标体系构成的复合体系的协调度，其值越大，指标体系间的协调性越好。
为反映两个指标体系间耦合发展的动态性，进一步计算耦合协调度D：
D的取值范围为0~1，越接近于1表明两系统耦合协调情况越好。
3.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主要通过分析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变化、极化趋势、延展性等特征，描述两大系统之间耦合发展的分布情况和动态演进规律。假设f(D)为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D的密度函数，有：
其中，n为观测值个数，Di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K(·)为高斯核函数，h为带宽，带宽越小表明估计精度越高。
4.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 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进行测算和分解，研究其差异来源。按照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可将总体基尼系数GT分解为三个部分：区域内(组内)差距的贡献Gw、区域间(组间)差距的净贡献Gnb和组间超变密度Gt，即三者的关系满足GT=Gw+Gnb+Gt，其中组间差距的净贡献和组间超变密度共同衡量了区域间不平等的总贡献，即Ggb=Gnb+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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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份1998—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考察样本(未含西藏和港澳台数据)。各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等资料。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同类研究的可比性，特选取1998年为基年，缺失数据的处理利用线性插值法，运用已有数据进行估计补充。
一. 理论分析框架
二. 指标体系构建
三. 研究方法
四.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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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分别测度1998—2021年我国居民收入质量和同期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结果见表 3、表 4和表 5，均采用自然断点法各划分为低、中低、中等、中高和高5个等级。居民收入质量综合水平由低到高分别对应的区间范围是[0.139 5，0.319 0)、[0.319 0，0.409 0)、[0.409 0，0.483 1)、[0.483 1，0.580 5)、[0.580 5，0.786 4]；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水平由低到高分别是[0.101 2，0.242 8)、[0.242 8，0.350 5)、[0.350 5，0.491 7)、[0.491 7，0.672 2)、[0.672 2，0.886 6]。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收入质量综合水平整体处于中等，但波动明显，且省际差距较大。居民收入质量各维度水平不均衡，收入数量水平维度略高于收入增长稳度和收入智力支撑维度，说明居民收入增长动力和人力资本水平支撑力度较弱。同期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水平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且呈现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根据我国通常划分的经济区域来看，上述各项测度结果均呈现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空间差异特征。
① 限于篇幅，本文仅汇报样本期起止年份及每五年整的测度结果，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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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民收入质量总体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 测度结果见表 6，采用自然断点法划分为低、中低、中等、中高和高5个等级，由低到高对应的区间范围分别是[0.401 2，0.530 3)、[0.530 3，0.595 8)、[0.595 8，0.660 5)、[0.660 5，0.754 6)、[0.754 6，0.893 3]。可见1998—2021年间全国整体耦合水平在中等及中低水平波动徘徊，且以2013年为界呈先降后升态势。说明我国近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居民收入质量提升效果凸显，两者耦合作用有所增强。但四大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仍呈现空间不均衡特征，且省际差距较大。东部和东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等级分别位于中高和中等，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等级分别位于中低和低等，且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和上海的耦合协调度相对位于高等水平，河北、海南、山西等12个省份处于中低发展阶段，但云南、青海、新疆等7个省份位于低等级范围，平均落后北京约1.7倍。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测度结果均领先全国的北京、上海两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省，其居民收入质量却滞后于经济高质量发展①，与全国其他省市情况相反。显现出这两市一省在经济发展质量跃升更高水平阶段时，居民收入数量和质量的提升速率相比经济发展总量和质量的提升速率不同步，隐含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对调整改善国民收入分配重视不够。
① 用居民收入质量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比值来表示居民收入质量系统相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系统的领先或滞后程度，若比值＜1，说明居民收入质量滞后于经济发展质量；若比值＝1，说明二者发展同步；若比值＞1，说明居民收入质量优于经济发展质量。
2.居民收入质量各维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 测度结果见表 7，可看出1998—2021年间我国居民收入质量各维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不高。其中收入数量水平维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好，均值为0.484 8；收入智力支撑维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最低，均值为0.346 1，但年均增长率最高，说明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正趋向改善。相反，收入来源结构维度和收入增长稳度维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年均增长率均为负数，说明这两个维度的耦合协调度趋于缩小，居民收入质量增长和收入分配调整相对滞后。另外，同期四大经济区居民收入质量各维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状况与全国类似，也呈现区域不平衡特征(见图 1)。其中，东部地区均值处于全国最高水平，而西部地区均值处于全国最低水平。
一. 我国居民收入质量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测度
二. 我国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水平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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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绘制了1998—2021年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估计图(图 2)，反映两者耦合协调度区域不平衡的演进过程。图 2a显示全国耦合水平分布曲线的波峰随时间推移左右交替移动，表明全国耦合水平呈上下波动趋势。其主峰形态在2001—2016年波动上升变窄，2016年后又逐渐下降变宽，说明全国耦合度区域差异以2016年为界先缩小后扩大；拖尾宽度渐增且右尾存在轻微侧峰，表明耦合水平的高低差距逐渐拉大并伴有极化现象。
四大经济区各区域耦合发展动态曲线都没有明显的拖尾现象，说明观测期内各区域耦合协调度水平高低差异变化不明显。图 2b显示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动态曲线波峰没有明显的横向移动，在2009年前没有明显升降变化，2009年后主峰形态先后呈现“上升变窄—下降变宽”的演进轨迹，表明耦合水平较稳定，但之后区域内省际间耦合协调度差异随时间有所变化；未见明显的侧峰和拖尾现象，说明其省际间绝对差距和极化现象不显著。图 2c反映了中部地区在多个年份存在两个主峰，且分布时左时右，多呈现扁平形态，说明该区域极化现象较严重，区域内省际间绝对差异较大。图 2d展示了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动态曲线主峰在多数年份逐渐右移且呈扁平形态，说明该区域耦合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区域内省际间绝对差异也随之扩大，个别年份还出现严重的极化现象。图 2e显示东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动态曲线波峰以2009年为界呈先右移后左移的趋势，表明耦合水平在2009年后逐渐下降；主峰形态相比之下显得更高耸集中，且多数年份出现两个主峰，说明区域内省际间绝对差异较小，但极化现象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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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计算了1998—2021年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反映耦合协调度区域不平衡状态及其变化轨迹(图 3)。可见全国层面耦合协调度不平衡性呈上下波动态势，印证了上述核密度估计结果；基尼系数从1998年的0.078 7上升到2008年的0.096 6，达到最大，随后又下降至2016年的最低值0.063 6，2021年又升至0.080 7。同时四大经济区域内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空间差异特征。从时序上看，东部和中部地区区域内基尼系数呈逐渐缩小态势，西部地区则相对平稳，东北地区却呈现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以致其区域内基尼系数高于全国其他区域。进一步对四大经济区区际间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可知，区域间耦合协调度不平衡状态和趋势各不相同(图 4)。东部和东北地区区域间差异相对最大，且2016年后有所扩大；中部和西部地区区域间差异相对最小，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西部与东北地区区域间整体差异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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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来源及贡献率分析。 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测算1998—2021年我国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区域空间差异的来源机制和贡献率(表 8)，结果显示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及超变密度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18.03%、78.02%和3.96%，表明四大经济区区域间不平衡是全国耦合协调度总体不平衡的主要来源。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在2011—2016年有明显下降趋势，从81.02%降至67.47%，但2016年后又保持上升状态，到2021年升至76.47%。相反，同期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却先上升后减小，分别从16.42%和2.56%上升至22.39%和10.14%，到2021年又分别降至19.80%和3.73%。这表明四大经济区域内和区际间耦合协调度差异的形成机制或影响因素或有不同，不过具体原因和影响机制尚需专题深入研究。
2.耦合协调度区域不平衡原因简析。我国居民收入质量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区域不平衡的形成原因和机制较为复杂，受篇幅限制，在此仅做简略分析。
一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层次矛盾的客观影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不平衡是导致全国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耦合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譬如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结构差异明显，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或传统行业，行业韧性不强，易受外部环境冲击，收入增长稳度较差，教育资源总体匮乏，创新创业动力不足，居民收入来源受限且智力支撑乏力，导致耦合协调程度不高，与全国和东部地区形成差异。
二是有关体制机制等系统性因素的制约掣肘。如果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不健全，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或分割，就可能阻碍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不同地区或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就业收入差距就会拉大，收入质量提升就没有基础。如果各地对“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重视程度不同，对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的做法不一致，那么耦合水平必然形成区域差异。另外，税收如果没有发挥好调节功能，也会影响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从而扩大耦合不平衡性。
三是不同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重心的直接影响。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和有限资源约束时，发达地区可能重点关注“质的有效提升”，欠发达地区则可能优先抓好“量的合理增长”。各地对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资源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收入分配格局的路径差异，意味着地区间经济发展质量、居民收入质量等方面会参差不齐，导致两者耦合水平的区域不平衡。
一. 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差异的空间演进
二. 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区域不平衡性
三. 我国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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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国居民收入质量综合水平整体处于中等，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整体处于中低等级，两者耦合水平总体在中等或中低阶段波动徘徊，且区域发展不均衡，区际、省际差距较大。
第二，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居民收入质量各维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参差不齐，其中收入数量水平维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好，收入智力支撑维度的耦合协调度最低但年均增长率最高，收入来源结构维度的耦合协调度年均增长率最低。区域差异同样明显，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最高，西部地区则均值最低。
第三，核密度估计显示全国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水平呈上下波动态势，区域不平衡先减缓后扩大，且耦合水平高低差距逐渐拉大，同时存在一定的极化现象。其中，东部地区耦合水平在样本期内较为稳定，中西部地区则存在较严重的极化现象和较大的省际间差异，东北地区虽然省际间绝对差异较小，但其耦合水平却在不断降低，且极化现象更严重。
第四，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表明全国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区域不平衡存在动态差异，显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空间特征。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域内耦合协调度不平衡在逐渐缩小，西部地区保持平稳，东北地区却呈明显波动上升趋势。四大经济区区域间的耦合不平衡是全国耦合发展总体不平衡的主要来源，区域内省际间的耦合不平衡是次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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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充分认识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提升居民收入数量和质量，促进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等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认真梳理居民收入质量和经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底层逻辑，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始终着力提高居民就业质量和工资收入水平及其占比。
第二，调整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居民收入质量各维度均衡发展。从“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入手，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为基础，以调整优化居民收入结构为重点，千方百计拓宽居民收入渠道并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增强收入结构均衡性和提升居民收入的知识技术含量为牵引，完善教育培训和就业政策，提升知识、技术、数字等要素收入的比重。完善税收、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逐步改善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公平性，确保实现所有人共享发展的目的。
第三，着力构建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互促机制，形成健康、包容、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经济体系。完善科技激励机制，营造浓厚创新氛围，鼓励企业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使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第一动力。优化财政金融政策，使其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引导生产要素向能增加就业、收入的可持续发展方向流动，实施包容性就业政策，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第四，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异，逐步实现居民收入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空间均衡。全面深化改革，促进高质量生产要素和高水平人力资本跨区域顺畅流动，建立健全区域有效联动机制，通过技术扩散、人才引进等途径提升发展质量和区域均衡性。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要素便捷流动、网络共享、系统整合、协作开发和高效利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缩小区域差异。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技术、知识、数字等要素在城乡之间顺畅流动和动态配置，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和平等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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