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to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ly Strong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以来，持续引发学界高度关注，特别是随着党的二十大召开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学界对于文化强国建设的探讨更为热烈和深入，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

第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基本内涵的研究。学界提出，文化强国是融合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中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西方优秀文化为借鉴的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和社会主义先进性的文化体系^[1]。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包含了文化符号与文化自觉两个方面，要形成具有21世纪明显特征的中国文化形象及文化符号^[2]。文化强国建设是一个整体系统，具体包括强化思想先导、坚定文化自信、凝聚中国精神、坚持改革开放四个具有逻辑关系的支系统^[3]。

第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内在逻辑的研究。学界提出，文化强国建设要从文化内在规定性中理解发展逻辑，在时代坐标中把握实践要求^[4]。推进文化强国建设需要坚持整体性与发展性、民族性与全球性、人民性与先进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5]。文化强国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创新^[6]。

第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文化强国建设问题与挑战的研究。学界认为，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主要矛盾，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传承与创新的矛盾、开放与安全的矛盾等^[7]。当前面临着文化影响力不足、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创新乏力、文化安全存在短板等问题^[8]。

第四，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文化强国建设研究。学界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9]。习近平总书记面向历史、现实和未来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文化思想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独创性、集成性贡献^[10]。

第五，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实践路径的研究。学界认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要从意识形态原则、价值引领、主体形塑、内容要求、世界视野等角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强国的行动逻辑^[11]。文化强国建设的动力机制包括精神动力、组织动力和发展动力，并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轴、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为杠杆^[12]。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对建设文化强国的研究日益丰富。然而，现有成果亦存在明显的研究偏态——概念辨析与内涵解读占据主流，而对现实困境的实证剖析、对操作路径的系统建构相对薄弱。要全面认识文化评估指标的价值^[13]，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文化强国建设与现代化进程的互嵌关系、与其他强国目标的协同机制，以及具体推进策略的体系化建构等关键议题，目前尚未展开充分探讨。这导致三个层面的理论缺口：一是文化强国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机制尚未厘清；二是文化发展与其他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协同效应缺乏系统性认知；三是摆脱现实困境的实践方案仍待学理支撑。因此，本文在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上，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强国的重要逻辑，重点梳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文化强国建设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着重思考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进路问题，为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兼具学理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解决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胸怀天下”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领文化强国建设实现系统性突破与创新性发展，推动我国文化事业迈向新高度。然而，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文化强国建设仍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亟须立足“胸怀天下”这一中华文化自信的鲜明特质进行战略规划。然而，当前文化事业实践中，文化自信与认同的深层困境，仍是制约其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在文化自信与认同方面仍旧面临以下问题与挑战。

首先，西方文化思潮的持续渗透对我国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构成显著挑战，凸显了文化开放进程中安全维度的张力。特定西方势力正通过文化输出等非强制方式，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施加非对称性影响。美国通过认知战“影响目标国民众的认知过程，渗透、削弱、征服或摧毁其认知机制，引发思维扭曲、改变认知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乃至改变一个国家颜色”^[14]。时至今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教育体系和学术评价机制等仍深陷西方主导的知识架构之中^[15]。资本主义文化悄然冲击我国教育体系，部分高校的学术交流中，一些西方学术观点被过度宣扬。在青少年群体中，各类西方错误思想借助网络肆意传播。在影视领域，部分西方作品系统植入个人英雄主义、享乐主义等特定价值理念。比如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将福建土楼与北魏府兵制进行时空错乱的拼贴。《变形金刚》系列中，中国元素仅作为背景板存在，美国价值观却贯穿始终，这种文化输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内观众的价值判断。西方以漫威电影为代表的超级英雄叙事范式，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套特定的文化认知框架，影响着受众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给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风险挑战^[16]。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西方文化对传统节日、传统习俗等中华优秀文化表现出漠视态度，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逐渐弱化。如《纽约时报》对春节的报道，聚焦于烟花、红包等表面符号，而忽视其团圆、和谐的文化内涵，这种片面解读进一步加剧了文化误读。

其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动态平衡，构成提升文化自信与认同的关键掣肘。我国文化产业在标识性成果转化及创新性表达方面，仍存在结构性矛盾。在游戏产业领域，中国已涌现出《黑神话：悟空》《哪吒》等佳作创造了票房奇迹，然而，与欧美游戏产业相比，技术代差与叙事短板依然明显。波兰CD Projekt RED开发的《巫师3：狂猎》凭借电影级叙事与开放世界设计，累计销量突破4 000万份。更值得深思的是独立游戏领域，美国团队开发的《饥荒》以极简画风构建生存哲学，这种将文化内核转化为普世游戏机制的创新能力，恰是中国游戏产业亟须补齐的短板。在文化与时尚产业融合领域，波司登在巴黎时装周展示的“融”系列，将非遗刺绣与环保科技相结合，《Vogue》作了专题报道。路易威登与景德镇合作的茶器箱项目，通过解构中国茶道礼仪，将品牌历史与东方哲学相融合，其产品溢价率达420%。这种将文化符号转化为消费哲学的能力，在纪梵希龙鳞装皇历、MCM道明竹编中秋礼盒等案例中均有体现。此外，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效果差异更为直观，故宫文创2023年海外销售额占比不足8%，而大英博物馆文创产品通过与全球设计师联名，在45个国家实现了本土化生产销售。

再次，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过度消费弱化了文化价值内核，影响文化自信与认同。在资本逻辑驱动下，部分文化产品陷入“流量至上”的误区，导致文化传承让位于商业利益。如综艺领域，《中国诗词大会》虽掀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热潮，但同质化节目迅速涌现，2023年文化类综艺节目中73%存在“经典文本+娱乐游戏”的简单拼贴模式，这种快餐式生产消解了文化经典的深层价值。在数字文化产业，网络文学平台为追求点击量，过度渲染玄幻修仙题材，2022年起点中文网“玄幻类”作品占比达61%，而现实题材创作扶持计划成效不彰，导致文化叙事脱离现实土壤。又如，人工智能在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模式固化消解叙事话语的主体性、数字鸿沟割裂叙事话语的整体性、信息茧房遮蔽叙事话语的真实性及资本驱动歪曲叙事话语的价值性等现实问题^[17]。更值得警惕的是非遗活化领域，为迎合直播带货需求，将传统文人砚台改造为廉价旅游纪念品，工艺流程从128道精简至18道，这种去历史化的商业开发直接导致文化记忆断裂，严重影响文化自信与认同。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8]。在这一背景下，相较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显著成效，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步伐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现有的一些体制机制较难满足当前文化事业发展的需求缺口，成为制约文化强国建设进程的重要因素。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文化体制机制建设仍面临某些滞后性。

第一，文化领域管理体制的协同效能不足。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范式转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文化治理旨在激活文化内生动力与创新思维，通过释放文化创新效能驱动高质量文艺创作，最终适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动态增长。然而，现实中跨部门协调机制的不完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以举办大型文化活动为例，2023年某国际艺术节涉及43个审批事项，需往返文旅、公安、消防等12个部门，单是消防验收就包含17项细目，导致筹备周期长达8个月。反观江苏“苏超”联赛与贵州“村超”全国赛，前者通过政府“一站式”服务与数字化平台整合资源，审批周期从3个月压缩至2周；后者以村民自治与直播互动激发社会参与，带动地方消费增长超300%。而中国足协在职业联赛管理中仍存在部门壁垒、数字化滞后等问题，凸显传统“管理”思维与基层“治理”创新的差距。唯有以市场化释放活力、社会化凝聚共识、数字化提升效率，方能破解协同困境，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

第二，文化领域的法治化水平有待提高。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与当前文化事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匹配不够。当前，网络文学、网络视频等新兴文化业态不断涌现，但针对这些领域的法律法规仍有空白。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存在抄袭、低俗等问题，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和处罚标准，难以得到有效遏制。2023年晋江文学城月均新增作品12万部，但《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仍沿用2015年标准，对AI辅助创作、跨平台分发等新模式缺乏规范。在数字藏品领域，NFT作品侵权案件同比增长230%，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尚未明确数字藏品的权属认定标准。

第三，文化法规执法力度和监管机制存在不足。部分群众对文化领域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甚少，在参与文化活动时容易触碰法律红线；部分行政工作人员法治素养不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执法不严、不公等现象，导致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仍存在部分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人员未接受过数字版权培训，较多网民不知晓《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某直播平台“祖安文化”盛行，主播日均发表侮辱性言论2.3万条，而用户举报率不足0.3%，这种“无知－纵容”的互动模式，使违法违规行为获得了生存土壤。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和文化强国的关键领域。这个以数字技术为基石的虚实融合空间，不仅是文化创新的前沿阵地，更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屏障。然而，当前网络空间治理面临挑战，关乎国家文化安全与文明传承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网络空间治理仍旧存在较大困境。

第一，敌对势力长期在网络空间中散播谣言、开展舆论攻击。部分西方媒体采取策略性叙事手段，通过信息歪曲与语境嫁接在网络空间散布涉华虚假报道，系统性诋毁我国环保及人权领域实践。此类认知干预行为旨在误导公众认知并煽动对立情绪，实质弱化我国网络话语主导权。2017年以来，随着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转型特别是中美间权力格局的消长，美国不断加大对新疆事务的干涉和炒作力度，试图达到“以疆制华”之目的^[19]。BBC涉疆纪录片通过移花接木的剪辑手法，将新疆儿童游乐场画面与“强迫劳动”指控强行关联，该片在推特平台获得超2亿次播放。更值得警惕的是，境外NGO组织资助国内自媒体炮制“爆款谣言”，其操控的“XX观察”等账号矩阵，通过伪造政府文件、拼接视频片段等手段，在涉港、涉疆议题上制造舆论漩涡。

第二，网络犯罪活动对文化安全造成危害，严重侵害群众隐私。网络犯罪具有高度的隐蔽性，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黑客技术入侵文化企业数据库，窃取文化资源，破坏了文化市场的正常秩序。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发，群众隐私得不到有效保护。一些诈骗分子乘虚而入，实施精准诈骗。随着网络空间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升级，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更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例如，互联网公司遭受勒索软件攻击，导致《清明上河图》等12万件数字文物的高清扫描数据泄露，黑市交易价格高达800万美元。这种犯罪行为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更导致文化资源失控。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因数据库被非法入侵，用户信息遭窃取，衍生出的精准诈骗案件使受害者人均损失超12万元。随着AI技术的滥用，深度伪造(Deepfake)犯罪激增，杨幂“被代言”虚假广告事件，就是利用换脸技术制作的，其逼真程度连专业机构都难以鉴别。

第三，碎片化传播对主流媒体造成强烈冲击。网络信息传播的碎片化特征，导致内容割裂，大量劣质内容反复传播。在短视频平台上，个别博主为了吸引流量，制作低俗内容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挤占了主流媒体的话语空间。例如，央视新闻发布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纪录片在算法推荐下仅有37万播放量，而同时段发布的“太空吃播”等娱乐化内容播放量却突破2.8亿次。这种传播落差在青少年群体中更为明显，某机构问卷调查显示，76%的学生通过短视频平台获取历史知识，但其中43%的内容存在事实性错误。更为严峻的是，算法黑箱导致主流媒体陷入“传播悖论”，湖南卫视制作的《红色记忆》系列纪录片，因缺乏“网感”标签，始终未能进入推荐流量池。

提高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影响力，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在世界人民面前塑造大党、大国形象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目前全球舆论场中西方话语霸权依旧顽固存在，我国的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在国际传播中面临着诸多艰难险阻。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利用自身优势，谋求建立“数字帝国主义”^[20]和“技术封建主义”^[21]。其深层目标均在于强化文化霸权体系，通过宣扬“文明等级论”“历史终结论”等构建认知霸权，向“全球南方”国家推行价值普遍主义话语。一是实施针对中国文化的系统性排斥机制，包括信息封锁与单边制裁等压制性实践。AI时代，美国依靠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先发优势，通过开发深度伪造技术编造虚假信息、投放社交机器人与傀儡账号引导舆论、打造社媒平台形塑受众认知、依托情感计算争夺注意力、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传输价值偏见等手段，对中国开展了全方位的认知战攻势^[22]。再如，通过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实施价值渗透。全球票房前十影片中，美国制作占比达80%，《芭比》等影片通过粉色视觉霸权解构性别议题，将消费主义包装为女性解放叙事。二是实施技术封锁与渠道垄断，如美国商务部将TikTok列入“实体清单”，Meta公司推出Threads平台复制其算法逻辑，形成“接触—模仿—替代”的传播链。三是制造认知隔离带。2022年孟晚舟事件中，《纽约时报》通过选择性报道，将法治议题异化为“人权危机”，这类议程设置策略也在涉疆、涉港议题中反复上演。

第二，西方国家排斥中华文化，由于不同民族历史沿革、生活习惯等方式的影响，跨文化传播面临共情难题^[23]，世界人民对中国故事、中国方案的理解难度大。比如，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春节时，往往将其描述为中国的“狂欢节”，无法传达出春节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情感价值，导致世界人民对中国故事、中国方案的理解难度增大，进而影响了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和认同程度。又如，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呈现系统化特征：BBC在2024年春节特别报道中，将春联文化解构为“红色装饰符号”，完全忽略其平仄对仗的文学价值；CNN在报道端午节时，将龙舟竞渡简化为“东方赛艇运动”，割裂了其纪念屈原的历史脉络。这种“文化扁平化”传播导致国际受众对中国故事的接受度持续走低，调查显示，部分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存在认知偏差。

第三，中国理论的国际传播不足。新时代中国实践为应对跨国治理挑战贡献了原创性认知范式与实践路径，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仍面临国际话语能见度不足的深层困境。其知识生产成果存在转化阻滞与传播效能弱化双重障碍，导致学术话语权建构滞后于国家发展实践。例如，作为全球治理的新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引领和理论参照。但由于传播渠道、话语体系等原因，部分西方国家对其存在误解和偏见，未能充分理解这一理念的内涵和价值。同时，高素质理论人才短缺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在国际传播、文化科技融合等领域。在国际传播领域，面临复合型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主要表现为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双重文化素养的不足。这种人才缺口直接制约着中国理论对外传播的编码准确性与解码有效性。在文化科技融合领域，既懂文化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匮乏，使得一些优秀的文化资源无法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更广泛的传播。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24]，文化现代化构成其发展的本质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须遵循系统性原则，通过整体性协同路径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关键作用给予了高度关注，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重大命题。“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成果，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基本遵循。

第一，通过“两个结合”保证文化强国建设的正确方向。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中，“两个结合”从根本上保证了文化强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确保其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核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特征，同时赋予文化强国建设以独特优势，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底蕴。坚定文化自信，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25]，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悠远的历史纵深。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价值、教化理念及伦理准则，经由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焕发出崭新的时代生机，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能。

第二，通过“两个结合”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中国实践。文化强国的建构，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文化维度的实践展开，彰显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文化创新成果，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文化表达范式。“两个结合”的实践推进要求文化建设坚持中国道路的方向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促进实践发展的价值性。当代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具有双重历史使命：在实践维度上，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在文明维度上，指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开拓。

第三，通过“两个结合”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和自觉意识，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逻辑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自信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同与积极践行，是文化创新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机制，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深入洞察并珍视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与价值，强化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两个结合”深刻阐释了理论创新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这一创新范式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自觉，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深厚文化根基。

第四，通过“两个结合”书写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全新篇章。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崇高目标的当代表征，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应然样态。在“两个结合”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文脉赓续，在当代中国实践中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26]，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文明传承与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耦合机制。通过“两个结合”的实践范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重跃升，不仅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础，更推动了文明形态的当代演进。

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保障，实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破解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与发展瓶颈。

第一，巩固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党的文化领导权“代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主张”^[27]，体现在文化方向上的领导，保证文化强国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确保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通过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党中央对新时代文化强国进行总体谋划和统筹协调，汇聚全社会各方力量，确保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文化工作令行禁止，以此保障文化强国建设方向不偏、道路不倚。

第二，完善文化政策法规体系，强化文化强国建设的制度保障。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要求不断优化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5]。一是明确文化政策法规体系的目标原则，构建既能保障文化建设有序发展，又能激发文化创新活力的政策法规体系，并坚持文化发展多样性、创新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原则。同时，文化政策法规体系的实施效能转化，本质上是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结构性跃迁过程。二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优化需要双轨并进：一方面健全法律规制体系以强化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实现社会效益与市场机制的价值调适。三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既要致力于文化资源的均衡配置，加大对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支持力度，以此缩小城乡间的文化差距，又要通过布局谋划，确保文化资源公平惠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驱动整个社会文化素养的跃升。

第三，改革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机制，激活文化强国建设的动力源。文化人才发展体系的建构需要系统推进培养机制、引进政策、任用制度和激励措施的四维协同，重点培育创新型文化人才队伍，持续提升其专业素养与创新效能，丰富文化人才的引进与交流活动，以吸引更多杰出人才加入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产业与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同时，建立健全文化创新激励机制，鼓励文化工作者大胆创新，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传播手段等方面的创新。为文化人才提供广阔的创作平台与发展机会，确保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能够高效利用并创新文化资源，进而驱动文化产业的持续繁荣。人民是强国建设的主体力量，也是衡量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价值标准，建设文化强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调动全国各族人民投身文化强国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通过广泛动员、鼓励全体人民投身文化建设，让人民在文化建设之中收获满足感、获得感和成就感。例如浙江丽水的“乡村春晚”，农民自编自导自演，全国联动举办超2万场，入选联合国“最佳减贫实践”。北京打造“朝阳群众文化品牌”，打造社区书画社、老年合唱团等2 000余个群众文化组织，年均活动超万场。民族文化产业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着力点之一，不仅是讲好各民族团结故事的活态载体，也是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先进模式，更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坚实平台^[28]。云南《阿佤人民再唱新歌》巡演，以歌舞剧形式展现佤族脱贫历程，带动当地旅游收入增长30%。

第四，强化文化创作的引导和监管，提升文化作品质量。通过强化对文化市场的监督与管理，严厉打击低俗、庸俗、媚俗文化倾向，维护良好文化生态。文化供给市场的优化需要精准对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通过创新文化产品供给体系和提升公共服务效能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加强对文化工作者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创作能力，倡导文艺工作者积极创作更多与时代相匹配、深受人民喜爱的艺术作品。通过完善文艺市场准入规范、选树表彰优秀典范，建立健全文化评价指标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29]。此外，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均蕴含着独特的韵味与价值，文艺创作展现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体现中华民族多元而统一的独特风貌。例如2024年国家艺术院团展演中涌现的《扶贫路上》《红旗渠》等舞台剧，通过政策资金扶持和展演平台推广，引导艺术家聚焦时代主旋律，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针对微短剧“诱导付费”“内容同质化”问题，广电总局下架违规作品超2万部，同时扶持《重回永乐大典》《我的归途有风》等融合非遗与普法教育的优质短剧，提升文化传播质量。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关键要看能不能占领网上阵地，能不能赢得网上主导权”^[30]。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意识形态主体的角度破解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和突出矛盾^[31]。数字技术革命深刻重构人类文明范式，网络空间已然突破物理疆界，成为文明演进的核心场域。建构契合数字文明特性的治理范式成为文化强国战略的内在要求。

第一，掌握网络舆论主导权。掌握网络舆论主导权，本质是在数字时代构建国家治理的新边疆。只有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统筹技术、内容、制度多维发力，才能让网络空间成为凝聚共识、传承文化、展示中国形象的战略要地。加强党的舆论主导权建设，是在信息化背景下，明确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必然要求，是形成全社会价值共识的重要举措，需要通过“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广泛凝聚共识”^[32]。同时，必须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科学引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稳健前行，确保文化进程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迈进，这要求在文化工作中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与清晰的思路，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文化强国建设中所遇到的各类网络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文化发展趋势进行准确判断，科学制定文化政策。

第二，坚持网络空间开放与安全并重。“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33]354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既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广阔场域，也为文化强国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要主动融入并占据这一场所，进一步提升网络空间文化安全治理的科学化水平^[34]，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推动网络空间治理的规范化、效能化，同世界各国一道，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33]171，让网络空间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场域。强化网络安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建立文化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制度层面要完善网络文化立法，构建算法审查机制与内容分级制度，特别是要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生产边界；文化层面则需培育数字公民素养，整体布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面对数字霸权主义挑战，既要坚守文化安全底线，也要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通过构建多边数字合作机制，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在5G技术标准、数字货币体系、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贡献中国方案。建构开放与安全动态平衡的治理智慧，既需要保持对深伪技术、数据殖民等新型风险的战略警觉，更要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使网络空间真正成为展现中华文化现代形态、传播中国价值理念的新型场域。

第三，在网络空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文化发展向心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价值表达，要在网络空间大力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进行宣传教育活动，并将其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中。首先，在网络空间广泛开展思想教育。通过宣传教育，让广大网民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与具体要求，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通过宣传教育让全体人民自觉接受并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引导全体人民坚定信仰、提升修养、自觉抵御网络空间错误思想的侵蚀。其次，注重网民的实践引导。要注重把握在网络空间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话语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需要构建“实践—认知—认同”的转化机制，在操作层面，应着力推进价值传播的实践嵌入与话语创新：一方面通过生活化场景建构促进价值内化，另一方面借助表达范式革新增强话语效能，最终实现价值认同从认知层面向行为层面的深度转化。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征，更是打破西方话语封锁的重要手段。必须构建与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体系与叙事框架，以促进中华文化更有效地迈向世界舞台，持续增强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一，深化国际合作，搭建文化交流平台。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教育活动等都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而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当今世界文明交流的首要法则^[35]，通过加强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合作，携手构建多维度、宽范围的文化交流平台体系，并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打破文化交流的时空限制，推动线上文化交流活动。同时，注重通过融合不同文化的元素，创造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吸引全球观众的关注。文化交流还应发挥民间交流的力量，鼓励和支持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文艺团体等民间力量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展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拉近与其他国家人民的心灵距离，发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传递中国叙事，弘扬中国精神。提高文化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可以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同时也能更好地弘扬文化传统^[36]。例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敦煌文博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物展等，通过资源共享、人员互动和创意碰撞，能够有效促进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共生共荣。

第二，挖掘优质传播内容，讲好“中国故事”。故事之中既包含真实案例，又能综合运用比喻、说理等各种表现手法，增强可读性。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中国故事”的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构成了“中国故事”的核心；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成绩更是让“我们现在有底气，也有必要讲好中国故事”^[33]119。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回应西方质疑和抹黑，让世界人民更为直观、具体地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成就与经验，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让世界熟悉并认同中国的话语表达^[37]。国际领域的叙事突围需要突破“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38]，例如，《黑神话：悟空》通过使用作为叙事构件的文化符号、作为人文理念的文化符号、作为交往媒介的文化符号，分别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表征、精神内核与文明意蕴，实现了游戏叙事与文化叙事的相促相融^[39]。《哪吒2》重构封神IP，以“灵魔共生”隐喻阴阳哲学，用1 900个特效镜头诠释“我命由我”的抗争精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语境转化、传统哲学与时代精神的深度对话、本土工业生态的范式革命，实现了符号转译、叙事创新与技术自主的三维突破，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提供了崭新的实践路径^[40]。二者皆以技术赋能传统，用全球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彰显文化自信与创新活力。

第三，创新文化传播方式，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全球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意味着全球进一步展开大竞争^[41]。树立积极正面的中国国际形象，大幅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才能真正建成文化强国^[42]。现代数字技术为文化的全球传播提供更为便捷的途径，努力创新传播新形式，合理利用VR、AR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体验，能让受众身临其境，深刻体会中国文化的独特风味与迷人之处。例如，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数字故宫”项目，借助VR技术，让全球观众无需亲临故宫，就能漫步在故宫的宫殿之中，欣赏精美的文物建筑，感受中国古代宫廷文化的魅力；敦煌研究院也利用AR技术，开发了“数字敦煌”应用，游客通过手机扫描洞窟壁画，就能看到壁画中的人物“活”起来，演绎出精彩的故事，生动展现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教育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键渠道，在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应当积极促进教育合作，深化国家间的人文交流，以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兴趣。推动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情感交流更为密切，利益联系更加紧密，在本民族文化建设的“各美其美”的基础上，鼓励不同文化之间“美人之美”，最终达到文化发展“美美与共”。像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广泛设立，就是教育合作的成功范例，它不仅教授汉语，更传播中国的诗词、书法、武术等多元文化，让世界各地的学员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增进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

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为背景，系统探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逻辑进路，提出“两个结合”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遵循，强调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网络空间治理模式、构建中国话语叙事体系等关键路径。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由于文化强国建设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本文所提出的实践进路尚需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验证与完善。特别是在国际传播领域，如何有效应对西方话语霸权、提升跨文化传播的共情能力，以及如何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话语叙事体系，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文化强国建设的评估指标体系尚未完善，如何科学量化文化发展的成效，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研究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数据分析是为了得出结论^[43]，下一步研究将聚焦于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证分析与效果评估，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更为精准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