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 Focus Areas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for Tackling the Difficulties Unique to a Large Party Like the CPC through the Party's Self-Reform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有大的优势，大也有大的难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大党独有难题”这一重大命题，明确给出破解路径——“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1]。此后，党中央对“大党独有难题”的认识持续深化、步步深入。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以“六个如何始终”^[2]破题，深刻阐释其主要表现、形成原因和破解之道；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全党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勇于自我革命”^[3]。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进一步明确破局方向，提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4]。这一系列战略部署，构建了依靠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严密逻辑体系。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关键在党的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在推进自我革命中及时清除病灶、解决突出问题，成功掌握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主动。自我革命作为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金钥匙”。系统研究这一重大课题，对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当前，学界关于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党的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途径^[5]；有学者提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不断革新自身，自我革命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之法、治本之策和长久之计^[6]；有学者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相辅相成，没有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魄力，就难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而大党独有难题解决不好，发扬勇于自我革命精神就成为空谈^[7]。二是探讨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路径。有学者提出要以更具主动性、系统性、制度性、创新性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8]；有学者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要筑牢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念、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继承弘扬党的优良学风、坚持问责与容错相统一、优化整合各类监督资源、一体推进正风反腐肃纪^[9]；有学者认为，要始终将推进伟大自我革命作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实践路径，具体包括强化政治引领、锚定价值指向以及完善体制机制^[6]；还有学者提出要从主体、本领、动力、效果四个方面着手，锻造坚强领导核心，淬炼高超本领，激发持久动力，检验实际效果^[10]。

综上所述，学界围绕“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这一议题，已形成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涵盖了对二者逻辑关系的阐释及实践路径的探索。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一，在理论阐释上，现有成果多局限于对二者表面关联的梳理，对内在逻辑机理的深度挖掘尚显不足；其二，在实践探索上，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原则性论述，缺乏精准化的施策研究，尤其是关于“实现机制”的探讨相对匮乏，导致相关对策建议在应对现实矛盾时操作性不强，难以有效转化为破解难题的治理效能。鉴于此，本文拟引入契合性分析视角，深入剖析二者共生互动的内在机理，找准关键着力点以突破“泛化”困境，构建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实现机制，旨在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真正转化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效能。

党的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之间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这是党的自我革命之所以能够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逻辑前提。契合性分析能够确保整个研究建立在二者本质关联的学理支撑之上，使对策建议具备逻辑自洽性与现实针对性。何谓“契合性”？有学者认为：“契合性(Fit)是指事物或因素之间的一种相互匹配、互补的适应状态，其理想状态是契合双方对‘对方的预期状况’和‘对方提供的实际状况’相一致。”^[11]有学者提出：“契合性既指不同事物间在本性、特征或内容等层面的相通性，也指不同事物因‘合得来’而具备相同的生长方向，从而具有进一步相互互补与融合的潜能。”^[12]本文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契合性界定为一种超越简单线性对应的辩证统一关系，即双方内在机理的深度耦合与功能目标的协同共振。这一概念在党的建设领域具体表现为：党的自我革命作为治理系统的内生性革新，基于动力同源、方法相通与目标一致的内在逻辑，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形成动态协同关系。

党的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形态虽不同，但其驱动力均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执政规律的理性认知与历史使命的自觉承续，本质上是同一矛盾运动在不同治理维度的投射。从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看，党的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动力同源性在于二者均以正视和解决党内矛盾作为内生动力。马克思指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3]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一场深刻而坚决的指向自我、刀刃向内的批判性革命。其本质是党主动识别、分析并解决自身存在的矛盾，从而实现组织肌体的自我扬弃。自我革命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自身矛盾问题并加以解决的过程^[14]。大党独有难题“源自党内问题与矛盾”^[15]，“本身是矛盾运动发展的产物”^[16]。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实质在于化解党的先进性建设要求与党内存在的弱化、落后倾向之间的矛盾。从内在逻辑来看，党的自我革命侧重于以“刀刃向内”的主动姿态化解矛盾，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则体现为以“问题倒逼”的客观形态呈现矛盾演化。二者互为表里，生动诠释了矛盾运动规律在政党治理中的具体运用。

党的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之所以同源共进，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独特属性。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是不可战胜的”^[17]。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历史使命，既是党推动自我革命的根本依据，也是其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动力源泉。自我革命的动力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先锋队性质”的自我确证，其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自觉、主动、有目的地将党的初心和使命内化成为驱动性力量”^[14]。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最根本的动力、最坚固的支撑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18]。大党独有难题排在首位的是“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归根到底是要回答如何不断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如何紧紧依靠人民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层动力，源自党对“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重大课题的主动担当。二者动力同源的核心在于，初心使命作为贯穿党百年奋斗的精神纽带，既为自我革命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不竭动能，从而使二者在管党治党实践中形成动力共生关系。

党的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框架下呈现出深刻的实践同构性。二者不仅共同遵循问题导向、系统观念等方法论原则，更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等具体机制实现有机衔接。这种“方法共通”使得自我革命的方法论体系具体化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路径，从而确证了二者在解决政党建设根本问题上的内在契合与逻辑统一。

党的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方法相通首先体现为二者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共同遵循。坚持问题导向“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方法论成果”^[19]，在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均构成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自我革命本质上是“以问题驱动寻找破题之法和解题思路”^[20]。其坚持刀刃向内查摆问题、动真碰硬破解难题，以靶向式突破实现对党内突出矛盾的精准治理，充分彰显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这种坚持靶向突破的实践逻辑，也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必然要求。“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21]此外，系统观念的坚持贯彻进一步强化了二者的方法契合。自我革命“是一项蕴含丰富系统论思想的伟大系统工程”^[22]，要求“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23]18。大党独有难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破解不能依靠单一手段，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方式，设计系统性的破解方案”^[24]。二者均超越碎片化治理，致力于在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辩证统一中寻求系统性解决方案。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共同遵循，使二者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链条上形成内在契合，为破解政党建设难题提供了方法论共识。

党的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在方法上的相通，还体现在具体路径的有机衔接上。自我革命“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方法支撑”^[25]。刀刃向内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党在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方针”^[26]。“‘四个自我’形成了依靠党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23]264“四个自我”的内生性批判方法正是解决大党难题的关键手段。自我净化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23]264的机制，实现对党内不良因素的清除；自我完善通过扎紧制度笼子将实践经验升华为长效机制，“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刚性制度规则与有效监督保障”^[25]；自我革新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为大党治理注入动力；自我提高通过持续学习与实践淬炼，实现执政能力的整体提升。这种具体方法的衔接，促使“方法相通”从理论共识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策略，为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目标一致是党的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相契合的重要体现。党的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在维系执政党肌体健康和政治生命、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上具有一致性。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7]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正当性建立在其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之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不断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全面发展，不仅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根本理由，而且成为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合法性和历史正当性的首要来源。”^[28]当政党肌体出现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异化现象时，其历史合法性基础便面临消解风险。自我革命作为政党主动净化、完善、革新和提高的内在机制，本质是通过系统性、持续性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与自我改造，清除阻碍政党功能实现的组织病灶与制度积弊，实质上是“党为筑牢长期执政地位开展的党内治理”^[29]。大党独有难题的产生往往源于长期执政环境下权力运行复杂化、治理体系滞后以及内外矛盾叠加的挑战。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旨在“消除影响党长期执政的各种潜在因素和现实挑战，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根基”^[18]。大党独有难题这一命题作为党对长期执政过程中所面临风险的系统性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从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提出的，包含着党在长期执政目标导向下所面临的特殊实践难题。“如果将大党独有难题喻为一棵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的大树，其主干是长期执政考验，其侧枝是‘六个如何始终’。”^[15]可以说，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目标^[18]。党的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均聚焦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以建立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共同目标。

要真正通过自我革命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在复杂矛盾中锁定主攻方向、在治理实践中找准作用靶点。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层症结在于，随着组织规模扩大和执政周期延长，党内容易出现政治方向偏差、思想信念动摇、党群关系淡化、权力滥用滋生等问题。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反腐败斗争作为自我革命的核心环节，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靶向举措。政治建设统领全局，把准解决难题的政治方向；思想建设凝聚共识，为解决难题筑牢思想根基；作风建设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反腐败斗争清淤排毒，为解决难题扫除风险隐患。四者有机统一于党的自我革命实践，形成标本兼治、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系统化、长效化的治理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23]185。党的政治建设以其根本性、统领性作用着力破解大党治理中方向引领与组织整合的核心难题。解决大党独有难题首先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稳政治方向。

第一，将自我革命落实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中。“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30]54从大党治理的深层逻辑看，“随着党的组织规模扩大，组织层级增多，管理链条拉长，党中央形成的科学决策在自上而下贯彻落实中更容易发生走样”^[31]。若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难以顺利前进，也就不能成功破解有关难题”^[32]。“只有坚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为大党独有难题的解决提供正确政治方向和根本政治保障。”^[18]将自我革命落实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中，本质上是通过刀刃向内的主动变革解决党的领导中存在的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这一过程的推进，关键在于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既要注重理论武装与党性锤炼，以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持续激发领导干部的干事创业活力；也要强化党内监督与制度约束，以严明的纪律规矩有效防范履职用权风险。由此，方能在以自我革命夯实执政根基、以党的领导引领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构建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治理新局，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坚实支撑。

第二，锻造过硬的政治定力。“政治定力是指政治主体的高度自控力，表现为对政治信仰的坚定，对政治原则的固守，对政治方向的坚持，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敬畏。”^[33]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病灶在于长期执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方向模糊、政治原则动摇、政治纪律松弛等风险，这些风险本质上是对党的政治定力的现实考验。只有锻造过硬的政治定力，才能增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韧性。“坚守政治定力就是把讲政治贯彻到党的建设始终。”^[34]锻造过硬的政治定力，既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判断形势，又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通过深化政治巡视巡察、健全政治监督体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此外，要“在坚持自我革命中提高政治定力”^[35]，“依靠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保持反腐政治定力”^[36]，使全党在“四个自我”的动态循环中接受政治体检、纠正政治偏差，确保过硬政治定力成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稳固基石。

第三，防范化解各类政治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防范政治风险”的重大任务，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政治风险能力”^[37]96。防范化解各类政治风险能够推动防控模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转变，及时阻断风险生成路径，确保党在破解难题中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权。政治风险防控的有效性在于主体对矛盾运动的自觉把握与能动转化。要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增强党组织的免疫功能，推动风险识别从危机驱动的应激反应转变为制度化的日常治理实践。此外，“人民群众本身就是应对和化解政治风险的依靠力量”^[38]。防范化解各类政治风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力量之源，自觉革除一切与人民利益不符的错误思想和行为，避免发生颠覆性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39]。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持续推进思想领域的自我革命，通过肃清思想毒瘤，紧紧把好思想“总开关”。

第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37]49。理想信念动摇是滋生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层根源。无论是功利主义侵蚀使命担当，还是短期政绩观削弱历史耐心，归根结底都是理想信念滑坡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始终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40]，要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方式，将人民至上等执政理念嵌入党员干部日常教育工作的全过程、全领域、全方位。更重要的是，“理想信念是把一种未来的社会蓝图视为最高价值，高度地信服和敬仰，并以之统摄自己的精神生活，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矢志不渝、自觉追求的精神状态”^[41]，其本质是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与对未来图景的笃定。因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必须超越简单的政治宣导，转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逻辑出发，剖析社会形态演进规律，使全体党员在把握“两个必然”历史趋势的基础上，形成对共产主义目标的理性认同，从而筑牢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思想根基。

第二，强化理论学习。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42]。“理论思维是探寻事物本质的思维活动”^[43]，只有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学习，才能透过大党独有难题的表象迷雾，揭示其内在矛盾的运动规律。具体而言，必须将理论学习嵌入具体治理情境，将权力监督、利益协调等治理痛点转化为结构化研讨议题，引导党员干部展开深入研讨，从学习中汲取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此外，“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44]。全党要紧跟时代步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和智力支持。

第三，淬炼党性修养。“执政党执政需要‘价值正当性’和‘目的合理性’。”^[45]党性修养的淬炼过程本身就是维系政党合法性的实践载体。淬炼党性修养坚持“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承诺转化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行动，既在价值层面强化情感认同，更在目的层面确保行动的人民性指向。新时代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要求全党特别是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炼就“金刚不坏之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干部，要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23]58。淬炼党性修养，需以强化党性教育为抓手，扎实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精准把握党员干部成长规律与干部教育培训规律，做到因材施教、精准施策。要着力使党员干部充分理解“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必要性和每个党员、干部提升党性修养、传承优良作风、自觉遵规守纪对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性”^[46]，进而激发广大党员干部以崇高党性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磅礴力量。

“作风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解决好的独有难题之一。”^[4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48]122。从作风建设方面找寻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切入口，有利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升解决难题的主动性和实效性。

第一，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央八项规定“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30]149。中央八项规定通过细化公务接待、调研考察等具体行为准则，将抽象的纪律要求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的操作标准，“有针对性地从小问题入手、抓细抓小”^[49]。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不仅压缩了权力运行的模糊空间，抑制了寻租可能，更通过常态化监督与制度约束，形成了闭环式行为规范机制，从而显著提升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针对性，推动了作风建设向系统治理、长效治理深化。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要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认真排查、集中纠治问题。一要以常态化党性教育为抓手，促使党员干部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化为政治自觉与责任担当。二要健全长效机制，针对“四风”问题隐形变异的特点动态完善实施细则，构建“负面清单+正面指引”的行为规范体系，以制度刚性约束保障政策落地。三要深化专项整治，聚焦突出问题精准纠治，“抓住问题本质，善于做到以点带面、以小见大”^[49]，确保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到实处。

第二，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23]72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将党内潜藏的组织涣散、权力异化等风险显性化，使各类难题在民主讨论中被客观检视，是党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有力武器。全党特别是党员干部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3]2。党的领导干部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党员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领导干部要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50]同时要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上级党组织需派员督导民主生活会，建立批评意见审核备案机制，对避重就轻、敷衍塞责的行为及时纠偏，从而提升解决难题的有效性。

第三，持之以恒加强纪律建设。“纪律建设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1]成功解决大党独有难题，靠的就是将铁的纪律作为党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政治基础。“只有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从根本上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捍卫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才能牢牢掌握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主动权。”^[52]以纪律建设为突破口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要从思想认识与行动落实两方面发力。一要通过持续深入的纪律教育引导全体党员深刻认识纪律建设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的重要保障作用，强化遵规守纪意识，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上严格依照规章制度办事。二要推动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党纪，把党的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自觉性和坚定性，“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23]224。

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48]56“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要以重典治乱的决心和壮士断腕的勇气惩治腐败问题”^[53]。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就是从根子上“清障除恶”，消除权力被滥用的隐患。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能够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扫除阻力障碍，防止难题演变为难以克服的顽疾。

第一，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54]388严厉惩治腐败，要坚持一切从严的行为标准，“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23]354。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通过构建双向责任追溯机制，既运用制度工具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又借助行贿黑名单制度等市场准入限制提高商业贿赂成本，从而打破腐败交易的利益闭环，形成权力场域与市场领域的协同净化效应。通过严肃查处腐败案件持续释放全面严、长期严、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让意欲腐败者心存畏惧、不敢越雷池半步”^[55]，进而有效铲除腐败生存空间，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创造良好环境。

第二，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整体效能并非子系统的简单叠加，而是诸要素之间非线性作用的结果。“反腐败斗争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56]，以此拓展自我革命深度广度，确保大党独有难题得到有效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23]189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原则强调“以主体自身内在尺度为核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就是“压实主体责任”^[49]。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领导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确保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此外，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战略部署。在不敢腐上持续加压，提升及时发现和处置腐败问题的能力；在不能腐上深化拓展，通过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在不想腐上巩固提升，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第三，注重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反腐败要突出重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57]。一要紧盯重点问题。坚决清除政治上蜕化变质的“两面人”，防范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廉洁性的侵蚀，深入整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二要紧盯重点领域。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深化整治金融、国有企业、政法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产聚集领域的腐败，“提升重点领域腐败治理综合效能”^[58]。三要紧盯重点对象。要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重点对象打击，把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严肃查处领导干部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等问题。只有通过聚焦重点，阻断腐败的滋生蔓延，才能推动自我革命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扫清障碍。

确保自我革命的政治优势真正转化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效能，必须在抓准着力点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实现机制，有效弥合制度设计与实践落地的鸿沟。机制是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59]。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实现机制，是指党在破解难题的过程中，通过系统整合党的建设各核心要素，构建起各要素相互作用、协同联动的工作体系。其中，问题发现与识别机制是整个实现机制的起点，精准捕捉管党治党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决策与执行机制依托民主集中制优势，将问题清单转化为靶向性政策。针对大党规模庞大带来的治理复杂性，协同与协调机制着力打破部门壁垒，形成治理合力。同时，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对各项治理举措开展效果评估，实现精准纠偏。最终，制度保障与持续优化机制将阶段性经验上升为党内法规，为破解大党难题提供长效支撑。这五大机制以“发现问题—靶向决策—系统协同—动态优化—制度保障”为核心脉络，实现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机制闭环。

马克思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60]。问题纷繁复杂且无处不在，关键在于能否及时察觉并科学识别。“承认存在问题，敢于揭示问题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首要和基础”^[61]，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把及时发现问题放在第一位，着眼于能够经常性地查缺补漏、发现问题，进行机制构建。

第一，构建经常性自检与随机性他检相结合的问题发现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中居于重要地位。”^[62]构建问题发现机制，必须“优化整合各类监督资源”^[9]，在监督中发现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构建经常性自检的问题发现机制。健全党内监督体系是党及时发现问题的有效措施^[63]。一要强化巡查监督，党内巡视制度是“专门适用于党内的、自上而下的巡查监督形式”^[64]。要发挥巡视监督的利剑作用，形成自上而下发现问题的统筹机制。二要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65]，营造党内民主监督环境，形成自下而上反映问题的保障机制。三要“将同级监督置于组织监督的运行机制内”^[66]，党委(党组)要自觉接受并开展监督，纪委要勇于担当，共同形成全面有效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运行机制。以上三方面综合发力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构建经常性自检的问题发现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健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监督体系构建随机性他检的问题发现机制。领导干部作为发现和判断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充分发挥引领作用，着力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切实提升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效能，进而构建起包含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意见反映及社会舆情监控在内的多元化外部监督发现机制。

第二，构建系统分析与科学研判相结合的问题识别机制。“大党独有难题会伴随着党的发展壮大而长期存在，其具体表现形式也会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67]要及时构建问题识别机制，避免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危机。一要将问题置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全局中，“加强对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的追踪定位”^[68]，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挑战把握问题的本质特征。既要关注组织僵化、决策低效等显性问题，也要深挖理想信念淡化、特权思想滋生等隐性风险。二要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运用大数据技术整合监督信息资源，搭建跨部门风险监测平台，实现对苗头性问题的智能识别与趋势研判。三要建立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机制。对监督过程中出现的典型案例进行解构，从具体问题的发生机理中提炼风险演化规律，精准定位影响大党独有难题解决的关键症结。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不断发现、检视和破解问题的动态循环过程”^[25]。不仅要发现问题，高效解决问题同样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告诫全党，“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69]解决问题包括两个核心环节，一是决策，二是执行。因而必须构建起科学高效的决策与执行机制。

第一，构建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随着国家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日益多元、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唯有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才能广泛凝聚共识，有效破除政策执行中的“梗阻”。构建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一方面要坚持集体决策原则，体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党章明确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70]32。“集中决策也是民主的关键一步”^[71]，在作出决策前，要健全信息共享机制，确保决策主体及时掌握全面信息。在决策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经过充分论证、形成广泛共识。在此基础上，由党的领导集体进行集中决策，确保决策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重大工作和重大决策必须识民情、接地气”^[48]273。通过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来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党能够加强对“大党独有难题”的自省与自正^[72]。要健全群众意见反映机制，通过广泛听取群众呼声，深入了解民情民意，确保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及时、准确进入决策程序，使决策更加贴近实际、顺应民心。

第二，构建高效严密的执行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73]。有力执行是依靠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党的决策能否落地见效。同时，决策的科学性也必须通过执行来检验。因此，构建高效严密的执行机制势在必行。一是发挥好“一把手”的领导艺术。领导干部要在科学民主决策的基础上，统筹协调各方资源，优化执行流程，通过简化复杂流程、打破部门壁垒等举措，切实提升执行效率。二是党内成员要切实履行职责。党章规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70]32。党内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决策迅速转化为实际行动。三是推进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保障各项决策有效实施的重要关口。要聚焦决策执行的关键领域和敏感环节，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严肃问责，确保党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的系统工程”^[74]。其内部各要素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需要着眼于党与其他社会各主体在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协同协调、有机耦合，进行机制构建，从而形成整体效应。

第一，构建紧密高效的协同机制。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并非各项举措的简单组合、机械叠加，必须通过增强党的组织功能，构建紧密高效的协同机制，从而凝聚起破解难题的强大合力，实现效能的快速提升。一要着眼纵向到底，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发挥战斗堡垒作用”^[75]。要推动基层党组织在各类基层组织中的全覆盖，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层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同时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与其他各级党组织、群团组织之间的联动机制，实现协同共治。二要着眼横向到边，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纽带作用，通过优化组织功能，打破行业分割、城乡二元、条块壁垒及区域限制，推动跨部门深度合作，将分散资源有效整合起来，汇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协同合力。

第二，构建灵活顺畅的协调机制。与协同机制侧重于整体最优和系统性解决问题不同，协调机制侧重于明确各方职责，优化协作方式，“实现了组织功能的最大化”^[76]。一要明确各级党组织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的职责定位，使其相互之间保持高度协作。“党的中央组织是党的决策中心和领导核心”^[77]，负责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78]，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基层组织则是党的战斗堡垒，负责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推动党的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各级党组织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建起权责清晰、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二要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该机构主要负责跨层级党组织工作的日常统筹，打破信息壁垒，促进资源共享，保障各级党组织运转顺畅。三要完善常态化沟通机制。通过定期召开会议、开展工作交流等方式，加强各级党组织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通过机制创新协调各要素关系，统筹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各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54]21。“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8]，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追踪问效、及时把控。对于已实施的措施要经常“回头看”，既要看落实情况，又要评估总体成效，建立起精准有效的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

第一，构建精准及时的动态评估机制。党要精准对接“六个如何始终”所需要的核心优势进行自我审视，构建精准及时的动态评估机制，检验解决难题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一要科学确立评估标准。应围绕是否准确识别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点、重大决策是否具有针对性，以及决策实施后所产生的直接效果和长远影响等方面确立评估标准，为科学评价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成效提供坚实依据。二要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进行自评，从内部寻找解决难题的突破口。在此基础上，引入上级评、群众评、第三方评等多种方式，构建多层次的评估体系，确保评估工作不仅符合党的要求，还能反映社会各界的期望和关切，为解决难题提供有效反馈。三要注重评估的持续性。“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坚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79]要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23]1的清醒和自觉，建立常态化的评估机制。及时捕捉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持续跟踪评估工作进展和效果，定期对党的建设实践进行回顾总结。

第二，构建切实有效的动态调整机制。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方式。因此，必须保持高度敏锐性，构建起切实有效的动态调整机制。一要精准识别时代形势、环境任务与党内矛盾的变化，为构建切实有效的动态调整机制奠定基础。全党要通过调查研究、专家咨询以及参与国际组织与合作等方式，深入研判国际局势演变趋势及其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影响，分析国内环境对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的挑战和要求，将大党独有难题“置于现代化的时空坐标下进行审视”^[80]。二要建立实时反馈系统，将动态评估结果以及党内外环境的调研结果及时、准确地传达至全体党员，帮助其及时了解重大决策实施状况，从而对党的建设环境和国家发展形势保持清醒认知和敏锐洞察。三要“根据实践反馈的结果不断调整和完善党的建设措施和策略”^[81]。制度制定主体应结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实际情况，坚持实践、务实、管用标准，及时优化各项制度机制，充分彰显其灵活性与适应性。

构建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实现机制关键在谋长远、抓长效，而“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54]391。因此，必须构建长效的制度保障与持续优化机制，为解决难题提供长效稳定的制度依托，形成破解难题的“最后一公里”保障。

第一，构建制度保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难题“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82]25。因此，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依托制度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优势，构建制度保障机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制度保障。”^[83]要结合“六个如何始终”内在要求，聚焦初心使命、团结统一、长期执政、干事创业、自我革命和政治生态等方面，构建体系更为完整、指向更为精准、内涵更为深刻的党内法规体系，确立明晰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要将制度制定、执行、监督等关键因素有效整合成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策略之一便是让制度彻底运转起来。”^[84]在制度制定阶段，要充分结合大党独有难题的实际情况形成科学合理的制度文本。在制度执行阶段，从细化实施措施、合理配置资源等方面入手确保制度得以落地，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凝聚长效“耐力”。同时，制度监督不可或缺，要通过内部治理、公众参与等多种方式，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反馈。通过上述环节的有机整合，切实构建起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保障机制。

第二，构建制度持续优化机制。“制度建设是动态的、渐进的和长期的发展过程。”^[85]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并非一劳永逸，关键在于推动制度持续优化，及时补齐制度短板。一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点，精准定位制度缺失。毛泽东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86]。构建制度持续优化机制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把大党独有难题的情况摸清、问题找准，科学识别现有制度的缺陷，对于不再适应新实践的制度，要及时修订或废止，增强制度适用性。二要坚持实践导向，推动制度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82]18因此，要及时发现并应对破解难题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务实管用原则，建立起具有现实针对性和适应性的新制度。三要推进制度创新的常态化、长效化。要将推进制度创新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善于汲取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过程中的新鲜经验，将成功做法提炼升华，转化为制度性成果，充实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具体制度规范。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号召全党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3]1，并在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将“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作为深化自我革命“九个以”^[3]的实践要求之一。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和治国理政规律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蕴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规律。二者在动力本源、实践导向与价值旨归上高度契合，这决定了自我革命绝非应对挑战的权宜之策，而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必由之路。同时，这一进程体现了鲜明的系统整体性。通过政治建设定向、思想建设固本、作风建设提质与反腐败斗争清障的有机耦合，形成了全方位发力的治理格局，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向全面治理的整体跃升。此外，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在于构建具备自我修复功能的动态闭环机制，依托监督识别、科学决策、协同执行、动态评估、制度保障的链条式衔接，实现“发现—解决—反馈”的良性循环。只有打造多维联动、刚性约束的机制体系，才能将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转化为常态长效的治理效能。

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的关键历史节点，推进以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需始终锚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87]的目标要求，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作为一个长期的、动态的任务贯穿于执政全过程，充分发挥大党独特优势，让党的自我革命成果切实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保障。这既是新时代赋予党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大党治理规律探索的不断深化与理论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