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k Preference, Planting Skill and Farmer's Adoption of Intertempor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An Example of "Top Grafting of Citrus"

农户是农业技术的最终需求者，具有独立的农业技术采纳选择权，农户的采纳决策是影响农业技术推广的关键环节，因此对农户新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是农业技术经济领域的重要方向. 较早期的研究角度主要包括新技术采纳的诱因、动机及意愿等，如Griliches^[6]、Schmookler^[7]、Feder等^[8]. 这些研究基本构建起了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分析的一般性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农户禀赋、市场诱导等因素是农户技术采纳行为最基本的分析变量. 随后的大量研究，则主要是基于这一框架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或技术门类的实证检验，如Barham等^[9]、孔祥智等^[10]、黄晓慧等^[11]. 这些报道进一步扩展了研究的视角，引入了信息传递、政策环境等参考变量，在农户的禀赋分析方面，也细化了相关指标，更加清晰地阐释了影响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重要因素. 同时，还有少量研究实证分析了农户风险偏好对一般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如Liu^[12]、米建伟等^[13]，并认为引导农户参加农业保险^[14]、参与契约农业^[15]、提高信息获取能力^[16]能够有效破解风险规避抑制技术采纳的现实困境.

这些研究为本文的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农户技术采纳决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除农户自身禀赋及环境因素外，主观心理偏好是一个特别有现实意义的视角. 因为，现阶段中国农业经营主体整体呈现出小而分散的特征，风险规避型农户较为普遍，深入研究风险偏好影响技术采纳的逻辑机理并寻求更多有效的解决方案，对于改进农业技术推广效率非常必要. 同时，现有研究也为本文留下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①现有研究大都忽视了农业技术自身属性的差异性，例如相较于单期农业技术而言，跨期农业技术具有收益周期长、采纳风险大的特点，这种忽视可能会从研究思路上过滤掉一些重要的分析视角，因此有必要对不同属性农业技术的特点加以提炼，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探讨农户的行为逻辑. ②在风险偏好影响农户技术采纳决策的解决方案方面，现有少数成果主要关注了农户的组织特征，即契约农业的积极作用^[17]，对其他可能存在调节效应的因素(如农户的技能水平)则有所忽略.

从根本上说，农户新技术采纳行为决策是在“利润驱动”和“风险规避”之间进行谨慎权衡的结果^[18]. 理性的农户在农业生产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利润最大化，还要考虑风险最小化^[19-21]，因此农户的选择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行为决策所面临的风险大小以及决策者对待风险的态度或偏好程度. 部分实证结果显示，农户风险规避程度对具有风险性的农业投资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2]. 不同农户的风险规避程度会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会带来农户行为决策的差异^[22].

作为一种典型的跨期农业技术，相较于单期农业技术而言，农户对柑橘高接换种技术的采纳是一个风险更大的投资行为. 因此，偏好风险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纳，在采纳强度(规模)上也偏于激进；而规避风险的农户往往会选择观望，即使尝试采纳，在强度上也偏于保守. 总之，农户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将导致区域内农户柑橘高接换种技术采纳与否及采纳强度的差异.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1个研究假设：

H1：风险规避程度对农户柑橘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具有负向影响，风险规避程度越高，农户采纳高接换种技术的可能性越小，采纳强度越低.

那么，如何破解农户风险规避对跨期技术采纳行为的抑制作用，除现有研究提出的引导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参与契约农业等手段外，本文认为在柑橘高接换种等跨期技术采纳决策过程中，农户所掌握的技能水平可能会对风险规避的负向作用发挥重要的调节效应.

跨期农业技术采纳的高风险主要源于因时间跨度而放大的自然生产风险和市场经营风险，但风险具有相对性. ①人类在自然面前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通过相关技术手段的创新和应用，可以弱化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此时，人们掌握的技术知识、技能水平就会成为决定跨期技术采纳生产风险大小的关键. 如在柑橘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过程中，如果农户具有较高的技能水平，他们就更容易实现“良种良法”的配套集成，通过技术措施增强柑橘新品种与栽培环境的亲和性，提高换种成活率，保障柑橘正常的生长发育. ②由于技能水平较高的农户更容易保证自己产品的品质，在以质取胜的消费市场中，他们实现高接换种技术效果的能力更强，同时也会对采纳高接换种技术抱有较高的预期收益，从而形成更强的“利润驱动”或“市场诱导”. 在农户的冒险行为中，受到的诱导越大，冒险的动力就越足^[13]. 因此，客观上技能水平提高使得农户的风险规避能力得到增强，面临的生产风险得到弱化，而主观上农户对风险的认知和判断也会趋于乐观. 在同样的风险偏好条件下，风险认知和判断越乐观，则农户越倾向于做出采纳跨期技术的决策. 换言之，因技能自信带来的市场竞争自信能够形成更加强烈的利益诱导，并由此拓展出更加宽广的承受风险的心理阈值，从而最终对农户跨期技术采纳行为带来正向的促进作用.

技能水平的调节效用主要通过降低农户采纳跨期技术的风险、改变农户对技术采纳的风险认知和判断以及提升其冒险动力等路径来实现，拥有较高技能水平的农户更易克服风险规避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展现出“艺高人胆大”式的积极决策；而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户则难以抵御“风险规避”的阻碍效应，往往选择谨慎观望. 当然，这种调节效应也可能使农户受到因较高技能水平而获得的历史经营业绩的强化，毕竟曾经的成功是现实自信的重要依据.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第2个假设：

H2：技能水平负向调节风险规避程度对农户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相对于技能水平较低的情况，农户在技能水平较高的条件下，风险规避程度对其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的负向影响程度明显减弱.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19年对川渝柑橘主产区的实地调查. 柑橘是中国栽培面积及产量第一的水果，四川和重庆都是中国柑橘的主产区和优产区. 截至2018年底，四川柑橘种植面积达到43.3万hm²，为中国第二大柑橘产业省，近3年扩种13.3万hm²，年增长面积全国第一. 重庆柑橘种植面积超过20.0万hm²，种植面积与产量也在不断上涨，柑橘产业位居重庆7大特色产业之首. 此次调查综合考虑了川渝地区柑橘种植的基本情况，采用重点抽样法选取样本. 按照柑橘产量占所在省(直辖市)总产量的比例由高到低排序后，确定四川眉山市、广安市、资阳市、南充市、遂宁市、成都市、内江市及重庆忠县、开州区、长寿区、云阳县、奉节县、万州区为调查区域. 样本区域产量合计占所在省(直辖市)总产量的70%以上. 考虑到川渝主产区的差别，四川分配的样本数略多于重庆. 再根据各样本市(区、县)占本省(直辖市)的产量比例分配该市(区、县)的样本村个数，按照各村柑橘产量占所在市(区、县)总产量的比例由高到低排序，选取各市(区、县)的样本村. 最后，于样本村中分别在平均生产规模以上、平均生产规模、平均生产规模以下3类柑橘种植户中随机选择等量的样本户. 此次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433个，样本分布情况见表 1.

为检验农户风险偏好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以及技能水平的调节效应，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及实证研究经验，采用引入交互项的层级式多元回归方法，设定如下技术采纳与否和技术采纳强度决定因素模型，分别用式(1)和式(2)表示为：

在式(1)和式(2)中，V_Variety表示高接换种技术采纳与否，I_Intensity表示高接换种技术采纳强度，即农户采纳高接换种技术的面积占总果林面积的比例. R表示农户的风险规避程度，T表示农户的技能水平，R×T为农户风险规避程度与技能水平的交互项，控制变量X为户主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及生产经营特征. α为常数项，β，γ，λ，η为模型待估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当分析“采纳与否”时，被解释变量属于二值变量，1代表采纳，0代表没有采纳，因此式(1)采用Probit方法估计. 当分析“采纳强度”时，被解释变量将同时存在大量1值、0值和界于0~1之间的正值连续变量. 因此，估计采用受限因变量的Tobit模型，能有效地避免OLS(Ordinary Least Square)估计可能产生的不一致与有偏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①农户技能水平与因变量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技能水平会提高农户高接换种技术采纳概率以及采纳强度，而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也可能会通过“干中学”效应促进农户提高技能水平. ②遗漏变量问题. 模型虽然已控制了影响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的重要变量，但仍可能遗漏了不易观测的重要解释变量. 为克服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进一步采取工具变量法(IVProbit及IVTobit)进行估计. 选取除受访者自身外，同一村庄其他受访者的平均技能水平作为受访者技能水平的工具变量. 在同一村庄，果园种植管理技能水平有典型的“示范”效应，个体农户的技能水平会受到周边其他农户技能水平的影响，二者高度相关. 但其他农户的技能水平与该个体农户的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不直接相关. 因此，该变量外生于农户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在逻辑上适合作为工具变量.

因变量为农户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用“采纳与否”以及“采纳强度”这2个具体变量来衡量. “采纳与否”是指农户在柑橘种植中是否采纳高接换种技术，1代表采纳，0代表没有采纳. 同时，为了更加准确细腻地刻画农户异质性风险偏好对其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进一步采用“采纳强度”这一定量指标来衡量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即农户采纳高接换种技术的面积占总果林面积的比例. 若农户没有采纳强度为0，全部采纳强度为1，部分采纳则计算采纳面积与总面积的比例.

本研究依据期望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桔农风险规避程度进行测度. 期望效用理论认为农户效用函数的曲率可表示其风险规避程度，曲率越小，风险规避程度越高. 前景理论则认为农户判断不确定事件时有收益参照点，农户在收益可能低于参照点时会尤为敏感，效用函数在该参照点会发生变化，且变化越大，该农户风险规避程度越高. 假设桔农的效用函数为：

式(3)~式(5)中，U为桔农的效用函数. v为值函数，即某一收益给桔农带来的效用大小. x是发生“幸运事件”时桔农的高收益，y是未发生“幸运事件”时桔农的低收益. p和q分别是两种情形各自发生的概率，π(p)，π(q)分别是两种概率在桔农效用函数中的权重. σ，λ，μ为3种风险规避系数，1-σ是值函数的曲率，σ值越大，曲率越小，桔农风险规避程度越高；λ是值函数0以下部分的曲率与0以上部分的曲率的比值，λ值越大，桔农对损失的规避程度越高；μ代表桔农对小概率事件的重视度，μ值越大，桔农越不愿冒险. 由于σ是风险决策模型中最常用的风险规避系数，同时鉴于篇幅，本研究只对风险规避系数σ与农户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具体实验参照Liu^[12]和高杨等^[16]的方法进行设计. 调查员组织桔农参加两轮抽奖游戏，每次抽奖游戏中农户需对不同的“风险——收益”组合作出选择. 当桔农完成游戏后，调查员依据两轮游戏累计的中奖金额按3%的比例支付真实的酬金，以保证桔农对选择题所做出的回答都是理性和慎重的. 依据效用函数模型和桔农抽奖游戏选择结果，可测算出每个桔农的风险规避系数σ.

因标准的农户调查方法难以对其进行直接观测和衡量，本研究借鉴黄季焜等^[22]的思路，邀请柑橘专业研究人员设计了如下5个专业问题，涉及柑橘果园种植与管理中最为重要的5个核心环节，用以考察和测定样本农户的专业技能水平(表 2).

根据调研中农户的实际回答情况评分，每答对1题得1分，因此分值区间为[0, 5]. 农户得分的高低代表其对柑橘种植管理技能水平掌握的程度. 为保证农户技能水平的测度效果，本研究对测试题项进行信度及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分析(α系数＞0.7，信度较高；α系数在0.35~0.7之间，信度可接受；α系数＜0.35，信度低). 文中测试题项的α系数为0.939＞0.7，表明测试可信度高. 效度检验采用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0.7且Bartlett球形检验p值＜0.05时，数据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 测试题项的KMO检验值为0.867＞0.7，且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0.05，表明效度较高.

其他影响农户高接换种技术采纳的变量还包括户主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以及生产经营特征3个方面，参考相关文献选取设定户主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担任过村(组)干部、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兼业、离集镇距离、柑橘种植面积、柑橘收入占比、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参加农业保险10个具体控制变量. 此外，考虑到川渝地区差异对农户高接换种技术采纳的影响，控制了区域固定效应.

在433个有效样本中，受访农户户主平均年龄为53岁，中坚力量是户主年龄在40~60岁的农户，高达305户，占总样本的70.44%. 由此可见，川渝柑橘主产区种植者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 样本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平均不及初中文化程度，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者63人，未受过教育或只接受过小学教育者186人. 样本家庭劳动力数量平均近3人，多于3个劳动力的家庭有135户. 有180户为兼业农户. 调查区域小户与规模户分化比较明显，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为0.64 hm²，小于0.67 hm²的有278户，种植面积3.33 hm²以上的有35户. 柑橘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平均达64.61%，共有137户加入了柑橘合作社，占总样本的31.64%. 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较少，仅有75户，占总样本的17.32%.

从农户风险偏好及技能水平测度情况来看，样本农户风险规避程度普遍较高，均值为0.510，略高于毛慧等^[15]对江苏肉鸡养殖户的测度结果(0.471)和高扬等^[16]对山东菜农的测度结果(0.468)，可能是西部农户风险规避程度高于东部区域所致. 农户柑橘种植管理技能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433个样本农户的平均得分为3分左右，其中得0~1分的有76户，占比为17.55%，得5分的有73户，占比为16.86%，多数农户得分在2~4分之间.

川渝柑橘主产区传统柑橘品种主要有脐橙、蜜桔、古红桔等，新品种主要有春见、清见、不知火、爱媛38、中柑所091无核沃、明日见、濑户见等. 农户柑橘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差异非常明显，有的农户对采纳高接换种技术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有的农户却仍在种植沿用了10多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品种. 在样本农户中，有296户已采纳高接换种技术(其中有85户在所有的种植面积上已全部进行高接换种)，137户未采纳. 农户高接换种技术采纳强度平均为0.442.

具体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3.

为保证回归效果，在实证分析前选取方差膨胀因子(VIF)来检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经分析，本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VIF值最大为3.276，远小于1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满足研究要求，不需要对解释变量进行剔除，均可保留分析. 表 4综合报告了农户风险偏好、技能水平及控制变量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 回归模型的Wald检验均拒绝了所有系数为零的原假设，说明模型通过了参数联合检验，整体拟合效果良好. 从表 4第(3)列、第(4)列IVProbit及第(6)列、第(7)列IVTobit的Wald外生性检验结果来看，均拒绝农户技能水平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 因此，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由表 4第(3)列可知，农户风险规避程度在p=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高接换种技术采纳与否，边际效应为-0.225.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风险规避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采纳技术的概率会下降0.225. 由表 4第(6)列可知，农户风险规避程度在p=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高接换种技术采纳强度，边际效应为-0.442.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风险规避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技术采纳强度会下降0.442. 由此可见，在柑橘高接换种这一具有较高风险的行为决策中，农户风险规避心理显著抑制了采纳行为，风险规避程度越高，采纳高接换种技术的可能性越小，采纳强度越低，假设1得到验证.

农户技能水平在p=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高接换种技术采纳与否，边际效应为0.135.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能水平得分每增加1分，农户采纳高接换种技术的概率会上升0.135. 由表 4第(6)列可知，技能水平在p=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高接换种技术采纳强度，边际效应为0.16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能水平得分每增加1分，农户采纳强度会上升0.163，表明技能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采纳高接换种技术，采纳强度亦越高. 可能的原因是农户技能水平与技术采纳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任何技术采纳的收益水平取决于技术效果的实现程度，而技术效果的实现则取决于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合能力，特别是劳动力要素的技能水平. 较高的技能水平意味着农户能较好地掌握保障农产品高产、优质的知识和技能，在农业生产中能较好地应用农作物生长中关键农事环节的关键技术，确保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达到应用技术增效增收的目的. 因此，技能水平强化了农户决策中的“利润诱导”，提升了农户高接换种技术采纳概率及采纳强度.

表 4第(4)列、第(7)列分别报告了加入风险规避程度与技能水平交互项后的估计结果. 由表 4第(4)列、第(7)列可知，风险规避程度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与否及采纳强度依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技能水平对采纳与否及采纳强度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风险规避程度的估计系数均为负，而风险规避程度与技能水平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在p=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回归结果验证了第2个假设，即在农户风险规避程度对其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决策的负向影响中，技能水平能够发挥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 技能水平较高影响了农户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的风险感知，增强了农户的能力及信心，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风险规避型农户的采纳概率和采纳强度. 相对于技能水平较低的情况，在技能水平较高的条件下农户风险规避心理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的负向影响程度明显减弱.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户主年龄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与否和采纳强度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年龄越大，可能越习惯于原有的生产经营状况，保守的行为特征越明显，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小，采纳强度越低. 户主文化程度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与否和采纳强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视野越开阔，市场嗅觉越敏锐，对新品种了解越全面，其采纳高接换种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大，采纳强度越高. 是否担任过村(组)干部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与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村干部作为乡村精英，在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一种表现. 家庭劳动力数量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与否和采纳强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柑橘种植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尤其是一些优新品种在套袋、施肥、疏果等环节要求更为精细的管理，采纳高接换种技术对劳动力数量有较高的需求，因此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采纳意愿和采纳强度越高. 另外，离集镇距离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与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居住地离集镇距离决定了农户信息的获取程度，距离越远，信息获取越难，而信息获取影响了技术的采纳. 柑橘收入占比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柑橘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越大，说明家庭对柑橘生产经营重视程度和依赖程度越高，高强度采纳高接换种技术来获取高收入的愿望就越强烈. 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与否和采纳强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农业保险有利于规避采纳高接换种这一跨期技术的风险，尤其是规避高强度大面积采纳的高风险，因此采纳可能性较大，采纳强度较高.

为检验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对核心变量重新进行定义. 在问卷中以题项“您在生活中讨厌冒险吗？(非常不讨厌=1；比较不讨厌=2；一般=3；比较讨厌=4；非常讨厌=5)”的回答来反映样本农户风险规避程度. 在问卷中以题项“在柑橘果园种植管理方面，您觉得您家的技能水平怎样？(非常低=1；比较低=2；一般=3；比较高=4；非常高=5)”的回答来反映样本农户技能水平. 选取除受访者自身外，同一村庄其他受访者平均技能水平作为受访者技能水平的工具变量. 在此基础上，得到新的估计结果(表 5). 结果表明，重新定义后的风险规避程度、技能水平以及二者交互项的估计结果与表 4的结果基本一致. 因此，前文的分析结果比较稳健.

本文基于跨期农业技术的高风险特征，从农户风险偏好的视角，利用中国川渝柑橘主产区433户桔农的微观调查数据，结合桔农风险规避程度及技能水平测度结果，使用IVProbit和IV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风险偏好对柑橘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户技能水平对风险偏好影响作用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①样本农户风险规避程度普遍较高，技能水平参差不齐，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偏保守，采纳概率和采纳强度较低. ②农户风险偏好、技能水平的异质性导致了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决策的较大差异，农户风险规避程度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风险规避程度越高的农户采纳可能性越小，采纳强度越低. 农户技能水平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能水平越高的农户采纳可能性越大，采纳强度越高. ③农户技能水平有助于缓解风险规避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的抑制作用，相对于技能水平较低的情况，在技能水平较高的条件下，农户风险规避心理对高接换种技术采纳行为的负向影响明显减弱.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涵义. 与单期农业技术相比，在果木换种、地力保护与恢复等领域的跨期农业技术见效周期较长，采纳风险较大，而这些跨期农业技术往往是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生态转型的重要抓手. 现阶段中国农业经营主体总体呈现出规模小而分散的特征，小规模农户往往具有较高的风险规避程度，考虑到未来经营规模的“适度性”问题，这种状况还将在较长时期内客观存在，短期内改变农户的风险偏好无疑是不现实的，这就在跨期农业技术的推广扩散中形成了风险规避“陷阱”. 本文的研究验证了农户技能水平的调节效应，从而为破解风险规避“陷阱”提供了新的思路：即较高的技能水平能够成为引导风险规避型农户积极采纳跨期农业技术的有效介质，通过实施相应的举措提高农户整体技能水平，对于提升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效率，促进现代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降低农户采纳高接换种等跨期技术面临的风险. 加快发展农业大数据平台，逐步建立健全农产品在生产、供求、价格等方面的监测与预警体系，消除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大力促进契约农业发展，实现农户与市场的有效对接，降低农户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支持保险机构创新适合跨期农业技术采纳的保险品种和服务，实施保费补贴鼓励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分摊农户采纳跨期农业技术面临的生产性风险.

2) 提升农户技能水平，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相关部门应加强农户技术信息服务，定期举办农业技术现场培训，同时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或手机网络等媒体传播相关技术信息，提升农户的技能水平，增强农户风险规避能力和高接换种等跨期技术采纳意愿；鼓励和引导科研单位在进行跨期农业技术研发时，制定出集成配套的技术要点，降低农户跨期技术采纳的技能“门槛”，相关部门在引进跨期农业技术时可以要求研发单位提供一揽子技术规程以及后期技术服务支撑，保障新技术采纳的成效.

3) 削弱农户因采纳跨期技术而产生的风险厌恶感. 加强高接换种等跨期技术宣传，提高农户技术认知，增强其采纳跨期技术的信心；建立跨期技术示范机制，将技能水平较高的农户作为“示范用户”，政府和科研单位在技术信息、种植技术方面给予配套服务，在物资、资金等方面给予优惠条件，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促进跨期技术的推广与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