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LIU Xinzhi; LI Peiyu

doi:10.13718/j.cnki.xdzk.2022.06.012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re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aking 101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to assign values, combining ArcGIS softwar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for analysis, to study the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from 2007 to 2018.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scor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but due to differences in location conditions, resource endowments, 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other condition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are still very significant; ②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cor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Afterwards, it maintains stable changes and show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which is manifested in areas with a developed economy and a better optimize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level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high; ③ During the inspection perio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coupled with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coordination continues to improve, but the gap i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within and between regions is still significant.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hat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regional leading role should be enhanced, and the degre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hould be improve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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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禀赋和改革开放的显著特征，是新时期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动力源”，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前途和命运. 2016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强调应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共同体. 2020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中、西部营商环境建设.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出台，多次提到科技创新领域，强调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符合我国发展规律，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发展两个系统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如果两个系统耦合程度不高或者不能协调发展，将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1]. 因此，研究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发展的耦合协调，厘清区域创新能力、营商环境优化、高质量发展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营商环境”研究的历史比较短暂，2002年世界银行集团金融公司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其目的在于敦促各国改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环境，但同时也受到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影响^[2-3]. 研究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对高质量及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4-5]，并且国家政策、宏观经济现状也与营商环境优化息息相关. 目前，我国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全面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政府作为“有形手”，需优化自身职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为营商环境优化助力^[6-8]. 高质量发展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选择，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创新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战略机遇，对营商环境优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9]，创新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推动力，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10-11]；创新发展需要透明、公平、稳定的营商环境和更强的财政刺激力度，并需要经济实体提供支撑^[1]；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人才，科技人才是人力资本积累最丰富的群体，亦是驱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战略资源^[12].

长江经济带由沿江的9省2市组成，包含上、中、下游3大区域，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占比均大于全国的总量40%，并且发展潜力巨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关键区域. 目前，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和区域创新发展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整体发展质量不高，区域间营商环境优化差距明显，同时创新发展也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 研究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与创新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十分必要，不仅为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与创新发展提供路径，也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因此，准确测算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与创新发展的耦合协调现状，科学掌握二者相互作用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探讨其差异性来源，对长江经济带有效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学界关于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发展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但大多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及各区域核心城市，研究区域相对单一. 目前，我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避免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发展出现脱节现象，研究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 营商环境优化是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外部支撑，而区域创新发展是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驱动力. 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101个城市营商环境优化与创新发展耦合协调现状进行研究，为提升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与创新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路径建议.

2. 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

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在设立、经营、交易等方面遵循政策法规所需要付出的各类成本的总和. 对于营商环境评价较为全面的指标源于世界银行自2003年起每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该报告对企业经营成本、市场便利度等10个一级指标，41个二级指标进行全面测评，考虑到数据的连贯性、可获取性，以及研究区域发展的具体情况，本文在参考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基础上，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重构^{[4, 20-21]}，建立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指标评价体系，将投资便利度、市场潜力、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这4个角度作为营商环境优化指标进行评价(表 1).

区域创新发展受众多因素影响，指标结合学者的研究结果，从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3个角度出发^[22-24]，兼顾地区发展差异，权衡数据的稳定性和可获取性，选取7个指标来衡量创新发展(表 2).

2.2. 研究方法

2.2.1. 数据标准化与熵值法

在构建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后，需要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并进行赋权.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通过计算数据的信息熵来判断数据的随机无序程度. 指标离散程度越高，信息熵越小，权重越高；反之亦然. 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25]，本文利用改进后的熵值法对面板数据进行标准化与客观赋权.

(1) 建立测评矩阵

原始矩阵X={x_{t_ij}}_m*n，其中t代表年份，m代表测评城市数量，n代表测评指标个数，x_{t_ij}表示第t年第i城市的第j指标数据.

(2) 标准化处理

测评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 正向指标值越大代表发展状况越好，具体计算为：

负向指标值越小代表发展状况越好，具体计算为：

其中，x′_{t_ij}为标准化处理后测评矩阵X′={x′_{t_ij}}_m*n的元素，x_max和x_min分别为指标向量x_t所在列元素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 权重计算

${y_j} = \frac{{{{x'}_{{t_{ij}}}}}}{{\sum\limits_1^{t、i} {{{x'}_{{t_{ij}}}}} }}$，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e_j} = - k\sum\limits_1^{t、i} {{y_j}} \ln {y_j}$. 其中，k=1/lnm，m为三级指标数量，第j项指标的效用值d_j=1-e_j. 第j项指标的权重$w_{j}=\frac{d_{j}}{\sum_{1}^{j} d_{j}}$. 综合得分$U=\sum\limits_{1}^{j} x^{\prime}{ }_{j} w_{j}$.

2.2.2.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概念及模型，可以用于反映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程度，构建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发展相互作用耦合协调模型为：

其中，C表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 1]，U表示营商环境优化指数，V表示创新发展指数，C的数值大小可以直接反映两者的耦合程度，C的数值越趋近于1，表明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发展的耦合度越高.

耦合度能判断系统间的协调程度，但当两个系统各自发展水平较低时，也会产生较高耦合度，这与现实情况相悖. 为了体现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发展水平，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公式为：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 1]，数值越大协调度越高；C为耦合度；T为两者综合协调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 本研究认为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发展同等重要，因此α=0.5，β=0.5. 同时，对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发展的耦合协调等级进行划分(表 3).

2.2.3. 空间数据分析

为了反映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发展的空间依赖及空间自相关性，选取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中的全局Moran' I指数、局部Moran' I指数和Lisa集聚表，深入分析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发展耦合协调的空间自相关性.

全局Moran' I指数：

其中，D_i表示地区i的耦合协调度；D_j表示邻近地区j的耦合协调度；S²表示样本方差；w_ij为空间权重矩阵；全局Moran' I指数表示空间自相关性，取值范围为[-1, 1]，其中，Moran' I＞0表示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Moran' I＜0表示存在负的空间相关性，Moran' I=0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局部Moran' I指数：

其中，局部Moran' I指数为正表示地区i的高(低)值被周围的高(低)值所包围；局部指数Moran' I为负表示地区i的高(低)值被周围的低(高)值所包围.

2.3. 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的研究单元为长江经济带101个城市，考察期为2007-2018年. 数据主要来源于2008-2019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以及相关统计局数据和统计公报. 部分测评指标不能直接获取，需要经过处理和测算. 对指标处理方法进行补充说明：价格指标均采用价格指数折算为2007年为基期的可比价格指标；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平均增长率计算补充，同时考虑到重庆市的特殊性，选择使用重庆市主城9区的数据替代整个重庆市进行研究.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101个城市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营商环境优化与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二者综合得分进行测算，结合耦合协调模型与空间自相关模型，研究了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与创新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结论如下：

1) 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得分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因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条件不同，区域差距依旧十分显著. 考察期内，下游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得分最高、发展速度最快，始终处于领先位置；中游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发展速度较慢，增长数值较低，与下游差距逐渐拉大；上游地区营商环境优化速度较快，与下游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得分差距逐步缩小.

2) 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得分先逐步增加后保持稳定变化，且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状态，具体表现为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优化相对较好的地区，对应的创新发展水平较高，中、上游地区创新发展速度慢，发展水平较低.

3) 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与创新发展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升，但区域内、区域间耦合协调度差异依旧显著. 考察期内，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提高到临界协调，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提高到面临失调，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由面临失调提高到一般协调. 2007年，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得分均值为0.41，得分最高的城市为上海(0.648)，得分最低的城市为宜春(0.286)，耦合得分极差为0.362；2018年，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得分均值为0.529，得分最高的城市为上海(0.830)，得分最低的城市为昭通(0.385)，耦合得分极差为0.445. 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与创新发展耦合程度整体得到提升，但耦合得分极差扩大，区域间差异有扩大的趋势.

4) 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与创新发展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与异质性特征，表现为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为核心城市的下游区域呈现出“H-H”集聚特征，中、上游区域除各省会城市(直辖市)外，其余地级市耦合协调度偏低，呈现出“H-L”异质性特征.

基于以上结论，结合各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区位条件、历史背景以及政策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为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与创新发展耦合协调演进提出如下建议：

1) 提高创新产出效率，完善区域创新发展体系. 政府应出台更多鼓励创新的相关政策，推动创新经济发展，尤其应该增加科技投入，构建创新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高效的联系方式. 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引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方式，满足城市创新的资金与人才需求，建立城市科技研发中心、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等，提高科技投入成果转化率、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2) 精准定位核心因素，改善创新环境，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创新发展协调演进. ①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力度. 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例如使用财政资金补贴，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激励风险投资对科创活动的支持力度. ②加快集聚高层次科创人才. 制定相关人才引进战略，吸引和集聚一批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尤其是针对前沿科技，包括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人才的集聚和培养. ③促进校企合作，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和技术转换为实际生产力. 作为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智力支持，高校创新能力对区域创新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政府要进一步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例如大学科技园、大学生创业园和各类校企合作平台的互利合作，促进校企共同科技攻关，实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3) 鉴于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发展的空间差异，各地区应根据自身情况、因地施策. 各地区要结合自身区域特征、经济基础及资源禀赋等要素，选择不同的着力点，出台更有针对性的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驱动战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创新能力. 一方面，中、上游地区要根据创新条件特征，确立区域新发展思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加快形成适合自身特征的创新发展与营商环境优化战略，探索与下游地区的知识共享和资源匹配，积极承接下游地区技术转移，带动本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创新、经济、营商环境优化协同发展. 另一方面，下游地区需发挥自身优势，努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吸引高新技术一线企业落户，进而推动创新发展，积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通过开展多样化的技术创新，扩大创新效应的辐射范围，加强与周边地区合作，通过创新的溢出效应带动中、上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人才和技术的流动、转移，打破户籍制度对人才流动的限制，在知识创新中发挥人才集聚优势.

Figure (8) Table (10) Referenc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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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陈斌, bchen6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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