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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在城乡间大规模流动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1]. 2016年，民政部将农村留守儿童界定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农村户籍未成年人”[2]. 伴随着城市的发展，部分城市父母也外出工作，儿童在城市由其他家庭成员照料，留守儿童这一概念也从农村扩展到了城市[3]. 留守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加，表现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一些内外化问题行为，如焦虑[4]、抑郁[5]、攻击行为[6]等. 攻击行为是指故意伤害他人，并给他人身心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7]. 儿童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攻击行为不仅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和对被攻击者造成伤害，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8].
留守儿童的攻击性一直是留守儿童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 已有众多研究者对留守儿童攻击性展开调查，分别从留守儿童的攻击性状况、成因和后果等进行探讨. 在攻击性状况上，郝文等[9]对5 477名农村留守儿童进行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发生攻击行为风险比非留守儿童高，男生、不良教养方式、发生躯体虐待与攻击行为正相关，心理韧性与攻击行为负相关；在攻击性成因上，张珊珊等[10]对949名留守儿童进行了研究，指出父母拒绝能够预测攻击行为，且受到越轨同伴行为的调节；在攻击性后果上，耿毅博等[11]对2 801名留守儿童进行了研究，指出攻击性能够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了重大影响，部分儿童出现了恐惧、焦虑、抑郁、躯体化等心理问题[12]. 已有研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小学生的攻击性存在性别、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教养方式和年级上的显著差异[13]，但尚未区分留守儿童. 因此，在疫情下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是否呈现出特殊的特点，值得进一步探究.
留守儿童的成长依赖于家庭. 依恋理论指出，儿童存在多重依恋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父母的依恋关系[14]. 家庭亲密度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15]. 新冠疫情暴发的时间为春节，这一时间节点上，大部分外出务工的父母返乡，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变强，而因疫情的进一步持续，部分家长暂时停止了外出工作，长时间居家与孩子在一起. 因此，留守儿童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负性生活事件下，却拥有了较长时间的父母陪伴. 有研究指出，家庭亲密度良好的留守儿童，能够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人际冲突较少，表现得更为和谐[16]. 因此，本研究推测家庭亲密度能够负向预测留守儿童的攻击性.
安全感作为一种内在心理资源，能够帮助个体处理信息、调节刺激反应，调动社会支持、提高幸福感[17]. 留守儿童的安全感是指在预测和评估外界风险时，留守儿童主动应对、处理所获得的胜任感、确定感和控制感，呈现出其对自身生活的掌控感和效能感[18]. 有研究指出，不同安全感水平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安全感的留守儿童表现出更少的情绪不稳定、焦虑和人际敏感[19]. 因此，本研究推测安全感能够负向预测留守儿童的攻击性.
一般攻击模型认为，个人与情境因素通过改变内部状态从而引起攻击性，而安全感作为重要的内部状态，与攻击性密切相关[20]. 个体早期的成长经历与家庭教养影响安全感. 长期的亲子物理分离、情感沟通减少容易诱发儿童心理发展的危机[18]. 与一般攻击模型理论一致，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发展嵌套于多层次的环境系统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的发展[21]. 家庭正是留守儿童活动和交往最重要的直接的微观系统. 已有研究从纵向角度证明留守初中生的亲子亲合能够预测其安全感[22]. 因此，本研究推测家庭亲密度能够预测个体的安全感. 此外，攻击性行为作为个体攻击性的外显表现，包括身体攻击性、言语攻击性、愤怒、敌意、指向自我的攻击. 安全感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大小是否一致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考察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在家庭亲密度和攻击性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并提出如下假设：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安全感和攻击性间呈正相关(H1)；安全感在家庭亲密度和攻击性及其各维度间起中介作用(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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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取线上问卷的形式，对重庆、四川、贵州、山东4个省(直辖市)的中小学生开展调查，收回15 940名留守中小学生的有效问卷数据. 其中，男生7 906人(占总人数的49.6%)，女生8 034人(占总人数的50.4%)；三年级学生1 836人，四年级学生1 834人，五年级学生2 039人，六年级学生2 057人，初一学生2 185人，初二学生1 936人，初三学生1 153人，高一学生1 221人，高二学生1 066人，高三学生613人. 被试年龄为6~20岁，平均年龄为(12.78±2.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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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由Buss等[23]编制、李献云等[24]修订的中文版攻击性问卷，共30个条目，包括身体攻击性、言语攻击性、愤怒、敌意和指向自我的攻击共5个分维度，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攻击性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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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廖传景等[18]编制的留守儿童安全感问卷里的2个分量表，共11个条目，分为安危感知和应激掌控，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对出现危机状态的内心越能保持镇定和安宁，忧虑度低，不容易受到外界应激事件的负面影响，能平静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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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费立鹏等[15]修订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中文版第2版中的家庭亲密度分量表，包括16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关系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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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编的疫情严重性认知问卷，包括2个条目：①疫情严重性：你认为目前的新型肺炎疫情严重吗? ②疫情影响：你认为目前的新型肺炎疫情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采用3点计分，疫情相关认知得分越高，认为疫情越严重、影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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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由班主任组织线上填写问卷，删除填写时间过短(小于300 s)和过长(大于3 000 s)及测谎题填写不真实等数据，最终数据采用SPSS 26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1.1. 研究对象
1.2. 研究工具
1.2.1. 攻击性问卷
1.2.2. 留守儿童安全感问卷
1.2.3. 家庭亲密度量表
1.2.4. 疫情严重性认知问卷
1.3.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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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8个，最大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15.353%，小于40%，说明本次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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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查的留守儿童在疫情严重性认知的两个分维度上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在疫情严重性维度上，相较于感知到疫情严重的个体，认为疫情与自己无关的个体在攻击性和各个分维度上得分更高，而感知严重程度不一致之间的个体其攻击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在疫情影响性维度上，在身体攻击性、敌意和指向自我的攻击3个分维度上，感受到疫情“一般影响”的个体的得分高于感受到疫情“影响非常大”的个体(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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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结果显示，攻击性及各维度的均分在2.13~2.39之间，家庭亲密度为3.39，安全感为3.44. 采用相关分析考察变量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攻击性总水平、身体攻击性、言语攻击性、愤怒、敌意、指向自我的攻击与家庭亲密度、安全感均呈显著负相关(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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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留守儿童攻击性的影响机制，将家庭亲密度作为自变量，攻击性作为因变量，安全感作为中介变量构建模型M1，将攻击性各维度作为因变量，构建模型M2-M6.
由图 1和表 3可知，安全感在家庭亲密度和攻击性及其各维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家庭亲密度对攻击性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安全感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CI)均不包含0，表明留守儿童的家庭亲密度影响攻击性存在两条路径，即直接影响和通过安全感间接影响. 直接效应值为-0.313，占总效应78.84%；间接效应值为-0.084，占总效应的21.16%.
2.1. 共同方法检验
2.2. 留守儿童攻击性在与疫情严重性认知上的差异
2.3.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2.4. 安全感在家庭亲密度和攻击性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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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疫情下留守儿童攻击性及维度的均分在2.13~2.39之间，均低于理论中值3，这与非疫情时期数据相一致，说明疫情下留守儿童攻击性并未显著提升[25]. 这再次提示研究者，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不应该被贴上“攻击性强” “问题儿童”等消极标签. 在了解留守状态可能带负面影响的同时，研究者也应关注留守儿童的成长性，探究留守儿童为何在留守状态下仍能够与一般儿童发展至同等水平，从积极的视角去探讨留守现象.
研究发现，对疫情严重性认知不同的留守儿童表现出不同的攻击性水平. 在疫情严重性认知上，持有“疫情与我无关”观点的留守儿童其攻击性显著高于持有“疫情严重” “疫情不严重”观点的留守儿童，且在分维度上均表现出此特点. 在疫情影响性认知上，对疫情影响性认知不同的留守儿童的攻击性表现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在身体攻击性、敌意、指向自我的攻击上，认为疫情产生“一般影响”的个体要表现出更高的身体攻击性、敌意和更多的指向自我的攻击，而在攻击性总水平、言语攻击性和愤怒上没有明显区别. 有研究指出，认为疫情越严重以及疫情对其生活影响越大的留守儿童表现出较高的社会适应[26]. 本研究却发现，忽视否认疫情严重性和影响性的留守儿童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 究其原因：根据能力受限理论，突发性公共事件如新冠肺炎疫情下，疫情相关信息过载，个体难以完全屏蔽所有的疫情信息，过载的信息能够对能力有限的个体的情绪状态产生影响[27]. 认为疫情“与自己无关”的留守儿童，与认为疫情“严重”或“不严重”的个体相比，更多采用了否认、压抑的方式，忽视了疫情对自身产生的影响，难以释放的情绪通过攻击性进行表达，进而展现出全方面的更高的攻击性[28]. 在疫情对自身的影响上，认为疫情对自己影响一般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身体攻击性、敌意和指向自我的攻击，而在言语攻击性、愤怒及攻击性总水平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究其原因：身体攻击性、敌意、指向自我的攻击相比言语攻击性、愤怒具有更强的压抑色彩，留守儿童更倾向于使用这种压抑自我的攻击行为，而非言语攻击性、愤怒这种更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攻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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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和安全感与留守儿童攻击性及各维度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家庭亲密度与安全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留守儿童的家庭亲密度和安全感越高，攻击性越低；家庭亲密度越高，安全感越高. 且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指出，安全感在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和攻击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家庭亲密度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攻击性，还可以通过安全感间接影响攻击性. 在直接效应上，家庭亲密度负向预测攻击性，再次证实了家庭情感联结对儿童成长的支持性[11, 16]. 在高亲密度的留守家庭中，儿童通过依赖父母得到安全.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时，留守儿童也能够与父母谈论担忧、舒缓压力，适当求助父母，进而表现出较低的攻击性.
在间接效应方面，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正向预测其安全感，这与生态系统理论相吻合.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留守儿童直接生活的微观系统家庭所提供的亲密度，能够作为积极情感支持帮助留守儿童提高应对外界风险的能力，以及刺激时的胜任感、确定感和控制感[18]. 另外，安全感负向预测留守儿童的攻击性，支持了一般攻击性模型. 也就是说，安全感作为重要的内部状态，能够影响留守儿童的攻击性，即留守儿童安全感越高，攻击性越低[20]. 同时，安全感在家庭亲密度和攻击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说明较高的家庭亲密度可以较好地提高个体的安全感水平，帮助其合理处理信息，调节刺激反应，调动自身的社会支持，进而降低攻击性. 当留守儿童面对疫情这一负性生活事件时，较高的家庭亲密度让个体感到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心与爱护，感受到被支持，进而在评估风险时感受到风险可控，更有勇气去面对疫情下的风险事件，产生了更高的安全感，因此在结果反应时，表现出更低的攻击性反应，包括更少的身体、语言攻击，更少的愤怒、敌意以及指向自我的攻击[29]. 挫折—反应理论也指出，当个体在情境中感受到更高的安全感，更有掌控感时，就会产生更少的挫折预期，进而表现出更少的攻击性行为[30]. 在疫情期间，留守儿童能够充分体会到父母带来的家庭亲密的温暖氛围，感受更少的疫情带来的挫折预期以及更少的焦虑，进而表现出更多的安全感，更少的攻击性行为[31].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安全感在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和攻击性各维度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效果不完全相同. 相比于身体攻击性、言语攻击性这类直接面对攻击对象、冲突性较强的攻击行为，安全感对愤怒、敌意、指向自我的攻击中这类更多地转向自我、建设性较低的攻击行为. 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反映出家庭亲密度、安全感更多的是指向自我的完善，帮助个体更好地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进而表现出较少的指向自我的、冲突性较强的攻击[32-33].
3.1. 留守儿童攻击性现状
3.2. 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安全感与攻击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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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留守儿童的高攻击性是对留守儿童贴上的不合适的标签，也是在教育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帮助留守儿童更好地降低攻击性，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显得极为重要. 本研究结果发现，可以从疫情认知、家庭亲密度和安全感3方面来降低留守儿童的攻击性. 在疫情认知方面，学校和家庭要对留守儿童进行正确且恰当的新冠肺炎疫情知识科普，切忌过度轻慢，完全不重视疫情. 每天控制对疫情的关注时长，避免疫情相关信息过载而导致焦虑等情况，建议每天关注时间为10~15 min. 在家庭亲密度方面，家庭过程模式理论认为，家庭的首要目标是完成日常任务保障家庭运转. 日常任务需要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合理分工，各担其责[33]. 尤其是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家长可以调整家庭的角色分工，让儿童与自己共同应对风险，强调对儿童赋能，欣赏儿童对家庭的付出与贡献. 同时，家长可通过每天15~30 min的网络信息等沟通，增加与孩子的链接，让彼此感受到温暖的家庭氛围和足够的安全感. 在安全感方面，家长应该重视给予留守儿童充分的安全感，以降低留守儿童的攻击性. 安全感的建立来源于成功应对问题的经验. 家长要在鼓励留守儿童独立处理问题的同时，也适当伸出援手以及在孩子背后给予坚定的支持. 尤其是在疫情下，家长应更多地包容留守儿童出现的更多的短期的情绪行为症状，相信孩子在其自身的努力以及家长、同伴、教师等支持下，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攻击性. 同时教师、学校、社区等也可以通过定期、适度的关注，帮助留守儿童提高安全感，降低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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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状态下，留守儿童的攻击性受到疫情严重性认知的影响. 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安全感与攻击性总水平及其子维度显著负相关，家庭亲密度与安全感显著正相关. 安全感在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和攻击性总水平及其子维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针对攻击性的不同维度有一定差异.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仍存在不足. 首先，本研究测量均来自留守儿童，未来的研究可拓展主体范围，将家长、教师，甚至是社区作为信息来源，提高对留守儿童攻击性情况的了解程度. 其次，本研究未对留守儿童进行细致划分，未来研究可考虑选择更具针对性的留守儿童进行研究或进行分层研究，如对单留守、双留守等不同状态的留守儿童进行研究. 最后，本研究是对疫情下留守儿童攻击性的一个时间点进行抽样分析，忽视了疫情这一事件对留守儿童的动态影响；同时，伴随着疫情常态化管理，留守儿童的攻击性是否又有新的变化值得进一步探究. 未来可考虑使用经验取样法等纵向研究设计，进一步探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关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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