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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半年以上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未成年孩子[1].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在学习适应、社会交往适应及家庭环境适应等方面较非留守儿童差[2]，行为问题的发生多于非留守儿童[3]，社会适应发展状况较为不利[4]. 2020年初，新冠疫情大规模暴发，居家隔离、学校封闭、大部分企业停工停产，这一突发重大生活事件对儿童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儿童情绪与行为问题发生率均高于疫情前[5]. 与一般儿童相比，处境不利儿童受到疫情的消极影响更为明显，其中留守儿童是典型代表，有研究指出在疫情期间留守儿童的适应不良问题更为突出[6]. 因此，在新冠疫情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值得关注.
在众多关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家庭被认为是影响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关键因素. 留守儿童的典型特征是父母双方或一方缺位. 有学者指出，父母外出打工是否对留守儿童产生不利影响，取决于它是否破坏了家庭功能[7]. 家庭亲密度作为家庭功能的一个重要维度[8]，它表示个体觉察到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程度，是反映家庭成员亲近关系以及积极家庭氛围的综合指标[9].
在亲密度和适应性方面表现极端的家庭，特别容易出现家庭成员离家出走、患心身疾病等适应不良现象[10]. 实证研究证明，家庭亲密度会负向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家庭亲密度越高，儿童的问题行为越少，社会适应性越好[11]，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和更好的社会包容性[12]. 而留守儿童家庭总体功能、家庭沟通及家庭情感反应均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13]. 可见，较低家庭亲密度是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不良的重要影响源. 为此，本研究假设：在疫情下，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社会适应.
个体社会适应的发展除了受家庭关系的影响，还受个体心理感受的影响，如安全感、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 根据Maslow[14]需要层次理论，安全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这种基本需要的满足有利于促进个体个性化发展，从而形成健全人格. 因此，安全感对个体完成社会化，达到良好社会适应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留守儿童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理应关注到留守儿童安全感这一重要变量. 安危感知和应激掌控是留守儿童安全感的两个重要因子.
安危感知反映了留守儿童对所处环境及生活动荡、变化等的感受，对家人及自身安全状态的认知、判断[15]. 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当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个体变得越来越寻求环境安全、稳定和保障，产生了发展某种结构、秩序和某种限制的需要[16]. 只有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体才能免于焦虑和恐惧，感觉到温暖和爱，发展出稳定的情绪和行为来适应社会. 反之，则容易导致抑郁、焦虑或不良行为. 安危感知作为衡量留守儿童感知环境安全稳定与否的重要指标，极大程度地反映了留守儿童对于安全需要的满足状况，但长期的亲子分离和疫情暴发使其对生活稳定和安危有更多的担忧和不安，影响留守儿童对于安全、稳定和保障的需要，进而影响其行为和情绪的发展，导致其社会适应不良. 实证研究也发现，通过改善留守儿童对自身生理、心理、他人和社会等因素可能引发风险的预测和感知能够有效促进留守儿童各方面社会适应性的改善[17]. 可见，安危感知对改善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有重要影响. 另外，家庭作为儿童成长的第一环境，温暖、和睦、互助的家庭氛围有助于儿童感觉环境的稳定和安全，这种公平、合理、秩序井然、可以预知的环境，只有亲密、互助的父母才能够提供[18]. 因此，本研究假设：家庭亲密度能够通过安危感知的中介作用对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
留守儿童应激掌控表现为对发生在身边的应激事件的掌控能力和应对心理[15]. 依恋安全感理论认为，在依恋安全感的心理表征中程序性知识(包括关注情感调整和对应激事件的有效应对)能够帮助个体在面对应激事件时采用建设性的问题管理策略，通过寻求支持和有效的解决方式发展应对能力，这对维持个体的情绪稳定和社会适应具有重要作用[19]. 具有应激掌控能力的留守儿童能够掌握更积极的问题应对策略，这与其社会适应的发展息息相关. 实证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对生活事件的控制感与其人际关系、学习、积极情绪等方面的适应相关较显著[20]. 另外，来自高亲密度家庭的孩子更坚定地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目标，并感受到更多的人际支持[21]，对生活事件有更高的掌控感. 在一项针对大学生家庭亲密度与社会适应研究中，个体对生活的控制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22]. 因此，本研究假设：家庭亲密度会通过应激掌控的中介作用对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
本研究以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探讨在疫情下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对其社会适应的影响，并以留守儿童的安危感知和应激掌控为中介变量，揭示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对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为“疫情下需要加强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从而促进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这一观点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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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施测时间为新冠疫情大规模暴发时期(2020年4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重庆市、四川省、山东省3个地区的22所中学，使用“问卷星”在网络上发放问卷，共收取2 613名留守儿童的问卷. 根据留守儿童相关概念删除“父母未外出打工”及“外出打工半年以下”的被试，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 288份(有效率为87.6%). 其中，被试年龄范围在10~1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72岁(SD=1.60)，留守时长为1~2年、2~5年、5年以上的学生人数分别是870人(38.0%)、426人(18.6%)、992人(43.4%)，其余被试组成结构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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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费立鹏等[23]修订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本研究仅使用家庭亲密度分量表测量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结紧密程度，一共16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从“不是”到“总是”，其中2，5，10，15题为反向计分；总均分高低表示家庭亲密度的高低，分数越高，表明家庭成员之间越亲密.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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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郭成等[24]编写的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共37题，包括个性宜人、人际和谐、学习自主、观点接纳、集体融入、生活独立、环境满意7个维度和2个测谎题. 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无反向计分题；总均分高低表示社会适应水平高低，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有利于社会适应的个性心理特征越明显，其社会适应水平越好.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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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廖传景等[15]编制的留守儿童安全感问卷中“安危感知”和“应激掌控”两个维度，共11题. 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无反向计分题. “安危感知”维度由7个题项组成，总均分高低表示安危感知力高低，分数越高表示对出现危机状态内心越镇定安宁、忧虑度低，越能感受到父母外出务工、家庭安全及自身安全等有保障. “应激掌控”维度由4个题目组成，总均分高低表示应激掌控能力高低，分数越高表示对应激事件有更多的掌控力和胜任感. 在本研究中，安危感知、应激掌控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0.79.
1.1. 研究对象
1.2. 研究工具
1.2.1.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FACESII-cv)
1.2.2. 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
1.2.3. 留守儿童安全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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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25]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0个，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8.77%，小于40%，说明各变量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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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亲密度、社会适应、安危感知、应激掌控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社会适应、安危感知、应激掌控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性别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安危感知、应激掌控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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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SPSS)软件的PROCESS插件中的模型4，检验以家庭亲密度为自变量，社会适应为因变量，安危感知和应激掌控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模型，将性别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 多重中介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家庭亲密度能够正向显著预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0.43，p＜0.001). 将应激掌控和安危感知纳入回归方程，家庭亲密度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安危感知和应激掌控(B=0.27，p＜0.001；B=0.32，p＜0.001)，应激掌控和安危感知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B=0.11，p＜0.001；B=0.04，p＜0.001). 此时，家庭亲密度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B=0.39，p＜0.001).
对各路径的效应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4和图 1所示. 留守儿童的应激掌控和安危感知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 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对社会适应的总效应显著(B=0.43，95%CI：[0.40，0.47])，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对社会适应的直接效应显著(B=0.38，95%CI：[0.35，0.42])，安危感知和应激掌控在家庭亲密度与社会适应间均存在显著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B=0.01，95%CI：[0.00，0.02])，(B=0.04，95%CI：[0.02，0.05]). 其中，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88.3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1.63%. 同时，对模型中不同路径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考察是否存在显著的路径差异. 结果表明，路径1与路径2的中介效应存在显著差异(B=0.02，95%CI：[0.01，0.04])，说明应激掌控的中介作用大于安危感知的中介作用.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2.2. 家庭亲密度、安危感知、应激掌控与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
2.3. 安危感知和应激掌控在家庭亲密度与社会适应间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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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关注在疫情下家庭亲密度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家庭亲密度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呈显著正相关，家庭亲密度能够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这与以往对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研究结果一致[26-27]. 危机理论认为当家庭面对重大生活事件时，会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或使家庭出现新的适应并增强家庭功能[28]. 面对疫情大规模暴发，家庭成员对彼此生命安全的担忧和对病毒的恐惧会增强家庭联结. 对于留守家庭来说，驻留外地的父母因为物理环境的限制会更注重对孩子的关怀(如增加电话、视频的次数)，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更多亲子沟通互动的机会，充足的沟通时间是保障亲子沟通效率、提高家庭亲密度的首要前提[29]，因此留守儿童的家庭亲密度会有所上升. 伴随家庭亲密度的增加：①能够充分缓解长时间亲子分离的疏离感，使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结增强，从而有利于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功能[30]；②高亲密度家庭拥有积极的氛围，父母更多的积极情绪表达有助于儿童在面对负性情绪与挑战时能够主动表达并寻求支持[31]，从而使父母能在其学习、交往、行为等方面提供一些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提高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性；③父母间更多的交流互动能改善家庭功能[32]，而家庭功能的修复对改善留守儿童某些不良的社会适应行为起到积极作用，因此留守儿童的家庭亲密度越高，对其社会适应的发展越有利. 家庭亲密度低的家庭，青少年更可能对自己持否定态度，在生活中遇到更多困难，表现出更多的外化行为问题和学业困难[9]，如果家长持续忽略、拒绝或误解孩子的亲近行为，使其在亲子互动中没有获得积极的帮助或安慰，当面对挑战时个体会遭受更高水平的内心焦虑[33]，增加其遭受焦虑、抑郁的可能，进而造成社会适应不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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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亲密度能够通过安危感知和应激掌控的单独中介作用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产生影响，说明家庭亲密度可以影响留守儿童的安危感知和应激掌控，进而影响其社会适应.
根据依恋安全感理论，个体在与依恋对象互动的过程中能够感知危机可控，并且维持积极和希望状态，从与安全个体的互动中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能够减少压力并解决困难，在面临威胁时能够以有效的方式回应他人，从而发展自己的应对能力[19]. 因此，在高亲密度的家庭中，父母与孩子有更多的情感交流，能够给予他们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并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34]. 个体能够感受到与父母紧密的情感联结和温暖安全的家庭氛围，这种对于生活的确定感及亲近关系使得个体在面对应激事件时能够感知到身边的支持，从而有信心和策略去应对而不是逃避困难. 在亲密、有凝聚力的家庭系统中成长，能帮助个体树立结构化、可控制、有意义的生活观点[35]，在面对环境挑战时这些观点可以作为遭遇挑战和风险的保护因素，帮助个体获得更多的胜任感和掌控力. 个体感觉自己对生活能够进行掌控，就能对生活进行管理，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影响环境，得到预期的结果，从而增加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达成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
高家庭亲密度是儿童感觉安全和幸福的主要来源[36]，生活在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中，儿童与家庭成员之间会有更多的交流，同时也会感受到更高的安全感[37]. 因此，相比于低亲密度的家庭，家庭亲密度高的个体能够体会到更多的生活稳定，这种外在生活的稳定使得个体对环境有更高的安全感[38]，从而对自己及家人的安危更加放心和坦然，对于家庭支持和父母保护有更多确信感与控制感，获得较高的安危感知力. 另一方面，儿童对保护、安全和保障的感觉以及对其父母亲关系、整体家庭的安全感受，与他们的幸福感、适应行为密切相关[39]. 因此，安定保障的感受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全成长的基础，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社会适应. 相反，青少年在家庭中感受到更多的家庭冲突与不稳定会导致其产生情绪不安全感，以至于个体会对自己和社会产生过度消极和敌对的看法，从而影响他们人际、学业等多方面的适应问题[40]. 因此，家庭内部紧密的联系为留守儿童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温床，让其感受到更多的保障与支持，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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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两条中介路径效应差异显著. 对具体路径进行分析发现，家庭亲密度更多地通过影响留守儿童的应激掌控能力去影响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 对于留守儿童来讲，与父母分离，缺少父母的关爱和情感交流是导致留守儿童不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因素[41]. 留守儿童经历长期的亲子分离，缺少父母的情感支持，其社会处境普遍较差，这些都导致了留守儿童对自己与他人交往的敏感反应，也使其家境担忧反应更为强烈，不仅担心自己在家庭中的存在感，同时也更加担心自己与亲人的人身安全[42]. 这种长期形成的低安危感知力无法在短时间通过家庭亲密的提升而得到极大的改善，且生活动荡或规律打破可能会使个体陷入更多的焦虑和压力之中[43]，因此新冠疫情的暴发增加了留守儿童对其自身及家人生命健康的担忧和不安定的感受. 应激掌控能力作为一种对应激事件的控制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而得到加强[44]，表现在家庭中则是个体通过得到父母的支持而增强对应激事件的控制感和效能感，因此在疫情下家庭联结的增强对于留守儿童应激掌控能力的提升影响更加显著. 同时，国家强力的疫情防控政策与良好的防疫效果也给留守儿童带来了“疫情可控”的信心，在现实层面也增加了个体的应激掌控感. 因此家庭亲密度对留守儿童应激掌控的影响效果要大于对其安危感知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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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了后疫情时代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并结合疫情背景探究了安危感知和应激掌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家庭亲密度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其社会适应，还能通过应激掌控和安危感知的间接路径发挥作用. 家庭和谐亲密是孩子适应能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45]，因此在家庭层面上，本研究启示留守儿童父母要重视维系家庭情感联结. 特别是在疫情这样特殊的背景下，留守儿童对于人身安全以及家庭安危的担忧更为明显，除了物质支持以外父母要及时给予孩子充分的关心和心理上的安慰，给予他们行为上具体的指导以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充分感受来自家庭的支持，提高掌控感，从而有信心去应对疫情带来的种种变化，形成良好的社会适应. 在社会层面，本研究发现疫情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尽管大多数研究都证实了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不容乐观，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留守状态虽然导致了留守儿童某些不良情绪体验增加，但并未加剧其在内外化问题行为等方面的社会适应不良[46]. 因此，社会各界应该以辩证的眼光去看待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充分发挥各界的作用，学校和社区应针对性地开展一些留守儿童的关爱项目，让留守儿童感受到更多的安全和温暖，增加其安全感，以此缓解留守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①本研究只采用了横断研究，对复工复学后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没有做追踪调查，不足以充分说明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设计. ②本研究主要对留守儿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面对疫情这一特殊事件，非留守儿童的家庭系统也有一定的变化，因此未来可以考虑非留守儿童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对比研究. ③本研究虽然发现安危感知和应激掌控的中介路径显著，但考虑到其中介效应值较小，直接效应仍显著，说明还存在其他变量在其中起作用，未来的研究要进一步探索.
3.1. 在疫情下，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3.2. 应激掌控和安危感知的多重中介作用
3.3. 中介路径的差异比较
3.4. 研究价值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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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论如下：
1) 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应激掌控、安危感知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且家庭亲密度能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
2) 留守儿童应激掌控与安危感知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之间起显著多重中介作用.
3) 对两条中介路径的效应进行比较发现，家庭亲密度影响留守儿童应激掌控进而影响其社会适应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通过影响安危感知进而影响社会适应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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