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n the empowerment of social capital in enhancing risk resilience among poverty-alleviated households in western China

农户返贫风险的发生概率不仅取决于外部冲击的强度与频率，更与其社会资本存量及风险转化效率密切相关。返贫风险是指脱贫农户因外部冲击或内部脆弱性累积而再度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21]，其本质是农户抗风险能力与外部冲击强度的失衡^[22]。社会资本作为农户核心生计资本，通过横向互助网络与纵向组织联结分散个体风险，显著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23]。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建构的乡村传统社会网络内嵌天然的风险共担机制，当农户面临突发性生计冲击时，既可通过邻里互助、亲友接济获得及时支持，也能依托村社集体行动整合社区资源应对公共风险，有效弱化系统性冲击的传导效应与波及范围^[24]。本文将基于社会资本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社会资本对脱贫群众返贫风险的影响。

考虑到社会资本的风险缓冲机制，本文建立如下返贫风险函数：

式中：R(S，ε)为返贫风险；S为社会资本水平；ε为外部冲击；参数θ为社会资本抗风险效率，反映社会资本分散风险的能力，θ越大，社会资本抗风险效果越强，并且满足θ＞0。进一步，对该函数求社会资本的偏导数：

由于ε＞0且θ＞0，恒有

根据式(3)可知，社会资本通过互助网络分散外部冲击，显著降低返贫风险。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

H1：社会资本能够降低农户的返贫风险。

现有研究关于社会资本增收效应的群体异质性仍存分歧。部分学者基于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逻辑指出，高收入农户拥有更广泛、优质的社会关系网络，能优先获取财政支农项目、产业发展信息等资源，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极易形成“精英俘获”现象^[25]，致使社会资本存量与回报率向高收入群体倾斜，从而加剧农户内部收入分化^[26]。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具有收入差距收敛效应^[27]，其对低收入农户收入流动性的边际提升作用显著高于高收入农户，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穷人资本”的角色^[28]。尽管学界关于社会资本增收效应异质性的争论尚存分歧，但既有研究已普遍证实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本文基于生产函数检验社会资本对脱贫家庭收入的影响。考虑到模型的简洁性，假设非生产性收入为常数，生产性收入由生产函数决定，进而建立收入函数：

式中：Y为家庭收入；Y_p(S)为生产性收入函数；Y_np为非生产性收入。进一步，将收入函数具体化为：

式中：φ(S)为社会资本提升技术效率函数；K(S)为社会资本增加资本可得性函数；φ₀为基础技术水平；φ₁S为社会资本提升带来的效率改进；K₀为初始资本存量；βS为通过社会网络进行的资本扩张；α为资本产出弹性；T为常数，代表非生产性收入数值。进一步，该函数的全微分为：

由于α＞0，(K₀+βS)^α-1＞0，φ₀+φ₁S＞0，β＞0，恒有：

根据式(7)可知，社会资本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本可得性，显著增加脱贫家庭收入。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2。

H2：社会资本能够提高脱贫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

既有研究在宏观层面已就收入增长的防返贫效应形成基本共识，普遍认为家庭收入水平与返贫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9]。收入水平的提升直接增加了家庭可支配资源存量，其剩余部分可转化为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与生产性物质资本积累，从而显著增强家庭应对疾病、自然灾害等突发性外部冲击的韧性，由此形成对返贫风险的长效抑制^[30-31]。

因此，本文构建以下返贫风险函数，分析收入对返贫风险的影响：

式中：λ为抵御效率；e^-λY表示收入对风险的抵御作用。Y越大，e^-λY越小，风险缓冲作用越强。进一步，对该函数求脱贫家庭收入的偏导数：

由于ε＞0且λ＞0，恒有：

根据式(10)可知，收入增长显著增强脱贫农户的风险抵御能力，从而降低返贫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

H3：收入增长能够有效降低农户的返贫风险。

本文数据源于课题组2022年1月在武陵山区、乌蒙山区、秦巴山区、六盘山区、滇西边境山区及四川藏区等西部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开展的实地调研。调查员深入136个脱贫村及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对退出帮扶序列的建档立卡户进行入户调查。随机抽取农户1 474户，剔除核心指标缺失及变量明显异常的样本后，获得有效问卷1 350份，有效率为91.59%。

本文借鉴姜晓萍等学者关于规模性返贫风险源的类型学分析框架^[32]，结合数据可得性与农户风险实际反馈频次，从风险谱系中提取自然灾害、疾病、意外事故与失业4类高频核心风险作为主要测量维度，并设置“其他风险”开放性选项以覆盖零散但具有实质影响的风险类型。据此，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户返贫风险划分为自然灾害风险、疾病风险、意外事故风险、失业风险与其他风险5个基本类别，以风险种类叠加数量表征返贫风险强度。

借鉴徐戈等学者的研究^[33]，本文从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声望4个核心维度对脱贫农户的社会资本综合水平进行系统度量。考虑到熵值法能够有效克服主观赋权法的人为偏差，同时较好地解决多指标评价体系中普遍存在的信息重叠问题，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各维度及具体指标进行客观赋权，综合测算得到脱贫农户的社会资本综合水平(表 1)。

社会资本以社会网络为基本载体，其本质是一种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嵌入性社会资源。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可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等机制，有效促进就业信息在农户群体中的精准传递与广泛扩散^[34]，进而对农户就业机会获取、创业绩效提升及家庭收入稳定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上述理论逻辑，本文将脱贫家庭总收入设定为中介变量。为消除数据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潜在干扰，对家庭总收入指标进行取对数处理^[35]。

为有效控制实证分析中潜在的混杂因素干扰，本文借鉴尹志超等^[36]、贾男等^[37]学者的研究，从村庄特征维度选取农业产业发展状况、非农产业发展状况、生态卫生环境状况3个控制变量，从家庭特征维度选取有效劳动力占比、土地质量、土地面积、通信工具价值、交通运输工具价值、家用电器价值、家庭存款、投资理财金额、交通出行便利程度、医疗服务设施建设、文化教育设施建设等11个控制变量，从户主特征维度选取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健康状况、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汉语掌握情况等5个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2。

为考察社会资本对脱贫群众返贫风险的影响，本文分别利用OLS回归和有序Logit回归设定模型如下：

OLS回归模型：

有序Logit回归模型：

为深入检验社会资本与返贫风险之间的关系，本文进一步将各社会资本变量指标纳入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式(11)-(14)中：y_i表示第i个脱贫农户的返贫风险得分；LogitP_i表示第i个脱贫农户的返贫风险累积概率；Score_i为第i个脱贫农户的社会资本综合水平；X_i，k为第i个脱贫农户的第k个社会资本分维度具体指标；δ_k、γ_k代表对应模型的社会资本第k个分维度指标估计系数，$ \sum\limits_{k=1}^n \delta_k X_{i, k} $、$ \sum\limits_{k=1}^n \gamma_k X_{i, k}$分别代表OLS回归、有序Logit回归模型中各社会资本分维度具体指标之和，其中n=10，表示社会资本分指标数量；Control_i，j为第i个脱贫农户的第j个控制变量数值；$ \sum\limits_{j=1}^m \alpha_j { Control }_{i, j} $、$ \sum\limits_{j=1}^m \beta_j { Control }_{i, j}$分别代表OLS回归、有序Logit回归模型中所有控制变量之和，其中m=19，为控制变量数量；α₀、β₀代表对应模型的常数项，α₁、β₁代表对应模型的社会资本综合水平估计系数，α_j、β_j代表对应模型的第j个控制变量估计系数；ε_i为扰动项。

为深入揭示“社会资本—返贫风险”的内在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脱贫家庭收入在社会资本影响返贫风险过程中的传导效应，并综合运用Sobel检验与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与稳健性进行双重验证。借鉴钱晶晶等学者做法^[38]，本文构建如下逐步回归方程组以系统识别上述传导路径：

式中：M_i代表中介变量收入；d₁、d₂、d₃为常数项；ε_1i、ε_2i、ε_3i为随机扰动项；α_1j、α_2j、α_3j分别代表对应模型的第j个控制变量估计系数，$ \sum\limits_{j=1}^m \alpha_{1 j} {Control}_{i, j} $、$ \sum\limits_{j=1}^m \alpha_{2 j} {Control}_{i, j} $、$ \sum\limits_{j=1}^m \alpha_{3 j} {Control}_{i, j}$代表控制变量之和；c为社会资本对返贫风险影响的估计系数；a为社会资本对脱贫户收入影响的估计系数；c′和b分别为社会资本和收入的估计系数。

基于前文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本文采用OLS回归与有序Log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脱贫农户返贫风险的影响。表 3模型1与模型3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返贫风险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社会资本每提升1个单位，返贫风险降低4.26个单位，脱贫农户陷入更高返贫风险等级的对数优势比降低21.175。两种模型结果一致表明社会资本积累能有效降低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假设H1成立。模型2与模型4进一步考察了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声望4个维度下10个具体指标的回归结果。

在社会网络维度，“可求助亲友数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扩张能有效降低返贫风险，丰富的支持网络可为脱贫农户提供多元化资源援助，在遭遇突发冲击时形成有效的风险缓冲。“城市县城生活亲友数量”与返贫风险同样显著负相关，城镇亲友通常具备更开阔的市场视野与更充裕的经济资源，能够提供非农就业信息与市场对接渠道，助力脱贫农户融入现代市场经济，提升系统性风险抵御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或事业单位亲友数量”对防范返贫风险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此类亲友提供的援助多集中于政策解读、办事指引等制度性支持，与脱贫农户应对生产生活风险所急需的直接经济支持、市场资源之间存在供需错配，加之体制内社会关系的资源转化效率受制度约束与伦理规范的双重限制，难以转化为脱贫农户可直接利用的生计资本。

在社会参与维度，“村庄公共事务讨论与表决的参与度”“参加文娱活动的频率”“邻里相处融洽度”“接受技能培训次数”等指标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社会参与程度的提升能有效降低返贫风险。脱贫农户高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积极投身社区文娱活动、维系良好邻里关系并主动接受技能培训，能显著增强其资源动员能力与发展机会获取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文娱活动参与频率的系数绝对值在所有社会参与维度指标中最大，表明其对返贫风险的边际抑制效应最强。集体性文娱活动作为非正式制度载体，通过情感联结强化社区凝聚力，构建基于文化认同的互助网络，并在互动中形成知识与信息传播的非正式渠道，使生产技术、市场信息等发展性资源通过非制度化途径实现有效共享，进而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在社会信任维度，“邻居、村干部或村里其他人是否可信任”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社区人际信任水平越高，脱贫农户返贫风险越低。较高的邻里信任能有效降低社区内部交易成本，促进资源共享。信任程度越高，互助行为的发生频率与可靠性越强，进而能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社区风险缓冲与共担机制。此外，脱贫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构成其政策资源获取的重要心理基础，信任度较高的脱贫农户更倾向于主动参与政府帮扶项目，对政策执行公平性持有更高预期，从而提升政策资源配置效率，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在社会声望维度，政治面貌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系数绝对值在所有指标中最大，表明政治身份作为制度化社会资本，对返贫风险具有最为显著的抑制效应。党员身份在乡村熟人社会中形成隐性信用背书与身份优势，赋予个体更多发展机会与资源获取渠道，有效提升家庭风险抵御能力与生计韧性。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社会地位对返贫风险的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声望尚未转化为防范返贫的有效资本。

为进一步考察社会资本对脱贫农户不同返贫风险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基于模型3开展返贫风险数量维度的分层边际效应分析，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提升能显著提升脱贫农户家庭处于较低返贫风险等级的概率。这表明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强化家庭风险缓冲能力，有效降低脱贫农户陷入多重风险叠加困境的可能性。然而，社会资本对极端风险数量未产生显著影响，说明其对极端多重风险并发的抑制作用存在明显边界，此类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仍需主要依靠制度性保障与公共政策干预。

前文基准回归中所使用的社会资本综合水平系采用熵值法测算所得。为检验“社会资本对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这一核心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度社会资本综合水平，并据此重新进行基准回归检验。表 5回归结果表明，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后，实证结果仍然稳健。

考虑到实证结果可能受到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熵值法得出的社会资本综合水平进行了5%的缩尾处理和截尾处理，并再次进行基准回归分析。表 5的回归结果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一般而言，社会资本综合水平较低的脱贫农户更易陷入低收入陷阱，进而显著提升其返贫风险发生概率。3.1节的基准回归结果虽已初步证实社会资本对防范返贫风险的积极作用，但尚未明确社会资本的减贫效应是否会通过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得到强化。为此，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系统检验收入在社会资本影响返贫风险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如表 6所示。

表 6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脱贫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的提升有助于降低返贫风险，揭示了社会资本通过促进收入增长、增强风险抵御能力进而抑制返贫风险的作用路径。纳入家庭收入变量前，社会资本对返贫风险的总效应系数为-4.260；纳入后，社会资本对返贫风险的直接效应系数为-2.668，通过家庭收入传导的中介效应系数为-1.592，占总效应的比重为37.37%。Sobel Z为-12.21，在1%水平上显著；Bootstrap检验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进一步验证了中介效应的稳健性。由此可得，家庭收入在社会资本与返贫风险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与假设H3得到验证。

为考察社会资本防范返贫风险效应的收入异质性，本文以样本家庭总收入中位数为界，将全样本划分为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进行分组回归。表 7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不同收入层级脱贫家庭均具有显著的返贫风险抑制效应，对低收入家庭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上述结果揭示了社会资本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具有鲜明的“益贫性”特征，低收入脱贫家庭因经济储备不足、正式社会保障覆盖有限，对社会资本的非正式风险分担功能依赖更深，使其边际效应显著放大；而高收入家庭自身经济韧性较强，可通过多元化渠道分散风险，社会资本的风险缓释效应相对弱化。

为考察社会资本存量对防范返贫风险的作用差异，本文依据脱贫农户社会资本综合指数的三分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低、中、高三组。表 8分组回归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所有组别脱贫农户的返贫风险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影响强度随社会资本存量水平的提升而递减。其中，低社会资本存量组通过提升社会资本水平增强返贫风险抵御能力的边际效应最为显著，这可理解为该组农户在社会网络规模拓展、社会参与深度与广度等方面尚存较大提升空间，适度拓展社交圈层、参与社区合作互助即可有效打破信息壁垒与认知局限，大幅降低返贫风险；而高社会资本存量组农户的返贫风险本已处于较低水平，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相对饱和，进一步提升社会资本水平的边际防范效应较弱。

本文基于西部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 350户脱贫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其社会资本综合水平，系统检验社会资本对返贫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脱贫农户的社会资本对返贫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收入在社会资本影响返贫风险的传导路径中发挥不完全中介作用；在低收入及低社会资本存量的脱贫家庭，社会资本提升对返贫风险的抑制效应更强。

第一，将社会资本培育嵌入乡村振兴长效机制建设。一是拓展脱贫农户的人际网络联结，引导其主动拓宽社会交往边界，深化社区融入，提升信息交流频率与深度，培育基于信任与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强家庭风险抵御能力。二是强化经济组织参与网络，鼓励脱贫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组织化渠道高效获取市场信息、政策支持与金融服务，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降低市场波动与技术应用风险。三是构建制度化社区信任体系，探索“邻里互助信用积分”等制度载体，将非正式互助行为转化为可量化、可积累的社会资本储备，降低社区内部交易成本，提升政策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构建分类施策的差异化社会资本提升体系。对经济储备薄弱的低收入脱贫家庭，重点强化保障型社会资本的益贫性功能，定向提升核心社会资本存量，放大边际效应，筑牢抵御突发性返贫风险的基础安全网。对社会资本整体匮乏的家庭，应着力加强社交技能培育与信息渠道建设，打破信息壁垒，增强社会参与的主动性与能力，降低因信息闭塞与机会缺失导致的长期性返贫风险。对社会资本相对充裕的家庭，应引导其主动链接企业、科研机构等异质性资源主体，提升社会资本向生计资本的转化效率，并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其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实现社会资本的正外部性溢出。

第三，以制度性干预构筑风险防火墙。社会资本的风险缓冲功能在极端、复合型风险冲击下明显衰减，亟需刚性制度保障发挥兜底作用。政府应设立“多重风险响应专项基金”，将其纳入防返贫政策工具箱，建立清晰的风险触发机制，当脱贫户遭遇多重风险叠加冲击时，迅速启动跨部门协同应急救助，阻断风险的链式传导。同时，深度激活基层党员的组织纽带功能，推行党员定点联系高风险脱贫家庭制度，明确常态化风险监测与初步帮扶职责，构建直达最脆弱家庭的“神经末梢”。

第四，强化文化赋能，激活社会资本内生动力。依托乡村文化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基层阵地，常态化开展乡土文化展演、技能竞赛等参与式活动，将传统民俗与产业经验嵌入公共文化场景，通过情感联结与价值共识强化社区身份认同，激活基于文化认同的内生互助网络，实现生产技术、市场信息等生计资源的低成本扩散。同时，探索“数字文化+社会资本”融合模式，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数字媒介搭建跨区域交流与技能分享社群，拓展脱贫农户的社会交往半径，持续增强其依托社会资本获取生计资源的内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