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Hotspots and Prospects of Edu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本研究的基础数据以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数据库为数据源，以检索主题为“研学旅行”或“研学旅游”或“教育旅游”或“修学旅游”或“修学旅行”进行检索，检索截止时间为2019年5月4日.为获得完备的文献资料，运用“滚雪球”法补充所得文献后所列参考文献中有关研学旅行的文献资料.在研究时段内，通过以上检索方法检索得到期刊论文中文文献960篇，用人工的方法剔除非学术性(如会议综述、消息等)及与主题无关的无效文章，共得文献802篇.为真实反映国内研学旅行的研究进展情况，采用知识图谱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综合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学旅行文献数量呈现缓慢发展至迅猛增长的态势，尤其是2016年以后涨幅最大.从发文量来看(图 1)，可以明显地分为3个阶段：萌芽阶段、探索阶段和发展阶段.①萌芽阶段(2003年以前).该时期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是对日本修学旅行经验的介绍.最早的文献可追溯到1985年刘德有发表在《日语学习与研究》上的《旅行与旅》一文.②探索阶段(2004-2015年).随着2004年国家旅游局主办的中日修学旅行研讨会的召开，推动学术界从日本修学旅行经验的引入到对国内青少年暑假游、出境游等教育旅游的关注，对旅游市场、旅游产品等展开探讨，文献数量呈现波动增长的趋势.③发展阶段(2016年至今).在此期间，国家相关部门密集发布十余部相关政策文件，特别是2016年教育部、原国家旅游局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游的意见》明确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要求各地将落实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这一政策被视为是研学旅行研究的强力催化剂.在2016-2019年的短短3年多时间里，研学旅行研究领域发文量为485篇，占总量的73.3%.

为寻求权威的学术力量，以核心期刊载文为研究对象.研究机构共现知识图谱表明(图 2)，我国研学旅行研究机构较多，高校作为理论引领者是研究的主体，北京中学、北京陈经纶中学等中小学作为研学旅行的实践者，亦有不小的贡献.进一步统计各二级研究机构发文量，各单位均在3篇以下，表明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研学旅行研究领军人物和团队尚未形成.同时，图 2中各节点间较为分散，连线较少，表明各研究机构缺乏联系，相互合作的学术科研氛围急需加强.

从核心期刊载文来源来看，研学旅行研究的文献主要分布于四大领域：旅游类、教育类、地理类和大学学报类，代表性的杂志有《旅游学刊》《中学地理教学参考》《人民教育》《课程·教材·教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其中《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发文量最大，占研究时段发文总量的36.7%.高被引和高下载的文献也主要集中于这些领域的期刊.可见研学旅行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主题，研究成果受到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关注，研究的开展需整合相关学科开展跨领域的综合性探索.从载文期刊质量来看，以一般期刊居多，其中发表在CSSCI期刊上的高质量文献仅占研究时段内发文总量的7.3%，核心期刊上的发文比例也仅为23.47%，现有成果多为工作经验的总结，可见研学旅行研究还缺乏相当的深度和广度，理论研究水平亟待提高.

为寻找国内研学旅行研究的热点子领域，将含义类似的关键词(如研学旅行、研学旅游、修学旅行、修学旅游、教育旅游等)进行合并，得到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 3).图谱中中心性越强的关键词，在整个研究网络中的控制和引导作用就越强^[3].

国内学者对研学旅行概念的认识具有模糊性和广延性，在名称上出现多种称呼，如研学旅行、研学旅游、修学旅行和教育旅游等.早期研究主要继承和借鉴日本的经验，多使用修学旅行的提法，随着研究视角从单一的旅游学到教育学等多维度的拓展，多使用“教育旅游”的称呼.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民休闲旅游纲要》，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明确“研学旅行”概念，现学界普遍采纳这一提法.

我国研学旅行的内涵主要有广义和狭义.广义的研学旅行覆盖青少年到老年各个群体，是以研究性和探究性学习为目的的专项旅行，是旅游者处于文化求知的需要展开的旅游活动.狭义的研学旅行主要针对中小学生，是由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国内研究多围绕狭义的研学旅行而展开.

通过对收集文献中关于研学旅行特征的表述，按照出现频率和认同度，提取研学旅行特征表述的高频关键词，排在前4位的依次是教育性、体验性、实践性和公益性，这与研学旅行定义基本吻合.①教育性.作为教育与旅游的深度融合，研学旅行具有特定的教育追求.不管是与地理、历史等具体学科的结合，还是自然人文景观等的广泛认知，教育目标的达成是研学旅行的重要意义所在，同时研学的行程应围绕教育计划而展开.②体验性.研学旅行的方式是体验式的，即在真实情境中的体验式学习.旅行者通过或自然体验、或生活体验、或文化体验、或职业体验等，在体验中感受与体悟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真谛，获取学习经验.③实践性.研学旅行继承和发扬“知行合一”理念，培养旅行者的实践力.通过学与行整合的旅游实践活动，有效衔接理论与实践，课堂教学与旅行体验，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有效提升旅行者在真实情境中的意志品质和实践能力.④公益性.研学旅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以盈利性为目的的旅游，作为社会性的服务产品，其市场行为和资金运作应坚持公益性.特别是我国政策已明确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研学旅行由选修课变为了必修课，其公益性事关教育公平性.

研学旅行作为当前我国旅游业创新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蕴含有独特的育人价值.育人价值追求已成为研学旅行的核心和首要目标.具体体现为国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学校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其中，研学旅行与学生核心素养的相关关系成为教育学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如黄莉敏等^[4]从学生身心发展、求知实现自我价值、解除心理危机等方面分析了核心素养与研学旅行的相关关系；殷世东等^[5]指出研学旅行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行动路径，通过体验式学习，在学习与旅行的生活共同体中，朋辈群体相依，获得社会文化生活基础，增强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提升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宋晔等^[6]认为研学旅行促进个体回归自然、亲近社会与走向自我，最终促进人的终身发展.研学旅行育人价值的分析正从教育学理论层面的学理辨析向具体学科的实践域扩展，如契合度较高的地理学、历史学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研学旅行育人价值通过学习积累而实现.在研学旅行情境中，学习如何发生？已有研究主要分为3个视角：经验学习理论、情境学习理论和建构学习理论.依据经验学习理论，研学旅行过程中学习受到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及行为因素的刺激，通过资源、知识和个体的交互，研学旅行者抓住经验、转化经验，从而实现学习的经验、反思、分析和评估等环节，反思是研学旅行者的核心行为^[7].依据情境学习理论，研学旅行是离开惯常的社会网络，进入一个新的临时的社会组织，唤起好奇心，引发新的学习兴趣，其本质在于新环境触发的学习兴趣和可供学习的社会组织^[8].依据建构学习理论，研学旅行是在原有认知结构上对新事物的同化或顺应的建构加工，强调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在社会互动中内化知识，促进生成性学习^[9].现有成果还处于起步阶段，重视研学旅行学习活动情境设计，缺乏过程视角的研学旅行学习规律揭示.

研学旅行利益相关者是能对研学旅行活动开展施加影响并且受到研学旅行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群体.研学旅行涉及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制约着研学旅行的健康发展.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开展研究.基于公私性，田晓伟等^[10]提出研学旅行涉及具有公共性的政府部门、私人性的社会部门及兼具公共性及私人性的第三部门，3个部门间形成平等及相互依赖的关系；基于支持度，陈慧婷^[11]提出研学旅行包括能提供强大支持力的各级政府和学校等正式支持系统，追求自我利益或发展而主动承担责任的旅行社和饭店等非正式支持系统及无明确责任划分但支持国家研学旅行政策的家庭、民间组织等辅助支持系统，三大系统相互关联和依托；基于目的性，滕丽霞等^[12]提出研学旅行包括决策者和组织者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参加活动的中小学学生，提供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的活动基地以及提供研学旅行服务的旅行社.总体而言，研学旅行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是清晰、明确的，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对旅游景点为主的旅游企业单一主体的关注，到对旅行者、学校和旅游企业等多元利益主体的转移.由于各利益相关者在研学旅行活动中的角色、地位以及所处环节的不同，研究的重点也有不同(表 1).

研学旅行产品的类型、数量和质量极大地影响了研学旅行产业的发展水平.早期研究主要关注汉字修学、日本来华修学等研学旅行产品类型，随着近年来研学旅行市场的持续升温，产品类型更为多样化.学者们按照产品的空间属性、产品的资源属性、产品的参与方式、产品的参与主体、产品的时间属性、产品的教育功能等标准，对研学旅行产品分类进行了探讨(表 2)，从各个方面揭示研学旅行产品的特质及开发策略，增强人们对于各类研学旅行产品开发与利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研学旅行产品类型多样化的同时，产品开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随之涌现，如教育内涵和价值严重缺失^[17]、整体规划不够^[18]、与学生发展的契合度不高^[19]以及多种风险并存^[20]等问题.因此，健全的保障措施是研学旅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研学实践基地建设、研学旅行导师培养和研学旅行保障机制构建3个方面.研学实践基地，作为研学旅行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基地建设应严格准入准出、打造特色基地、推动区域合作和整合资源、优化基地的空间布局和增强基地的实践功能^[21].研学旅行导师，是研学旅行产业质量提升的关键，现有研学旅行产品中研学旅行导师缺位或质量不高，大多由中学教师、高校学生及导游担任，导师建设可从以下方面展开：改善福利待遇，吸引旅游从业人员、课程教师、志愿者(如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相关专业大学生等)参与；健全研学导师资格审查、提升研学旅行产业从业门槛；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在职研学导师队伍的整体素质^[22].研学保障机制，是相关部门在研学旅行安全、经费和组织管理等方面提供的外在保障.通过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强化应急防范措施的安全保障建设^[23]；建立以法律保障为基础、以政府为牵动力、以学校为辅助、以家庭为主的研学经费分摊机制及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多元化经费筹措机制；统筹规划教育、交通、旅游、食品药品监管、文化、财政和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21].值得一提的是，融合现代信息技术成为研学旅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建设虚拟研学体验中心，搭建智慧研学信息平台，建立研学旅行服务平台APP的动态监控等^[24].

研学旅行课程化是实现研与行的深度融合，推进研学课程真正进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的有效途径.作为一种新的课程样态，众多学者将其定位为一种新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小学一线教师和学者们对研学旅行的课程开发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主要围绕课程内容的选择和实施评价两个方面展开.

综观国内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的成果，课程内容的选择可归纳为3个原则：一是秉承人本主义理论，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18]；二是加强学科之间的整合，在与教学内容衔接的同时，最大程度拓展学科知识^[25]；三是结合乡土乡情、县情和市情，形成具有研学旅行特色的地方课程^[26].大量实践案例暴露出国内课程内容多沿袭资源依赖性路径，强调实践知识的获得，忽视研学旅行教育目标中德育、美育、体育和劳育目标的养成.

课程实施和评价是研学旅行课程化的关键和难点.以泰勒现代课程理论为指导，朱洪秋^[27]提出课前、课中和课后3个阶段，确定目标、选择资源、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4个环节的“三阶段四环节”研学旅行课程模型.以优势行动价值为理论指导，白长虹等^[28]设计了行前情境唤起、行中经验学习及行后学习效果检验的实施机制；以课程实施的涉及因素，严万云^[29]提出了基于课程资源的4个体系、组织方式的四位一体、学习方式的四部深入及能力提升的四层阶梯的四四模式.还有不少成果展示了具体研学内容下的具体化实施方式.课程评价方面，主要有过程性评价和多元化评价两种模式；过程性评价方面，北京陈经纶中学采用学习小组每天总结性展示、学生过程性日记和反思评价打分的方式.更多的课程评价则采用了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杨天军^[30]构建了包括研学旅行的直接经验和情意体验的行前、行中、行后和应用4个阶段的体验式学习评价标准.已有评价方法多质性评价，学生是评价的主体，与教师、基地等其他主体间缺乏联动机制.

综上所述，我国研学旅行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学旅行实践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1) 研究框架初形成，研究深度待加强.研学旅行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框架体系基本形成.研学旅行的关键问题：研学旅行内涵、研学旅行价值功能、研学旅行利益相关者、研学旅行产业及研学旅行课程化得到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但研究的深度亟待提高，大多数的研究结论还只是以问题解决为旨归，停留在工作经验的机械归纳，缺乏基于多个案例的实践过程及发展规律的总结提炼，导致研究成果发表层次低，内在科学性与外在的推广性都有待提高.

2) 政策导向较明显，研究主题多元化.从2013年国务院发布《国民休闲旅游纲要》提出逐步推进中小学生的研学旅行，研学旅行相关政策经历了从逐步推行到积极开展再到支持开展的过程，研学旅行研究受政策催化作用明显，研究主题也从研学旅行产品、市场的关注向研学旅行利益相关者分析、教育价值彰显、研学基地等多元化的主题扩展.

3) 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方法偏定性.研究成果从最初的旅游学，到教育学转向，再到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学者们将教育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等相关理论应用于研学旅行问题分析，多学科的视角丰富了研学旅行研究的视野.但研究的方法仍主要以定性研究、理论探讨为主.

根据研学旅行发展的现状及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构建研学旅行研究系统，未来研学旅行研究可从研学理论、研学旅行者、研学课程、研学导师、研学基地和研学模式6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研学旅行是研学与旅行跨界融合的产物，在国家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背景下研学旅行有了更深的内涵意蕴.针对当前研学旅行概念泛化的现状，未来应在借鉴国内外教育旅游、儿童旅游、体验式教育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现实语境开展研学旅行理论本土化构建，界定研学旅行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以及相关的基础概念，为研学旅行研究的开展奠定学理基础及逻辑框架.

研学旅行者是研学旅行研究系统的核心.研学旅行者，特别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研学旅行者的研学旅行偏好、需求和满意度等行为习惯可以为研学旅行产业发展、研学旅行课程化建设提供重要依据.不同于一般旅游对旅游者决策行为及空间行为的关注，研学旅行由于突出的教育价值旨向，其学习行为备受瞩目.从研学情景—学习行为—内在感知各个阶段探索研学旅行者的认知方式和学习机制，从而寻求刺激学生更有效学习的研学旅行发展策略.

研学旅行课程作为一门综合程度极高、实施形态极为开放和灵活的课程，跨学科边界，跨课堂边界，跨时空边界，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已有研究多从教育学视角描述课程理念和总结课程实施经验.未来，可整合教育学、旅游学、地理学、计算机等相关基础理论设计研学旅行课程，破解青少年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建设的现实困境.同时我国教育信息化正步入2.0时代，如何深度融合技术与研学旅行课程，基于教育大数据及旅游大数据多维化、个性化、精准化开发与实施研学旅行课程，丰富课程的表征形式，改变课程资源的分布状态，显得极富必要性和紧迫性.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是教育部2019年工作要点之一，可见其对于研学旅行产业发展和教育价值功能实现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已有研究多定性分析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现存问题和建设策略.未来可继续加强基地理论研究，探讨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在课程资源、服务平台、经典研学线路设计方面的问题和策略，还应定量化评估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空间分布特征、建设效果，从而提出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的研学旅行基地优化建议.

研学旅行导师是研学旅行育人价值实现的关键.针对当前研学旅行导师缺位、质量不济的问题，未来应认知研学旅行导师的角色定位及与学校、旅行企业的关系，确立研学旅行导师准入与素养修炼制度，明晰研学旅行导学内容和服务质量提升，建立健全研学旅行导师管理体制.

研学旅行发展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究竟采取何种模式，使各方在利益博弈中实现研学旅行价值功能，尤其是育人价值的最大化有待深入思考.已有研究成果集中在基于旅行者、学校、旅游企业的发展模式构建，忽略其他利益相关者，不能全面真实地揭示研学旅行业参与者的状态.随着全域旅游和“旅游+”理念的提出，研学旅行发展可因地制宜地考虑需求、供给、中介和支持等各方利益基础上，提炼具有普适性、推广性的研学旅行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