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s Philosophy of Recognition and Its Era Significance

“承认”哲学是马克思“批判哲学”的一部分。所谓“承认”，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双重肯定自己和另一个人，“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都是这种存在物”^[1]171，即“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就解放政治来说，主体间性的矛盾被主客体的矛盾所消解，“我认为我的物品对你的物品所具有的权力的大小，当然需要得到你的承认，才能成为真正的权力。但是，我们相互承认对方对自己物品的权力，这却是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谁更有毅力，更有力量，更高明，或者说，更狡猾，谁就胜利”^[1]181-182。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主客体的矛盾已不再突出，解放政治的制约因素即主体间性的矛盾表现却日益突显。“自由人联合体”蕴含的价值，是通过“承认”解决具有差异性的主体之间的矛盾。真正实现人的“现实”自由，意味着在社会中他者与自我之间的相互承认，这不仅同自我健康发展相关，而且是各国对普遍安全观的需求。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内社会的个体一样，对身份认同和自我存在有着强烈的安全需要，国家的存在同样需要获得其他国家或行为主体的承认。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出现了贫富差距、文化差异、边缘群体等现象，带来了新的不和谐，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当今世界，对技术、全球化、差异与平等、阶级等重大政治议题的解放与回归，是西方左派“政治解放”的前提，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马克思“承认”哲学突出他者、自我、共同体等多维关系的建构，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参考方案。在今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深入研究马克思“批判哲学”中的“承认”哲学思想，有助于还原马克思“承认”哲学的真实面貌；深入理解马克思“承认”哲学的独特贡献，有助于反思西方左派“承认政治”的消极误导，为中国处理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提供借鉴和建议。

承认理论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笛卡尔、康德、费希特从认同性出发，确立承认理论的讨论路径。黑格尔对承认理论的先验成分进行消解，通过思辨的方式确立相互承认关系，把人的本质视为纯粹抽象的交互主体，导致主体间性的式微。马克思的“承认”哲学深受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人本质思想的深刻影响，将人类解放作为普遍承认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提出的承认内涵，是一种“片面的和虚假的”承认；真正的承认应秉持世界主义的立场，突破资本主义的桎梏。一直以来，学界对承认理论都非常关注，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西方学者将承认理论进一步扩展为“承认政治”。泰勒从人类对话本性出发，论证他者与自我认同的重要意义，并针对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提出“承认的政治”^[2]。弗雷泽以正义的规范基础为前提，建构了“参与平等”的承认理论框架，“任何站得住脚的社会主义后续方案，都不可能为了支持文化差异而放弃对社会平等的承诺”^[3]。朗西埃主张，“以歧义理性认识社会”，“社会秩序的运作已经分配界定了何者能够参与、何者是共同体组成部分，这种划分将个体的自我实现视为某种身份得到承认，这实际上依然会形成主体间的不平等”^[4]。霍耐特的著作《为承认而斗争》试图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范式，掀起了西方左派“承认政治”在各国传播与研究的热潮。批评者认为，霍耐特的“物化是‘不常见的’(improbable)，是一些‘罕见的和例外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中，‘社会性程度为零’。甚至那种‘想象的物化’，那种对待他人‘仿佛’(as if)他们是纯粹的物的情形，在霍耐特看来，尽管它们是‘更为密集的’(more intensified)人类行为，但并非真正的物化。所以，只有那种真正地看不到对他人存在论意义上的承认的任何痕迹时，才是霍耐特所说的物化”^[5]。

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不少关于承认理论和承认政治的研究成果。第一，承认理论的多学科广泛应用。如应用于国际政治，赵俊指出，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大量的承认经验与承认现象，承认主题的研究既是对国际关系研究理论的深化，也是对国际关系研究智慧的补充^[6]。“国际关系中存在普遍的承认需求，国家的承认追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承认领域：国家承认、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资格的承认和国家发展道路的承认。”^[7]再如应用于安全领域，曾向红认为，承认理论与恐怖主义应联系起来，“将恐怖主义纳入承认理论的框架中予以研究，不仅有助于回答恐怖主义‘为何而战’和‘为谁而战’的问题，而且还能解答‘对谁作战’的问题”^[8]。杨恕等指出：“在分裂主义的挑战中，次国家集团、民族或宗教组织可能诉诸‘承认政治’或‘差异政治’，鼓励民众另觅替代认同，导致国家不再是认同的最终落脚点，不再具有最高的合法性。”^[9]又如应用于对技术逻辑的阐释，张爱军等用“承认政治”来解释社交媒体政治伦理中的技术自生逻辑^[10]。第二，承认理论的多领域比较。主要表现为对不同流派承认理论之间、承认理论与相近理论之间的比较。王芳指出：“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式并未超越经济学的理论视线，奠基于生产劳动概念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缺乏一种‘承认的维度’，在客观上已沦落为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11]陶火生等认为，霍耐特自己也感觉到纯粹蔑视体验来探索社会冲突的道德危机根源，缺乏经验支持。那么，侮辱和承认，到底哪个才是社会冲突的来源呢？我们应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让马克思主义参与身份认同对话^[12]。陈良斌提出，承认作为解放政治规划的一个重要向度，是贯穿马克思整个学说体系的理论叙事线索之一，但是由于19世纪以来长期的革命历史叙事的彰显而始终受到遮蔽^[13]。

由上可见，随着“承认政治”的兴起，“对于身份政治或认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近年来在美国以及欧洲等地的兴起，这既是认同问题的复杂性所在，也是认同问题的重要性所在”^[14]，学术界重新掀起了研究马克思“承认”哲学的热潮。回顾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社会主义面临的认同挑战，这与马克思“承认”哲学频频遭到误解和歪曲紧密相关。这些误解像癌细胞一样迅速扩散，逐渐上升成为理解马克思“承认”哲学的所谓“主导范式”，一些西方学者借“承认理论”向马克思哲学发起攻击，甚至提出“以承认拯救马克思”的口号。这种误解和歪曲的根源在于，霍耐特从批判哲学的视角阐释了“抽象的、政治伦理”的承认问题，否定马克思承认理论的唯物史观立场，将“道德性”同“物质性”相分离^[15]155。但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劳动，不是纯粹的经济功能的体现，而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自然因果性和自由因果律的统一^[16]。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重的是承认主体间关系的解放，而经济关系则是通向解放之路的钥匙。正如有批评者指出，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内在矛盾在于对具体的社会存在领域的关注与对普遍的规范性批判基础最简单对立^[17]。在此意义上，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具有鲜明的抽象性、脱离历史性的特征，其“伦理斗争”根本无法把握马克思“承认”哲学的全貌。

综上所述，目前对马克思“承认”哲学的研究可归纳如下：第一，在承认哲学的复杂结构中，马克思究竟有没有关于“承认”哲学的论述？第二，国内学者如何看待马克思“承认”哲学？第三，在承认哲学的大背景下，马克思具有什么样的“承认”哲学？这些问题，构成了理解马克思“承认”哲学的逻辑谱系。基于理论来源、多学科应用研究、比较研究等维度对承认思想的研究，对把握马克思“承认”哲学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仍存在不足。

本文对马克思“承认”哲学的思想渊源与理论构成进行分析，阐明马克思“承认”哲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过程目标提供理论支撑，展现中国道路在价值理性认同上的过程效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习近平总书记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新高度指出：“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8]纵观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迎来大发展，也面临着大变革，可以发现，国际冲突是反复出现的国际政治常见现象，马克思“承认”哲学为解决今天的时代问题提供了科学立场。

本文拟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首先，厘清马克思“承认”哲学产生之前西方承认理论的历史发展，说明人在承认哲学中的主体性和核心地位；其次，论述“承认”哲学的历史性思想、现实性基础和未来性旨归，这构成了马克思“承认”哲学的三个理论向度；最后，阐明马克思“承认”哲学对于我们今天反思和应对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

承认哲学缘于人对人与世界、人与人关系的探寻。马克思“承认”哲学与传统承认哲学之间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承认”哲学萌芽于古希腊，到康德提出“承认”的理论构想，经过费希特的发展，到黑格尔提出“主奴辩证法”而走向初步成熟。这些理论资源，为马克思“承认”哲学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把人看作与自然一样的对象，为了突显人自身的存在，把“认识你自己”视为哲学研究的目的，把对人的研究引入哲学领域。亚里士多德将人性从“经济人”指向“政治人”，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此而言，人的问题变为知识性的存在，承认理论应运而生。在中世纪，基督教承认人作为人是平等的，开创了人与人相互承认的先声。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们把追寻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作为哲学的基本任务，提出人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思想，探索人本身以及与人相关的一切，成为当时社会的终极价值追求。受启蒙运动影响，解放政治变成一种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然而，启蒙之后，林林总总的宏大叙事并未找到实现人性解放的历史路径。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笛卡尔最早提出主体的绝对确定性地位；休谟提出自我没有实体性，人的理智不具备将瞬息万变的意识流绝对统一与确定起来的能力。受以上思想影响，康德提出先验自我意识的思想，把哲学的考察视角从外在的客观对象转向人自身的认识能力，通过考察人内在的认识能力来确立科学知识之所在，建立了主体论的崭新思维方式。康德围绕“人是什么”的问题来展开，即人能够知道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事实上，这三个问题分别属于形而上学、道德、美学三大领域，探索了与人命运密切相关的“真”“善”“美”问题，共同阐释人的本性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说，康德把人的主体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制高点，人是整个康德批判哲学的中心，既是其出发点也是其归宿。康德试图以“人”为主线而全面应对人类有史以来的根本问题，他说：“在被造物中，人所意愿的和他能够支配的一切，均只能被用作手段；只有人，以及连同他在内的所有理性创造物，才是自在的目的。凭借其自由的自律，他是神圣道德法则的主体。”^[19]康德不把主体单纯用来作为手段，就有如苏格拉底那样把人自身看作研究对象中的一种，更为重要的是他从人自身出发，把人作为中心来研究人之外的一切存在，对人的价值性的存在找寻科学的依据。只是，他对人与人关系的探讨是主体性而不是主体间性，无法实现实践意义上的承认。“伴随主体性问题的提出和对客体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康德的哲学已经有了这样的理论构想：即自由意志是世界的最高价值，实践理性是宇宙的最高目标，人作为理性必然是相互承认的，相互承认是先天法则，而不是后天契约。”^[20]从康德道德哲学中折射出来的人的价值特性，即人是一种道德性的存在物，其道德个体主义的法则是，作为一个人并彼此“承认”对方也是一个人。

费希特大力发挥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重视对知识问题的探讨，并将自己的哲学视为知识哲学。费希特对康德哲学进行深刻反思，将“自我”作为支撑知识哲学的关键范畴，通过绝对自我中心揭示人类的知识基础，并对人的自由本质问题做出回答。在他看来，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是缺乏实在内容的，仅仅是主体认知的一种思维能力。“批判的哲学的本质，就是在于它建立了一个绝对无条件的和不能由任何更高的东西规定的绝对自我；而如果这种哲学从这条原理出发，始终如一地进行推论，那它就成为知识学了。”^[21]绝对自我能够为知识的先验性与实践性、自足性与绝对性并为所有知识提供至高的统一性与绝对的确定性。这是因为，费希特的自我是一种行动。它是绝对第一位的、绝对无条件的行动，这种行动是全部意识和经验的基础。它是自行设定、自行产生和自行发展的自我行动，这种行动能够将“自我”与“非我”区分开来。自我行动即自我设定自身、自我设定非我、非我与自我的统一。“自我具有无限的能力，我不仅具有制定概念的能力，而且具有用概念以外的实在行动来表现这种概念的能力，即实在的、能动的创造存在的能力。”^[22]然而，世界上不只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必然存在许多的人。“承认他人”的行动以及要求合理的行为的行动都是必然的^[23]45。费希特以自我意识为基础阐释了承认思想的雏形，确立了关于承认思想的讨论路径。解释自我意识的关键，是一个人作为自由和理性的存在者，只有当他认识到具有相同自由和理性的另一个自我时，他才能将自己理解为，他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和理性的存在者。自由存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通过理智力量和自由进行的相互作用。如果双方不相互承认，就没有一方会承认对方；如果双方不是这样相互看待，就没有一方会把对方作为自由存在者加以看待^[23]45。自我意识得以确认的根本前提，是承认另一方是理性的自由自我。“只有在对象性的客体就是具有自由效用性的主体本身时，主体才会激发起自己的全部自由效用性，从而获得自身得以产生的绝对条件。”^[24]他的所有论证都在为自我意识的可能性建立条件，当主体或主体有理性的自由自我本身也是客体的时候，自我意识的功能才会真正得以发挥。“人(所有真正的有限存在者)只有在人群中间才成为人；……如果确实应当存在着人，就必定存在着许多人。……人的概念决不是个人的概念，因为个人的概念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地，人的概念是类概念。”^[23]40实际上，一切人都只有在相互承认的社会关系中成为人，主体必然是交互主体。自由存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相互承认或交互主体变成自身的可能性。他以主体之间的共同意识、主体间的相互自由行动并有利于他者行为作为承认理论的旨归，使自我意识在他者与相互承认的主体中，为自身存在的可能性寻找条件。

黑格尔对费希特承认理论的先验成分进行消解，从实践的角度看待主体间不同的互动行为和相互承认。“每个人都在另一个人的意识中设定自己，扬弃另一个人的个别性，或者说，每个人都在他的意识中把另一个人[设定]为意识的一种绝对个别性。这就是相互承认”^[25]，黑格尔把相互承认的关系看作主体对其之外的主体始终处于对其绝对个别性的不断了解的过程，这一了解过程是自我认同即相互承认的新维度。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黑格尔初次谈及承认命题，相互承认即通过“生命的感觉”使主体认为自己需要别人承认并与他人和谐相处。在《伦理学体系》中，他把承认的基本形式概括为“自然伦理”，用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取代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斗争，他把人从自然决定性中解放出来。在《耶拿实在哲学》中，他把精神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完善过程划分为“主观精神”“现实精神”“绝对精神”三个阶段，由此论及承认的社会结构，使伦理共同体模式的相互承认属性逐渐式微，而作为社会结构领域的相互承认得到凸显。在《法哲学原理》中，将承认的欲望激进到为“斗争到死”——“为承认而斗争”，提出斗争与中介两种模式，他把个人自由推到极端，认为承认只有通过生死斗争方可获得。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种承认形式中，国家作为个体主体也需要得到承认，国家是承认的最高阶段，进而构成现代自然法的基础。随着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其承认理论也随之被意识哲学所整合。在《精神现象学》和《精神哲学》中，他用“自我意识”的基本形式阐释了承认的辩证法。意识——是“对于一个他物的知识”，当人沉思他物的存在时，他只意识到他物的存在而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自我意识——是对于自己本身的知识，是“从他物向自身的回归”^[26]，自我意识是要实现意识同意识自身的本质统一，这种统一需要通过他者的意识才能真正得以实现。由此，黑格尔借助“自我意识”概念，提出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承认问题：其一，“单个的自我意识”即“欲望的自我意识”；其二，当“客观的自我获得了一个别的自我的规定，并因此产生了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关系，即两者之间承认的过程”；其三，由“相互相对立的自身的他在扬弃了自己，而这些自身在其独立性中却成为彼此同一的……普遍的自我意识”^[27]。因此，承认的自我意识是从个别的自我意识到普遍的自我意识的中介，是个别和普遍的联合^[20]，黑格尔将自为视作我的行动在于我，我的行动是出自我的目的。黑格尔从自为出发，提出“我们”是个体的联合，用“我们”的普遍方式探寻了一条精神领域的承认之路。王才勇指出：“黑格尔在早期进行有关承认理论的思考之后转而专注于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并将早期承认理论包含的思想融入到了其思辨哲学中，因而，之后不再直接提及主客体的承认关系。”^[28]不难发现，黑格尔同费希特的承认理论如出一辙，他们都用思辨的方式来阐释人与人的承认关系，最终导致主体间性的式微，进而将人的本质看作纯粹抽象的交互主体。

马克思“承认”哲学是人对主体间性的确证与肯定，从人本质出发，对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关系问题进行理解。马克思“承认”哲学的叙事过程，深受康德“道德的人”、费希特“先验的人”、黑格尔“现实的人”等人学思想的积极影响，使他的“承认”哲学具有浓厚的人类学色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精准把握，使得其“承认”哲学逐渐远离抽象的思辨，不只关注主体间的先验演绎，不仅停留在直观的市民社会，而是以近代哲学对人的本质为基础探讨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关系。马克思“承认”哲学的内在逻辑，包含“承认”哲学的历史性思想、现实性基础和未来性旨归，这构成了马克思“承认”哲学的三个理论向度。

马克思以世界历史为背景，提出解放政治的规划，认为主体间性的矛盾是政治解放所要解决的第一个矛盾。承认理论的范式是一条促成主客体和解的道路，承认的本质是主客体间的和解，意味借助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认同的方式来达成共识，即“对人的自我本质的确证”。马克思说：“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1]80-81显然，承认的内涵就是要求个体得到他者的尊重和承认，以此为前提，才能换回他者对个体的尊重和确认。“马克思不仅强调人对自我的肯定，而且强调人对他人的肯定”，“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认识到只有在社会承认中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真正的成长”^[29]。黑格尔提出“劳动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认为劳动是奴隶获得自为存在和自由本质的必要环节，按照这样的规定，奴隶所做的事也正是主人所做的事，他把这种自由看作普遍存在的现实的自由，为“相互承认”的真正实现奠定基础，这对马克思“承认”哲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通过劳动范畴对承认的内涵进行了独特的阐释，他说：“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我们的产品都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1]184在这里，劳动过程是对自我和他者双重肯定的相互承认过程，是劳动者之间平等、主动、自由的关系，与原先在黑格尔那里劳动是主奴之间被动而又强制的承认关系截然不同。马克思在劳动本质的问题上，既保留了黑格尔的核心观点，又做了关键性的创新性发展：“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1]184显然，马克思已认识到承认的真正实现，必须依赖劳动的中介才能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如果离开了劳动，也就无所谓“承认”。马克思曾用货币与信贷的关系来比喻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承认关系：“信用业同人相异化的性质在国民经济学对人给予高度承认的假象下得到双重的证实，……人不得不把自己变成赝币，以狡诈、谎言等手段来骗取信用，这种信贷关系——不论对表示信任的人来说，还是对需要这种信任的人来说——成了买卖的对象，成了相互欺骗和相互滥用的对象。”^[1]169-170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内在矛盾，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人的本质的相互承认关系就隐藏在虚假的信贷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变成虚假的相互承认，也注定了在资本主义这种虚伪制度内主体间相互承认关系的全面异化。

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必须用实践来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由此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即“现实的个人”。他指出，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前提、人类存在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物质生存活动本身。“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30]158-160进而，“‘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30]154，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不是思想的活动，而必然是历史的活动。既然是实践决定意识，那么对“现实的人”的理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就不仅仅是精神活动，而更是一种以现实为基础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人具有现实性、实践性、物质性的特征，“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1]520。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或斗争一定是由物质条件来决定的：“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31]187

就承认的本质而言，真正的承认就是要复归人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具有相互承认的精神需要，这种需要由物质生产的条件所决定。主体对他者具有物质的依赖关系，主体获得承认是由于他具备赢得承认的现实的物质条件。因此，主体间性在精神与物质层面能否得到承认，决定了相互承认主体间的斗争与和解。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承认”哲学彻底转向“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承认”哲学这一视角的转换，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已经存在的拜物教和异化劳动的批判，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虚假承认的本质。马克思深入到社会关系中去理解人的本质，将承认理论引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对人本质的把握，马克思提出需要以社会关系本质的把握为前提，才能真正实现主体间的承认与确证，进而摒弃“虚假的共同体”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承认”哲学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拜物教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历史的改造，并以历史的现实为基础而提出“人的解放”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的根本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入研究劳动、货币与资本等范畴，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的异化本质。“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32]同时，物对人的统治会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确定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关系，使主体禁锢在无休止的物役中。从此，资本主义拜物教，让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替代。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的体制弊端和具体历史条件的结果，所以，马克思认为拜物教存在救赎的可能。“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0]10在马克思看来，官僚阶级追逐个体私利对劳苦大众不予承认，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具有普遍性质的阶级。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被看作是没有尊严的劳动工具，工人解放通过“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31]167，“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31]178。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反抗有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扬弃私有财产，把劳动者当人来尊重，才能使人从“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为此，马克思提出了“联合体”的概念，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0]422。在自由人联合体中，社会关系不再有中介，人与人之间通过劳动，获得最彻底的自由与最真实的相互承认。马克思所设想的“联合体”，使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价值在联合的过程中实现融合，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在联合的过程中得以消解，让个体的发展与共同体的发展相互依赖、高度契合。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认为对他者尊严的承认，是这一联合体的重要方面——要使大量的人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这是最彻底地实现人与人之间普遍性质的相互承认，也是人本质的真正回归。

综上，“马克思不仅存在着承认哲学思想，并且通过其劳动学说和物化揭示了资本主义承认的虚伪本质。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的承认思想是对启蒙现代性之解放图式的一种批判、超越和推进”^[33]。

在承认理论视域中，国际政治中的“平等政治”“差异政治”“政治认同”等政治理论思潮，同马克思“承认”哲学的唯物史观立场截然不同。国际政治中的各种政治理论思潮缺乏实践性，使其成为“解放政治”的最大症结。当前，“共同性”问题纷至沓来，构成全球问题的新内容、新挑战。由此，承认理论已成为各国、各民族高度重视的核心议题。面对这些新问题，对马克思“承认”哲学的科学理解，有利于认清资本主义社会虚假承认的具体的、历史的表现形式，有利于还原马克思“承认”哲学的真实面貌、丰富马克思“承认”哲学的研究，有利于反思和回应承认理论所蕴含的重大现实问题。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视角构建的“承认”哲学，具有开放性的理论特征，将其放在当代社会历史理论的语境中，依然具有强大的学术穿透力。马克思“承认”哲学自始至终都是从道德、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多维角度进行发展，围绕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承认批判理论为主线，通过劳动视角与交换视角不断推进承认理论的建构。到马克思“承认”哲学的成熟时期，依然没有抛弃承认理论的道德评价维度，而是让历史评价以道德评价为基础。马克思在其早期哲学观形成过程中，曾受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重大影响。如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为追求相互承认而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生死斗争，并特别强调了劳动在争得被人承认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34]；马克思以黑格尔人学思想为基础，超越主体间性的先验演绎与单纯的市民社会，立足社会关系中，开启了对人本质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范式。“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1]524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的人学思想，从现实、实践、物质生产视域中对人本质的理解，拓宽了对主体间性与人本质理解的问题域。加拿大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用社群主义维护自由主义，并将“承认”加入社群主义之中，把承认的需要视为承认的要求，将对话特征看作人类最根本的本质特征，人的主体性在于人类掌握了丰富的表达语言的方式，语言表达建构了人类的自我理解、自我认同。这意味着，泰勒历史观的本质不过是费尔巴哈式的人学历史观。泰勒认为：“我的认同的定义就是确认为了充分地发挥我作为一个人的作用而必须如何交往的含义，特别是判断、区别和确认在一般意义上和对于我个人来说，哪些是值得做的和有重要意义的事情。”^[35]而对于承认的目标，正如本文前述，马克思认为是自由人联合体。由此，马克思“承认”哲学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承认哲学的理论超越。

深入理解马克思“承认”哲学，在方法论视域中，有助于对林林总总的西方左派激进政治承认哲学作出科学判断和精准把握。“今天西方左翼思想界，‘物化’‘事物化’这两个概念仍然关乎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基本存在状态的理解，仍然是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生动刻画，因而仍然具有理论生命力。”^[36]当前，有的学者从“承认政治”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承认理论，由于他们仅仅站在道德哲学、文化哲学等理论视域，得出了同马克思“承认”哲学本质相悖的脱离社会实际、跨越历史发展的结论。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内部国家和社会两种力量“相互抗衡、相互对立，以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虚假的共同体’”^[37]，甚至出现了利用“承认”理论为资本主义曲意辩护的思潮。例如，德国著名学者、社会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就说，马克思理论创作的起点“就是将承认要求的丰富光谱还原为通过劳动而自我实现的维度。……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摧毁了以劳动为中介的承认关系，那么，随之而来的历史冲突就必须被理解成‘为承认而斗争’。所以，与《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一致，青年马克思才会把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冲突解释为被压迫的劳动者为重新建立充分承认的交往关系而发动的道德斗争。最初，他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就是为获取物质资料和权力工具的策略斗争，而是认为阶级斗争是一种道德冲突，其中，‘劳动的解放’是对等重视和个体自我意识的主要条件。毫无疑问，正如马克思不久就承认的，这种解释包含着一系列有关历史哲学的思辨前提，而这是他当时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的科学分析过程中所获得的”^[15]152-153。必须承认，与那些对马克思“承认”哲学的机械决定论解释相比，霍耐特肯定了青年马克思承认思想的思辨前提，提出批判斗争应落实在社会层面，阶级斗争不仅是获得物质资源的策略斗争，也是不同阶级获得承认尊重的道德冲突，对于认清资本主义制度本质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拓宽问题域的视角看，霍耐特提出这样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霍耐特对马克思“承认”哲学的理解，从本质上说是片面甚至是歪曲的，他以认识当时社会斗争的狭隘的道德理论为视角，将马克思“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理解为生产美学的冲突模式，谈及马克思“承认”哲学的后期发展时，他甚至狭隘地把马克思“承认”哲学局限在功利主义的社会冲突模式中，造成对马克思“承认”哲学理论发展历程的歪曲。霍耐特忽略了唯物史观视角是马克思“承认”哲学超越一切承认哲学的标志，他把现代社会承认的秩序主观地认为是道德承认的秩序。霍耐特从社会批判的维度，为承认哲学赋予了丰富的伦理学意义，这当然没错。但是，他更多地强调相互承认主体间的交往关系，弱化物质基础，强调承认的规范性作用，忽视承认的历史性作用，显然是不完整的。弗雷泽就以“视角主义二元论”反驳和批评霍耐特的“规范主义一元论”的承认思想。因此，从本质上说，对马克思“承认”哲学的历史把握，不能对马克思“承认”哲学用断裂的方法进行解读，而应始终坚持对其进行历史的、开放的、现实的、科学的把握。

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共同性的认知，使中国能够更理性、更平和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采取更亲和、更大度、更具有整体性和长远性的战略与政策，去处理日益复杂、交错、相互缠结的国际问题与事务”^[38]。深入研究马克思“承认”哲学，为发展中国、稳定中国提供理论遵循，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其本质是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历史观的具体化，是让历史唯物主义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实际上，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作为承认政治的目标，就是促进这种历史观具体化的体现。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的人格尊严，构成了马克思“承认”哲学的话语主题，这是由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决定的。唯物史观将世界历史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整体化的历史，民族、国家间的传统交往、生产、依存，变成“普遍交往”“全面的生产”“全面的依存关系”。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0]194，而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出现了“逆全球化”“后传统共同体”等浪潮。“中国共产党向来主张，人类唯有携手合作，从自然、社会与精神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共同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才有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资本逻辑遵循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奉行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交往范式，动辄运用各种手段制裁、打压其他主体的发展，阻碍人类整体的发展与进步，把世界异化为‘虚假的共同体’，使世界秩序滑落到十分危险的边缘。”^[39]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追根究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智慧。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40]“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41]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与实践，需要吸取西方各种虚假承认理论的教训，通过劳动、通过实践去获得承认，科学践行马克思“承认”哲学是十分重要的。当今对马克思“承认”哲学的关注，体现了学术界面向现实的平等话语诉求。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本身”的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超越唯物史观的一般逻辑，是其理论逻辑的发展体现，是马克思“承认”哲学在新时代中国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