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Engels' Triple Definition of Commun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生态文明”首次出现于1978年德国学者费切尔的《论人类生存的环境：兼论进步的辩证法》一文，其含义是指“应当在认识科学技术的消极效应和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基础上，破除不利于人和生态和谐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人类与自然共同进步和生态平衡的社会”^[2]。一直以来，共产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关系都存在较大争议，尤其是在西方学界更是如此，这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就可见一斑。本·阿格尔、威廉·莱斯、詹姆斯·奥康纳、泰德·本顿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因此必须从生态学维度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瑞尼尔·格伦德曼、戴维·佩珀、乔纳森·休斯、保罗·伯克特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足以分析和解决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其中，本顿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只强调“支配自然”，这是沿袭启蒙运动以来相信理性、技术和进步的观念，即“支配自然”的观念，这一观念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思想根源，因此，必须用“适应自然”的观念取代“支配自然”的观念^[3]。福斯特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这因此就说明了一种生态的唯物主义或一种辩证的自然历史观的必要性。”^[4]伯克特在深刻分析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对生产者与必要生产条件的社会分离，因此它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即蕴含着人类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5]。

国内学者充分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中的生态学维度，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刘经纬等认为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之一，它能够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保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保证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促进按需分配的实现^[6]。杨丽艳等指出，共产主义是人们走出生态困境的光明出路，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与人、人与自然都迎来了“和解”^[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与生态学思想，既是一个整体，同时又各有侧重，本应在进行整体研究的同时又分别展开。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绝大多数都是以整体研究为主，学术综述也很少分别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同特点进行说明^[8]。在相对较少的分别研究中，也多以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研究为主，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则受到了相对忽视。比如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截至2022年1月14日，以“马克思”和“生态”联合主题检索得到20 760条结果，以“恩格斯”和“生态”联合主题检索得到3 361条结果。如果进一步聚焦，以“恩格斯”和“生态”联合篇名检索，仅得到569条结果。

有学者指出：“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人类对自然的盲目行为必然会导致自然对人进行报复和惩罚的科学论断为指导，以人类文明史上存在过的由于生态恶化导致文明灭绝的客观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为依据，习近平深刻地阐明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理念。”^[9]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一部分，又具有恩格斯自身的突出特色，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一些学者显然注意到了该问题，从自然报复论、“两个和解”思想及“两个提升”思想出发阐释了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如王建新等认为自然报复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逻辑主线和思想内核分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资本与生态的关系^[10]。张丽媛等认为“两个和解”思想密不可分，人与人“和解”是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前提，人与自然“和解”是人与人“和解”的物质前提^[11]。刘明定认为“两个提升”思想具有生态哲学意义，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形式，对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2]。但到目前为止，针对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三重界定的生态学挖掘尚属空白。

基于上述，本文选取这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理论、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的三重界定，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意蕴。与此相应，本文分别阐释三重界定中的生态学思想，旨在说明：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阐明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逻辑关联；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可能性；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现实性。以此为基础，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说明，恩格斯共产主义三重界定的生态学意蕴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理论体系，即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13]295那么，共产主义要实现何种解放呢？恩格斯如是回答：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两个大转变^[13]24。并且，他认为这两个大转变在“历史科学”的视域下有机关联了起来。可见，共产主义所指向的无产阶级解放关涉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

恩格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几乎是同步的，而且他始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深入理解人与人的关系的切入口。青年恩格斯曾在《伍珀河谷来信》中生动地描述了工业生产对伍珀河谷的污染状况：这条狭窄的河流泛着红色的波浪，时急时徐地流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厂房和堆满棉纱的漂白工厂，但它那红色的波浪并非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是源于许多使用土耳其红色颜料的染坊^[14]。而后，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又严厉控诉了资本主义对英国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艾尔克河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斥着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侧相对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河岸上就留下一长串污秽龌龊的呈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连续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即使人们站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同样感到浊臭逼人^[15]。晚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通过例证来警示人们要处理好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不惜毁掉森林来获取耕地，而失去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这些地方也就沦为了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为了合理地“支配”自然界，人们必须“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6]769。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表象，潜藏其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真正的本质，只有彻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才能真正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关系^[17]。其实，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就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它使土地、资本和劳动三个要素都处于分裂状态，并最终导致“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13]34。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恩格斯更加明确地阐释了资本逻辑(即资本增殖的逻辑)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必然会受到资本逻辑的驱使，他们在生产和交换中只关心自身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即制造或交换产品的效用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为他们唯一的动力^[16]771。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同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他们纷纷致力于资本的本性、资本的生产逻辑以及资本的消费逻辑三个方面的批判。第一，资本的扩张本性决定了资本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反生态性。如奥康纳所说：“资本的自我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的与反社会的。”^[18]第二，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的生产也具有反生态性。资本的无限扩张要求资本的生产也无限扩张，但是资本生产的原材料——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所以资本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必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呈几何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原材料迅速消耗使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这便是世界观察所在《1999年世界状况》中称之为‘历史加速度’背后的真正现实，其含义正是日益加速的地球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19]第三，资本生产的反生态性决定了资本的消费也具有反生态性。资本生产的无限扩张要求资本的消费也无限扩张，但是消费的无限扩张必定会增加自然资源的耗费，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资本逻辑对消费的控制并不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将消费变成了人们自觉追随的意识形态。比如，本·阿格尔就把异化消费看成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20]。国内学者着重强调了资本生产的反生态性，认为只有限制、引导和变革这种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同时也从总体性上批判了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认为“从历史批判的视角出发，生态危机的发生是资本逻辑宰制人类社会的必然结果。从生态批判的视角出发，正是资本逻辑的不正义性和反生态性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因此必须对资本主义的不正义性和反生态性进行批判性历史考察”^[21]。

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科学”视域下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有机关联起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可以从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方面来考察，自人类出现以来，自然史与人类史就相互纠缠并相互制约，因此只存在“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3]146。从“历史科学”视域看，自然史书写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人类史则演绎着人与人之间的历史，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密不可分同时也意味着自然与历史的密不可分。其实，“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13]156。所以，并不存在“自然和历史的对立”，相反，人们面前始终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所谓“历史的自然”，就是以实践为中介把自然界理解为社会的、历史的、属人的自然界，它是人类世世代代生产劳动的结果，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打上人的烙印、贯注人类意识的自然，也即不断人化的自然^[22]。所谓“自然的历史”，也就是把历史纳入自然的怀抱，把人类历史看作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3]310。如果说“历史的自然”主要强调的是历史对自然的影响，那么“自然的历史”则主要强调的是自然对历史的影响。“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科学地阐释了自然与历史之间相互交织并相互影响的密切联系，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避免像鲍威尔等人那样将自然与历史对立起来，或者如费尔巴哈一般将自然与历史相分离，其根源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并且他们始终坚持以这种历史观来审视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同唯物史观中自然与历史辩证统一的观点。如卢卡奇指出，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自然界在内容和形式、范围和对象性方面的所属意义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人类社会的印记^[24]330。施密特认为，一开始能够和其他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就是马克思自然概念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质^[25]。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学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的见解与马克思不同，由于前者抛开了历史来抽象地考察自然界，所以他看不到自然与历史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是，周详考察恩格斯的相关文本可知，这种观点是不可置信的。且不说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过自然与历史之间的辩证统一，他个人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也做过明确的阐释：“现在整个自然界也融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16]576此外，晚年恩格斯在《致乔治·威廉·兰普卢》的信中也指出：“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26]鉴于此，有学者在回应西方学者炮制的“马恩对立论”时指出：“恩格斯从来都是辩证地考察自然和历史两者之间的关联，始终与马克思一道对辩证法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和阐释，其晚年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补充和完善。”^[27]可见，恩格斯眼中的自然与历史同样也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部分学者关于恩格斯自然本体论以及素朴实在论的理论诘难，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文本“肢解”或者别有用心的断章取义。从根本上说，“历史科学”实现了自然与历史的有机统一，它也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逻辑关联。

综上所述，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第一，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其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包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第二，人与自然关系的表象背后都潜藏着人与人关系的本质，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资本逻辑本身的反生态性是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三，“历史科学”科学地阐释了自然与历史之间相互交织并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它亦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关联之处。

恩格斯曾多次提出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并明确表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3]166。之后，他再次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13]291。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现实的运动”与唯物史观的本质属性——实践性是根本契合的，它也是区别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包括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之处。正是基于实践维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把思维的彼岸性变成现实的此岸性，砸碎现存世界禁锢在人们身上的沉重锁链，才能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为共产主义者指明了行动的方向即“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3]155。基于此，他们深刻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代表青年黑格尔派和旧唯物主义的代表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是人们生活中的真正桎梏，若要消除这种束缚“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13]145。因此，尽管他们满口宣扬的是“震撼世界的”词句，但从本质上来说却是最大的保守派。费尔巴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但他同样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他把直观看作哲学的工具、生活的原则，并从直观的观点出发来把握感性世界，导致其唯物主义具有直观性的缺陷^[28]。并且，费尔巴哈用美文学的词句代替科学的认识，他并不吁求通过革命的方式，反倒主张依靠抽象的“爱”来解放全人类，“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29]。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用词句反对词句，抑或是费尔巴哈用“爱”的宗教来解放全人类，都不过是在“解释世界”，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改变世界”，这就是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及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恩格斯认为，“改变世界”就是要通过“现实的运动”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他在《反杜林论》中公开指出：暴力在历史中发挥过革命的作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暴力就是在旧社会中催生新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30]564。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他进一步指出：我们通过比较和研究历史材料，能够逐渐认清生产活动对自然和社会所造成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0]1000。

如果说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是从静态角度和理念维度来理解共产主义，那么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则是从动态角度和实践维度来理解共产主义，二者不可分割，前者为后者提供“批判的武器”，后者为前者完成“武器的批判”。但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并不能够相互替代，只有在二者的耦合互动中才能实现新唯物主义“改变世界”的鸿鹄之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非常重视实践的观点在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意义，比如，葛兰西“以历史内在性概念批判抽象客观性，在立足实践统一性的基础上，扬弃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抽象对立，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历史性原则，科学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一般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31]。卢卡奇认为，辩证法的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如果这一问题被忽视，那么构造“流动的”概念的优点就会变成纯“科学的”事情^[24]51。这充分说明，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点就是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和基础。同样地，要正确理解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也离不开对马克思、恩格斯实践观点的正确理解。只有基于实践的维度才能科学阐发共产主义“理念”和“运动”之间的双重规定，即以“运动”规定为基本原则，确立批判和改造现存的观念，为共产主义非乌托邦性奠定基本的思想前提；以“理念”规定为价值目标，共产主义就提供了用以评判人类进步的视角^[32]。

恩格斯认为，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在消除人与人之间异化的同时，也必定能够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因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3]297。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之所以能够画等号，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外在形式总是包裹着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内容，即“与此物相见，就是与他人相遇”^[33]。因此，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可能性。恩格斯说：“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6]453这里，恩格斯强调人们必须“通过这个行动”才可以成为社会、自然界以及自身的主人，不过是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可能性的同义反复。具体来说，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改变来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可能性。一方面，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可以改变社会劳动的性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3]165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中，劳动得以普遍化，生产效率提高，工作日缩短，自由时间增多，劳动者真正实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此时，劳动从生存手段变成了生活目的，人们在劳动中不再是否定自己而是肯定自己，不再是自我意识的丧失而是本质力量的确证。社会劳动性质的改变使劳动变成了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精神境界必将随之而提升，在消费上也必然表现为重精神消费而轻物质消费。即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消费方式具有明显的亲生态性。另一方面，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马克思说：“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34]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再发挥作用，它将转化为节约时间的经济规律。由此，商品、货币、资本等经济范畴都将烟消云散，与之相应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以及资本拜物教也将不复存在。在一个不以商品、货币和资本马首是瞻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都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源能源的耗费。到那时，自然界“不只是表现为原材料——有机的或无机的物质，而是作为有其自身权利的生命力量，作为主体—客体而表现出来。为生命而奋斗成为人与自然的共同主旨。于是，人将成为一个活的客体；感觉就会‘为了物的目的而将自己与物联系在一起’”^[35]。总之，只有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才能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可能性。

综上所述，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第一，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及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分蘖在于改变世界，因此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事关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现实的运动”与唯物史观的本质属性——实践性是根本契合的；第二，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外在形式总是包裹着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内容，所以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在实现人的解放的同时，也必定能够实现自然的解放；第三，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主要通过改变社会劳动的性质和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

恩格斯不仅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科学理论和现实运动，还把它理解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与人类相称的状态”^[23]462，还是能够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13]202的“联合体”。并且，这种“联合体”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422。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联合体”在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同时，也必定能够赋予自然界“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即是说，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能够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现实性。

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导致“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30]811。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占有者拥有了奴役生产者的重要筹码，在这种条件下，劳动产品必然“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3]267。生产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反而越贫穷。另一方面，占有者也同样没能逃脱被奴役的宿命。在资本逻辑的主宰之下，他们不再关心产品的使用价值，反而只关心产品的交换价值以及如何获取巨额利润。因为“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就是商品“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是一定是商品占有者”^[36]127。可见，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使生产者和占有者都处于普遍的异化之中，其最终的结果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3]267。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普遍异化的同时，人与自然之间也同样难逃异化的厄运。对此，恩格斯曾多次强调，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即是人与自然双重异化的根本原因。

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延续了这一传统，纷纷将批判之矢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如马尔库塞指出，生态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资本主义大肆盘剥自然引发的生态危机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来说犹如一场“奴役”和“监禁”^[37]。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源于它所奉行的“经济理性”原则，由于“经济理性”支配下的生产必然是“越多越好”，所以人们对自然界的剥削也必然是“越多越好”^[38]。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即便是经济合理的社会，但绝不可能是生态合理的社会。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同人与自然的异化乃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点所致，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与之彻底决裂，而是选择在其框架内来小修小补，以期实现资本主义与亲生态性之间的兼容。诚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小修小补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依照恩格斯的观点来看，这些方法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必须“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30]811-812。所谓“社会直接占有”就是共产主义的占有方式，它“不仅会消除生产力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同时，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16]300。总之，只有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即是说，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具有明显的亲生态性。伯克特是从共产主义基本原则中挖掘其生态学意蕴的典型代表之一，他将抨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与论证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亲生态性两条线索相互交融起来，非常有力地佐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生态学维度。温莲香等认为，由于共产主义能够锻造生态文明需要的全面发展的新人类、确立生态文明需要的全新的生产关系和选择生态文明需要的生产模式，所以它将揭开生态文明的新时代^[39]。

恩格斯把“联合的条件”看成是生产资料的联合即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也正是基于这种占有方式，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此，恩格斯曾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对“联合的条件”所形成的“联合体”做了如下描述：联合体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使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式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享福利，通过城乡融合，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13]308-309。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种“联合体”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它运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自觉地把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它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其中一部分重新用作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则用作联合体成员消费的生活资料^[36]96。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基于人的解放来理解“联合体”的，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联合体”在实现人的解放的同时，也必定可以实现自然的解放。

具体来说，“联合的条件”主要从三个方面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现实性。第一，“联合的条件”通过有计划的调节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恩格斯曾说过，当人们按照生产力的本性来对待它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30]811。由于“联合体”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所以它能够合理地调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从而将经济危机以及各种生态危机扼杀于摇篮之中。第二，“联合的条件”通过生产力的提升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联合体”原本就脱胎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再加上它能够使个人劳动力汇聚成为社会劳动力，所以它势必拥有迄今为止最强大的生产力。强大的生产力又催生出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就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必要条件，因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可以一起变革整个自然界，还可以结束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40]。即是说，自然科学的合理运用并不会引发生态危机，反倒可以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虽然科学技术也曾堕落为资本主义宰割人和自然界的帮凶，但是科学技术本身无所谓褒贬，它的善恶仅仅源于它为哪一种社会制度服务而已。第三，“联合的条件”通过增加自由时间的富余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一方面，由于共产主义拥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所以工人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41]；另一方面，由于共产主义消除了劳动异化，工人的劳动是自由且自觉的，所以其必要劳动时间也可以视为自由劳动时间。因此，“联合体”将会享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富余。伯克特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时间潜藏着丰富的生态学意蕴：自由时间的增加必定会减少物质的生产时间，这就降低了自然环境的压力；人们利用自由时间倾向于从事智力与审美形式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这些活动显然是生态友好的；自由时间还可以用来发展环境感受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人们的生态自觉^[42]。可见，“联合的条件”主要通过“联合体”这种形式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现实性。

综上所述，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意蕴：第一，由于生产资料采取了“社会直接占有”的方式，所以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具有亲生态性；第二，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联合体”在实现人的解放的同时，也必定能够实现自然的解放；第三，“联合的条件”通过有计划的调节、生产力的提升以及自由时间的富余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现实性。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3]9-10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三重界定是一个牢牢紧扣“人的根本”的有机整体：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旨在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可能性；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则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了现实性。这种理论必然是能够“说服人”和“掌握群众”的理论，它启示我们既要合理甄别现有的各种生态学思想，又要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亲生态性，在此基础上着力推进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为打造一个国家富裕、社会和谐、环境优美、人民幸福的美丽中国而不懈奋斗。

20世纪中叶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愈来愈威胁到人类生存之根本，人们不得不在理论层面上深刻反思自身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时间，称谓中带有“生态”或“环境”字样的各种生态学思想纷纷出笼，比如“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生态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环境后现代主义”“环境思想”“环境正义”“科学技术生态学”等^[43]。各种生态学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聚焦价值问题引发了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激烈争论。除了理论上的繁荣之外，现实中的生态环境运动也如火如荼。但是，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生态学思想究竟谁真谁伪、谁工谁拙，却往往让人难以判别。对此，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三重界定的生态学意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评判的准绳。

第一，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旨在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但是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生态中心主义都割裂了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要么只寻求人的解放，要么只寻求自然的解放，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远离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当作目的、把自然当作手段，它手持锋利的“奥卡姆剃刀”肆意地征服自然、毁坏自然，俨然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生产力主义；与之相反，现代生态中心主义放下了“奥卡姆剃刀”，但它却沦落为放弃生产力而走向荒野的乌托邦主义。显然，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生态中心主义都走向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这说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立场，在社会历史性的基础上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避免陷入傲慢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抽象空洞的生态中心主义，才能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44]。

第二，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才能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可能性，但是绝大多数生态学思想都重理论而轻实践，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远离“实践哲学”的“理论哲学”。比如，深层生态学主张通过“自我实现”的方式来实现“大我”即“生态自我”，其创立者阿伦·奈斯认为随着人类自我认同范围的扩大，人不再是分离的、狭隘的自我，而是能够同其他生命形式共生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45]。实际上，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原则更多强调的是形上层面的观念变革，它与恩格斯着重强调形下层面的现实运动是根本相悖的。并且，“自我实现”还带有些许神秘主义和宗教主义的色彩，它在现实的生态环境运动中也不便执行或者说执行起来比较空泛。

第三，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才能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提供现实性，但是绝大多数生态学思想都没有打算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他们大都选择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小修小补，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远离唯物史观的抽象乌托邦。比如，莱斯“肯定了资本主义爆发生态危机的必然性，却将伦理道德建设看作重释控制自然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方法”^[46]。对莱斯这一思想的评价可以借用他自己的表达，即“诊断是准确的，但处方似乎太无效”^[47]。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生态环境运动中甚至还存在着以生态保护之名谋取个人利益之事。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019俄罗斯能源周”国际论坛上批评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是被成年人利用的无知青年，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和瑞典这一类发达国家的境遇完全不同，如果以生态保护的幌子要求所有国家都放弃经济发展，那就必须向发展中国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应该继续生活在贫困之中而永远不能达到瑞典的富裕水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看，人类始终应该是价值的中心，自然的解放应该服务于人的解放，任何通过牺牲人的解放来换取自然的解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学思想。

中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张云飞曾指出：“尽管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始终的一个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但是，并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能为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适宜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相互融合的。”^[48]结合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三重界定的生态学意蕴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之于西方资本主义而言具有不可比拟的亲生态性。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旨趣在于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海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49]4随后，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又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49]5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人和自然的双重“和解”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的解放是自然的解放的根本，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的，只有它才能重视生态文明，承担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50]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的“现实的运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五位”要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但遗憾的是，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其中的突出短板。为了补上这个“短板”，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和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由此，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的变化，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倡导“哲学走向荒野”的抽象浪漫主义，更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生产力主义，它是一场本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统筹兼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的运动”。其中，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破解经济发展的矛盾困境，还可以助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变革文化价值观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等等^[51]。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联合的条件”的社会制度。既然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使共产主义拥有了“联合的条件”，那么处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然拥有这种“联合的条件”，这促使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解决生态问题的长期性、整体性、复杂性具有明显优势。以新冠疫情为例，为了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我国总共调动了4万多名医护人员“逆行”出征，短短10天建成了“火神山”和“雷神山”，这种举世震惊的“两山速度”实则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联合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联合的力量”。同样，我们也可以运用这种“联合的条件”来建设我国的生态文明，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奉献力量。

我国处于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在短期内不可能消灭资本反而必须利用资本这一客观事实。资本的存在必然伴随着资本逻辑的存在，而资本逻辑的存在又必然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眼下，中国人民又踏上了新征程的赶考之路，它要求我们必须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递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三重界定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并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立足于唯物史观，所以它做到了集科学性和革命性于一身。因此，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批评“共产主义缥缈论”时曾指出：“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52]同理，如果人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也会否定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即是说，只有深刻地把握唯物史观，才能“真信”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也才能“真用”它去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第二，统筹生态与文明，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三重界定论证了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说明生态与文明是可以做到统筹兼顾的，其最佳路径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的绿色发展。所谓绿色发展就是“集绿色、循环、低碳于一体的可持续发展，其核心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以及消费的活动和方式要以自然规律以及环境的可承载力为基础，是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53]。它通过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自然系统的相互作用产生绿色福利、绿色财富和绿色增长^[54]。从根本上说，绿色发展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统筹生态与文明的唯一路径。

第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制度具有长期性、根本性、稳定性、全局性，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55]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三重界定表明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有着相当的制度优势。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制度不健全有关。因此，后续任务应该基于以下三个方面来大力加强我国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其一，加大生态文明制度供给，解决“制度赤字”问题，补上制度缺失短板；其二，实现生态文明制度之间的科学统筹，避免制度冲突并发挥制度的整体效能；其三，强化生态文明制度的中国特色，凸显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的理论特色，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政治特色，继承中国优秀传统生态制度成果的文化特色^[56]。

综上所述，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从思想理念、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同时发力。与此同时，各个方面还必须相互贯通和相互融合，竭力形成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合力”。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卓有成效。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所言：“尽管中国的环境问题危机四伏，不容乐观，但还是有重大转机。”^[57]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已经取得的成就，又要看到美中不足之处。当前，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伟征程，它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事关“五位一体”的“现实的运动”，那么生态文明建设也应该作为一种“现实的运动”而存在，它没有终点而永远“在路上”。